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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拥挤的教室里，每张书桌上都堆着成摞的书本和资料。埋首于“书山”中的学生们，一条胳膊被一根输液管线和针头连着悬挂在半空的吊瓶，瓶内为处方药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这是湖北孝感一中的一个高考班，考前最后冲刺的震撼场面，2012年5月4日，该校一名高三女生拍下身边的画面并发布于微博。高考生集体吊瓶事件以夸张的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迅速在网上传播，引起网民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6月7日至8日，预计全国将有900余万名考生步入高考考场。在“一考定终身”的重压之下，考生与家长皆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由此补品、药品成为名副其实的高考安慰剂。而此次考生集体注射氨基酸事件，正是学生和家长心理的集中反映。“觉得药品疗效好，而且是打针，希冀立竿见影。”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网专家孙忠实说。
有进补传统的国人对考试前食补、保健品的认同，已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视其为必需品，甚至注射、吸氧等非常手段亦被作为给力的进补方式。考生和家长对安慰剂的盲从，也在事实上催生出众多安慰剂商机。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国家药监局）起草、卫生部报送国务院的《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送审稿(下称《保健品条例》)，已转至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内部讨论。这是保健食品行业的法规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层面，但行业规范与监管无法解决900余万个家庭在这一非常时期由教育催逼的焦灼。当处方药物以“补品”的面目频繁地粉墨登场，说明考前滥补现象已经发展到不容忽视的危险境况，亦给高考抹上了一层病态的色彩。
吊瓶风险
与全国高考生一样，孝感一中高三各班有一张类似的作息表：早7时自习，至晚22时下课。学习、吃饭、睡觉，已将高中生涯最后一年塞得满满当当。
对高三学生而言，时间太宝贵了。但一次吊瓶注射约需三小时，尽管仅注射一次，但这些高考学生仍然难以舍弃这三个小时的好时光。
根据孝感一中的说法，以往均为学生无组织地前往医务室注射。5月4日，医务室已经挤满了打吊瓶的学生，文科班高三（3）班有学生提出“将药瓶拿到教室注射”，该想法得到该班师生的一致赞同，于是“吊瓶班”便产生了。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告诉《财经》记者，在校舍、教室进行这种有创的静脉输液，肯定不符合医疗卫生规范要求。当环境和操作皆不符合卫生条件时，会加大注射风险。
吊瓶内是一种名为“复方氨基酸注射液”的药品，在临床使用中，医生应对患者进行详细检查，确定其适应症且符合注射指征之后，才能开出药方。
作为一种肠道外营养药，复方氨基酸注射液在医疗中多用于创伤、烧伤等肠道功能失调引起的蛋白质消化和吸收障碍的患者，以治疗其面临的蛋白质及营养缺乏问题。实际上，氨基酸是合成蛋白质的原料，而且需要很长的合成过程。所谓能够补充能量，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效果。
危险的是，复方氨基酸作为处方类注射给药，并非完全安全的用药，有较高的过敏性休克发生率，甚至死亡。其所引起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多为中度、重度。轻度不良反应报告较少，但根据《复方氨基酸注射液不良反应文献分析》显示，这也可能因复方氨基酸引发的轻度反应容易让医护人员忽视，存在漏报情况。
然而在孝感，当地人认为氨基酸注射液可以用来补充能量，高考生注射氨基酸在当地已流行多年。孝感一中监察室主任高平强介绍，最早进行注射的学生正是在咨询前几年的考生有类似操作后，才采取同样措施。一位在当地执教的中学教师也告诉《财经》记者，早在十年前的高考前夕，其班级有多名学生注射了氨基酸。
“吊瓶班”图片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后，孝感一中已叫停并整顿医务室。不过，谈到注射复方氨基酸的效果，孝感一中有关负责人表示，学生反映还好，“起码有一点（心理）暗示作用。”
科普学者、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表示，当一个考生超常发挥了，而他又碰巧注射了氨基酸，就容易被归结为氨基酸有效果。其实，那些未注射氨基酸的考生也会有超常发挥的情况。当然，其间安慰剂效应有可能存在，“但作为学校，支持这样的安慰剂效应，很不应该”。
孝感一中的这批药品购自武汉益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校方对《财经》记者展示的购药票据显示，这批氨基酸注射液于今年4月20日采购，每瓶12.3元，该批药物共计5904元，合480瓶。截至被叫停，该校1300余高三学生中已有400多人进行了注射。学校对每位参与注射的学生收取10元费用，余额由学校补贴。至于补贴款项来源，校方称，来自新生入学的择校费。其实就是提高入学分数线，然后收取自费生的费用。
对于高考前集体打吊瓶补充氨基酸的行为是否妥当，教育部对《财经》记者的答复是，“此类问题归卫生部”。而邓海华则认为，“谁组织的谁有责任。即使是学生及家长自愿，学校也有管理的问题。”
据了解，像复方氨基酸注射液这样的处方药，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学校的校医院和医务室也有开处方的权力，不过，全国所有学校的卫生工作都归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盲目进补
从恢复高考至今，几乎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考前进补的记忆。随着高考进补的升级换代，有人将高考划分为了几个时期：
首先是糖水时代，大致时间从1977年至1980年，高考学生的补品就是红糖水和白糖水；1980年至1985年，高考补品进入麦乳精加鸡蛋时代，以牛奶、奶油、麦精、蛋粉为主体，并添加蔗糖、葡萄糖、可可粉等原料的麦乳精成为主流配置，此外，鸡蛋也已成为基本营养品；接下来是鸡鸭鱼肉时代，从1985年至1992年，国人告别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使这类食品的供应不再紧张。
此后十年间，食补成为常规项目，从而进入保健品时代，注射葡萄糖，以及太阳神、红桃K等品牌的口服液皆风行一时。发展至今，在高考备战中，名头繁多的保健品已占据了可观的补品市场份额。北京一家老字号药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财经》记者，从年初开始，来为考生选购保健品的家长就开始增多，现在已是销售旺季的尾声。
面对品牌、种类、宣传功效等皆花样翻新的保健品，考生家长往往处于盲目状态，对于这些“补品”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并不十分清楚，极易被诱导。而商家一般都会在销售一种商品时，趁机搭配几款产品同时推荐，一般食用一个月量的“套餐”至少要四五百元。
保健品的意义在于：如果饮食不够全面均衡，以至于缺乏某些微量营养成分，那么“补充”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健康。如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等类型的“膳食补充剂”。实际上，健康人群只要通过正常饮食就可以摄入足够的营养。孙忠实介绍，“只有在表现出一定的症状，才需靠额外的营养品补充。而且营养的补充同样应该遵从医嘱。”
但随着中考、高考临近，保健品企业为扩大商机，其中不乏夸大，甚至虚假宣传保健品功能的现象，迎合国人望子成龙的心理。“不合理使用营养品的情况非常普遍。商家主要盯住三类人群，小儿、老人以及特殊人群，特殊人群就包括考生，这部分人群有心理需求，商家就投其所好。”孙忠实称。
食用保健品备考的现象，甚至已经蔓延至中考考生群体。一名初三学生在中考招生体检中，因转氨酶偏高要复查，医生查找原因时发现，这名少年为备考而服用保健品，于是责其停用保健品后再复检，这名学生的转氨酶随恢复正常。
“一些保健品、补品都要经过肝脏解毒，容易加重肝脏负担，也会引起转氨酶增高，影响体检结果。”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所长邬盛鑫建议，平时服用补品、保健品的初三学生要在体检前一周停用。在一些地方的《中考体检注意事项》中亦有此类提示。
此外，避孕药可能导致月经不调、白带增多等副作用，大多数女性对此都有所了解，但近年来，部分高考女生通过服用避孕药推迟月经，以错过高考时间。
北京大学医学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林晓明认为，由于考生个体体质、生理状况存在差异，应考期间随意服用保健品、避孕药等化学物质，可能会打乱正常的身体规律，甚至会出现副反应，适得其反。
保健品难以规范
5月1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消费提示称，从未批准补脑、提高智商等功能的保健食品，已批准的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功能的保健食品，不适用于补脑、提高智商、缓解脑力疲劳。
此前，为整治保健品市场的乱象，药监局于3月20日印发了《保健食品命名规定》，并制定了《保健食品命名指南》。其中强制规定，保健食品命名将不得带有“脑”“眼”“心”等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等词语，保健食品命名禁止使用虚假、夸大或绝对化等词语。
但登录药监局网站，搜索具有“改善记忆”“抗疲劳”功能的保健食品，分别有213条和1025条记录。这两项保健功能，正是考生梦寐以求的。
如俗称脑黄金的DHA，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被保健品商“赋予”了补脑提神的神奇功能，在很多品牌的保健品中，都能够发现其身影。
DHA是人体一些重要组织的组成部分，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保健功能”，科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云无心博士表示，目前，DHA除了对于降低血脂获得比较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他的功能都缺乏像样的科学证据，基本上就是营销炒作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成分，都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得到，而且额外补充这些物质以获得额外“保健功能”的说法，很少有科学证据支持。
《保健品条例》自从2009年开始研究制定以来，目前还在国务院法制办科教文卫司内部讨论，连正式名称都尚未确定。此前有消息称，该条例经多次易稿，主要原因是各方对于保健品的监管方法以及功能认定方面存在争议。目前，保健品管理依据的是2005年7月公布的《保健产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此为国家药监局规章，而《保健品条例》为国务院法规，因此参与制定者都十分谨慎。据一位参与制定者向《财经》记者透露，送审稿对保健品的定义，是不能替代药品，不能产生急性、亚急性危害。
仅从法律文本来看，中国的保健品管理已经比美国严格。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并不“认证”保健品，其上市也不需要经过FDA的审批。也就是说，美国的保健品并不保证有效，也不保证安全。只要不吃出明显问题，或者涉嫌加入违禁成分，FDA实际上并不过问。
反观国内，对保健品实行的是审批制度，需逐个审批，哪怕是同一种保健品也要求每个厂家进行申请，通过药监局的审批才可以上市。理论上看，无论是有效性、安全性，还是功能解释，都受到明确的监管。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管理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一致的执行。云无心举例称，如国内保健品所谓的“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等说法，本身就缺乏严格定义。
另外，国家药监局批准保健品功能所要求的科学证据也并不严格。比如，国家药监局批准DHA类保健品具有改善记忆功能，目前尚未获得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
处方药滥用危害
在保健品未给考生带来其承诺的效果时，部分学生家长盲目将处方药视为“强心剂”，更使学生们的高考之旅危机四伏。
“近年来，每逢学生高考期间，人血白蛋白用量明显增加。很多考生家长错误认为，人血白蛋白是很有营养的药物，注射后可以明显增强体力，改善记忆。一些考生家长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本品，使得市场供应压力进一步增大。”北京军区总医院药剂科主任医师孙世光曾撰文称。
除了在孝感被集体注射的复方氨基酸注射剂，人血白蛋白早已是另一种在许多地方被滥用的处方药物。人血白蛋白是临床使用的一种血液制品，主要用于治疗因失血、创伤和烧伤引起的防治低蛋白血症，以及肝硬化或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
身体健康者通过注射人血白蛋白来滋补身体，完全是对药理作用的误解，实际上并不能迅速起到营养作用，原因是人血白蛋白半衰期长，释放氨基酸缓慢，特别是色氨酸的含量较低。与此同时，人血白蛋白价格昂贵，10克约400元。
治疗中枢神经兴奋的处方药“利他林”，是用于治疗孩子多动症的药物。患有多动症的孩子使用后，能够集中注意力了，相对于之前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从而给人一种“服药后变聪明”的错觉。由此，被少数家长视做“聪明药”，给孩子服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主任医师金武官表示，健康人群根本不适合服用“利他林”，还可能产生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头痛、失眠、心律失常、肠胃紊乱等症状，并有成瘾的可能。
尽管高考生滥用药物的情况相当普遍，且处方药的边界亦被打破，但国内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教育和卫生部门亦未有统计，以采取相应措施。
一项针对体育高考学生使用兴奋剂的情况研究，或可窥高考生“滥补”处方药的严重情况。这项研究对广州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四所体育学院2007级1126名新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20份。调查结果显示，76人承认在体育考试中曾使用过兴奋剂，占7.45％。可以说，体育高考生使用兴奋剂已经不再是个别偶然现象。
研究表明，使用兴奋剂可以使个体在同样的训练下取得更为优秀的成绩，这对考生来说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
在2005年的全国体育专业招生考试中，首都体育学院不得不开体育院校之先河，设置对考生的兴奋剂检测项目。种种迹象表明，高考考场已逐渐演变成各种药物的比武场。
孝感一中集体注射处方药事件被个别学生作为“趣事”曝光出来，表明国民科学素养严重不足，导致考生们盲目服用药物，且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药物依赖症。他们并不一定“信其有”，但肯定“没有”的后果是他们不敢面对的。这亦说明考场的竞争压力已经前移，致使学生和家人，甚至医学、教育工作者宁可无视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抱着姑且一试的侥幸。
药物之于所有涉及考试的群体，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武器。
“病根”与“药方”
中国人有进补的传统，该观念源自中医理论，与其一脉相承。科普作家方舟子认为，人们总觉得平时生活方式如大吃大喝不够健康，用补品则可以弥补缺失，其中迷信色彩浓厚。
同时，应试教育造就了多数国民对于生活中基本科学认识的漠然。以注射氨基酸注射液的“吊瓶班”为例，氨基酸与蛋白质之于人体消化吸收营养的关系本应是中学生物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然而诸多师生，甚至医务室的医生均对此抛之脑后。
据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这仅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实际上，中国国民科学素养的差距更多体现在科学精神，特别是怀疑精神上。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被夸大的保健品广告，或者跟随周边的保健品购买群体蜂拥而上。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健康的人通过均衡的饮食，完全可以满足自身的正常需要。高考生能够保持平常的饮食习惯最好，骤然改变饮食习惯，尤其是吃一些非常规的东西，有可能使身体处于一种跟平常不同的状态，未必有利于学习应考。
尽管近年来相似观点屡见报端，但考生滥补的新闻仍然在每年高考前会有一波反弹。云无心认为，这跟公众科学素养和厂商的非法营销牟利直接相关，也跟“随大流不吃亏”的心态有关。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分析“高考吊瓶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高考生及其家长们的深深焦虑。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这一次考试的成败，“毕其功于一役”，这使得高考负载了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1届高考生及家长压力分析数据，感到高考压力“很大”者，占被调查考生的33％，“较大”者占43％；高考生家长因孩子高考而感到压力“很大”的比例为26％，“较大”者占43％。
而“学业成绩”是考生和家长最大的压力因素。“怕考试发挥失常”“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两项在此次调查中，分别在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因素中占第二位。因此，孝感当地的一位中学教师对《财经》记者称，“确实有（注射过处方药的）同学在考场上超常发挥了。”有学生家长也持类似看法，“至少心理安慰作用明显”。
这些口口相传的说法，对于深陷中国教育和就业环境中累积、传导的畸形压力的学生和家长而言，无疑犹如溺水者眼中的稻草，这也是高考滥补现象的深层次症结。
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但与1999年高校扩招前已有所不同，当年的“高考独木桥”，如今升级为“名校独木桥”。考生都把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作为追求。“二本的学生拼命要考入一本学校，三本的学生一定会想办法进入二本学校”。在一些地方，没考上一本，甚至被认为是没考上大学，高职高专则被不少考生放弃。
然而，在任何国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10％左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本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8.5％，这使得高考焦虑比扩招前的1998年——考上专科就已经算得上升学成功的竞争，更为激烈。
2006年《法制晚报》在网上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七成接受网上调查的高考生会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药物和保健品；六成被调查者认为服用药物和保健品真能提高考试成绩；甚至有七成高考生愿以药物副作用来换取高考成绩的提高。
这几项调查数据，基本与前述麦可思研究院报告中，感到高考压力“很大”和“较大”者的比例吻合。
更不可忽视的是，高考的压力已经传递到幼儿园阶段，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高考，围绕高考科目来准备升学。
如果不推进改革，未来出现的就不仅是“高考吊瓶班”，还会有“中考吊瓶班”以及“小升初吊瓶班”。“只要想想，现在幼升小的题目居然难倒大学生，就可推测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有多大。”熊丙奇说，要消除“吊瓶班”怪象，让家长和考生用平常的心态对待高考，中国必须深入推进应试教育制度、人才评价体系改革。
实习生张欣对此文亦有贡献
这是湖北孝感一中的一个高考班，考前最后冲刺的震撼场面，2012年5月4日，该校一名高三女生拍下身边的画面并发布于微博。高考生集体吊瓶事件以夸张的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迅速在网上传播，引起网民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6月7日至8日，预计全国将有900余万名考生步入高考考场。在“一考定终身”的重压之下，考生与家长皆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由此补品、药品成为名副其实的高考安慰剂。而此次考生集体注射氨基酸事件，正是学生和家长心理的集中反映。“觉得药品疗效好，而且是打针，希冀立竿见影。”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网专家孙忠实说。
有进补传统的国人对考试前食补、保健品的认同，已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视其为必需品，甚至注射、吸氧等非常手段亦被作为给力的进补方式。考生和家长对安慰剂的盲从，也在事实上催生出众多安慰剂商机。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国家药监局）起草、卫生部报送国务院的《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送审稿(下称《保健品条例》)，已转至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内部讨论。这是保健食品行业的法规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层面，但行业规范与监管无法解决900余万个家庭在这一非常时期由教育催逼的焦灼。当处方药物以“补品”的面目频繁地粉墨登场，说明考前滥补现象已经发展到不容忽视的危险境况，亦给高考抹上了一层病态的色彩。
吊瓶风险
与全国高考生一样，孝感一中高三各班有一张类似的作息表：早7时自习，至晚22时下课。学习、吃饭、睡觉，已将高中生涯最后一年塞得满满当当。
对高三学生而言，时间太宝贵了。但一次吊瓶注射约需三小时，尽管仅注射一次，但这些高考学生仍然难以舍弃这三个小时的好时光。
根据孝感一中的说法，以往均为学生无组织地前往医务室注射。5月4日，医务室已经挤满了打吊瓶的学生，文科班高三（3）班有学生提出“将药瓶拿到教室注射”，该想法得到该班师生的一致赞同，于是“吊瓶班”便产生了。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告诉《财经》记者，在校舍、教室进行这种有创的静脉输液，肯定不符合医疗卫生规范要求。当环境和操作皆不符合卫生条件时，会加大注射风险。
吊瓶内是一种名为“复方氨基酸注射液”的药品，在临床使用中，医生应对患者进行详细检查，确定其适应症且符合注射指征之后，才能开出药方。
作为一种肠道外营养药，复方氨基酸注射液在医疗中多用于创伤、烧伤等肠道功能失调引起的蛋白质消化和吸收障碍的患者，以治疗其面临的蛋白质及营养缺乏问题。实际上，氨基酸是合成蛋白质的原料，而且需要很长的合成过程。所谓能够补充能量，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效果。
危险的是，复方氨基酸作为处方类注射给药，并非完全安全的用药，有较高的过敏性休克发生率，甚至死亡。其所引起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多为中度、重度。轻度不良反应报告较少，但根据《复方氨基酸注射液不良反应文献分析》显示，这也可能因复方氨基酸引发的轻度反应容易让医护人员忽视，存在漏报情况。
然而在孝感，当地人认为氨基酸注射液可以用来补充能量，高考生注射氨基酸在当地已流行多年。孝感一中监察室主任高平强介绍，最早进行注射的学生正是在咨询前几年的考生有类似操作后，才采取同样措施。一位在当地执教的中学教师也告诉《财经》记者，早在十年前的高考前夕，其班级有多名学生注射了氨基酸。
“吊瓶班”图片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后，孝感一中已叫停并整顿医务室。不过，谈到注射复方氨基酸的效果，孝感一中有关负责人表示，学生反映还好，“起码有一点（心理）暗示作用。”
科普学者、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表示，当一个考生超常发挥了，而他又碰巧注射了氨基酸，就容易被归结为氨基酸有效果。其实，那些未注射氨基酸的考生也会有超常发挥的情况。当然，其间安慰剂效应有可能存在，“但作为学校，支持这样的安慰剂效应，很不应该”。
孝感一中的这批药品购自武汉益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校方对《财经》记者展示的购药票据显示，这批氨基酸注射液于今年4月20日采购，每瓶12.3元，该批药物共计5904元，合480瓶。截至被叫停，该校1300余高三学生中已有400多人进行了注射。学校对每位参与注射的学生收取10元费用，余额由学校补贴。至于补贴款项来源，校方称，来自新生入学的择校费。其实就是提高入学分数线，然后收取自费生的费用。
对于高考前集体打吊瓶补充氨基酸的行为是否妥当，教育部对《财经》记者的答复是，“此类问题归卫生部”。而邓海华则认为，“谁组织的谁有责任。即使是学生及家长自愿，学校也有管理的问题。”
据了解，像复方氨基酸注射液这样的处方药，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学校的校医院和医务室也有开处方的权力，不过，全国所有学校的卫生工作都归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盲目进补
从恢复高考至今，几乎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考前进补的记忆。随着高考进补的升级换代，有人将高考划分为了几个时期：
首先是糖水时代，大致时间从1977年至1980年，高考学生的补品就是红糖水和白糖水；1980年至1985年，高考补品进入麦乳精加鸡蛋时代，以牛奶、奶油、麦精、蛋粉为主体，并添加蔗糖、葡萄糖、可可粉等原料的麦乳精成为主流配置，此外，鸡蛋也已成为基本营养品；接下来是鸡鸭鱼肉时代，从1985年至1992年，国人告别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使这类食品的供应不再紧张。
此后十年间，食补成为常规项目，从而进入保健品时代，注射葡萄糖，以及太阳神、红桃K等品牌的口服液皆风行一时。发展至今，在高考备战中，名头繁多的保健品已占据了可观的补品市场份额。北京一家老字号药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财经》记者，从年初开始，来为考生选购保健品的家长就开始增多，现在已是销售旺季的尾声。
面对品牌、种类、宣传功效等皆花样翻新的保健品，考生家长往往处于盲目状态，对于这些“补品”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并不十分清楚，极易被诱导。而商家一般都会在销售一种商品时，趁机搭配几款产品同时推荐，一般食用一个月量的“套餐”至少要四五百元。
保健品的意义在于：如果饮食不够全面均衡，以至于缺乏某些微量营养成分，那么“补充”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健康。如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等类型的“膳食补充剂”。实际上，健康人群只要通过正常饮食就可以摄入足够的营养。孙忠实介绍，“只有在表现出一定的症状，才需靠额外的营养品补充。而且营养的补充同样应该遵从医嘱。”
但随着中考、高考临近，保健品企业为扩大商机，其中不乏夸大，甚至虚假宣传保健品功能的现象，迎合国人望子成龙的心理。“不合理使用营养品的情况非常普遍。商家主要盯住三类人群，小儿、老人以及特殊人群，特殊人群就包括考生，这部分人群有心理需求，商家就投其所好。”孙忠实称。
食用保健品备考的现象，甚至已经蔓延至中考考生群体。一名初三学生在中考招生体检中，因转氨酶偏高要复查，医生查找原因时发现，这名少年为备考而服用保健品，于是责其停用保健品后再复检，这名学生的转氨酶随恢复正常。
“一些保健品、补品都要经过肝脏解毒，容易加重肝脏负担，也会引起转氨酶增高，影响体检结果。”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所长邬盛鑫建议，平时服用补品、保健品的初三学生要在体检前一周停用。在一些地方的《中考体检注意事项》中亦有此类提示。
此外，避孕药可能导致月经不调、白带增多等副作用，大多数女性对此都有所了解，但近年来，部分高考女生通过服用避孕药推迟月经，以错过高考时间。
北京大学医学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林晓明认为，由于考生个体体质、生理状况存在差异，应考期间随意服用保健品、避孕药等化学物质，可能会打乱正常的身体规律，甚至会出现副反应，适得其反。
保健品难以规范
5月1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消费提示称，从未批准补脑、提高智商等功能的保健食品，已批准的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功能的保健食品，不适用于补脑、提高智商、缓解脑力疲劳。
此前，为整治保健品市场的乱象，药监局于3月20日印发了《保健食品命名规定》，并制定了《保健食品命名指南》。其中强制规定，保健食品命名将不得带有“脑”“眼”“心”等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等词语，保健食品命名禁止使用虚假、夸大或绝对化等词语。
但登录药监局网站，搜索具有“改善记忆”“抗疲劳”功能的保健食品，分别有213条和1025条记录。这两项保健功能，正是考生梦寐以求的。
如俗称脑黄金的DHA，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被保健品商“赋予”了补脑提神的神奇功能，在很多品牌的保健品中，都能够发现其身影。
DHA是人体一些重要组织的组成部分，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保健功能”，科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云无心博士表示，目前，DHA除了对于降低血脂获得比较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他的功能都缺乏像样的科学证据，基本上就是营销炒作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成分，都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得到，而且额外补充这些物质以获得额外“保健功能”的说法，很少有科学证据支持。
《保健品条例》自从2009年开始研究制定以来，目前还在国务院法制办科教文卫司内部讨论，连正式名称都尚未确定。此前有消息称，该条例经多次易稿，主要原因是各方对于保健品的监管方法以及功能认定方面存在争议。目前，保健品管理依据的是2005年7月公布的《保健产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此为国家药监局规章，而《保健品条例》为国务院法规，因此参与制定者都十分谨慎。据一位参与制定者向《财经》记者透露，送审稿对保健品的定义，是不能替代药品，不能产生急性、亚急性危害。
仅从法律文本来看，中国的保健品管理已经比美国严格。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并不“认证”保健品，其上市也不需要经过FDA的审批。也就是说，美国的保健品并不保证有效，也不保证安全。只要不吃出明显问题，或者涉嫌加入违禁成分，FDA实际上并不过问。
反观国内，对保健品实行的是审批制度，需逐个审批，哪怕是同一种保健品也要求每个厂家进行申请，通过药监局的审批才可以上市。理论上看，无论是有效性、安全性，还是功能解释，都受到明确的监管。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管理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一致的执行。云无心举例称，如国内保健品所谓的“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等说法，本身就缺乏严格定义。
另外，国家药监局批准保健品功能所要求的科学证据也并不严格。比如，国家药监局批准DHA类保健品具有改善记忆功能，目前尚未获得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
处方药滥用危害
在保健品未给考生带来其承诺的效果时，部分学生家长盲目将处方药视为“强心剂”，更使学生们的高考之旅危机四伏。
“近年来，每逢学生高考期间，人血白蛋白用量明显增加。很多考生家长错误认为，人血白蛋白是很有营养的药物，注射后可以明显增强体力，改善记忆。一些考生家长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本品，使得市场供应压力进一步增大。”北京军区总医院药剂科主任医师孙世光曾撰文称。
除了在孝感被集体注射的复方氨基酸注射剂，人血白蛋白早已是另一种在许多地方被滥用的处方药物。人血白蛋白是临床使用的一种血液制品，主要用于治疗因失血、创伤和烧伤引起的防治低蛋白血症，以及肝硬化或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
身体健康者通过注射人血白蛋白来滋补身体，完全是对药理作用的误解，实际上并不能迅速起到营养作用，原因是人血白蛋白半衰期长，释放氨基酸缓慢，特别是色氨酸的含量较低。与此同时，人血白蛋白价格昂贵，10克约400元。
治疗中枢神经兴奋的处方药“利他林”，是用于治疗孩子多动症的药物。患有多动症的孩子使用后，能够集中注意力了，相对于之前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从而给人一种“服药后变聪明”的错觉。由此，被少数家长视做“聪明药”，给孩子服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主任医师金武官表示，健康人群根本不适合服用“利他林”，还可能产生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头痛、失眠、心律失常、肠胃紊乱等症状，并有成瘾的可能。
尽管高考生滥用药物的情况相当普遍，且处方药的边界亦被打破，但国内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教育和卫生部门亦未有统计，以采取相应措施。
一项针对体育高考学生使用兴奋剂的情况研究，或可窥高考生“滥补”处方药的严重情况。这项研究对广州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四所体育学院2007级1126名新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20份。调查结果显示，76人承认在体育考试中曾使用过兴奋剂，占7.45％。可以说，体育高考生使用兴奋剂已经不再是个别偶然现象。
研究表明，使用兴奋剂可以使个体在同样的训练下取得更为优秀的成绩，这对考生来说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
在2005年的全国体育专业招生考试中，首都体育学院不得不开体育院校之先河，设置对考生的兴奋剂检测项目。种种迹象表明，高考考场已逐渐演变成各种药物的比武场。
孝感一中集体注射处方药事件被个别学生作为“趣事”曝光出来，表明国民科学素养严重不足，导致考生们盲目服用药物，且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药物依赖症。他们并不一定“信其有”，但肯定“没有”的后果是他们不敢面对的。这亦说明考场的竞争压力已经前移，致使学生和家人，甚至医学、教育工作者宁可无视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抱着姑且一试的侥幸。
药物之于所有涉及考试的群体，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武器。
“病根”与“药方”
中国人有进补的传统，该观念源自中医理论，与其一脉相承。科普作家方舟子认为，人们总觉得平时生活方式如大吃大喝不够健康，用补品则可以弥补缺失，其中迷信色彩浓厚。
同时，应试教育造就了多数国民对于生活中基本科学认识的漠然。以注射氨基酸注射液的“吊瓶班”为例，氨基酸与蛋白质之于人体消化吸收营养的关系本应是中学生物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然而诸多师生，甚至医务室的医生均对此抛之脑后。
据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这仅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实际上，中国国民科学素养的差距更多体现在科学精神，特别是怀疑精神上。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被夸大的保健品广告，或者跟随周边的保健品购买群体蜂拥而上。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健康的人通过均衡的饮食，完全可以满足自身的正常需要。高考生能够保持平常的饮食习惯最好，骤然改变饮食习惯，尤其是吃一些非常规的东西，有可能使身体处于一种跟平常不同的状态，未必有利于学习应考。
尽管近年来相似观点屡见报端，但考生滥补的新闻仍然在每年高考前会有一波反弹。云无心认为，这跟公众科学素养和厂商的非法营销牟利直接相关，也跟“随大流不吃亏”的心态有关。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分析“高考吊瓶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高考生及其家长们的深深焦虑。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这一次考试的成败，“毕其功于一役”，这使得高考负载了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1届高考生及家长压力分析数据，感到高考压力“很大”者，占被调查考生的33％，“较大”者占43％；高考生家长因孩子高考而感到压力“很大”的比例为26％，“较大”者占43％。
而“学业成绩”是考生和家长最大的压力因素。“怕考试发挥失常”“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两项在此次调查中，分别在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因素中占第二位。因此，孝感当地的一位中学教师对《财经》记者称，“确实有（注射过处方药的）同学在考场上超常发挥了。”有学生家长也持类似看法，“至少心理安慰作用明显”。
这些口口相传的说法，对于深陷中国教育和就业环境中累积、传导的畸形压力的学生和家长而言，无疑犹如溺水者眼中的稻草，这也是高考滥补现象的深层次症结。
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但与1999年高校扩招前已有所不同，当年的“高考独木桥”，如今升级为“名校独木桥”。考生都把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作为追求。“二本的学生拼命要考入一本学校，三本的学生一定会想办法进入二本学校”。在一些地方，没考上一本，甚至被认为是没考上大学，高职高专则被不少考生放弃。
然而，在任何国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10％左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本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8.5％，这使得高考焦虑比扩招前的1998年——考上专科就已经算得上升学成功的竞争，更为激烈。
2006年《法制晚报》在网上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七成接受网上调查的高考生会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药物和保健品；六成被调查者认为服用药物和保健品真能提高考试成绩；甚至有七成高考生愿以药物副作用来换取高考成绩的提高。
这几项调查数据，基本与前述麦可思研究院报告中，感到高考压力“很大”和“较大”者的比例吻合。
更不可忽视的是，高考的压力已经传递到幼儿园阶段，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高考，围绕高考科目来准备升学。
如果不推进改革，未来出现的就不仅是“高考吊瓶班”，还会有“中考吊瓶班”以及“小升初吊瓶班”。“只要想想，现在幼升小的题目居然难倒大学生，就可推测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有多大。”熊丙奇说，要消除“吊瓶班”怪象，让家长和考生用平常的心态对待高考，中国必须深入推进应试教育制度、人才评价体系改革。
实习生张欣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