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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及以后，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拿出任何新政策或在本质上改变现状，而在于找出更好的方法来就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告诉公众我们采取了哪些努力来解决它，以及所有决策者所面临的自身局限性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见证了多次针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攻击，其中一些险些成功。这种世界秩序是发达经济体繁荣和许多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基础。关于这些民粹主义攻击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还是文化，目前争论正酣。我怀疑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特别是因为文化解释提出了“为什么是现在”的问题，而经济解释则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收入增长大幅放缓。
更困难的问题是对此怎么办。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满群体的经济愿望和我们能够灵活用来满足这些愿望的政策工具之间的脱节。在某些情形中，工具本身可能造成政治上适得其反的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尝试，因为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显示，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1990年达到顶峰，此后基本上是一路下降，虽然家庭收入有所上升（但升幅甚低）。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出现了自我感受的幸福指数下降的趋势，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其中意大利的“皮尤生活满意度指标”在2002年达到顶峰。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一定程度上就是依靠承诺解决这些趋势的驱动因素——这些承诺他（以及无论其他什么人）根本无法兑现。他承诺要重塑制造业岗位，而实际上，随着机器人取代人类，制造业就业在全世界都在节节下降，产量频创新纪录，但工作岗位并未相应地增加。
与此相类似，特朗普承诺要重塑煤炭行业。煤炭行业也已经萧条了几十年，不仅仅是因为同样的技术性原因，也因为天然气价格的下降，以及煤基能源管制的趋紧，虽然这方面的原因要小得多。广义而言，他的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达到4%或以上的承诺，完全对深层次因素熟视无睹，包括人口趋势和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率放缓趋势，这些因素才是当今经济所面临的挑战的根源。
正确的政策制定计划应该能够带来更强劲、更包容的增长。尽管各国的详情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应包括改善教育、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贸易、改革税收制度以及确保工人对自己的经济未来有充分的话语权。
但我担心，在发达经济体，所有这些政策加起来只能对当今的问题形成微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重大政策和制度改革而发生较大的增长波动，其中包括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印度取消许可证制度的改革，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自由化。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彼此相近，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没有证据表明结构性政策可以对发达国家的中长期增长造成重大影响。
如果发达经济体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那么，它们的增长率或许能提高0.3个百分点，这完全是值得做的事情；许多经济政策就是为了找到办法让增长率能够略微提高。但有人提出，如果让收入居于中等水平的美国或法国家庭10年后的收入平均提高1800美元，就能让政治发生重大转变，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类似地，我们应该采取强劲得多的措施来降低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这意味着提高工人的議价能力，即提高最低工资和加强工会的作用是良好的起点，同时，要解决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的问题，例如雇主相互勾结以及对员工跳槽能力的限制。
促进竞争的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包括更有力的反垄断执法和消除准入壁垒的政策，比如给予人们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但在这方面，这些政策能够产生的影响或许仍远远不足以克服人们对不平等性和收入增长缓慢的担心。
其他一些政策具有经济意义，但在政治上会起反作用。比如，我强烈赞同一个普遍的观点——需要强健的社会安全网来保护全球化和基于市场竞争的“输家”，但我担心建立一个这样的安全网对社会凝聚力起到的削弱作用和增强作用一样大。
在美国，2010平价医疗法（即“奥巴马医保”）是近50年来对社会安全网最大规模的扩张，很难想象未来50年还能有如此规模的动作。但医保资金的增加和脱保可能性的大幅降低，并没有显著地改变美国政治，也没有缓和对贸易所造成的国内就业损失的担忧。如果说平价医疗法产生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增加了社会分化，因为刺激民粹主义产生的因素之一，正是出自有些人的怨恨，他们认为，政府提供的福利必然来自其他人利益的牺牲。
尽管如此，这些经济政策仍迈出了正确的步伐。但我们也必须谦卑地认识到：对于哪些措施能够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我们知之甚少，尤其是对于如何才能促进更高水平的就业问题上。
事实上，2018年及以后，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拿出任何新政策或在本质上改变现状，而在于找出更好的方法来就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告诉公众我们采取了哪些努力来解决它，以及所有决策者所面临的自身局限性。与仅仅去忽悠民众相比，政治家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途径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能够实现什么。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见证了多次针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攻击，其中一些险些成功。这种世界秩序是发达经济体繁荣和许多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基础。关于这些民粹主义攻击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还是文化，目前争论正酣。我怀疑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特别是因为文化解释提出了“为什么是现在”的问题，而经济解释则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收入增长大幅放缓。
更困难的问题是对此怎么办。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满群体的经济愿望和我们能够灵活用来满足这些愿望的政策工具之间的脱节。在某些情形中，工具本身可能造成政治上适得其反的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尝试，因为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显示，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1990年达到顶峰，此后基本上是一路下降，虽然家庭收入有所上升（但升幅甚低）。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出现了自我感受的幸福指数下降的趋势，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其中意大利的“皮尤生活满意度指标”在2002年达到顶峰。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一定程度上就是依靠承诺解决这些趋势的驱动因素——这些承诺他（以及无论其他什么人）根本无法兑现。他承诺要重塑制造业岗位，而实际上，随着机器人取代人类，制造业就业在全世界都在节节下降，产量频创新纪录，但工作岗位并未相应地增加。
与此相类似，特朗普承诺要重塑煤炭行业。煤炭行业也已经萧条了几十年，不仅仅是因为同样的技术性原因，也因为天然气价格的下降，以及煤基能源管制的趋紧，虽然这方面的原因要小得多。广义而言，他的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达到4%或以上的承诺，完全对深层次因素熟视无睹，包括人口趋势和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率放缓趋势，这些因素才是当今经济所面临的挑战的根源。
正确的政策制定计划应该能够带来更强劲、更包容的增长。尽管各国的详情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应包括改善教育、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贸易、改革税收制度以及确保工人对自己的经济未来有充分的话语权。
但我担心，在发达经济体，所有这些政策加起来只能对当今的问题形成微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重大政策和制度改革而发生较大的增长波动，其中包括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印度取消许可证制度的改革，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自由化。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彼此相近，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没有证据表明结构性政策可以对发达国家的中长期增长造成重大影响。
如果发达经济体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那么，它们的增长率或许能提高0.3个百分点，这完全是值得做的事情；许多经济政策就是为了找到办法让增长率能够略微提高。但有人提出，如果让收入居于中等水平的美国或法国家庭10年后的收入平均提高1800美元，就能让政治发生重大转变，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类似地，我们应该采取强劲得多的措施来降低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这意味着提高工人的議价能力，即提高最低工资和加强工会的作用是良好的起点，同时，要解决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的问题，例如雇主相互勾结以及对员工跳槽能力的限制。
促进竞争的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包括更有力的反垄断执法和消除准入壁垒的政策，比如给予人们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但在这方面，这些政策能够产生的影响或许仍远远不足以克服人们对不平等性和收入增长缓慢的担心。
其他一些政策具有经济意义，但在政治上会起反作用。比如，我强烈赞同一个普遍的观点——需要强健的社会安全网来保护全球化和基于市场竞争的“输家”，但我担心建立一个这样的安全网对社会凝聚力起到的削弱作用和增强作用一样大。
在美国，2010平价医疗法（即“奥巴马医保”）是近50年来对社会安全网最大规模的扩张，很难想象未来50年还能有如此规模的动作。但医保资金的增加和脱保可能性的大幅降低，并没有显著地改变美国政治，也没有缓和对贸易所造成的国内就业损失的担忧。如果说平价医疗法产生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增加了社会分化，因为刺激民粹主义产生的因素之一，正是出自有些人的怨恨，他们认为，政府提供的福利必然来自其他人利益的牺牲。
尽管如此，这些经济政策仍迈出了正确的步伐。但我们也必须谦卑地认识到：对于哪些措施能够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我们知之甚少，尤其是对于如何才能促进更高水平的就业问题上。
事实上，2018年及以后，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拿出任何新政策或在本质上改变现状，而在于找出更好的方法来就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告诉公众我们采取了哪些努力来解决它，以及所有决策者所面临的自身局限性。与仅仅去忽悠民众相比，政治家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途径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能够实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