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古玩行的人，往往会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这“叶”可能是电视上经常露脸的专家，也可能是高调如刘益谦者，还有可能是装傻充愣刚刚卖给你一件“官窑”或“国宝”的古玩摊贩……但随着时日、阅历的增多，古玩行的波诡云谲、水深火热一定会令你有“脱胎换骨”般的认识，只不过这一刻是来得早还是晚的问题。
　　大隐隐于市。大隐，更隐于藏。笔者所谓大隐隐于藏，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真正的大藏家或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家都是善于隐身的，他们不愿露富更不愿出名，神秘低调是他们的常态；另一层意思是民间藏品远非某些博物馆专家或学院派专家所宣扬的那样九成是假的或者难有国宝珍品。有这样一组数据可资佐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故宫博物院累计接收的捐献文物就有近两万件，其中一级文物三百余件；全国五十余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0%以上为捐献文物。
　　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捐献文物在捐献之前，是隐身在民间的，他们的拥有者绝不会以此为炫耀，更不会一次次造出“天价”效应，当然这种“低调”有其历史、政治的原因，比如公私合营、“文革”时期的几次大规模文物收购、收缴乃至毁弃，致使大量民间文物成为“四旧”、“废品”、“烫手山芋”，也致使那些心怀文化传承之梦的收藏家如履薄冰、忐忑不安，不过，早年间的收藏家大都行事低调、自律甚严，学养和品格也绝非如今的“捡漏儿大军”所可比拟。1956年，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一次性捐献文物3940件，其中包括陶瓷、犀角、漆器、雕塑、佛像、家具等多个门类，仅瓷器就有两千多件，国家一级文物达25件。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孙瀛洲是何方人士？有多少人能想象这位富可敌国的大藏家脚上的鞋坏了都是自己钉掌，每天的早点就是在灯市口的小摊上买几分钱的豆浆、油饼。
　　去年，刘益谦豪掷2.8亿购买“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引无数人眼红心跳，而孙瀛洲当年捐过一对儿，名叫“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如今是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孙瀛洲之子孙洪琦说父亲终其一生始终过的是穷人生活，这对三秋杯是父亲当年用四十根金条换来的，此杯不足四厘米高，胎体薄如蝉翼，从杯子内壁可看透外壁花纹。胎体上描绘了两只在山石花草中翩跹起舞的蝴蝶，其中一只蝴蝶的翅膀上所施的紫色彩釉浓而无光，是明代成化斗彩的固有特征。
　　收藏家无论大小，也无论古今，有两大脾性是共同的，一是兜里永远没钱；二是过的永远是穷人生活。我多次采访的王世襄、史树青先生就是这样，世襄先生“文革”期间广搜穷集失落民间的国宝、珍品，却常被人误以为是收破烂儿的；史树青先生过眼文物百万，一身布衣布鞋与农民无异……即便是巨商富贾，只要迷上收藏也多半会省吃俭用，更遑论普通藏家，因为藏品是收不尽的，钱却是有数的，收藏属于长线投资，流通变现一直是难点。
　　胖子在河北老家的两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装满了各类古籍，其中不乏珍稀上品。他十几岁就跟随内画名家学习鼻烟壶内画技艺，所绘鼻烟壶当年是出口创汇的俏货，行销港台和东南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月收入就有六七千元，可谓“富甲”乡邻，从那时起他就系统、批量地收购各类古籍，后来他到京城最大的旧货市场买了摊位，常年经营仿古工艺品、赝品、象牙制品，年收入过百万，除了留下一家老小的生活费用外，其余绝大部分用于收藏古籍。最近几年，他的藏品几乎都是从各大拍卖会上拍得，他说每年收到的各拍卖公司邮寄的拍卖图录就有一吨之重。藏真售假、装穷贩傻、用破烂儿换精品，是以胖子为代表的大批古玩商贩的人生不二法门。对于他们来说，在国内外拍卖会上叱咤风云，与旧货市场上蹲摊儿卖瞎活是并行不悖的生存之道。每次在旧货市场上看到卖货的胖子，都是一个破包袱皮儿铺地，大堆瞎活和仿古工艺品中偶尔掺着几件像样的，不知底细的谁能想到这位看着脏兮兮傻乎乎的摊贩竟然是个“古玩大鳄”！胖子多年出入各大拍卖会，却一直忌讳拍照，他喜欢别人叫他胖子而不是真实姓名，他说大约十年前自己的藏书库房失窃，损失惨重，到现在也没破案，“我现在绝不带别人去库房，我去也是趁晚上。”胖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小女儿今年上小学，谈到藏品的未来归宿，胖子的打算是全部留给女儿，由她们去处理……七十年星转斗移，半世纪物是人非，“大隐隐于藏”竟是两重人生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