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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文学的书写中，死亡是不可回避的重要描写内容。当前评论界对薛涛的批评重点主要停留在其幻想体儿童文学的创作，而相对忽略了其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对死亡的“诗意化”处理方面的贡献。本论文以其主要作品入手，着重探讨薛涛以转化与延宕为特质的独特的死亡处理方式。薛涛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新秀，对其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儿童文学；薛涛；死亡书写；诗意化；延宕
作者简介：张梦茹（1987-），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4
成人文学中，对于死亡的描绘绝对不是孤立的，在文本中的呈现经常与暴力，性等诸多“有意味的形式”纠缠在一起。事实上，儿童文学中的死亡描绘同样也绝对不是孤立的，只不过在文本中的呈现更多地与生命、爱与美缠绕在一起。这其实也正是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提出的特殊要求——对于死亡的“诗意化”处理。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这样，能够有效通过对诸如爱、生命等正面力量的强调从而来冲淡死亡本应该具有的恐怖与惨烈，让儿童的焦虑得以缓解，从而不至于过度沉沦于悲哀与痛苦之中。
薛涛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儿童文学创作基本上从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步入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新时代，这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国内环境打造了薛涛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死亡的独特的“诗意化”处理方式，既不同于安徒生——承担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也不同于王尔德——充满了“纯粹的愿望，动人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1]长期以来，薛涛立足于中国本土，以其独特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对死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薛涛对儿童文学创作中死亡的诗意化处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杰出的骄傲。
一、直面接受这份沉甸甸的忧伤——死亡
尽管格雷厄姆在编选儿童诗集时曾刻意地将有关死亡的诗歌排除在外，然而艾梓碧塔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的任何不幸、任何苦难从来不曾放过孩子们。孩子们无法远离病痛、穷困以及避免遭受抛弃之苦，更无法逃避罪恶、性侵犯以及死亡。”[2]既然无法避免，接受与直面或者正是最本真最正确的选择。事实上，1922年横空出世的《稻草人》就是一部敢于直面死亡的儿童文学作品。叶圣陶借稻草人之眼几乎目睹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不幸——贫瘠的稻田又遇虫灾，孱弱的孩童更被病魔缠身，绝望自杀的渔家女与老妇人……。尽管整部作品弥漫着低沉阴郁、哀伤凄婉的生之绝望，然而它仍然沉淀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究其根本原因，或者正是敢于让儿童直面死亡的勇气与真诚之心。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薛涛也是这样。
死亡来临的时候，即使成人也会潸然泪下。既然如此，当然不能不允许孩子们哭泣。《稻场笛声》中，小桃子一开始是试图希望通过带领孩子们以看月亮的方式压抑住因小黑子的死亡产生的悲伤的，然而这种尝试终究是徒劳的：“女孩小桃子先开始抽泣。于是打谷场不再安静。”[3]如果小黑子的死是个体死亡的代表，那么《海爸爸 蓝房子》可谓爸爸们一种群体性的死亡。妈妈们响起一片哭声的时候，孩子们正在筹划寻找父亲的一场出海冒险。哭泣发生在船行很久之后：“摩丁开始一声大一声小地哭，摩丁一哭我们都垮下来。”[4]无论是个体死亡，还是群体死亡，我们都惊奇地发现，在薛涛笔下，孩子们的哭泣是具有明显滞后性的。或者薛涛正是从儿童哭泣的滞后性里，看到了潜伏其下的自我治愈因子？
死亡发生之后，成年人往往要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葬礼。葬礼的本质其实是对故人举行的一场告别仪式。既然如此，我们同样不能不考虑孩子们的“仪式”。 “高个男孩泪流满面，他站在那块广告板前，展开手向那只‘大猫’抹去……抹去了那只大猫，高个男孩又拾起一块白灰，在那只小老鼠旁一心一意地画上两只大些的老鼠。”[5]“一心一意”足可見孩子们对告别仪式的重视。如果说《矮个男孩和高个男孩》还是个体行为的告别，那么在《庚子红巾》中，这种个体告别已然演化为一场集体告别：“我轻轻地走过去，把我的红巾盖在掌柜身上，接着一条又一条红巾盖在掌柜身上……”[6]无论是个体行为的告别，还是群体行为的告别，我们同样惊奇的发现，在薛涛笔下，这种告别的仪式化行为都具有一种先天的自发性。
面对死亡，纵然可以放声哭泣，纵然可以以仪式化的行为举行告别，然而真正对于死亡的接受还是源于内心深处。《学狗叫的孩子》是这样结尾的：“他懂得了什么叫想念。想念就是想哭——又哭不出来。”[7]《远亲要来的冬天》的结尾：“那个寒冷的冬天又变得格外寒冷，我也变得懂事……我的心中仍能升起一团希望和温暖，熄灭了，升起，再熄灭了，再升起。而当海面上海是灰茫茫一片的时候，我也学会了如何感觉童年的第一缕空虚和无着无落。”[8]如果说前者中孩童对于死亡的认知还停留在“懂得了什么叫想念。”那么显然后者对于死亡的解读则更复杂与深刻了许多。首先，懂事本就是成长的一个同义词；其次，对于一位孩童来说，心中能够常驻一份温暖与希望，这是多么不易之事；第三，“我”同时学会了一种甚至成人有时也无法能够做到的本事——如何与寂寞化敌为友。
纵然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选择直面死亡的创作方式，可谓剑走偏锋，险之又险，然而通过薛涛的作品，我们还是看到了面对沉甸甸的忧伤——死亡的一种顺利过渡方式：滞后性的哭泣（直面死亡）——仪式化的告别仪式——沉潜之后获得某种启示（接受死亡）。严格意识上说，或者这种原始与真实的死亡书写方式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并不能引起足够重视，然而我更愿意将它归于“诗意化”处理的书写方式之中。《庄子··渔夫》云：“不精不成，不能动人。”如果没有儿童文学前辈们敢于触碰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死亡禁忌”，那么儿童文学的内容就不能足够丰富完善并且日益走向完整充实，那么对于死亡书写的“诗意化”处理更是一纸悬文，无可谈起。
关键词：儿童文学；薛涛；死亡书写；诗意化；延宕
作者简介：张梦茹（1987-），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4
成人文学中，对于死亡的描绘绝对不是孤立的，在文本中的呈现经常与暴力，性等诸多“有意味的形式”纠缠在一起。事实上，儿童文学中的死亡描绘同样也绝对不是孤立的，只不过在文本中的呈现更多地与生命、爱与美缠绕在一起。这其实也正是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提出的特殊要求——对于死亡的“诗意化”处理。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这样，能够有效通过对诸如爱、生命等正面力量的强调从而来冲淡死亡本应该具有的恐怖与惨烈，让儿童的焦虑得以缓解，从而不至于过度沉沦于悲哀与痛苦之中。
薛涛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儿童文学创作基本上从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步入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新时代，这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国内环境打造了薛涛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死亡的独特的“诗意化”处理方式，既不同于安徒生——承担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也不同于王尔德——充满了“纯粹的愿望，动人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1]长期以来，薛涛立足于中国本土，以其独特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对死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薛涛对儿童文学创作中死亡的诗意化处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杰出的骄傲。
一、直面接受这份沉甸甸的忧伤——死亡
尽管格雷厄姆在编选儿童诗集时曾刻意地将有关死亡的诗歌排除在外，然而艾梓碧塔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的任何不幸、任何苦难从来不曾放过孩子们。孩子们无法远离病痛、穷困以及避免遭受抛弃之苦，更无法逃避罪恶、性侵犯以及死亡。”[2]既然无法避免，接受与直面或者正是最本真最正确的选择。事实上，1922年横空出世的《稻草人》就是一部敢于直面死亡的儿童文学作品。叶圣陶借稻草人之眼几乎目睹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不幸——贫瘠的稻田又遇虫灾，孱弱的孩童更被病魔缠身，绝望自杀的渔家女与老妇人……。尽管整部作品弥漫着低沉阴郁、哀伤凄婉的生之绝望，然而它仍然沉淀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究其根本原因，或者正是敢于让儿童直面死亡的勇气与真诚之心。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薛涛也是这样。
死亡来临的时候，即使成人也会潸然泪下。既然如此，当然不能不允许孩子们哭泣。《稻场笛声》中，小桃子一开始是试图希望通过带领孩子们以看月亮的方式压抑住因小黑子的死亡产生的悲伤的，然而这种尝试终究是徒劳的：“女孩小桃子先开始抽泣。于是打谷场不再安静。”[3]如果小黑子的死是个体死亡的代表，那么《海爸爸 蓝房子》可谓爸爸们一种群体性的死亡。妈妈们响起一片哭声的时候，孩子们正在筹划寻找父亲的一场出海冒险。哭泣发生在船行很久之后：“摩丁开始一声大一声小地哭，摩丁一哭我们都垮下来。”[4]无论是个体死亡，还是群体死亡，我们都惊奇地发现，在薛涛笔下，孩子们的哭泣是具有明显滞后性的。或者薛涛正是从儿童哭泣的滞后性里，看到了潜伏其下的自我治愈因子？
死亡发生之后，成年人往往要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葬礼。葬礼的本质其实是对故人举行的一场告别仪式。既然如此，我们同样不能不考虑孩子们的“仪式”。 “高个男孩泪流满面，他站在那块广告板前，展开手向那只‘大猫’抹去……抹去了那只大猫，高个男孩又拾起一块白灰，在那只小老鼠旁一心一意地画上两只大些的老鼠。”[5]“一心一意”足可見孩子们对告别仪式的重视。如果说《矮个男孩和高个男孩》还是个体行为的告别，那么在《庚子红巾》中，这种个体告别已然演化为一场集体告别：“我轻轻地走过去，把我的红巾盖在掌柜身上，接着一条又一条红巾盖在掌柜身上……”[6]无论是个体行为的告别，还是群体行为的告别，我们同样惊奇的发现，在薛涛笔下，这种告别的仪式化行为都具有一种先天的自发性。
面对死亡，纵然可以放声哭泣，纵然可以以仪式化的行为举行告别，然而真正对于死亡的接受还是源于内心深处。《学狗叫的孩子》是这样结尾的：“他懂得了什么叫想念。想念就是想哭——又哭不出来。”[7]《远亲要来的冬天》的结尾：“那个寒冷的冬天又变得格外寒冷，我也变得懂事……我的心中仍能升起一团希望和温暖，熄灭了，升起，再熄灭了，再升起。而当海面上海是灰茫茫一片的时候，我也学会了如何感觉童年的第一缕空虚和无着无落。”[8]如果说前者中孩童对于死亡的认知还停留在“懂得了什么叫想念。”那么显然后者对于死亡的解读则更复杂与深刻了许多。首先，懂事本就是成长的一个同义词；其次，对于一位孩童来说，心中能够常驻一份温暖与希望，这是多么不易之事；第三，“我”同时学会了一种甚至成人有时也无法能够做到的本事——如何与寂寞化敌为友。
纵然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选择直面死亡的创作方式，可谓剑走偏锋，险之又险，然而通过薛涛的作品，我们还是看到了面对沉甸甸的忧伤——死亡的一种顺利过渡方式：滞后性的哭泣（直面死亡）——仪式化的告别仪式——沉潜之后获得某种启示（接受死亡）。严格意识上说，或者这种原始与真实的死亡书写方式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并不能引起足够重视，然而我更愿意将它归于“诗意化”处理的书写方式之中。《庄子··渔夫》云：“不精不成，不能动人。”如果没有儿童文学前辈们敢于触碰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死亡禁忌”，那么儿童文学的内容就不能足够丰富完善并且日益走向完整充实，那么对于死亡书写的“诗意化”处理更是一纸悬文，无可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