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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在社会管理的各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近年来由于各种打车软件的盛行，出租车行业的运营管理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以上海市出租车管理运营为例，从上海市的出租车传统与现阶段管理模式的对比、冲突和政府采取的措施等几个层面，总结分析了出租车行业如何应对新的时代背景，政府如何运用互联网整合出租车市场的同时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
【关键词】互联网+；出租车 ；运营模式
一、引言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已经预示了信息时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级的形态——“互联网+”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打车软件越来越流行于出租车行业，从开始的滴滴打车到现在的专车软件uber等。网络平台的介入，上海市出租车的运营模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专车模式，这使得传统的公司化受到很大冲击，出租车行业所涉及的相关方由政府、公司、司机三者发展为政府、公司、司机和网络运营商。同时，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等因素，使得政府部门的危机公关管理困难重重，集权与分权的冲突问题突出，其本质就是政府管理中扁平化管理模式对旧的垂直管理的冲击。“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和思想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变革，无疑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将是政府职能转变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文献综述
1、研究现状分析
互联网的发展暴露和放大了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出租车行业作为社会管理问题中的一个矛盾聚焦点，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出现了专车等新业态，将出租车分为巡航出租车和预约出租车，由此带来一些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化，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国内的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主要涉及专车服务和罢运事件、出租车的空驶情况、供需状况、政策规范、如何注重于运用网络化管理模式深化出租车行业的改革等。经查询，目前对于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的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发挥网络的正功能，抑制其负功能，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管理，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都应做出努力。国内学者对于出租车行业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业态基本持肯定态度，但需要政府部门的进一步规范。改革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不仅是群众的呼声，也是大势所趋。现阶段学术界对于打车软件出现带来的新业态主要争论之一就是是否以市场化的角度去考虑出租车运营问题。市场上应该有多少出租车，不能由主管部门决定，也不能由利益既得者把持，而是应该由市场决定，但是出租车的运营管理问题与政府的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对于出租车行业的改革问题，学术界的建议倾向于运用互联网的优势，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再创新中加以规范引导。相关公共管理部门应该突破原有的垂直管理思维与管理模式，加快法规制定、整合管理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产业链协作。政府作为决策者和管理者，应当关注来自公民以及社会各界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对政府的制约。
2、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的方式，以上海市出租车运营管理为例，从出租车运营管理如何与“互联网+”时代融合来研究政府对于“互联网+”时代所带来挑战的应对方式。通过案例研究“互联网+”时代下出租车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社会需求状况与传统的出租车运营模式的冲突，对社会管理造成的冲击，最后总结“互联网+”时代对出租车行业以及社会管理带来的改革机遇，并为如何调整政策以及创新管理方式以适应时代的进步，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三、“互联网+”对上海市出租车运营管理的冲击
1、传统的出租车运营管理模式
上海市出租汽车运营服务定位为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的组成部分，其界定为介于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出租车经营权归政府所有，实行股份制改革、公司化经营。上海市保持公司化經营的同时逐步优化挂靠制、鼓励合作经营制、探索提成制。
2、“互联网+”时代出租车运营模式的改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打车软件越来越流行于出租车行业，从开始的滴滴打车到现在的专车软件uber等。网络平台的介入，使得上海市出租车的运营模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专车模式，这使得传统的公司化受到很大冲击，出租车行业所涉及的相关方由政府、公司、司机三者发展为政府、公司、司机和网络运营商。
3、传统模式与专车模式对比
传统的出租车模式具有便于管理、安全性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缺点：出租汽车经营权及车辆额度无期限使用问题、驾驶员权益保护不充分、个体户退出机制和托管的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对汽车租赁行业的双轨制审批与带驾问题认识不统一、非法营运现象已成顽症、营业站点的配置不尽合理、行业垄断等。相对于传统模式，专车模式具有便捷、补充城市出租车的供需不足、对出租车行业的垄断造成一定的冲击、符合大众的需求、促进行业服务水平提高、增加就业率等优势。然而在专车模式还未有统一规范的发展初期，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非法运营现象更加突出、黑车借机洗白、安全性低、责任不清晰。从政府监管程度角度来说，传统模式的监管程度更高，层级和责任分工更加明确，政策比较完善便于监管。
四、“互联网+”时代对于公共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对管理理念的挑战
互联网在政府与公民两者之间起到一个互动作用，形成一个互信、互助、平等、合作的关系。政府与公民之间应有一种正面心态看待问题，政府应将人民视为伙伴关系角色。政府要实现由“管制”向“管理”和“服务”观念的转变。
2、对管理制度体系的挑战
新的信息科技将会松动权利网络并使权利分散化，事实上打破了单向结构、垂直监控的集权逻辑，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其中很大一批电脑不仅接受信息，而且生产信息，比如网页、网址。它们成了分散的中心，不仅是阅读、收听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产和广播的中心。因此，“互联网+”时代带来了集权与分权的冲突问题，其本质就是扁平化管理模式对旧的垂直管理的冲击。 3、对管理方式的挑战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超地域性，具有新闻价值的危机性事件，都会在炒作中被无限放大。这使得政府部门的危机公关管理困难重重。同时，信息网络具有去中心化、虚拟化、超地域性等特点，模糊了国家和地区界限，促进了难以掌控的电子时空的出现。信息共享和言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髙涨，这难免冲击威权主义的集权管理模式，损害国家的凝聚力和各级政府的威权，极大地推动非中心化和分权的蔓延。
五、上海市对于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做法
现阶段上海市为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冲击，做出了多种应对。上海作为全国首个和“滴滴快的”展开合作的地方政府，双方不仅联合推出了出租车信息服务平台，还联合摸索约租车管理办法。滴滴快的获得国内第一张专车平台的资质许可，同时也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网络约租车资质的公司。这一举措表明了政府和业界对交通领域移动互联创新的肯定和认可，专车也将有望寻得路径走向“合法”。“上海模式”允许符合相应条件的车辆接入网络约租车平台，除了要求平台方面具备企业相关资格和所在地服务能力外，还需要获得互联网业务资质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平台数据库接入监管平台，注册服务器设置在中国大陆等。而车辆需要通过平台审查后获取营运证，司机也需要通过平台审查后获取从业资格上岗证。上海市积极展开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工作，主要是原则是鼓励创新，引导其合法化、规范化。上海市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廣泛关注，“上海模式”的进一步改进备受关注，新租车方式的改革能否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也是中国聚焦问题。
六、政府如何改变应对“互联网+”时代对出租车行业带来的挑战
1、改变管理理念
政府自我诊断，从工作经验中总结，找出自身不足，顺应时代的发展，强化电子政务建设，努力形成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观念和认识。
2、鼓励创新
“互联网+”时代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应受到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专车模式作为其一个表现形式，完全禁止显然不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做法。互联网+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也是思维、理念、模式上的“+”。
3、加强监管，实现有序创新
专车模式是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业务，是交通和互联网相结合的业务，即“融合性业务”。过去对于出租车管理采取的方法是交通监管，不过现在各种业务相互交融，导致主体也会交融。因此在监管过程中对各个主体同时进行监管。对互联网专车的模式创新予以鼓励，但目前对此还缺少明确的界定。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尽快从法律上对此进行界定，对于有营运资质的租赁车从事互联网专车业务的经营行为，同时在法律上予以认定，并出台相应的管理规范和运价指导，使之与现有的出租车运营形成良性互补。
4、调整原有政策
原有的出租车管理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现阶段出租车运营模式的改变，必须修改本市地方性法规或者制定规章，为正常的专车提供依据，明确其存在的合法形式、空间。同时还要完善专车保险制度，化解事故赔偿风险，强制专车购买第三方责任险，并建立投诉渠道等。
六、结论
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打车软件有他们存在的市场，不应该被完全禁止，市场化可以出效益，有效益才能保障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不能以禁止来逃避问题，而是要积极应对挑战，采取合作的态度，利用互联网加强车辆的管理，信息的管理，以市场效益带动社会效益，以信息化使得民众能更加便捷地获得服务。管理者要不断适应网络社会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通过网络了解民情的同时便捷民众的参与，形成一个互相反馈决策与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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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祎，罗霞.打车软件背景下空驶出租车出行分布预测模型[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15，01：51-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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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柯宗.天津未来两年重点打造“互联网+城市交通”[N].科技日报，2015-03-2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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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颜婧宇.uber（优步）以“互联网+”思维优化杭州交通服务环境的思考[J].财经界，2015，06：98-101.
[11]羊芳芳.对杭州出租车运营管理改革的思考[J].现代城市，2014，03：36-39.
[12]袁广翔，潘娟，马鑫.移动互联网安全挑战与应对措施探析[J].互联网天地，2014，03：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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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坤.对互联网时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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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本报记者余瀛波.互联网专车不要急于定性“黑车”[N].法制日报，2015-01-06006.
[17]孙杰贤.互联网风口下出租车行业[J].中国信息化，2015，06：23-25.
[18]郑英英.互联网+出租车，创新的边缘如何界定？[N].农村金融时报，2015-06-08003.
[19]朱威廉.互联网时代如何管理创新[J].经理人，2011，02：84-85.
项目编号：E1-0903-15-0119。项目名称：15KY0330医养护结合型养老模式的问题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出租车 ；运营模式
一、引言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已经预示了信息时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级的形态——“互联网+”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打车软件越来越流行于出租车行业，从开始的滴滴打车到现在的专车软件uber等。网络平台的介入，上海市出租车的运营模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专车模式，这使得传统的公司化受到很大冲击，出租车行业所涉及的相关方由政府、公司、司机三者发展为政府、公司、司机和网络运营商。同时，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等因素，使得政府部门的危机公关管理困难重重，集权与分权的冲突问题突出，其本质就是政府管理中扁平化管理模式对旧的垂直管理的冲击。“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和思想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变革，无疑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将是政府职能转变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文献综述
1、研究现状分析
互联网的发展暴露和放大了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出租车行业作为社会管理问题中的一个矛盾聚焦点，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出现了专车等新业态，将出租车分为巡航出租车和预约出租车，由此带来一些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化，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国内的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主要涉及专车服务和罢运事件、出租车的空驶情况、供需状况、政策规范、如何注重于运用网络化管理模式深化出租车行业的改革等。经查询，目前对于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的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发挥网络的正功能，抑制其负功能，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管理，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都应做出努力。国内学者对于出租车行业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业态基本持肯定态度，但需要政府部门的进一步规范。改革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不仅是群众的呼声，也是大势所趋。现阶段学术界对于打车软件出现带来的新业态主要争论之一就是是否以市场化的角度去考虑出租车运营问题。市场上应该有多少出租车，不能由主管部门决定，也不能由利益既得者把持，而是应该由市场决定，但是出租车的运营管理问题与政府的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对于出租车行业的改革问题，学术界的建议倾向于运用互联网的优势，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再创新中加以规范引导。相关公共管理部门应该突破原有的垂直管理思维与管理模式，加快法规制定、整合管理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产业链协作。政府作为决策者和管理者，应当关注来自公民以及社会各界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对政府的制约。
2、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的方式，以上海市出租车运营管理为例，从出租车运营管理如何与“互联网+”时代融合来研究政府对于“互联网+”时代所带来挑战的应对方式。通过案例研究“互联网+”时代下出租车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社会需求状况与传统的出租车运营模式的冲突，对社会管理造成的冲击，最后总结“互联网+”时代对出租车行业以及社会管理带来的改革机遇，并为如何调整政策以及创新管理方式以适应时代的进步，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三、“互联网+”对上海市出租车运营管理的冲击
1、传统的出租车运营管理模式
上海市出租汽车运营服务定位为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的组成部分，其界定为介于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出租车经营权归政府所有，实行股份制改革、公司化经营。上海市保持公司化經营的同时逐步优化挂靠制、鼓励合作经营制、探索提成制。
2、“互联网+”时代出租车运营模式的改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打车软件越来越流行于出租车行业，从开始的滴滴打车到现在的专车软件uber等。网络平台的介入，使得上海市出租车的运营模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专车模式，这使得传统的公司化受到很大冲击，出租车行业所涉及的相关方由政府、公司、司机三者发展为政府、公司、司机和网络运营商。
3、传统模式与专车模式对比
传统的出租车模式具有便于管理、安全性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缺点：出租汽车经营权及车辆额度无期限使用问题、驾驶员权益保护不充分、个体户退出机制和托管的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对汽车租赁行业的双轨制审批与带驾问题认识不统一、非法营运现象已成顽症、营业站点的配置不尽合理、行业垄断等。相对于传统模式，专车模式具有便捷、补充城市出租车的供需不足、对出租车行业的垄断造成一定的冲击、符合大众的需求、促进行业服务水平提高、增加就业率等优势。然而在专车模式还未有统一规范的发展初期，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非法运营现象更加突出、黑车借机洗白、安全性低、责任不清晰。从政府监管程度角度来说，传统模式的监管程度更高，层级和责任分工更加明确，政策比较完善便于监管。
四、“互联网+”时代对于公共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对管理理念的挑战
互联网在政府与公民两者之间起到一个互动作用，形成一个互信、互助、平等、合作的关系。政府与公民之间应有一种正面心态看待问题，政府应将人民视为伙伴关系角色。政府要实现由“管制”向“管理”和“服务”观念的转变。
2、对管理制度体系的挑战
新的信息科技将会松动权利网络并使权利分散化，事实上打破了单向结构、垂直监控的集权逻辑，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其中很大一批电脑不仅接受信息，而且生产信息，比如网页、网址。它们成了分散的中心，不仅是阅读、收听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产和广播的中心。因此，“互联网+”时代带来了集权与分权的冲突问题，其本质就是扁平化管理模式对旧的垂直管理的冲击。 3、对管理方式的挑战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超地域性，具有新闻价值的危机性事件，都会在炒作中被无限放大。这使得政府部门的危机公关管理困难重重。同时，信息网络具有去中心化、虚拟化、超地域性等特点，模糊了国家和地区界限，促进了难以掌控的电子时空的出现。信息共享和言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髙涨，这难免冲击威权主义的集权管理模式，损害国家的凝聚力和各级政府的威权，极大地推动非中心化和分权的蔓延。
五、上海市对于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做法
现阶段上海市为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冲击，做出了多种应对。上海作为全国首个和“滴滴快的”展开合作的地方政府，双方不仅联合推出了出租车信息服务平台，还联合摸索约租车管理办法。滴滴快的获得国内第一张专车平台的资质许可，同时也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网络约租车资质的公司。这一举措表明了政府和业界对交通领域移动互联创新的肯定和认可，专车也将有望寻得路径走向“合法”。“上海模式”允许符合相应条件的车辆接入网络约租车平台，除了要求平台方面具备企业相关资格和所在地服务能力外，还需要获得互联网业务资质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平台数据库接入监管平台，注册服务器设置在中国大陆等。而车辆需要通过平台审查后获取营运证，司机也需要通过平台审查后获取从业资格上岗证。上海市积极展开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工作，主要是原则是鼓励创新，引导其合法化、规范化。上海市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廣泛关注，“上海模式”的进一步改进备受关注，新租车方式的改革能否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也是中国聚焦问题。
六、政府如何改变应对“互联网+”时代对出租车行业带来的挑战
1、改变管理理念
政府自我诊断，从工作经验中总结，找出自身不足，顺应时代的发展，强化电子政务建设，努力形成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观念和认识。
2、鼓励创新
“互联网+”时代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应受到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专车模式作为其一个表现形式，完全禁止显然不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做法。互联网+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也是思维、理念、模式上的“+”。
3、加强监管，实现有序创新
专车模式是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业务，是交通和互联网相结合的业务，即“融合性业务”。过去对于出租车管理采取的方法是交通监管，不过现在各种业务相互交融，导致主体也会交融。因此在监管过程中对各个主体同时进行监管。对互联网专车的模式创新予以鼓励，但目前对此还缺少明确的界定。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尽快从法律上对此进行界定，对于有营运资质的租赁车从事互联网专车业务的经营行为，同时在法律上予以认定，并出台相应的管理规范和运价指导，使之与现有的出租车运营形成良性互补。
4、调整原有政策
原有的出租车管理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现阶段出租车运营模式的改变，必须修改本市地方性法规或者制定规章，为正常的专车提供依据，明确其存在的合法形式、空间。同时还要完善专车保险制度，化解事故赔偿风险，强制专车购买第三方责任险，并建立投诉渠道等。
六、结论
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打车软件有他们存在的市场，不应该被完全禁止，市场化可以出效益，有效益才能保障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不能以禁止来逃避问题，而是要积极应对挑战，采取合作的态度，利用互联网加强车辆的管理，信息的管理，以市场效益带动社会效益，以信息化使得民众能更加便捷地获得服务。管理者要不断适应网络社会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通过网络了解民情的同时便捷民众的参与，形成一个互相反馈决策与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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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胜尧.论互联网与社会管理实践创新[J].理论月刊，2012，01：16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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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郑英英.互联网+出租车，创新的边缘如何界定？[N].农村金融时报，2015-06-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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