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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中期国内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里，有那么一个人，因无妄之灾而入狱，在监狱里却想方设法让自己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忙起来，或是跟着狱友学酿酒、腌酸菜、孵小鸡，或是尝试着用仅有的材料做餐具、造围棋、磨针制线。
他甚至硬生生从无到有做出一本《毛主席诗词》来。纸是监狱下发用来交代罪行的；笔是自制的，从其他犯人的羊皮外套上取出山羊毛，再从旧尼龙袜子里抽出线来扎的；墨是劳动染布时藏的一点黑墨粉，加水调兑而成。
之所以要以毛主席诗词为内容，是因为即使被发现，狱卒也没办法找茬儿。
“我看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忍不住直流泪，不是为他被捕流泪，而是他在监狱里做了那么多事。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导演蓝天野对本刊记者说。
这个人就是英若诚，北京人艺的老演员，蓝天野的同侪。知道他的人也许记得话剧《茶馆》中的刘麻子，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战犯管理所长，或者电视剧《围城》中迂腐的大学校长高松年……又或者，因为他是影视演员英达的父亲。
2003年英若诚因病去世，终年74岁。根据他生前在病榻上的英文口述整理出的自传2008年首先在美国出版，中文版《水流云在一英若诚自传》不久前在国内面市。
“他還在为曾经的信仰说假话”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就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自传开篇第一段写道。
他是以“美帝特务”和“苏修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判刑的。而这三年牢狱生活的讲述占据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英若诚想搞清楚监狱的空间有多小，监狱里发了一本《圆毛主席语录》，封里有出版社提供的该书精确尺寸。英若诚就用它当尺子计算出：每个犯人占据的空间只有36厘米宽。
身陷囹圄的他对自由生活里的种种日常事物抱有浓厚兴趣，向牢里的各色人等学习，从做豆瓣酱到辨认雌雄小鸡再到和水泥，听来方法后，他用密密麻麻的小字抄写在自制的笔记本上。“烧羊肉：先红烧，汤快干时取出，去水汽，素油炸之”，满纸都是此类生活诀窍，似乎与枯燥匮乏的监狱生活毫不搭界。
如今这些笔记都被收藏进耶鲁大学博物馆，用英达的话说，“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看看人在那种迫害下还能有什么样的火苗迸发出来。”
“我做这类笔记的目的很简单，为出狱后我和家人准备一条生活的途径……另外我也有信心，世道总有一天会变。”英若诚在自传里说。
“他对生活永远保持乐观态度”，英若诚口述整理者、美国戏剧系教授康开丽(clade Conceison)在前言中写道，“在最没有幽默感、没有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和尊严一无论是在监狱的铁栏杆后面，还是中国现代最动荡不安的政治历史的后台上。”
而身为英若诚的儿子，英达对此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
“父亲讲这些事给我的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岂止是轻松幽默，简直是让我向往，心想我要是也能去蹲大狱就好了。”那时英达觉得父亲就是去“玩了几年”，直到多年后听其他长辈谈起这段历史，才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
口述中英若诚说狱中没有殴打，只有偶尔的罚跪。但英达后来得知，挨打是当时狱中非常寻常且初级的惩罚，他的父亲就曾多次挨过重打，更别提狱里还有颈铐、背铐一从脖子或背后绕过铐住手，几个月都不松开——等酷刑。
“我才发现他还在为曾经的信仰说假话。”英达对本刊记者说，政治在父亲那代人生活中占有的比重，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尤其这段政治迫害的经历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直到晚年英若诚还会梦到政治色彩极浓的场景。“英氏家族”
“但我也相信这种故意的轻松是英家的传统，”英达说，“我和我的父亲都是这个家族长长的链条中的一环，思维方式、哲学逻辑、处世态度都源于此。”
“英氏家族”是与众不同的。中国的传统姓氏里并没有“英”这个姓。“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英若诚口述中说。
他们的祖姓是赫舍里，属满族正红旗，1644年随顺治皇帝人关。英若诚的祖父全名为赫合里·英华，曾参加康有为牵头的维新变法，后来“戊戌六君子”之外的大部分参与者得到特赦，特赦圣旨中的名字就是“英华”，那是“英”字第一次作为这个家族的姓氏出现，后代也都随之改为“英”姓。
英华后来逐渐渐做出了一番事业，并以自己的字“敛之”扬名天下。他仿效西方模式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自己担任总经理和第一任主编；又奉梵蒂冈教皇旨意在北平创建了教会学校辅仁大学，任第一任校长。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12岁开始在欧洲读书，毕业于伦敦经济大学，英文、法文水平很高。钱钟书曾回忆说：“蒋介石曾说要找两个国内英文讲得最好的人给他做翻译，一个是我，一个就是英千里。”英千里建国前夕南下台湾，后协助台湾辅仁大学“复校”，出任副校长。
1950年英若诚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随后去北京人艺，开始了一生的演艺生涯。家族的学术渊源到了这里似乎告一段落。此前，除英敛之和英千里外，英若诚的外祖父蔡儒楷是天津大学创办者，母亲蔡葆真19岁就主管北平的静宜女校，岳父吴保丰曾任上海交大校长……
“选择做演员是对家族传统的一种堕落或玷污?我想他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英达以前常常不解为什么每逢有大学讲座邀请，父亲总是尽可能应允。
“传家宝”：学好外语
重新审视英家每一代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做出的成绩，居然可以归结到一个简单的原因上：学好外语。
英敛之因为接触天主教会，对两方世界有所了解，才会参与维新、创办报纸和大学；英千里是以外语能力闻名天下的学者。
至于英若诚，他一生的成就更与此紧密相连。除却舞台表演外，他还将《茶馆》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国外上演，并引进了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等国外经典剧作。生前病重时，他还在病房里翻译莎士比亚最受争议的作品《科利奥兰纳斯》，即2007年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的《大将军寇流兰》。
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巨著《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由英若诚详成中文出版的。这部书对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直到今天仍是演员必读的经典教科书，乃至上世纪末周星驰电影里仍在拿这本书做嘲讽对象。
1986年，英若诚突然接到任命，同时就任文化部长的是作家王蒙。此前他几乎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顶多是人艺资料室主任、创作组组长，相当于“股”级干部。
“我个人认为，一来是8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让找一些真正在文化领域有成就的人担任官员，这是那个时期的特殊选择；二来过去外语人才真的很少，常常连驻外使馆的人都没几个会外语的。英若诚的特长就是外语，能胜任很多对外交流的事务。”蓝天野回忆。 “学外语是我们家族的宝贵传统。”英达回忆，父亲喜欢讲这样的比喻：假设翻过墙头是人生的目标，一个人徒手翻上光溜溜的一堵墙很难，但如果有两堵墙，这个人可以在中间互相借力左右攀爬，就容易多了。外语就是这第二堵墙。
副部长演电影
“我父亲本来打算自己写传的，中英文各写一版。”英达介绍，由于身体状况父亲未能如愿。
英达说，父亲选择英文口述、首先出英文版的另一原因在于，父亲也许觉得某些问题还不适合在国内谈及。“例如他的岳父吴保丰，书中曾提到他在上海交大搭救过一个民主派学生，实际上不止一个，是四个人，三个藏在车座位下面，一个藏在车后斗里，而且其中一个成为后来的国家领导人。这些现在也未必不能说，但他大概认为不适宜。”
英若诚在这方面的谨慎也表现在他对副部长任上经历的描述上。他显然不愿多谈这个话题，集中描写这段时期的文字只在最后一章中占据短短一个小节。他介绍自己当时的职责主要有三部分：主管所有表演艺术团体，监管各大艺术院校；发展文化市场。“我决定大力发展第三部分，因为我认为可以通过改革让艺术产品走向市场化，借用市场手段来积累资金。”
工作事务被口述者简单带过，更多的则是一些鮮为人知的轶事。
比如，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尔多鲁奇要拍摄电影《末代皇帝》，看中英若诚的表演功底和外语能力，但后者已经是副部级官员，不可能抽出大段时间拍戏，更何况是到一个国外剧组里充当男二号。然而贝尔多鲁奇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没想到他走的是上层路线。胡耀邦总书记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特批允许我参加贝尔多鲁奇电影的拍摄。”英若诚在书中说。
1988年北京人艺《茶馆》等五台大戏赴上海演出，人艺请回了很多原班人马，唯独顾虑请英若诚这样的部级领导出演“刘麻子”是否不成体统。英若诚不但欣然参演，而且一演就是18场。
“他最主要的专业和成就还是在表演上。”蓝天野是人艺的老前辈，眼看着英若诚从刚毕业的毛头小子成为那一代演员中的骨干，“最早是《龙须沟》里小茶馆的一场戏，之后是《骆驼祥子》、《茶馆》，一步步成熟了。后来《推销员之死》他演男一号威利·罗曼，用他一生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高度，也达到了他在舞台表演上的巅峰。”
1958年到1979年，英若诚参加了《茶馆》自首演开始的所有演出。1990年，他还参加了《茶馆》剧组在北京的告别演出，谢幕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感谢大家宽容。”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话剧表演。
这一年，他从文化部退下来。三年前妻子吴世良去世，一年前母亲蔡葆真去世，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烟酒都用的很凶。退休后不久，他的身体开始转差，吐了几次血。
1993年，英若诚在父亲原来的学生马英九帮助下去了台湾，后者当时在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任职。英千里1969年于台湾去世，此后二十几年里英若诚一直没办法去祭奠。
“这次行程促使我回忆思考父亲一生的业绩。我的病也让自己有时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以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英若诚在病榻上谈道。
后期病情加重，他也不以为意。一次大出血抢救时，护士向医生报告：“他的脸太黄了。”英若诚躺在抢救床上听到这句话，马上接了一句：“防冷涂的蜡。”
“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书的最后，英若诚说道，“我希望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代表了我这个时代，同时也不辜负家族的传统。”
他甚至硬生生从无到有做出一本《毛主席诗词》来。纸是监狱下发用来交代罪行的；笔是自制的，从其他犯人的羊皮外套上取出山羊毛，再从旧尼龙袜子里抽出线来扎的；墨是劳动染布时藏的一点黑墨粉，加水调兑而成。
之所以要以毛主席诗词为内容，是因为即使被发现，狱卒也没办法找茬儿。
“我看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忍不住直流泪，不是为他被捕流泪，而是他在监狱里做了那么多事。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导演蓝天野对本刊记者说。
这个人就是英若诚，北京人艺的老演员，蓝天野的同侪。知道他的人也许记得话剧《茶馆》中的刘麻子，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战犯管理所长，或者电视剧《围城》中迂腐的大学校长高松年……又或者，因为他是影视演员英达的父亲。
2003年英若诚因病去世，终年74岁。根据他生前在病榻上的英文口述整理出的自传2008年首先在美国出版，中文版《水流云在一英若诚自传》不久前在国内面市。
“他還在为曾经的信仰说假话”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就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自传开篇第一段写道。
他是以“美帝特务”和“苏修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判刑的。而这三年牢狱生活的讲述占据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英若诚想搞清楚监狱的空间有多小，监狱里发了一本《圆毛主席语录》，封里有出版社提供的该书精确尺寸。英若诚就用它当尺子计算出：每个犯人占据的空间只有36厘米宽。
身陷囹圄的他对自由生活里的种种日常事物抱有浓厚兴趣，向牢里的各色人等学习，从做豆瓣酱到辨认雌雄小鸡再到和水泥，听来方法后，他用密密麻麻的小字抄写在自制的笔记本上。“烧羊肉：先红烧，汤快干时取出，去水汽，素油炸之”，满纸都是此类生活诀窍，似乎与枯燥匮乏的监狱生活毫不搭界。
如今这些笔记都被收藏进耶鲁大学博物馆，用英达的话说，“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看看人在那种迫害下还能有什么样的火苗迸发出来。”
“我做这类笔记的目的很简单，为出狱后我和家人准备一条生活的途径……另外我也有信心，世道总有一天会变。”英若诚在自传里说。
“他对生活永远保持乐观态度”，英若诚口述整理者、美国戏剧系教授康开丽(clade Conceison)在前言中写道，“在最没有幽默感、没有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和尊严一无论是在监狱的铁栏杆后面，还是中国现代最动荡不安的政治历史的后台上。”
而身为英若诚的儿子，英达对此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
“父亲讲这些事给我的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岂止是轻松幽默，简直是让我向往，心想我要是也能去蹲大狱就好了。”那时英达觉得父亲就是去“玩了几年”，直到多年后听其他长辈谈起这段历史，才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
口述中英若诚说狱中没有殴打，只有偶尔的罚跪。但英达后来得知，挨打是当时狱中非常寻常且初级的惩罚，他的父亲就曾多次挨过重打，更别提狱里还有颈铐、背铐一从脖子或背后绕过铐住手，几个月都不松开——等酷刑。
“我才发现他还在为曾经的信仰说假话。”英达对本刊记者说，政治在父亲那代人生活中占有的比重，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尤其这段政治迫害的经历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直到晚年英若诚还会梦到政治色彩极浓的场景。“英氏家族”
“但我也相信这种故意的轻松是英家的传统，”英达说，“我和我的父亲都是这个家族长长的链条中的一环，思维方式、哲学逻辑、处世态度都源于此。”
“英氏家族”是与众不同的。中国的传统姓氏里并没有“英”这个姓。“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英若诚口述中说。
他们的祖姓是赫舍里，属满族正红旗，1644年随顺治皇帝人关。英若诚的祖父全名为赫合里·英华，曾参加康有为牵头的维新变法，后来“戊戌六君子”之外的大部分参与者得到特赦，特赦圣旨中的名字就是“英华”，那是“英”字第一次作为这个家族的姓氏出现，后代也都随之改为“英”姓。
英华后来逐渐渐做出了一番事业，并以自己的字“敛之”扬名天下。他仿效西方模式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自己担任总经理和第一任主编；又奉梵蒂冈教皇旨意在北平创建了教会学校辅仁大学，任第一任校长。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12岁开始在欧洲读书，毕业于伦敦经济大学，英文、法文水平很高。钱钟书曾回忆说：“蒋介石曾说要找两个国内英文讲得最好的人给他做翻译，一个是我，一个就是英千里。”英千里建国前夕南下台湾，后协助台湾辅仁大学“复校”，出任副校长。
1950年英若诚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随后去北京人艺，开始了一生的演艺生涯。家族的学术渊源到了这里似乎告一段落。此前，除英敛之和英千里外，英若诚的外祖父蔡儒楷是天津大学创办者，母亲蔡葆真19岁就主管北平的静宜女校，岳父吴保丰曾任上海交大校长……
“选择做演员是对家族传统的一种堕落或玷污?我想他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英达以前常常不解为什么每逢有大学讲座邀请，父亲总是尽可能应允。
“传家宝”：学好外语
重新审视英家每一代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做出的成绩，居然可以归结到一个简单的原因上：学好外语。
英敛之因为接触天主教会，对两方世界有所了解，才会参与维新、创办报纸和大学；英千里是以外语能力闻名天下的学者。
至于英若诚，他一生的成就更与此紧密相连。除却舞台表演外，他还将《茶馆》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国外上演，并引进了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等国外经典剧作。生前病重时，他还在病房里翻译莎士比亚最受争议的作品《科利奥兰纳斯》，即2007年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的《大将军寇流兰》。
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巨著《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由英若诚详成中文出版的。这部书对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直到今天仍是演员必读的经典教科书，乃至上世纪末周星驰电影里仍在拿这本书做嘲讽对象。
1986年，英若诚突然接到任命，同时就任文化部长的是作家王蒙。此前他几乎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顶多是人艺资料室主任、创作组组长，相当于“股”级干部。
“我个人认为，一来是8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让找一些真正在文化领域有成就的人担任官员，这是那个时期的特殊选择；二来过去外语人才真的很少，常常连驻外使馆的人都没几个会外语的。英若诚的特长就是外语，能胜任很多对外交流的事务。”蓝天野回忆。 “学外语是我们家族的宝贵传统。”英达回忆，父亲喜欢讲这样的比喻：假设翻过墙头是人生的目标，一个人徒手翻上光溜溜的一堵墙很难，但如果有两堵墙，这个人可以在中间互相借力左右攀爬，就容易多了。外语就是这第二堵墙。
副部长演电影
“我父亲本来打算自己写传的，中英文各写一版。”英达介绍，由于身体状况父亲未能如愿。
英达说，父亲选择英文口述、首先出英文版的另一原因在于，父亲也许觉得某些问题还不适合在国内谈及。“例如他的岳父吴保丰，书中曾提到他在上海交大搭救过一个民主派学生，实际上不止一个，是四个人，三个藏在车座位下面，一个藏在车后斗里，而且其中一个成为后来的国家领导人。这些现在也未必不能说，但他大概认为不适宜。”
英若诚在这方面的谨慎也表现在他对副部长任上经历的描述上。他显然不愿多谈这个话题，集中描写这段时期的文字只在最后一章中占据短短一个小节。他介绍自己当时的职责主要有三部分：主管所有表演艺术团体，监管各大艺术院校；发展文化市场。“我决定大力发展第三部分，因为我认为可以通过改革让艺术产品走向市场化，借用市场手段来积累资金。”
工作事务被口述者简单带过，更多的则是一些鮮为人知的轶事。
比如，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尔多鲁奇要拍摄电影《末代皇帝》，看中英若诚的表演功底和外语能力，但后者已经是副部级官员，不可能抽出大段时间拍戏，更何况是到一个国外剧组里充当男二号。然而贝尔多鲁奇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没想到他走的是上层路线。胡耀邦总书记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特批允许我参加贝尔多鲁奇电影的拍摄。”英若诚在书中说。
1988年北京人艺《茶馆》等五台大戏赴上海演出，人艺请回了很多原班人马，唯独顾虑请英若诚这样的部级领导出演“刘麻子”是否不成体统。英若诚不但欣然参演，而且一演就是18场。
“他最主要的专业和成就还是在表演上。”蓝天野是人艺的老前辈，眼看着英若诚从刚毕业的毛头小子成为那一代演员中的骨干，“最早是《龙须沟》里小茶馆的一场戏，之后是《骆驼祥子》、《茶馆》，一步步成熟了。后来《推销员之死》他演男一号威利·罗曼，用他一生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高度，也达到了他在舞台表演上的巅峰。”
1958年到1979年，英若诚参加了《茶馆》自首演开始的所有演出。1990年，他还参加了《茶馆》剧组在北京的告别演出，谢幕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感谢大家宽容。”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话剧表演。
这一年，他从文化部退下来。三年前妻子吴世良去世，一年前母亲蔡葆真去世，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烟酒都用的很凶。退休后不久，他的身体开始转差，吐了几次血。
1993年，英若诚在父亲原来的学生马英九帮助下去了台湾，后者当时在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任职。英千里1969年于台湾去世，此后二十几年里英若诚一直没办法去祭奠。
“这次行程促使我回忆思考父亲一生的业绩。我的病也让自己有时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以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英若诚在病榻上谈道。
后期病情加重，他也不以为意。一次大出血抢救时，护士向医生报告：“他的脸太黄了。”英若诚躺在抢救床上听到这句话，马上接了一句：“防冷涂的蜡。”
“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书的最后，英若诚说道，“我希望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代表了我这个时代，同时也不辜负家族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