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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家王颖，笔名火锅，先后推出长篇小说《倾车之恋》、亲子随笔《为荷包记》，以及随笔集《自私》。王颖多写日常小事，文字轻松朴素，饶有情趣，又常常直达心灵。
5月7日，王颖在山东书城举行新书《自私》的发布会，本刊对其进行了专访。
王颖的第一本小说《倾车之恋》，讲述了主人公李郁怀抱着一个她深以为耻的秘密生活，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好了；伍娟在孤独的路上愈行愈远，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爱了。她们看不到世界，只看得到自己，勇敢、孤独而狭小。一场车祸到来，改变了一切，她们将怀抱着改变所带来的新的秘密生活。王颖从女性的爱情入手写人对于宿命唯一能做的反抗——让自己相信爱、接受爱、而又不被爱所奴役，同时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写社会的变迁，从80年代到21世纪，这三十年在女性的视点里，呈现出特别的质感。《为荷包记》则是王颖记录儿子荷包成长的一本随笔集，主要是记录小荷包的言行，说话者有趣，写文者有趣，文中家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妙趣横生，让读者再一次用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自私》是她在经历一场人生的变故后，直面自己和人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了一些个人的“私事”。
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齐鲁周刊》：很多读者对您的笔名“火锅”很感兴趣，能谈一下这个笔名的由来以及多年之后您对于这个笔名的理解吗？
王颖：首先声明，我本人并不爱吃火锅。2000年我申请一个论坛的ID，电脑下压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是一则冰淇淋火锅的广告，于是随手就注册了“冰淇淋火锅”的ID，之后便被人简称为火锅。人们赋予一个词汇特殊的含义总是很容易，比如“蓝”可以是“忧郁”或者“平静”，“火锅”可以是“沸腾”和“包容”。但事实上“蓝”只不过是一种颜色，“火锅”只不过是吃食物的一种方式。“火锅”于我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指代我，只能说人的生活充满了偶然和随机。
《齐鲁周刊》：写作对于您有什么意义？
王颖：我喜欢写。小时候写日记，大学写信，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论坛时代发帖子灌水，博客时代写博客，微博時代写微博，微信时代写公号文发朋友圈，一样都不漏下。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特别是当我养病的时候，远离人群，写作就变成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事。写，会让我感觉到“在活着”。
每个人肯定都拥有某种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找对了方式、并且将之操练得漂亮的人，存在感会得到满足。
《齐鲁周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总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日常是平淡、复杂的，而文学却充满了彩排。您在写作的时候是怎么对待生活的素材的呢？您倾向于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吗？
王颖：真实的生活在进入文字的时候肯定是经过选择的，选择的标准是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一个作者很难只描述，而不表达态度和立场，所谓“白描”是最难的。但表达态度和立场的方式同样也是可以选择的，有的表达得精彩，有的表达得拙劣。
《齐鲁周刊》：我读这几本书，总感觉有一种生活的情趣在里面，您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写作有没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在里面呢？
王颖：没有。我自己一直在变，写的东西也一直在变。我也没有从一开始就规划好千年写作大业，决定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不太喜欢自己以前写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悔少作”吧。《倾车之恋》写了三年，之所以写得这么慢，是因为写着后面的，已经不能够再忍受前面的，只好不停地修改和重写。
这说明我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一直在改变。一个写作者当然只能写符合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写作的态度——要用最朴素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写。
《齐鲁周刊》：到目前为止，您出版了三本书，每本书的写作过程都是多久呢？
王颖：如前所说，《倾车之恋》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为荷包记》从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孩子八岁。《自私》的历时更长，最早的文章写于2000年，最晚的文章写于2016年年底，当然，大部分的文章都是近两年写的，因为不再喜欢以前的文章了。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是影评集子，定名为《迷魂记》，名字出于希区柯克的名作，它是一部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强烈的电影。影评是我的专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写，但是影评这种类型的文章有个特点，就是时效性比较强。有的对象为快餐电影的影评，写过之后再重新阅读的必要性并不大。同时，作为一个影评人，本身的审美观也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因此，若想结成一本集子，所有的评论文章应该不受限于时效性，也与作者当下的审美观不相悖。所以，边写边删，以求最后留下的都是可以重复阅读、不受限于电影文本本身的有价值、也有自己的特点的文章。
《齐鲁周刊》：从一个作者或是评论者的角度，您喜欢自己哪一个阶段的创作？
王颖：我当然喜欢自己最近的作品。年轻时候的作品比较轻松，但是现在看来感觉很多地方远远不够，过于轻薄和稚嫩。生病期间写的不错，但现在的状态和生病时候的状态也已经不同。现在不会再想写当时想写的东西了，也不会再用那种方式去思考。人总是在变化之中，而人也总是最能够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觉得它是更理想的、更正确的。
没有关系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齐鲁周刊》：您的新书《自私》的书名很有意思，您在前言中提到“自私”有两种含义，一个是“自己的私事”，比较容易理解。能具体谈一下第二种含义吗？
王颖：所谓一病解千愁。“病”使人摆脱了很多角色，也将人从各种欲望中解救出来，而只剩下一个纯粹的任务：活下去。健康人很难理解，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作为一个病人，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再也不用遵循各种游戏规则，在不同的人群中玩着不同的游戏。游戏规则驱逐了非正常人，也给了非正常人以正常人所没有的自由，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这就是自私。当然，这是相对的自私，相对的自由。但是世界上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事呢？
《齐鲁周刊》：在发布会上您提到，一旦找到了“自私”这个关键词，整部书的框架就豁然开朗了，按照“小事—病中—过往”一路排了下来。能谈谈这种结构安排的含义是什么吗？
王颖：这个思路就是：一个人如何走向自私之路。“小事”是日常生活，“病中”是对生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将我带到了一种特别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如我在序言中所写：“在一个神奇的时刻挡在我和原初之间的大海和草原、沼泽和高山都已经消失不见”。过去的事情以一种新的质地出现，展现出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的寓意。现在和过去以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并去做符合自己本性的事。这是自由，也是自私。
《齐鲁周刊》：您当时提到写作者不能选择自己的读者，但每本书都有自己的预设读者，在您写作过程中，您预设的读者是哪些人呢？
王颖：我心中的理想读者是一群永远都不会见面的陌生人。我和他们用不着寒暄、没有利益关系、没有人情往来。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并对他们有一种秘密的感情。人和人的关系对彼此都是束缚，是羁绊，彻底没有关系的人才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5月7日，王颖在山东书城举行新书《自私》的发布会，本刊对其进行了专访。
王颖的第一本小说《倾车之恋》，讲述了主人公李郁怀抱着一个她深以为耻的秘密生活，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好了；伍娟在孤独的路上愈行愈远，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爱了。她们看不到世界，只看得到自己，勇敢、孤独而狭小。一场车祸到来，改变了一切，她们将怀抱着改变所带来的新的秘密生活。王颖从女性的爱情入手写人对于宿命唯一能做的反抗——让自己相信爱、接受爱、而又不被爱所奴役，同时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写社会的变迁，从80年代到21世纪，这三十年在女性的视点里，呈现出特别的质感。《为荷包记》则是王颖记录儿子荷包成长的一本随笔集，主要是记录小荷包的言行，说话者有趣，写文者有趣，文中家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妙趣横生，让读者再一次用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自私》是她在经历一场人生的变故后，直面自己和人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了一些个人的“私事”。
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齐鲁周刊》：很多读者对您的笔名“火锅”很感兴趣，能谈一下这个笔名的由来以及多年之后您对于这个笔名的理解吗？
王颖：首先声明，我本人并不爱吃火锅。2000年我申请一个论坛的ID，电脑下压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是一则冰淇淋火锅的广告，于是随手就注册了“冰淇淋火锅”的ID，之后便被人简称为火锅。人们赋予一个词汇特殊的含义总是很容易，比如“蓝”可以是“忧郁”或者“平静”，“火锅”可以是“沸腾”和“包容”。但事实上“蓝”只不过是一种颜色，“火锅”只不过是吃食物的一种方式。“火锅”于我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指代我，只能说人的生活充满了偶然和随机。
《齐鲁周刊》：写作对于您有什么意义？
王颖：我喜欢写。小时候写日记，大学写信，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论坛时代发帖子灌水，博客时代写博客，微博時代写微博，微信时代写公号文发朋友圈，一样都不漏下。写东西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特别是当我养病的时候，远离人群，写作就变成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事。写，会让我感觉到“在活着”。
每个人肯定都拥有某种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找对了方式、并且将之操练得漂亮的人，存在感会得到满足。
《齐鲁周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总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日常是平淡、复杂的，而文学却充满了彩排。您在写作的时候是怎么对待生活的素材的呢？您倾向于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吗？
王颖：真实的生活在进入文字的时候肯定是经过选择的，选择的标准是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一个作者很难只描述，而不表达态度和立场，所谓“白描”是最难的。但表达态度和立场的方式同样也是可以选择的，有的表达得精彩，有的表达得拙劣。
《齐鲁周刊》：我读这几本书，总感觉有一种生活的情趣在里面，您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写作有没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在里面呢？
王颖：没有。我自己一直在变，写的东西也一直在变。我也没有从一开始就规划好千年写作大业，决定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不太喜欢自己以前写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悔少作”吧。《倾车之恋》写了三年，之所以写得这么慢，是因为写着后面的，已经不能够再忍受前面的，只好不停地修改和重写。
这说明我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一直在改变。一个写作者当然只能写符合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写作的态度——要用最朴素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写。
《齐鲁周刊》：到目前为止，您出版了三本书，每本书的写作过程都是多久呢？
王颖：如前所说，《倾车之恋》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为荷包记》从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孩子八岁。《自私》的历时更长，最早的文章写于2000年，最晚的文章写于2016年年底，当然，大部分的文章都是近两年写的，因为不再喜欢以前的文章了。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是影评集子，定名为《迷魂记》，名字出于希区柯克的名作，它是一部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强烈的电影。影评是我的专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写，但是影评这种类型的文章有个特点，就是时效性比较强。有的对象为快餐电影的影评，写过之后再重新阅读的必要性并不大。同时，作为一个影评人，本身的审美观也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因此，若想结成一本集子，所有的评论文章应该不受限于时效性，也与作者当下的审美观不相悖。所以，边写边删，以求最后留下的都是可以重复阅读、不受限于电影文本本身的有价值、也有自己的特点的文章。
《齐鲁周刊》：从一个作者或是评论者的角度，您喜欢自己哪一个阶段的创作？
王颖：我当然喜欢自己最近的作品。年轻时候的作品比较轻松，但是现在看来感觉很多地方远远不够，过于轻薄和稚嫩。生病期间写的不错，但现在的状态和生病时候的状态也已经不同。现在不会再想写当时想写的东西了，也不会再用那种方式去思考。人总是在变化之中，而人也总是最能够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觉得它是更理想的、更正确的。
没有关系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齐鲁周刊》：您的新书《自私》的书名很有意思，您在前言中提到“自私”有两种含义，一个是“自己的私事”，比较容易理解。能具体谈一下第二种含义吗？
王颖：所谓一病解千愁。“病”使人摆脱了很多角色，也将人从各种欲望中解救出来，而只剩下一个纯粹的任务：活下去。健康人很难理解，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作为一个病人，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再也不用遵循各种游戏规则，在不同的人群中玩着不同的游戏。游戏规则驱逐了非正常人，也给了非正常人以正常人所没有的自由，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这就是自私。当然，这是相对的自私，相对的自由。但是世界上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事呢？
《齐鲁周刊》：在发布会上您提到，一旦找到了“自私”这个关键词，整部书的框架就豁然开朗了，按照“小事—病中—过往”一路排了下来。能谈谈这种结构安排的含义是什么吗？
王颖：这个思路就是：一个人如何走向自私之路。“小事”是日常生活，“病中”是对生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将我带到了一种特别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如我在序言中所写：“在一个神奇的时刻挡在我和原初之间的大海和草原、沼泽和高山都已经消失不见”。过去的事情以一种新的质地出现，展现出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的寓意。现在和过去以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并去做符合自己本性的事。这是自由，也是自私。
《齐鲁周刊》：您当时提到写作者不能选择自己的读者，但每本书都有自己的预设读者，在您写作过程中，您预设的读者是哪些人呢？
王颖：我心中的理想读者是一群永远都不会见面的陌生人。我和他们用不着寒暄、没有利益关系、没有人情往来。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并对他们有一种秘密的感情。人和人的关系对彼此都是束缚，是羁绊，彻底没有关系的人才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