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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家王颖,笔名火锅,先后推出长篇小说《倾车之恋》、亲子随笔《为荷包记》,以及随笔集《自私》。王颖多写日常小事,文字轻松朴素,饶有情趣,又常常直达心灵。
5月7日,王颖在山东书城举行新书《自私》的发布会,本刊对其进行了专访。
王颖的第一本小说《倾车之恋》,讲述了主人公李郁怀抱着一个她深以为耻的秘密生活,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好了;伍娟在孤独的路上愈行愈远,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爱了。她们看不到世界,只看得到自己,勇敢、孤独而狭小。一场车祸到来,改变了一切,她们将怀抱着改变所带来的新的秘密生活。王颖从女性的爱情入手写人对于宿命唯一能做的反抗——让自己相信爱、接受爱、而又不被爱所奴役,同时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写社会的变迁,从80年代到21世纪,这三十年在女性的视点里,呈现出特别的质感。《为荷包记》则是王颖记录儿子荷包成长的一本随笔集,主要是记录小荷包的言行,说话者有趣,写文者有趣,文中家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妙趣横生,让读者再一次用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自私》是她在经历一场人生的变故后,直面自己和人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了一些个人的“私事”。
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齐鲁周刊》:很多读者对您的笔名“火锅”很感兴趣,能谈一下这个笔名的由来以及多年之后您对于这个笔名的理解吗?
王颖:首先声明,我本人并不爱吃火锅。2000年我申请一个论坛的ID,电脑下压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是一则冰淇淋火锅的广告,于是随手就注册了“冰淇淋火锅”的ID,之后便被人简称为火锅。人们赋予一个词汇特殊的含义总是很容易,比如“蓝”可以是“忧郁”或者“平静”,“火锅”可以是“沸腾”和“包容”。但事实上“蓝”只不过是一种颜色,“火锅”只不过是吃食物的一种方式。“火锅”于我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指代我,只能说人的生活充满了偶然和随机。
《齐鲁周刊》:写作对于您有什么意义?
王颖:我喜欢写。小时候写日记,大学写信,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论坛时代发帖子灌水,博客时代写博客,微博時代写微博,微信时代写公号文发朋友圈,一样都不漏下。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特别是当我养病的时候,远离人群,写作就变成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事。写,会让我感觉到“在活着”。
每个人肯定都拥有某种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找对了方式、并且将之操练得漂亮的人,存在感会得到满足。
《齐鲁周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总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日常是平淡、复杂的,而文学却充满了彩排。您在写作的时候是怎么对待生活的素材的呢?您倾向于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吗?
王颖:真实的生活在进入文字的时候肯定是经过选择的,选择的标准是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一个作者很难只描述,而不表达态度和立场,所谓“白描”是最难的。但表达态度和立场的方式同样也是可以选择的,有的表达得精彩,有的表达得拙劣。
《齐鲁周刊》:我读这几本书,总感觉有一种生活的情趣在里面,您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写作有没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在里面呢?
王颖:没有。我自己一直在变,写的东西也一直在变。我也没有从一开始就规划好千年写作大业,决定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不太喜欢自己以前写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悔少作”吧。《倾车之恋》写了三年,之所以写得这么慢,是因为写着后面的,已经不能够再忍受前面的,只好不停地修改和重写。
这说明我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一直在改变。一个写作者当然只能写符合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写作的态度——要用最朴素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写。
《齐鲁周刊》:到目前为止,您出版了三本书,每本书的写作过程都是多久呢?
王颖:如前所说,《倾车之恋》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为荷包记》从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孩子八岁。《自私》的历时更长,最早的文章写于2000年,最晚的文章写于2016年年底,当然,大部分的文章都是近两年写的,因为不再喜欢以前的文章了。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是影评集子,定名为《迷魂记》,名字出于希区柯克的名作,它是一部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强烈的电影。影评是我的专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写,但是影评这种类型的文章有个特点,就是时效性比较强。有的对象为快餐电影的影评,写过之后再重新阅读的必要性并不大。同时,作为一个影评人,本身的审美观也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因此,若想结成一本集子,所有的评论文章应该不受限于时效性,也与作者当下的审美观不相悖。所以,边写边删,以求最后留下的都是可以重复阅读、不受限于电影文本本身的有价值、也有自己的特点的文章。
《齐鲁周刊》:从一个作者或是评论者的角度,您喜欢自己哪一个阶段的创作?
王颖:我当然喜欢自己最近的作品。年轻时候的作品比较轻松,但是现在看来感觉很多地方远远不够,过于轻薄和稚嫩。生病期间写的不错,但现在的状态和生病时候的状态也已经不同。现在不会再想写当时想写的东西了,也不会再用那种方式去思考。人总是在变化之中,而人也总是最能够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觉得它是更理想的、更正确的。
没有关系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齐鲁周刊》:您的新书《自私》的书名很有意思,您在前言中提到“自私”有两种含义,一个是“自己的私事”,比较容易理解。能具体谈一下第二种含义吗?
王颖:所谓一病解千愁。“病”使人摆脱了很多角色,也将人从各种欲望中解救出来,而只剩下一个纯粹的任务:活下去。健康人很难理解,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作为一个病人,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再也不用遵循各种游戏规则,在不同的人群中玩着不同的游戏。游戏规则驱逐了非正常人,也给了非正常人以正常人所没有的自由,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这就是自私。当然,这是相对的自私,相对的自由。但是世界上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事呢?
《齐鲁周刊》:在发布会上您提到,一旦找到了“自私”这个关键词,整部书的框架就豁然开朗了,按照“小事—病中—过往”一路排了下来。能谈谈这种结构安排的含义是什么吗?
王颖:这个思路就是:一个人如何走向自私之路。“小事”是日常生活,“病中”是对生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将我带到了一种特别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如我在序言中所写:“在一个神奇的时刻挡在我和原初之间的大海和草原、沼泽和高山都已经消失不见”。过去的事情以一种新的质地出现,展现出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的寓意。现在和过去以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并去做符合自己本性的事。这是自由,也是自私。
《齐鲁周刊》:您当时提到写作者不能选择自己的读者,但每本书都有自己的预设读者,在您写作过程中,您预设的读者是哪些人呢?
王颖:我心中的理想读者是一群永远都不会见面的陌生人。我和他们用不着寒暄、没有利益关系、没有人情往来。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并对他们有一种秘密的感情。人和人的关系对彼此都是束缚,是羁绊,彻底没有关系的人才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5月7日,王颖在山东书城举行新书《自私》的发布会,本刊对其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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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的第一本小说《倾车之恋》,讲述了主人公李郁怀抱着一个她深以为耻的秘密生活,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好了;伍娟在孤独的路上愈行愈远,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爱了。她们看不到世界,只看得到自己,勇敢、孤独而狭小。一场车祸到来,改变了一切,她们将怀抱着改变所带来的新的秘密生活。王颖从女性的爱情入手写人对于宿命唯一能做的反抗——让自己相信爱、接受爱、而又不被爱所奴役,同时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写社会的变迁,从80年代到21世纪,这三十年在女性的视点里,呈现出特别的质感。《为荷包记》则是王颖记录儿子荷包成长的一本随笔集,主要是记录小荷包的言行,说话者有趣,写文者有趣,文中家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妙趣横生,让读者再一次用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自私》是她在经历一场人生的变故后,直面自己和人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了一些个人的“私事”。
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齐鲁周刊》:很多读者对您的笔名“火锅”很感兴趣,能谈一下这个笔名的由来以及多年之后您对于这个笔名的理解吗?
王颖:首先声明,我本人并不爱吃火锅。2000年我申请一个论坛的ID,电脑下压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是一则冰淇淋火锅的广告,于是随手就注册了“冰淇淋火锅”的ID,之后便被人简称为火锅。人们赋予一个词汇特殊的含义总是很容易,比如“蓝”可以是“忧郁”或者“平静”,“火锅”可以是“沸腾”和“包容”。但事实上“蓝”只不过是一种颜色,“火锅”只不过是吃食物的一种方式。“火锅”于我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指代我,只能说人的生活充满了偶然和随机。
《齐鲁周刊》:写作对于您有什么意义?
王颖:我喜欢写。小时候写日记,大学写信,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论坛时代发帖子灌水,博客时代写博客,微博時代写微博,微信时代写公号文发朋友圈,一样都不漏下。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特别是当我养病的时候,远离人群,写作就变成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事。写,会让我感觉到“在活着”。
每个人肯定都拥有某种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找对了方式、并且将之操练得漂亮的人,存在感会得到满足。
《齐鲁周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总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日常是平淡、复杂的,而文学却充满了彩排。您在写作的时候是怎么对待生活的素材的呢?您倾向于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吗?
王颖:真实的生活在进入文字的时候肯定是经过选择的,选择的标准是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一个作者很难只描述,而不表达态度和立场,所谓“白描”是最难的。但表达态度和立场的方式同样也是可以选择的,有的表达得精彩,有的表达得拙劣。
《齐鲁周刊》:我读这几本书,总感觉有一种生活的情趣在里面,您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写作有没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在里面呢?
王颖:没有。我自己一直在变,写的东西也一直在变。我也没有从一开始就规划好千年写作大业,决定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不太喜欢自己以前写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悔少作”吧。《倾车之恋》写了三年,之所以写得这么慢,是因为写着后面的,已经不能够再忍受前面的,只好不停地修改和重写。
这说明我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一直在改变。一个写作者当然只能写符合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写作的态度——要用最朴素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写。
《齐鲁周刊》:到目前为止,您出版了三本书,每本书的写作过程都是多久呢?
王颖:如前所说,《倾车之恋》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为荷包记》从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孩子八岁。《自私》的历时更长,最早的文章写于2000年,最晚的文章写于2016年年底,当然,大部分的文章都是近两年写的,因为不再喜欢以前的文章了。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是影评集子,定名为《迷魂记》,名字出于希区柯克的名作,它是一部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强烈的电影。影评是我的专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写,但是影评这种类型的文章有个特点,就是时效性比较强。有的对象为快餐电影的影评,写过之后再重新阅读的必要性并不大。同时,作为一个影评人,本身的审美观也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因此,若想结成一本集子,所有的评论文章应该不受限于时效性,也与作者当下的审美观不相悖。所以,边写边删,以求最后留下的都是可以重复阅读、不受限于电影文本本身的有价值、也有自己的特点的文章。
《齐鲁周刊》:从一个作者或是评论者的角度,您喜欢自己哪一个阶段的创作?
王颖:我当然喜欢自己最近的作品。年轻时候的作品比较轻松,但是现在看来感觉很多地方远远不够,过于轻薄和稚嫩。生病期间写的不错,但现在的状态和生病时候的状态也已经不同。现在不会再想写当时想写的东西了,也不会再用那种方式去思考。人总是在变化之中,而人也总是最能够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觉得它是更理想的、更正确的。
没有关系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齐鲁周刊》:您的新书《自私》的书名很有意思,您在前言中提到“自私”有两种含义,一个是“自己的私事”,比较容易理解。能具体谈一下第二种含义吗?
王颖:所谓一病解千愁。“病”使人摆脱了很多角色,也将人从各种欲望中解救出来,而只剩下一个纯粹的任务:活下去。健康人很难理解,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作为一个病人,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再也不用遵循各种游戏规则,在不同的人群中玩着不同的游戏。游戏规则驱逐了非正常人,也给了非正常人以正常人所没有的自由,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这就是自私。当然,这是相对的自私,相对的自由。但是世界上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事呢?
《齐鲁周刊》:在发布会上您提到,一旦找到了“自私”这个关键词,整部书的框架就豁然开朗了,按照“小事—病中—过往”一路排了下来。能谈谈这种结构安排的含义是什么吗?
王颖:这个思路就是:一个人如何走向自私之路。“小事”是日常生活,“病中”是对生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将我带到了一种特别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如我在序言中所写:“在一个神奇的时刻挡在我和原初之间的大海和草原、沼泽和高山都已经消失不见”。过去的事情以一种新的质地出现,展现出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的寓意。现在和过去以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并去做符合自己本性的事。这是自由,也是自私。
《齐鲁周刊》:您当时提到写作者不能选择自己的读者,但每本书都有自己的预设读者,在您写作过程中,您预设的读者是哪些人呢?
王颖:我心中的理想读者是一群永远都不会见面的陌生人。我和他们用不着寒暄、没有利益关系、没有人情往来。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并对他们有一种秘密的感情。人和人的关系对彼此都是束缚,是羁绊,彻底没有关系的人才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