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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sorry”这句话，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是时常可以听见的。它表达的是一种歉意，其程度似乎比apologize(我道歉)要轻一点，在语气上也不那么正式。但是，即便如此，说出一句对于他人表示歉意的话，在我们中国人，甚至推而广之，全体东亚人看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或许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浸淫着的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对于我们来说，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家公司、单位(“单位”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几乎无法翻译成英文而又不尽失其所蕴含的万千况味)，往往都是一个有人一言九鼎、有人有口难言的小小王国。置身其中，家长者，子女之所倚：领导者，群众之所仰，这“上”与“下”的位置，是万万不可错易的。因为伤害与误解，因为不公与不义，而指望年高者对年幼者、位尊者对位卑者，说一两句表达歉意和悔意的话，可谓难哉。
这番感慨起源于前几天的一件小事：在我就读的大学里临时教了一学期短篇小说写作课的美国老师，主持了一场朗读会(Reading)，我也是应邀上台朗读自己英文作品的读者(Reader)之一。朗读会在旧金山一家有名的酒吧举行。这位前老师一见我进来。立刻握着我的手说：“我向你道歉，我没有回你的电子信，这一段时间我实在太忙了。”
在农历新年之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电子信，询问农历新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今年是什么生肖年。一个纯美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兴趣，我当然高兴，立刻给他回了一封电子信，将这点国粹知识传授给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老师，并顺便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和我联系。我请他到中国城一家不错的四川餐馆，品尝川菜的美味，也好交谈交谈，谁知他却没有回音。我想，或许他并没有收到我的电子信，或许，他的不受邀与不回信，另有不便明说的原因。总之，我一点也不怪罪这个新出道的美国作家。我知道，对于我这个中国人，竟然考入美国大学的创作系攻读研究生，摆出用英语写作和他们竞争的架式，许多同学，甚至包括部分老师，多少会有点不大情愿、不很理解、不愿接纳、不大以为然的心理反应。当然，这种心理是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也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真切体验。
然而。美国人毕竟是将诚实(honest)列为个人品德的第一条标准的。这个美国老师，与我这个从前的学生在酒吧相见，其实大可不必提到未回复我的电子信这一小事。他假装没有收到过我的信，我也假装根本没有给他发过信，双方就可以顾左右而言他。省去了表达歉意的那一份尴尬和窘迫。可是。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时，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I apologize”。这种过于正规的道歉措辞，倒让我感到不适与不安。我之所以想请他吃一顿饭，不外乎想和这个美国同行建立一点私谊——这完全是一个中国作家本着交流与沟通、互补与互助的意图，所作出的友好表示而已。一饭之惠。他领情也好，不领情也好，对我并不构成任何伤害。他的这句表达道歉的话，着实让我思索了很久。
上个周末，我和已14岁，刚进入“反叛”期的儿子发生了一场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父子冲突，彼此受到了可怕的伤害。事情起因于一件小事：儿子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很不情愿地洗完澡后，已经快午夜12点钟了，还赖在沙发上，不让我关电视，要求再看15分钟。将节目看完再睡。我强行关掉电视后。他却完全不理我要他刷牙的吩咐，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我：“爸爸，你的毛巾为什么那样臭?和我的毛巾挂在一起，连我的毛巾也弄臭了!”
虽然说童言无忌，大可不必介意，但如此出言不逊、毫无礼貌，目无尊长，长大了怎么了得!想到他这样不听话、不服管，连珠炮一般质问我的毛巾之“臭”。我的心里一时无名火起。一脚就将他洗澡用的脸盆踢翻了。在我的“淫威”之下，他嘴里咕噜了几句，上床睡觉了。
谁知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竟然坐在沙发上，不肯穿衣服，眼里含着泪水，要我向他道歉。他的要求遭到我的拒绝后，他便大哭大闹起来，坚决不依不饶，一定要我向他道歉。他认为我这个当爸爸的对他不公平，是在欺负他。他说，他只是想弄清楚，我的毛巾为什么臭。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弄清楚的问题吗?“你不是鼓励我，要有好奇心，要多问问题吗?”我说：“你不觉得问这样的问题，是很offensive(冒犯性的)的吗?”他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你听起来也许是offensive的。但我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offend(冒犯)你呀!”
父子之间僵持不下。一方又哭又闹，满腹委屈；另一方如坐针毡、矛盾重重。向孩子道歉吧，总觉得这样会助长孩子的骄横。长大了如何处世、如何待人?不向孩子道歉吧，也实在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该动怒。再说，孩子毕竟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没有学会察言观色、世故圆滑，而是实话实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国式的诚实。至于儿子所说的“臭”，其实也完全可以谅解，因为他的中文在9岁来美后，便呈现出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将一切不属于香的味道，统统归纳为“臭”的行列，以至于我买的“象牙”香皂，因他不喜欢那种香味，又说不出它所具有的味道，也简单地称之为“臭”，抱怨用了这种香皂后。他的手“臭”得洗都洗不掉。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厌恶一切水产品的味道。他妈妈精心煎好的四川豆瓣鱼。在我闻来香气扑鼻，令我胃口大开，而他却厌恶地将饭碗从餐桌端到茶几上去。还要将窗子全部打开。才能稍稍减轻他所说的鱼“臭”。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句“I’m sorry”，真的是难以启齿，有千钧之重啊!
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6年后才移居美国。对于有恩于我、帮助过我的人，或者，仅仅友善于我的人，我说过许多表示感谢的话；我也不敢说，我从来没有因任何原因伤害过任何人，比如说。因为爱。或者被爱。面对情感的逝水与流云，一句歉意的话简直比羽毛还轻。而“爱”的伤害，有时候，甚至比“恨”的伤害，有更长久的伤痕。记得小时候，坏脾气的母亲将我打得口鼻流血，我也和我如今的儿子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巴不得血快快流完，以死抗争。母亲吓得瘫坐在地上，哭得手足无措，却绝不会像美国父母那样，抱住我。说一声：“儿子，请你原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并不怨恨我没有文化的母亲。我的遗憾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遗憾：我们所获得的父母之爱大多都是残缺不全的、主要是理性教诲(多以严厉出之)、缺乏感性亲情。我们对父母因养育之恩而滋生的“敬”，远远大于因血浓于水、朝夕呵护而产生的“亲”。
一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被另一个个体伤害，无论如何都容易弥补。如果千千万万的生命个体，被怪兽一般的国家机器、被群体性失控的、惯性与盲动的力量所伤害，那就堪称浩劫了。这样的浩劫，在人类的历史上数不胜数，是人类的悲哀。更是人类的耻辱。众所 周知的是，20多年前，西德的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背负着希特勒所留下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犹太受难者的纪念碑前，忏悔地“噗通”一声，双膝跪地谢罪。以总理之尊。他那屈尊的、甚至屈辱的一跪，升高的，不仅是殉难者纪念碑的高度，更提升了人权、人性与人类尊严的高度。那个瞬间，那张照片，令全世界对于曾两度发动世界大战、将人类拖入苦难的德意志民族的自省与忏悔意识，有了至为深刻而感动的印象。
反观我们的东邻：日本首相年年都要参拜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饱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迄今只得到了一句近似于道歉，但不能算是道歉的口头致意：“给贵国添麻烦了”。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战后半个多世纪。咬紧牙关不松口，坚决不对中国人民说一声“apologize”。甚至连sorry都不肯说一声。在这两个简单的英语单词的后面，不仅隐藏着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傲慢，更隐藏着民族素质和综合国力的百年较量。看到最近召开的“两会”报道，有代表提出，我国要走“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这种主张深得我心，因为。古代贤哲所梦想的“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的理想，只有藏富于民才能实现。一个人民贫穷的国家，无论如何武备赫赫，都终究是不堪一击的。我们的另一个近邻，就是最好的例子。
行文至此，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了前两天看到的一部名为Morning Sun(中文翻译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电影。这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实录了一个时代的疯狂和歇斯底里。我不知道，那些电影里挥皮带抽打戴高帽子、挂木牌老者的青年人，后来是否对被揪斗者说过一声“对不起!”；当这些青年人被赶到广阔的农村里，虚掷了学业与青春后。是否有人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老家的邻村，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后回乡务农10多年的省城大医院医生，后来，一纸平反改正的通知，又将他弄到小镇医院重操旧业，而他的医术，我相信已经荒废得与“赤脚医生”无异。我不知道，那张平反改正通知书上，在朱红大印的上方，是否有一两句表达歉意的句子，或者，至少一两个表达歉意的字眼(赔偿当然是不必指望的人们的国家虽说已进入了小康，但毕竟还是经不起冤狱、冤屈索赔的，至少目前还是这样)。如果没有，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坚信，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一种制度，既然它是那样的美好、完美、充满希望，就像我们所真诚相信的那样，它原本不该(更但愿再也不会)以神圣的名义，以正义的面目，伤害、戕害、迫害那么多无辜的人民，其中大多数是这个国家最为缺乏的知识阶层，巍巍中华的民族精英、国家栋梁。
我相信，总有一天，在华夏大地上，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剥夺，即使是恶贯满盈的死刑犯，也将免受国人所惯见、国际社会所不齿的那种古老而封建的游街示众，在遭受最严重的处罚时能葆有人最低限度的尊严；我更乐观地相信，中国的大街上，将再也不会聚集起狂翻漫卷的旗海、狂暴挥舞的森林般的手臂、扭曲而愤怒的愚昧的脸庞、以领袖名义号召的暴力、以国家面目施行的暴戾。一个玉宇澄清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高高地飘扬起人权与人性的大旗。
那时候，我们将再也听不到“母亲虽然打错了孩子，但母亲毕竟还是母亲”这样的屁话。这种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一定是出于根深蒂固、逆来顺受的——奴性。
或许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浸淫着的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对于我们来说，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家公司、单位(“单位”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几乎无法翻译成英文而又不尽失其所蕴含的万千况味)，往往都是一个有人一言九鼎、有人有口难言的小小王国。置身其中，家长者，子女之所倚：领导者，群众之所仰，这“上”与“下”的位置，是万万不可错易的。因为伤害与误解，因为不公与不义，而指望年高者对年幼者、位尊者对位卑者，说一两句表达歉意和悔意的话，可谓难哉。
这番感慨起源于前几天的一件小事：在我就读的大学里临时教了一学期短篇小说写作课的美国老师，主持了一场朗读会(Reading)，我也是应邀上台朗读自己英文作品的读者(Reader)之一。朗读会在旧金山一家有名的酒吧举行。这位前老师一见我进来。立刻握着我的手说：“我向你道歉，我没有回你的电子信，这一段时间我实在太忙了。”
在农历新年之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电子信，询问农历新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今年是什么生肖年。一个纯美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兴趣，我当然高兴，立刻给他回了一封电子信，将这点国粹知识传授给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老师，并顺便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和我联系。我请他到中国城一家不错的四川餐馆，品尝川菜的美味，也好交谈交谈，谁知他却没有回音。我想，或许他并没有收到我的电子信，或许，他的不受邀与不回信，另有不便明说的原因。总之，我一点也不怪罪这个新出道的美国作家。我知道，对于我这个中国人，竟然考入美国大学的创作系攻读研究生，摆出用英语写作和他们竞争的架式，许多同学，甚至包括部分老师，多少会有点不大情愿、不很理解、不愿接纳、不大以为然的心理反应。当然，这种心理是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也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真切体验。
然而。美国人毕竟是将诚实(honest)列为个人品德的第一条标准的。这个美国老师，与我这个从前的学生在酒吧相见，其实大可不必提到未回复我的电子信这一小事。他假装没有收到过我的信，我也假装根本没有给他发过信，双方就可以顾左右而言他。省去了表达歉意的那一份尴尬和窘迫。可是。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时，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I apologize”。这种过于正规的道歉措辞，倒让我感到不适与不安。我之所以想请他吃一顿饭，不外乎想和这个美国同行建立一点私谊——这完全是一个中国作家本着交流与沟通、互补与互助的意图，所作出的友好表示而已。一饭之惠。他领情也好，不领情也好，对我并不构成任何伤害。他的这句表达道歉的话，着实让我思索了很久。
上个周末，我和已14岁，刚进入“反叛”期的儿子发生了一场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父子冲突，彼此受到了可怕的伤害。事情起因于一件小事：儿子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很不情愿地洗完澡后，已经快午夜12点钟了，还赖在沙发上，不让我关电视，要求再看15分钟。将节目看完再睡。我强行关掉电视后。他却完全不理我要他刷牙的吩咐，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我：“爸爸，你的毛巾为什么那样臭?和我的毛巾挂在一起，连我的毛巾也弄臭了!”
虽然说童言无忌，大可不必介意，但如此出言不逊、毫无礼貌，目无尊长，长大了怎么了得!想到他这样不听话、不服管，连珠炮一般质问我的毛巾之“臭”。我的心里一时无名火起。一脚就将他洗澡用的脸盆踢翻了。在我的“淫威”之下，他嘴里咕噜了几句，上床睡觉了。
谁知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竟然坐在沙发上，不肯穿衣服，眼里含着泪水，要我向他道歉。他的要求遭到我的拒绝后，他便大哭大闹起来，坚决不依不饶，一定要我向他道歉。他认为我这个当爸爸的对他不公平，是在欺负他。他说，他只是想弄清楚，我的毛巾为什么臭。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弄清楚的问题吗?“你不是鼓励我，要有好奇心，要多问问题吗?”我说：“你不觉得问这样的问题，是很offensive(冒犯性的)的吗?”他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你听起来也许是offensive的。但我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offend(冒犯)你呀!”
父子之间僵持不下。一方又哭又闹，满腹委屈；另一方如坐针毡、矛盾重重。向孩子道歉吧，总觉得这样会助长孩子的骄横。长大了如何处世、如何待人?不向孩子道歉吧，也实在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该动怒。再说，孩子毕竟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没有学会察言观色、世故圆滑，而是实话实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国式的诚实。至于儿子所说的“臭”，其实也完全可以谅解，因为他的中文在9岁来美后，便呈现出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将一切不属于香的味道，统统归纳为“臭”的行列，以至于我买的“象牙”香皂，因他不喜欢那种香味，又说不出它所具有的味道，也简单地称之为“臭”，抱怨用了这种香皂后。他的手“臭”得洗都洗不掉。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厌恶一切水产品的味道。他妈妈精心煎好的四川豆瓣鱼。在我闻来香气扑鼻，令我胃口大开，而他却厌恶地将饭碗从餐桌端到茶几上去。还要将窗子全部打开。才能稍稍减轻他所说的鱼“臭”。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句“I’m sorry”，真的是难以启齿，有千钧之重啊!
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6年后才移居美国。对于有恩于我、帮助过我的人，或者，仅仅友善于我的人，我说过许多表示感谢的话；我也不敢说，我从来没有因任何原因伤害过任何人，比如说。因为爱。或者被爱。面对情感的逝水与流云，一句歉意的话简直比羽毛还轻。而“爱”的伤害，有时候，甚至比“恨”的伤害，有更长久的伤痕。记得小时候，坏脾气的母亲将我打得口鼻流血，我也和我如今的儿子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巴不得血快快流完，以死抗争。母亲吓得瘫坐在地上，哭得手足无措，却绝不会像美国父母那样，抱住我。说一声：“儿子，请你原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并不怨恨我没有文化的母亲。我的遗憾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遗憾：我们所获得的父母之爱大多都是残缺不全的、主要是理性教诲(多以严厉出之)、缺乏感性亲情。我们对父母因养育之恩而滋生的“敬”，远远大于因血浓于水、朝夕呵护而产生的“亲”。
一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被另一个个体伤害，无论如何都容易弥补。如果千千万万的生命个体，被怪兽一般的国家机器、被群体性失控的、惯性与盲动的力量所伤害，那就堪称浩劫了。这样的浩劫，在人类的历史上数不胜数，是人类的悲哀。更是人类的耻辱。众所 周知的是，20多年前，西德的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背负着希特勒所留下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犹太受难者的纪念碑前，忏悔地“噗通”一声，双膝跪地谢罪。以总理之尊。他那屈尊的、甚至屈辱的一跪，升高的，不仅是殉难者纪念碑的高度，更提升了人权、人性与人类尊严的高度。那个瞬间，那张照片，令全世界对于曾两度发动世界大战、将人类拖入苦难的德意志民族的自省与忏悔意识，有了至为深刻而感动的印象。
反观我们的东邻：日本首相年年都要参拜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饱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迄今只得到了一句近似于道歉，但不能算是道歉的口头致意：“给贵国添麻烦了”。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战后半个多世纪。咬紧牙关不松口，坚决不对中国人民说一声“apologize”。甚至连sorry都不肯说一声。在这两个简单的英语单词的后面，不仅隐藏着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傲慢，更隐藏着民族素质和综合国力的百年较量。看到最近召开的“两会”报道，有代表提出，我国要走“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这种主张深得我心，因为。古代贤哲所梦想的“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的理想，只有藏富于民才能实现。一个人民贫穷的国家，无论如何武备赫赫，都终究是不堪一击的。我们的另一个近邻，就是最好的例子。
行文至此，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了前两天看到的一部名为Morning Sun(中文翻译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电影。这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实录了一个时代的疯狂和歇斯底里。我不知道，那些电影里挥皮带抽打戴高帽子、挂木牌老者的青年人，后来是否对被揪斗者说过一声“对不起!”；当这些青年人被赶到广阔的农村里，虚掷了学业与青春后。是否有人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老家的邻村，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后回乡务农10多年的省城大医院医生，后来，一纸平反改正的通知，又将他弄到小镇医院重操旧业，而他的医术，我相信已经荒废得与“赤脚医生”无异。我不知道，那张平反改正通知书上，在朱红大印的上方，是否有一两句表达歉意的句子，或者，至少一两个表达歉意的字眼(赔偿当然是不必指望的人们的国家虽说已进入了小康，但毕竟还是经不起冤狱、冤屈索赔的，至少目前还是这样)。如果没有，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坚信，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一种制度，既然它是那样的美好、完美、充满希望，就像我们所真诚相信的那样，它原本不该(更但愿再也不会)以神圣的名义，以正义的面目，伤害、戕害、迫害那么多无辜的人民，其中大多数是这个国家最为缺乏的知识阶层，巍巍中华的民族精英、国家栋梁。
我相信，总有一天，在华夏大地上，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剥夺，即使是恶贯满盈的死刑犯，也将免受国人所惯见、国际社会所不齿的那种古老而封建的游街示众，在遭受最严重的处罚时能葆有人最低限度的尊严；我更乐观地相信，中国的大街上，将再也不会聚集起狂翻漫卷的旗海、狂暴挥舞的森林般的手臂、扭曲而愤怒的愚昧的脸庞、以领袖名义号召的暴力、以国家面目施行的暴戾。一个玉宇澄清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高高地飘扬起人权与人性的大旗。
那时候，我们将再也听不到“母亲虽然打错了孩子，但母亲毕竟还是母亲”这样的屁话。这种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一定是出于根深蒂固、逆来顺受的——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