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电影节已走过了四个年头，始终本着“融汇国内国际电影资源，搭建展示交流交易平台”这一宗旨，以“国际性、专业性、创新性和高端化、市场化”为定位，与世界上其他电影节一样是电影人参与的流动的盛宴，名与利的舞会，然而这样确实是天坛与世界交流的好场所。
　　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中国电影人还是有福的，毕竟有那么多电影节欢迎他们去参与、去掺和、去折腾。如今内地的电影生态依然是畸形，基本上是10%的电影占有90%的投资，而且占有基本相仿的宣传资源和票房收入，那么剩下的电影人们如何生存，除了少数电影可以上映之外，80%的电影要么自生自灭，要么去海外逛逛。一旦入围大的电影节，或者在小的电影节上获奖，就可以炒作一下，也能为下一部电影拉拉投资，甚至可以把在内地上映不了的电影找到海外买家，最起码可以混个脸熟。
　　一回生二回熟，呼朋唤友之后，以后的电影也就好卖了。久而久之，这反而成了一条很可行、很具有操作的途径，于是出现了很多电影节导演，他们在拍摄时根本不考虑、或者不以本土为回收成本的目的地，诸如蔡明亮、李康生、贾樟柯、侯孝贤等人都是如此。虽然国际上有400来个电影节，但某一些过于区域化，知名度太低，进入不了盘点的范围，当然那些自持是著名导演们也未必会去。不过在这些五彩斑斓的电影节当中，尽管姹紫嫣红不一般，还是能够分出等级。
　　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在二战之前的1939年成立，本身便是为了对抗威尼斯电影节，因为威尼斯电影节弥散着浓厚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气息，从开始到现在，戛纳和威尼斯就大张旗鼓的竞争，当然威尼斯人对中国电影人是相当的爱护。法国人的浪漫和开放，对于具有创新、叛逆、激进精神的导演来说就是天堂，最高奖项金棕榈经常奖励给有独创意识、开拓精神的导演，比如大卫·林奇、大卫·芬奇、王家卫、索德伯格、昆廷·塔伦蒂诺等人都在此领得大奖，但由于评审会主席往往过于强势，影响其他成员，因此经常出现爆炸性新闻，2004年的金棕榈给了纪录片《华氏911》就引起很大争议。
　　如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影响稍微小于威尼斯及戛纳，1951年创始于西柏林。最高奖项为金熊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颁发给了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罗曼·波兰斯基、戈达尔、特吕弗等新欧洲、新浪潮等大师，但是后来陷入停滞状态，但是在东西德统一前后，在两大阵容中特别的作用。不过，《白日焰火》和廖凡的获奖又让中国人感到柏林的热情。
　　除却三大之外，有特色的小城镇也有发挥余地。众所周知，洛迦诺是瑞士一个偏僻的小城镇，可是她却摇身一变跻身于世界文化的舞台，无疑，这是国际电影节带给了她如此殊荣。再者奥斯卡的天价广告，短短的30秒竟然是180万美元的代价，简直超乎人的想象。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不过也足以窥探电影节这场文化盛宴与“圈钱运动”。
　　在独立电影人的眼里，无疑圣丹斯和鹿特丹两个电影节都是福地，前者疯狂的支持独立电影，而后者“以世界独立电影为己任”。圣丹斯电影节专为没有名气的电影人和影片设立的电影节，由好莱坞巨星罗伯特·雷德福于1984年一手创办，后来推出索德伯格和昆廷·塔伦蒂诺，这两人的一鸣惊人要鸣谢圣丹斯。而鹿特丹尤其支持中国电影人，张元、韩杰等人都获奖和受到资助。
　　电影节能够衍生出电影策划、制片、发行及产品开发等一系列的经济链条，又集中了会展、广告、旅游、通讯、媒体等相关行业的资源，辐射到金融、出版、咨询、餐饮等多个相关领域，形成一个富有生机的电影市场。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能够依托大都市的优势，开辟独具特色的电影游。这样电影与城市共生的方式，不仅让世界了解了上海，而且使上海从这一窗口中了解外面的资源，从而获得广泛的文化、经济等效益。而电影节旅游专线的开辟势必会刺激餐饮，酒店，购物交通等的营业收入。可以说当下的电影节一直在演绎着“电影搭台，经济唱戏”的角色。
　　电影文化的桥梁作用
　　北京国际电影节也不例外。电影节国际性和高端化的定位再加上“帝都”的地理优势使得电影节本身就充斥着巨大的文化、经济卖点。比方说广告代理，颁奖典礼的转播权、明星服装的品牌代言等方面都蕴含商业契机。以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例，“北京展映活动共放影片近800部，放映场次达1600场，电影市场累计吸引了约1800家电影公司和机构的近7000名业内人士，总计167.98亿元的市场签约额，创下中国电影节展交易额纪录。”这些数字显示，电影节确实在扮演着“电影搭台，经济唱戏”这样的角色，刺激着经济以及城市各个相关行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北京有其天然优势，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若其抓好电影这一桥梁，拓展电影价值链条势必会有不菲的收益，也极大促进了北京“东方影视之都”建设，巩固了“全国文化中心”地位。
　　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体现“国际水平、中国特色、北京风格”的世界文化交流品牌。电影文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元素，通过电影文化向世界传达国家文化，也是国家文化输出的一种方式。比如戛纳电影节着重追求电影的“艺术性”，柏林电影节则侧重于青年政治题材，在选片和审片的过程中，“政治正确”是非常关键的指标。无可厚非，浓缩在影片中的价值文化也就潜移默化的散落在受众之间。
　　北京国际电影节设立的“天坛奖”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的核心价值，充分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王人殷说：“一个电影节没有鲜明的价值理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和特色，就很难有大的突破。北京国际电影节推出这一理念，既显示出国际眼光，又有中国文化根基，其核心价值是‘和谐’。天坛奖的设立，标志着北京电影节日益与国际标准对接。”当然，北京电影节与国际接轨更大的好处便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电影是综合艺术，是国际化，金融化，大众化的引人注目的艺术形式。可以更通俗地说，电影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比起小说有其独特的优势，它能够通过画面向全世界传达一种思想一种理念，它的路子比小说要宽泛许多。因此电影界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只要电影节坚持艺术性，有创新能力，路子走的正，走的实，不断积累口碑，对城市形象的提升效应会日益显现。”戛纳、洛迦诺、柏林如果不是电影节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电影节本身的文化携带渗透着举办地的文化，无论是从前期策划，中期运作还是后期推广无处不依附着城市文化的影子。这样一来，电影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传播与消费的过程。附载在电影中的国家文化以及文化理念也就被合理地“偷渡”，以此，悄无声息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这样的文化传播也是最经济，最震撼的一种文化传播方式，简单快捷，更具吸引力。 　　吉亚诺普洛斯曾表示，“未来世界电影的核心会在北京”，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能够成为世界电影的核心。四届电影节，可以说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渐入佳境，早已具有了独特的东方情思和神韵。北京国际电影节有其独特的定位——中国特色、北京风格。这两方面相结合便可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节。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吸引力，没有吸引力也就没有注意力。电影从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产业，必须赚足眼球才能又好又快的发展。在电影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口碑打造品牌，提高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提高也会使城市形象“增值”，打造魅力新北京，使北京以更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电影节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便是影片，好的电影节应该提供一个电影交流的平台。比如影片《人在囧途之泰囧》小制作，小投资却是大收益，归根结底是迎合了观众的需求。快节奏下压力越来越大的现代生活带给人们不愿意承受的压抑，而这种喜剧便应运而生，而且大受欢迎。相反的，有些大制作的影片，耗费巨资却收效不明显，电影节提供的这一平台能够有效地调节观众市场和电影市场的不平衡，以此使得电影良性发展。其实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一方面取悦于受众，这就必须使电影迎合观众需求。一方面更加的“艺术化”，以满足“学院派”中一些骨子里透出电影艺术气质的“电影人”。电影节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各类电影之间的交流，导演之间的交流，这无疑会使影片的质量得到提升，会使电影以更直接的方式进入受众之中，通过这种优化和重组，形成健康而有序的国际电影市场。
　　当然，电影节对新人的培养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男主角戴夫帕特尔，因为这部影片在电影节获奖，他也水涨船高，身价倍增。再如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首设的“纪录佳作”单元、“华语电影新焦点”单元以及“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等等，都旨在发掘电影新人，推动电影新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电影节对发掘和成就新人的巨大作用。导演、演员在电影中处于一种很奇特的地位，最核心，最显要也最引人注目。导演、演员对电影事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电影归根结底靠导演和演员来表现，发掘出一个好导演和一个绝佳演员可以说是电影事业的助力剂。
　　电影节不单单是电影的盛会，其实电影本身也不单单是电影。好的影片蕴含着人文关怀，社会热点问题等，更依托于电影的价值观通过画面和故事来进行传递。当下是大融合的时代，世界性的问题不断发生，又不断地融合。而电影恰恰成了一个“桥梁”，将内部与外部的资源互换，以此达到双赢。面对越来越开放，及其包容的时代，北京国际电影节依时而变，提供更加自由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不同语言、文化冲突，充分体现人们探讨制作电影的各种新的方式。同时带动风格迥异的电影人的成长，更好地交流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