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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软，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一枝独秀。经过32年均速9.5％的连续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业国，GDP总量也于去年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被普遍认为将于 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这种强烈的国际对比促使学界、商界、政界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欧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国家资本主义
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占整个中国股市价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
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些市场经济被笼统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笔者与香港科技大学李系、刘学文两位教授的一项研究从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很低，工资待遇很差，而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经济利润率节节攀升，反而超过了私人企业？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垂直结构。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仍垄断上游的一些关键性产业和市场，而下游的产业绝大多数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并对外开放。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贸易开放，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下游企业得以大量出口，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下游产业对上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恰恰垄断了这些上游产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赢利得以快速增长。
很多人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归因于垄断和补贴，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而言，垄断和补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之前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么低？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烟酒，很多下游产业中的国企都失去原先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它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性和政策性的负担，加上产权引起的各种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所以竞争不过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亏损、倒闭、转制，从而将国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拉低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下游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制。所以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整体上从短期来讲是改革和开放的受害者。
国企增长之谜
但当亏损的国企从下游产业基本退出完毕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强劲的外需，对于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国的消费能力，那么下游的产量就会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从而对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就会大大降低，国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
反之，中国对出口实行各种鼓励性的政策，并积极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性设施，这不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出口和扩张，也间接有利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更进一步地，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假设中国政府把钱借给外国的消费者能立即换来大量外需，那么中国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从这种资本项目的不平衡中获得更多好处。
另外，上游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地高赢利，与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有关。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上游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创造了更大空间。
反之，假如中国是一个人口小国，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定会迅速拉升劳动力成本，而为了保持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对它所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再征收那么高的垄断价格，利润就会大幅减小。
尚需继续改革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要问：世界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外需相对下降，另外，近两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继续改革，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会持续下去吗？进一步地，中国的这种具有垂直结构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可持续吗？中国会不会也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长？
根据我们的“垂直结构”分析框架，答案很清楚：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上游国企的高利润便不可持续，而要使上游国企继续维持高利润有三种途径：
一是不要轻易放弃外需，这就必须让产业结构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以合适的速度不断地升级；二是保持内需的高增长，特别是要提高严重偏低的消费内需，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劳动力的收入，健全养老医疗等保障体制；三是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如何使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是否必须私有化？一方面，上游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因为所有制导致，而是自然垄断。所以，即便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或允许新的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最终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垄断性。而且其中有些产业的确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参与或监管。此外，正如西方很多国家抱怨的那样，中国的大型国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中经常名正言顺地得到股东政府的支持而占据很多额外优势。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垂直结构”绝不意味着分属不同产业的国企和私企从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国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链条上分蛋糕，而且还要在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上竞争。
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政府主导了银行业、保险业，国家控股企业又主导了股市，这种格局使得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多，成本更低，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如果不大力发展为下游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制，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原动力。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这种强烈的国际对比促使学界、商界、政界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欧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国家资本主义
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占整个中国股市价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
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些市场经济被笼统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笔者与香港科技大学李系、刘学文两位教授的一项研究从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很低，工资待遇很差，而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经济利润率节节攀升，反而超过了私人企业？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垂直结构。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仍垄断上游的一些关键性产业和市场，而下游的产业绝大多数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并对外开放。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贸易开放，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下游企业得以大量出口，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下游产业对上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恰恰垄断了这些上游产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赢利得以快速增长。
很多人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归因于垄断和补贴，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而言，垄断和补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之前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么低？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烟酒，很多下游产业中的国企都失去原先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它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性和政策性的负担，加上产权引起的各种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所以竞争不过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亏损、倒闭、转制，从而将国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拉低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下游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制。所以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整体上从短期来讲是改革和开放的受害者。
国企增长之谜
但当亏损的国企从下游产业基本退出完毕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强劲的外需，对于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国的消费能力，那么下游的产量就会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从而对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就会大大降低，国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
反之，中国对出口实行各种鼓励性的政策，并积极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性设施，这不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出口和扩张，也间接有利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更进一步地，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假设中国政府把钱借给外国的消费者能立即换来大量外需，那么中国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从这种资本项目的不平衡中获得更多好处。
另外，上游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地高赢利，与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有关。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上游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创造了更大空间。
反之，假如中国是一个人口小国，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定会迅速拉升劳动力成本，而为了保持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对它所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再征收那么高的垄断价格，利润就会大幅减小。
尚需继续改革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要问：世界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外需相对下降，另外，近两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继续改革，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会持续下去吗？进一步地，中国的这种具有垂直结构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可持续吗？中国会不会也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长？
根据我们的“垂直结构”分析框架，答案很清楚：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上游国企的高利润便不可持续，而要使上游国企继续维持高利润有三种途径：
一是不要轻易放弃外需，这就必须让产业结构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以合适的速度不断地升级；二是保持内需的高增长，特别是要提高严重偏低的消费内需，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劳动力的收入，健全养老医疗等保障体制；三是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如何使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是否必须私有化？一方面，上游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因为所有制导致，而是自然垄断。所以，即便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或允许新的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最终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垄断性。而且其中有些产业的确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参与或监管。此外，正如西方很多国家抱怨的那样，中国的大型国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中经常名正言顺地得到股东政府的支持而占据很多额外优势。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垂直结构”绝不意味着分属不同产业的国企和私企从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国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链条上分蛋糕，而且还要在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上竞争。
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政府主导了银行业、保险业，国家控股企业又主导了股市，这种格局使得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多，成本更低，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如果不大力发展为下游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制，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原动力。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