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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是“著名”的地主之一，教科书告诉我们，剥削阶级的代表大地主刘文彩，在豪华的庄园里设有阴暗的水牢折磨长工，还娶了几房美丽的姨太太过着奢靡的生活。但如今的人们，往往对此抱有一丝怀疑的神色。譬如刘文彩的三姨太凌君如，她真是养尊处优地度此一生么?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来自象鼻镇的美女
刘文彩一生共娶了5个女人，发妻吕氏，正室杨伸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茹、王玉清，当然还有一些姿色卓异的女人穿插其间，只有杨伸华育有子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宜宾城大约有四五万人，加上自重庆、川南、滇北逶迤而来的从事商业贸易以及众多的鸦片贩子、掮客、大爷、赌棍、戏子、娼女，宜宾城的人口也在五六万人左右，他在宜宾权势鼎盛时期，社会上传说他有所谓“四熊”、 “二壶”、 “四副官”，号令一出，官道黑道，莫不风从。每到夜晚，各个公口、烟馆的灯笼一亮，整个叙府俨然是刘文彩麾下的盛大夜宴。
涉及凌君如的所有文字资料上，均异口同声地指出，她出自娼门，乃是叙府名妓。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宜宾民间学者丁芝萍说，凌君如的弟弟凌寿勋曾对她亲口讲述，凌君如出生在宜宾县的象鼻镇，生父姓张，但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未刊资料却明确记载，凌君如本姓喻，宜宾象鼻场街上人，生父与后来的继父凌有成均是袍哥中人。凌君如生父死后，母亲带着凌君如嫁给宜宾县宗场镇凌有成(友臣)后，始改名换姓。推测起来，母女极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母女的年龄不会相差太多，后来母亲与凌有成所生的3个弟弟，年龄竟然比凌君如小十几二十岁。也就是说，最大的可能是，凌君如是过继给母亲的。
凌有成何许人?凌有成乃是叙府袍哥“叙荣乐”里跑二排的干滚龙，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在“干馋”过日的岁月里，他跑过马帮，也经营过茶社、川戏班子，但主要是为盟主两肋插刀，也为地头蛇干些“下事脚”的拉皮条、安排烟馆、找东西、勾兑关系的勾当，从中牟利。
到达宗场凌家时，凌君如的年龄大约在11岁左右。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中引证了一个资料，说凌君如“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其娇弱羞柔的媚态，袭人魂魄。”而长期居住在大邑安仁镇的胡嘉老先生也著文指出，凌君如具有初中文化，能歌善舞。她皮肤白暂，身材苗条，剪短发，娇姿百媚，口齿流利。
至今没有明确的资料可以证明，凌君如在宜宾的“台基”里讨生活。“台基”和一般的妓院不同，不挂牌，不对外公开营业，来者务必经熟人介绍方能接受服务。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未刊资料中收有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凌君如是宜宾县立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位于女学街)的学生，在学校已是名噪一时的“校花”，并且“作风不正”。是否毕业，文中没有提及。如果这个记载真实的话，就有些意思了。1926年巾帼女杰、抗日英烈赵一曼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从时间上推断，她们极可能是同学。
综合几个民间版本，分析起来，应该是凌君如首先成为了叙府“四路诸侯”之一曹荣光的情人，开始涉足风月。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升任了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对刘文彩感恩戴德，设宴款待，让凌君如作陪。刘文彩如见天人，人立即呆了。曹荣光看在眼里，将凌君如拱手献出。就这样结成一对“神仙眷侣”。
但笔者以为，流淌在宜宾民间的百姓说法更为合理。凤栖在《小老丈人与“和记”赌场》指出，凌有成看准了凌君如的姿色，但必须寻找识货者。他到线子市本地最大的烟馆“北园”找到了另一“诸侯”“虞某人”，希望“虞某人”调教、通融。这人就是虞汉逵，本就是袍哥“叙荣乐”的头面人物，凌有成的顶头上司，向其求助，也合情合理。虞汉逵时任叙府北路区团总，后来做了宜宾县财务局局长。但凤栖的说法仅是孤例，无法证实。
总之，在袍哥大爷的授意下，凌君如旗袍裹身，削背蜂腰，纤颈凝艏，变得花枝招展。她出入江湖场合，不但学会了裹烟、吃烟，打牌和酬宾待客，也结识了叙府众多浪荡公子和重庆来宜公干的军界俊彦。当时叙府城内，最豪华的交际场所就是上百家鸦片烟馆，刘文彩在烟塌上见到凌君如，如见天神。况且凌君如抛弃了本地土话，已经可以操一日纯正的成都腔，银盘走珠，更让刘文彩倍感震惊。
冠英街的公馆
刘文彩在冠英街买下了一座拥有三层建筑的公馆供凌君如居住。新版《宜宾市志》记载说，冠荚街位于宜宾城区东部，东起合江门，西接寿昌寺。全长204米，宽3.5米。两旁多是清式民居建筑，古色古香，具有中国传统民居特色，原有观音阁，因之得名“观音街”。1940年“雅化”街名，以谐音取名冠英街。旧时，此街富家公馆林立，大体为砖木结构平房或一楼一底楼房，且均有石柱大门，四面风火砖墙。院落多为两进或三进的四合院。其布局设计甚有特色，门窗雕刻十分精致。而如今的情况是，前几年为修建地标广场，拆除了冠英街临江的一截以及望江楼，也包括刘文彩为凌君如购买的大院。如今，仅剩的“墨庄遗庆”大院相对完好、也最为气派， “破四旧”时，只是将“墨庄遗庆”几个字用泥封了起来。1980年代中期在这个大院拍摄《梨园春秋》时才将泥去掉，以至于很多游人误以为这就是刘文彩的公馆，其实，真正的刘公馆是“墨庄遗庆”的对门所在，为冠英街8号，即如今仅剩一层单墙的“假屋”。
据当地老人回忆，凌君如估计身高在1.65米。她的包车上有两个金亮的铜铃铛，黄包车在石板路上跑，老远就听见铃铛声。在包车前后，往往还有一到两部包车，坐的是马弁和丫鬟，但下人的车没有黄铜铃铛，车也要小气得多。她喜欢热闹，爱看电影，看川戏。另外爱吃面，经常下面馆子，她最爱吃粮坊街上‘张金和’的面馆子。
有关凌大(凌君如)在冠英街的生活细节，有一个记载颇有意味——文彩一日赴宴归来，凌大在楼上打牌。刘即藏入衣橱中。凌大下楼遍寻不见，大骂随从：“处长(刘文彩时任“川南禁烟督察总处长”)哪里去了，你们就放心吗?快去找来。刘在橱中忍笑不住，橱门忽动。凌即开橱将刘牵出，说： “随便你藏在哪，我都要把你找着。”
刘文彩是不苟言笑的，能够与凌君如玩如此捉迷藏的游戏，足可见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愉悦情怀。而凌君如的回答，一箭双雕。为了博取凌君如的欢心，刘文彩大肆挥霍。凌君如拥有的各类用品、衣物，琳琅满目。衣物要装五十口大箱子，各种绣花鞋四百多双，有的鞋上缀满黄金做的小铃，走起路来叮当响。一颗钻石戒指价值五千余银元，化妆品要装两大皮箱，香水则非法国产的不用。某次，凌君如光顾当时宜宾最大一家百货店宝元通公司，店员黄某是个死脑筋，发现凌大小姐所付的银元成色不足，竟然要求更换。众目睽睽之下，凌君如恼羞成怒，立即发作起来。她的跟班一拥而上，砸毁了宝元通门市。商会会长鄢立敏弄清楚事情原委，号召大家罢市以相抗。但结果终因“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由宝元通请客、赔礼而结束，不但凌君如所买商品的款项全数退还，还另备了一批赔礼。但凌君如说： “不许黄某再在叙府 城出现，否则，哪里碰到哪里‘发财’。”宝元通只好咽下这口气，把黄某调到南岸的宝星布厂栖身。这件事情，加上被罚建钟楼和被日机轰炸，成为了宜宾宝元通的“三大祸事”。
凌君如偶尔会登临合江门的江楼，一览邈远江山。江楼在现在的合江门右侧，名“夹镜楼”，俗称望江楼。夹镜楼立在石砌高台上，为三层木构，画楼飞檐，登临其上，三江波光排闼而来。春花秋月，两江汇合处可看到两轮月影随波荡漾，如碎金跃动。台江门是主要的水陆码头，五湖四海，船多人杂。据说，有不知趣的人拼命地看凌君如，惹得刘文彩醋意大发，命人开枪。后来，凌君如就不去“夹镜楼”了。当然，宜宾的文史资料当中，类似记载还很多，笔者认为，这体现了阶级斗争时代的“纸上作业”，夸大、扭曲甚多。
一胎三子的把戏
1932年秋天刘文彩撤出宜宾，当年冬， “和记保险赌场”关门。总管凌有成已狠赚了一大笔钱，回到老家宗场买田置地，成了阔佬。为进一步套牢刘文彩，继承刘家的产业，凌君如冒险上演了“一胎生三子”的把戏。因自己早已“绝育”，于是她花钱买了3个孕妇为她代生。凌君如则伪装怀孕，用棉花内衬填大肚子，装出各种怀孕征兆迷惑众人。1935年的一天，她暗中派人四处打听，搜寻妇女临产的民间消息，然后用重金收买暗度陈仓，果然一日“生”了3个男婴。依刘家的大排行依次是：刘元瑛(1929年左右出生，占五)、刘元珣(寻)(1930年出生，占六，在成都夭折)、刘元泉(1931年出生，占七)。当时，成都最有影响的《新新新闻》报，曾予报道说：“税捐总办刘文彩夫人凌君如，一胎生三子，大喜临门”云云，被乡里州县惊叹“人间奇闻”!
就在凌君如伪装怀孕期中，为了取得丈夫的欢心，便介绍自己的表妹梁惠茹给刘文彩。此女白胖，体格与凌君如迥然不同，后来，她与凌君如结成联合战线，对付二太太杨仲华，彼此关系形同冰炭。
据说姐妹得宠后，常坐小车兜风，出入歌舞厅、戏院与公园。但后来，凌君如“一胎生三子”的丑事暴露，刘文彩狠狠教训了她一顿。凌君如显然为自己的失算有些自怨自艾，携带金银财物和几十口皮箱，和丈夫立据离异，住到了成都陕西街。梁惠茹顿感失落，不久也向刘文彩提出离婚，提起几口皮箱的金银首饰和衣服，回到了叙府老家。
无论是在大邑，还是后来单独住在成都，凌君如不时回到宜宾、宗场。一是回家看看母亲，二是她与那些追随者之间也许藕断丝连，比如她与一贫如洗的戏班子演员王国仁的交往。这些事情，刘文彩自然知晓，但却并没有发作。
凌君如之死
凌君如大约在1942年左右回到了冠英街。刘文彩有一个管家一直在宜宾打理刘氏的财产，凌君如靠其中一部分房租生活。包车自然没有了，穿着打扮也没有了以往的气势。据丁芝萍的走访调查，凌君如将两个儿子寄养到宗场老家，她一人回到冠英街公馆生活。不久，她结识了一个电信局工作的情人。后来情人夫人病故，他即将自己七八岁的大女儿送到凌君如身边，不久他调往重庆，又将四五岁的小女儿送去凌身边，小姐妹分别取名娜娜和爱丽，既当养女又当丫环。后来凌君如因吸食鸦片银根吃紧，只好将公馆出卖，在斜对门一个干女的大院里租了3问房，与两个养女及一个周姓佣人一起生活。转眼，1949年来临。凌君如这年34岁。
刘文彩在冠英街的公馆被没收了，凌君如回到了宗场。凌有成已经老了，但还是花点钱，在宗场进去七八里的一个叫“大榷子”的地方，给她修了两间茅屋。几个月后，凌有成因参加过土匪等罪状被枪毙。“大棬子”的茅屋被没收，一家人即刻成了丧家之犬。
按一般规律，她在接受一系列的批斗、凌辱之后，总可以在宗场谋到一碗稀饭活下去。毕竟，作为恶霸地主的小老婆，固然属于剥削阶级，但她手上无血案，至少属于“监督劳动”的改造对象。但她不属于宗场的固定居住者，据说一直没有户口，成为了“黑户”，加之她在宜宾的名气，走到哪里，唾沫、殴打、侮辱就如影随形。
据丁芝萍的走访调查，凌君如卖掉了一些首饰，带着两个弟弟开始了流浪。他们曾经去过重庆，说是去找凌君如的一个老相好，希望得到接济。此人昔日是国民政府从事通讯的一个上校，因公常来宜宾。想来如今已是泥菩萨过河，如何还有能力救人?1958年10月内宜铁路通车后，他们又往成都跑。在这个期间，凌君如抬过垃圾卖过废品，也做起了小生意。她一般是乘船去宜宾横江(关河)，几百年以来那里一直是川南、滇北的物资集散地。她去横江进货：酒轴子、针线、顶针、钻子、梳子、小镜子、手帕、划粉、扣子之类，然后用一个簸箕装好，挂在胸前，在一些小巷陋街边叫卖。有老人回忆说，即便如此，凌君如腰身挺直依然苗条，衣服虽不见好，但十分整洁。
在她四处奔波的历程中，有这么一次历险：由于生活极度困难，凌君如决定带弟弟到成都找熟人帮忙。他们只买了一站的票混上车，不料被乘警查出，遂在内江站被赶下了火车。他们身无分文，惶惶无计，凌君如贱卖了最后一个戒指，靠这点钱，他们实在没有去成都的勇气了，只好坐车返回。
凌君如有一个叔伯姐姐住在宜宾人称为“西郊”的地方，就是市区与火车站之间、靠近翠屏山脚的一线，那里有一些贫民窟，凌君如后来在西郊褡了一个竹篱笆的窝棚。宜宾是一个水陆大码头，凌君如逐渐认识了一些船夫、搬运工、马夫等“下力人”，她最后只能走那卖身的路子。有时代价就是一碗小面钱，2分或5分。
拾废品、做买卖以及卖身，这个阶段估计时间不会很长，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凌君如的日子更不好过。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引述了周少英于1976年5月12日的口述：
解放前，我同凌大的妈住的是对门，那时经常见到凌大。解放后就只见过一次凌大。记得是生活困难时期，大概是1962年吧，我在(成都)青石桥北街见到她。她头上戴了个烂草帽，穿了一身很烂的蓝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讨饭。她还搞了些破烂，卖糖、卖包子(五角钱一个)，跟一个陈四姐在一起。我见到她，看见她那个样子，很惊讶，我问她：“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发刘文彩，说不定政府还会给你个事情干呢。”她说，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谎说，她从叙府来，钱包丢了，没法，只得讨饭，晚上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车站，能讨饭，哪里有钱呢，说明把钱包丢了是扯谎。由于我们过去认识，她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当时我们住在青石桥北街36号刘婆婆家，凌大也就住在刘婆婆家(刘婆婆已经死了)，搞了个地铺住上。住了几天，我们大伙给凑了一些破烂，如绣花枕头等，她拿走了，去摆摊子，以后就再没有采。
自那次见凌大后，我再没有见过凌大。刘文彩太坏了，把凌大整的不轻，凌大现在是否还活着，不太清楚。
这是有关凌君如的一生在历史中记录的最后一笔。笔者认为是可信的。凌君如生命中最后一段时日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困难时期，凌君如到横江镇进货时，突然发病，浑 身战抖，民问俗称“抖瘟”。这个消息，通过走下水的船工带到宜宾码头，再辗转到弟弟凌寿勋耳中。他赶火车到了安边站，心急火燎跑到横江时，凌君如浑身浮肿，根根血管在手臂上如同蚯蚓拱沙，不能言语了。
丁芝萍告诉笔者，有关凌君如之死，有两种说法——弟弟背着她在宜宾站下车后，穷得没有5分钱来买一床草席，就径直把她背到凌君如的那个叔伯姐姐门口，他守在旁，拖到次日凌晨，她才咽气。他同叔伯姐姐将其尸首用板车垃到火葬场火化，骨灰罐后来就扔了。
另外一个说法是：放到门口还有一口气，她甚至还叫唤了几声，但谁也不敢开门。第二天一早，叔伯姐姐就大声武气地喊： “哎哟，这是哪个哟?昨子死在我门口哟!算了，我做个好事，入土为安!”这是希望邻居知道，她与死者毫无瓜葛，仅仅是做善事。她用一床草席把凌君如裹好，老了，力气不及，仅搬到距离家门百十米远的乱坟岗中间，浅坑掩埋。死的时候，凌君如穿着一件大红毛衣。
凌君如之死的另一版本
2009年2月24日上午，我在宜宾市翠屏区政协办公室里，通过办公室主任蒋宏的努力，终于从区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未刊资料《存稿精选·刘文彩专卷》中，查阅到尹剑秋先生《刘文彩新太太凌钧如末路》一文手稿，字数1650字，类别为“留用参考”，卷号为“人物”，收稿时间为1964年9月，于2000年3月21日经陈星奎重新审理。文章为我们勾勒了凌君如在1949年以后的诸多细节——
1939年抗日战争时，籍口疏散， (凌君如)要迁回宜宾乡下。刘既觉得凌大衰老了，又落(乐)得清闲，便同意其走。凌大遂同母亲带三个假子(元清、元余、元福)从成都买船回来。有一只船专装箱子有五十多口，由她母亲押运，直向宜宾进行(另与绣花女工郭孃孃、代奶母、陈奶妈、曹奶妈)。
在凌大由成都下行时，第一天船泊某处，也有(别的)下行船，船上夫妇二人，男子名祝盂奇，宜宾飞机场税员，接爱人下宜宾医病的。接谈后，凌约祝的女人到她船上烧几口鸦片治病，实际是凌大把祝中意了。到了宜宾，凌便约祝夫妇一同下榻观音阁凌的干妈窦营长太太家，向祝家介绍祝是她的干兄弟，窦家当然一并欢迎。凌大把祝的夫人介绍在专区二医院就医，而凌与祝便双宿双飞。不久，凌迁到宜宾县宗场大棬子与父亲凌友臣居住。祝的工作的飞机场也在不远，遂往来益密……
祝以后因工作调动去重庆，留下两女托凌大照顾，一屋居住，当时凌大的私囊已渐形支绌，鸦片又未戒有坐吃山空之慨，对两个女儿连衣食均不能顾，还要女儿深夜为她搓背棰腿，女儿大约不到十岁更难支持，以后又生病也未注意调理，以致夭亡，祝对此很不满，叫凌将大女儿送重庆，凌在重庆不过十多天即回来，可能是祝对她有厌嫌表示不能多留，只得回家。
凌大回家仍不改浪漫邪行，又与一小学教师姜某结识，姜家原来女人加以干涉又分伙。
凌大与人交往都是倒贴，日趋于箱内金尽，衣物已渐卖完，不及过去豪华挥霍，行为更是放荡不羁……
宜宾不愧为酒城，在日益艰难的生活逼迫下，凌大开始做起了卖酒轴子的小生意。她挎一个“簸格”，沿街叫卖。走得太累了，有时在餐厅、茶楼屋檐下休息，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这个时候，因饥饿引起的浮肿已在她身上体现出来。厅堂里飘出来的酒香和喧嚷声，不知这个昔日穿金戴银的丽人有何感想。后来她还和弟弟凌寿暄做过卖干柴的生意，本小利微，但均不见什么起色，生活日益困苦。后来，凌大到成都寻人资助未果，只好在成都的自由市场卖过干海椒，甚至冒险在黑市上倒卖票证。个中委曲，进一步佐证了周少英在成都街头见到凌君如的真实性。尹剑秋先生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凌君如之死，金钩铁划，细致入微——
(凌君如)有位娘母住翠屏路22号。在1961年的一个晚上，火车过了一会，有人来找她，是凌大同凌寿暄从成都来了。一个包里已不见有什么东西，而凌大浮肿更加剧，足肿了，肚子肿了，举步都艰难，病态深沉，八门即说： “伯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让我住几天吧。”她伯娘见她确实可怜，也就没有拒绝，把她收留下来，
第二天休息一天， (凌君如)已不能起床。第三天她伯娘的女儿凌琼如要去上班了，凌大拉着她的手说：“妹妹，我的病看是不能好了，我们只有今世的姊妹，没有来世的姊妹。你陪我要一天吧!”说得声泪俱下。凌琼如亦为之心动，答应去请假一天，回来陪她。 (凌君如)一直等到凌琼如回来，凌大病已垂危，即将断气。她的伯娘怕她死在床上，就把她用门板抬出来，准备放在后面一个台阶空处，凌大病虽危急，神智清楚，在抬她出寝室门时，自己用一只手攀住门枋，不肯出去。她说： “妹妹，我不出去呀!”她妹妹慰藉着她说： “不要紧，出去休息一下，会与你布置好，也不会使你受冷的，”自然把她抬了出去。不到一时，即告断气。所谓美人，就此香消玉殒。其妹妹乃变卖她仅有的一床破被条，把她火化了……
大跃进时期，革命群众把刘文彩坟墓剖开暴尸，守墓人刘青山几天后被气死，当地政府无棺材掩埋刘青山，竟把刘文彩的棺材给了刘青山装殓，而刘文彩的尸骨被遗弃荒野。凌君如的结局，与刘也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山水浩淼，这对“神仙眷侣”均成孤魂野鬼，如果他们在踏青之路上相遇，也许也难以辨认彼此了。
凌君如临死，竟无一句遗言，更无一句那个时代热切希望的忏悔说教，这让一些人颇感失望。
那一年，凌君如应是46岁。
2009年1月18日下午，我来到了“西郊”的翠屏山脚一线，尹剑秋文中提到的翠屏路，就在西郊。临近公路两侧全是新崛起的商住楼和宾馆，建筑背后的山梁，尚可见到一点乡村的原始风貌。观光索道缆车从我的头顶呼呼而过，把翠屏山的一脉苍茫推至低云之上。我想，山上有什么风景值得陡然一看?
有“江楼望月”让人唏嘘么?有“翠屏路22号”那样容易湮灭么?我往山麓信步而上。身边的电桩上，缠绕着几根凌霄花，尽管金风已过，却依然花头硕大，花盏里装着倾倒不尽的火，用一种“倒挂金钟”的翻转，火焰宛如一个渊薮的解体，使得来自黑暗的元素，在寒风中获得了砰然一爆的性力。在凌君如耳畔谈花，是很不适宜的，这太俗了，但我又不愿意硬往遍地疯长的野草意象上套，野草的隐喻在汉语中可是凛然不可及的。凌霄原名紫葳，也称杜灵霄花、望江南、落阳花、接骨木、碎骨风， 《图经本草》载：“紫葳陵霄花也，生西海川谷及山阳，今处处皆有，多生山中，人家园圃亦或种莳，初作藤蔓生，依大木，岁久延引至巅而有花，其花黄赤，夏中乃盛。”《本草纲目》载：“俗谓赤艳日紫葳，此花赤艳，故名。附木而上，高数丈，故日凌霄。”文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在于比附，看不起有钱阶级，但对自己的无米之炊又心怀不甘，进而蠢蠢欲动。元代文人程粲就在《三柳轩杂识》里比附说： “凌霄花为势客”，喜欢攀附。它缘木而上，攀岩而登，高可达数丈， “须如蝎虎，足附树上甚坚牢”。我低下头，发现还有还有几株凌胃，斜靠着地面低矮的荆棘，不也一样点燃了招魂的灯笼么?
我心里一激，想起了老成都北门城隍庙上的那株百年凌霄，连同十殿阎罗和荆竹林，于1949年后毁于勃兴的城市改造运动。公允一点的是诗人曾巩，他叹曰：“固知臭味非相逢，其奈萦缠不自由。”如此，是否道出了凌霄的无奈?我看见有些花凋落下来，被一些割草的村民踩在烂泥里。马蹄践踏鲜花，鲜花抱着马蹄狂吻，但这只是浪漫主义的狂想；想一想吧，花开花落，然后委身为泥，连同一切。如同诗人阿垅所言： “要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凋谢。”其实，铁硬的现实却在于，无论你宣告盛世比宇宙更长久，还是枭鸣不已发出诅咒，也是毫无用处的，一阵清风就把你的言辞撕破，尚未说出的就被风填回到你发腥的咽喉，你连沙也不能留下一颗!所以，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我突然恍悟，凌君如为何没留遗言的原因了。亚圣孟子是怎么说的?他转述《太甲》里的话：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天降的灾害还可以躲避，自作的罪孽，逃也逃不了。但是，老天不会为无衣者减寒，岁月亦不会为无耕者减饥哪怕半分。刻意躲避灾祸的人，不过是激流漂木上的蚂蚁搬家。凌君如只能在水天茫茫中，像野鬼，再也找不到魂。
这些议论，连同她高喊着“妹妹，我不出去呀!”的声音，都碎裂在那个褴褛时代的浩荡春风里……
在我的眼前，委地的火焰凌霄，没有宣告，它彻底拒绝了说出，同样也拒绝了凋谢，只是把那些践踏的脚印，烧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火坑。我的植物学常识无法判断眼前的花是硬骨凌霄还是大花凌霄，凌霄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个褴褛的时代，以及从褴褛的孔洞里漏出来的一把白骨。凸凹嶙峋，而且带焰……
来自象鼻镇的美女
刘文彩一生共娶了5个女人，发妻吕氏，正室杨伸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茹、王玉清，当然还有一些姿色卓异的女人穿插其间，只有杨伸华育有子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宜宾城大约有四五万人，加上自重庆、川南、滇北逶迤而来的从事商业贸易以及众多的鸦片贩子、掮客、大爷、赌棍、戏子、娼女，宜宾城的人口也在五六万人左右，他在宜宾权势鼎盛时期，社会上传说他有所谓“四熊”、 “二壶”、 “四副官”，号令一出，官道黑道，莫不风从。每到夜晚，各个公口、烟馆的灯笼一亮，整个叙府俨然是刘文彩麾下的盛大夜宴。
涉及凌君如的所有文字资料上，均异口同声地指出，她出自娼门，乃是叙府名妓。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宜宾民间学者丁芝萍说，凌君如的弟弟凌寿勋曾对她亲口讲述，凌君如出生在宜宾县的象鼻镇，生父姓张，但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未刊资料却明确记载，凌君如本姓喻，宜宾象鼻场街上人，生父与后来的继父凌有成均是袍哥中人。凌君如生父死后，母亲带着凌君如嫁给宜宾县宗场镇凌有成(友臣)后，始改名换姓。推测起来，母女极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母女的年龄不会相差太多，后来母亲与凌有成所生的3个弟弟，年龄竟然比凌君如小十几二十岁。也就是说，最大的可能是，凌君如是过继给母亲的。
凌有成何许人?凌有成乃是叙府袍哥“叙荣乐”里跑二排的干滚龙，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在“干馋”过日的岁月里，他跑过马帮，也经营过茶社、川戏班子，但主要是为盟主两肋插刀，也为地头蛇干些“下事脚”的拉皮条、安排烟馆、找东西、勾兑关系的勾当，从中牟利。
到达宗场凌家时，凌君如的年龄大约在11岁左右。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中引证了一个资料，说凌君如“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其娇弱羞柔的媚态，袭人魂魄。”而长期居住在大邑安仁镇的胡嘉老先生也著文指出，凌君如具有初中文化，能歌善舞。她皮肤白暂，身材苗条，剪短发，娇姿百媚，口齿流利。
至今没有明确的资料可以证明，凌君如在宜宾的“台基”里讨生活。“台基”和一般的妓院不同，不挂牌，不对外公开营业，来者务必经熟人介绍方能接受服务。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未刊资料中收有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凌君如是宜宾县立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位于女学街)的学生，在学校已是名噪一时的“校花”，并且“作风不正”。是否毕业，文中没有提及。如果这个记载真实的话，就有些意思了。1926年巾帼女杰、抗日英烈赵一曼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从时间上推断，她们极可能是同学。
综合几个民间版本，分析起来，应该是凌君如首先成为了叙府“四路诸侯”之一曹荣光的情人，开始涉足风月。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升任了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对刘文彩感恩戴德，设宴款待，让凌君如作陪。刘文彩如见天人，人立即呆了。曹荣光看在眼里，将凌君如拱手献出。就这样结成一对“神仙眷侣”。
但笔者以为，流淌在宜宾民间的百姓说法更为合理。凤栖在《小老丈人与“和记”赌场》指出，凌有成看准了凌君如的姿色，但必须寻找识货者。他到线子市本地最大的烟馆“北园”找到了另一“诸侯”“虞某人”，希望“虞某人”调教、通融。这人就是虞汉逵，本就是袍哥“叙荣乐”的头面人物，凌有成的顶头上司，向其求助，也合情合理。虞汉逵时任叙府北路区团总，后来做了宜宾县财务局局长。但凤栖的说法仅是孤例，无法证实。
总之，在袍哥大爷的授意下，凌君如旗袍裹身，削背蜂腰，纤颈凝艏，变得花枝招展。她出入江湖场合，不但学会了裹烟、吃烟，打牌和酬宾待客，也结识了叙府众多浪荡公子和重庆来宜公干的军界俊彦。当时叙府城内，最豪华的交际场所就是上百家鸦片烟馆，刘文彩在烟塌上见到凌君如，如见天神。况且凌君如抛弃了本地土话，已经可以操一日纯正的成都腔，银盘走珠，更让刘文彩倍感震惊。
冠英街的公馆
刘文彩在冠英街买下了一座拥有三层建筑的公馆供凌君如居住。新版《宜宾市志》记载说，冠荚街位于宜宾城区东部，东起合江门，西接寿昌寺。全长204米，宽3.5米。两旁多是清式民居建筑，古色古香，具有中国传统民居特色，原有观音阁，因之得名“观音街”。1940年“雅化”街名，以谐音取名冠英街。旧时，此街富家公馆林立，大体为砖木结构平房或一楼一底楼房，且均有石柱大门，四面风火砖墙。院落多为两进或三进的四合院。其布局设计甚有特色，门窗雕刻十分精致。而如今的情况是，前几年为修建地标广场，拆除了冠英街临江的一截以及望江楼，也包括刘文彩为凌君如购买的大院。如今，仅剩的“墨庄遗庆”大院相对完好、也最为气派， “破四旧”时，只是将“墨庄遗庆”几个字用泥封了起来。1980年代中期在这个大院拍摄《梨园春秋》时才将泥去掉，以至于很多游人误以为这就是刘文彩的公馆，其实，真正的刘公馆是“墨庄遗庆”的对门所在，为冠英街8号，即如今仅剩一层单墙的“假屋”。
据当地老人回忆，凌君如估计身高在1.65米。她的包车上有两个金亮的铜铃铛，黄包车在石板路上跑，老远就听见铃铛声。在包车前后，往往还有一到两部包车，坐的是马弁和丫鬟，但下人的车没有黄铜铃铛，车也要小气得多。她喜欢热闹，爱看电影，看川戏。另外爱吃面，经常下面馆子，她最爱吃粮坊街上‘张金和’的面馆子。
有关凌大(凌君如)在冠英街的生活细节，有一个记载颇有意味——文彩一日赴宴归来，凌大在楼上打牌。刘即藏入衣橱中。凌大下楼遍寻不见，大骂随从：“处长(刘文彩时任“川南禁烟督察总处长”)哪里去了，你们就放心吗?快去找来。刘在橱中忍笑不住，橱门忽动。凌即开橱将刘牵出，说： “随便你藏在哪，我都要把你找着。”
刘文彩是不苟言笑的，能够与凌君如玩如此捉迷藏的游戏，足可见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愉悦情怀。而凌君如的回答，一箭双雕。为了博取凌君如的欢心，刘文彩大肆挥霍。凌君如拥有的各类用品、衣物，琳琅满目。衣物要装五十口大箱子，各种绣花鞋四百多双，有的鞋上缀满黄金做的小铃，走起路来叮当响。一颗钻石戒指价值五千余银元，化妆品要装两大皮箱，香水则非法国产的不用。某次，凌君如光顾当时宜宾最大一家百货店宝元通公司，店员黄某是个死脑筋，发现凌大小姐所付的银元成色不足，竟然要求更换。众目睽睽之下，凌君如恼羞成怒，立即发作起来。她的跟班一拥而上，砸毁了宝元通门市。商会会长鄢立敏弄清楚事情原委，号召大家罢市以相抗。但结果终因“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由宝元通请客、赔礼而结束，不但凌君如所买商品的款项全数退还，还另备了一批赔礼。但凌君如说： “不许黄某再在叙府 城出现，否则，哪里碰到哪里‘发财’。”宝元通只好咽下这口气，把黄某调到南岸的宝星布厂栖身。这件事情，加上被罚建钟楼和被日机轰炸，成为了宜宾宝元通的“三大祸事”。
凌君如偶尔会登临合江门的江楼，一览邈远江山。江楼在现在的合江门右侧，名“夹镜楼”，俗称望江楼。夹镜楼立在石砌高台上，为三层木构，画楼飞檐，登临其上，三江波光排闼而来。春花秋月，两江汇合处可看到两轮月影随波荡漾，如碎金跃动。台江门是主要的水陆码头，五湖四海，船多人杂。据说，有不知趣的人拼命地看凌君如，惹得刘文彩醋意大发，命人开枪。后来，凌君如就不去“夹镜楼”了。当然，宜宾的文史资料当中，类似记载还很多，笔者认为，这体现了阶级斗争时代的“纸上作业”，夸大、扭曲甚多。
一胎三子的把戏
1932年秋天刘文彩撤出宜宾，当年冬， “和记保险赌场”关门。总管凌有成已狠赚了一大笔钱，回到老家宗场买田置地，成了阔佬。为进一步套牢刘文彩，继承刘家的产业，凌君如冒险上演了“一胎生三子”的把戏。因自己早已“绝育”，于是她花钱买了3个孕妇为她代生。凌君如则伪装怀孕，用棉花内衬填大肚子，装出各种怀孕征兆迷惑众人。1935年的一天，她暗中派人四处打听，搜寻妇女临产的民间消息，然后用重金收买暗度陈仓，果然一日“生”了3个男婴。依刘家的大排行依次是：刘元瑛(1929年左右出生，占五)、刘元珣(寻)(1930年出生，占六，在成都夭折)、刘元泉(1931年出生，占七)。当时，成都最有影响的《新新新闻》报，曾予报道说：“税捐总办刘文彩夫人凌君如，一胎生三子，大喜临门”云云，被乡里州县惊叹“人间奇闻”!
就在凌君如伪装怀孕期中，为了取得丈夫的欢心，便介绍自己的表妹梁惠茹给刘文彩。此女白胖，体格与凌君如迥然不同，后来，她与凌君如结成联合战线，对付二太太杨仲华，彼此关系形同冰炭。
据说姐妹得宠后，常坐小车兜风，出入歌舞厅、戏院与公园。但后来，凌君如“一胎生三子”的丑事暴露，刘文彩狠狠教训了她一顿。凌君如显然为自己的失算有些自怨自艾，携带金银财物和几十口皮箱，和丈夫立据离异，住到了成都陕西街。梁惠茹顿感失落，不久也向刘文彩提出离婚，提起几口皮箱的金银首饰和衣服，回到了叙府老家。
无论是在大邑，还是后来单独住在成都，凌君如不时回到宜宾、宗场。一是回家看看母亲，二是她与那些追随者之间也许藕断丝连，比如她与一贫如洗的戏班子演员王国仁的交往。这些事情，刘文彩自然知晓，但却并没有发作。
凌君如之死
凌君如大约在1942年左右回到了冠英街。刘文彩有一个管家一直在宜宾打理刘氏的财产，凌君如靠其中一部分房租生活。包车自然没有了，穿着打扮也没有了以往的气势。据丁芝萍的走访调查，凌君如将两个儿子寄养到宗场老家，她一人回到冠英街公馆生活。不久，她结识了一个电信局工作的情人。后来情人夫人病故，他即将自己七八岁的大女儿送到凌君如身边，不久他调往重庆，又将四五岁的小女儿送去凌身边，小姐妹分别取名娜娜和爱丽，既当养女又当丫环。后来凌君如因吸食鸦片银根吃紧，只好将公馆出卖，在斜对门一个干女的大院里租了3问房，与两个养女及一个周姓佣人一起生活。转眼，1949年来临。凌君如这年34岁。
刘文彩在冠英街的公馆被没收了，凌君如回到了宗场。凌有成已经老了，但还是花点钱，在宗场进去七八里的一个叫“大榷子”的地方，给她修了两间茅屋。几个月后，凌有成因参加过土匪等罪状被枪毙。“大棬子”的茅屋被没收，一家人即刻成了丧家之犬。
按一般规律，她在接受一系列的批斗、凌辱之后，总可以在宗场谋到一碗稀饭活下去。毕竟，作为恶霸地主的小老婆，固然属于剥削阶级，但她手上无血案，至少属于“监督劳动”的改造对象。但她不属于宗场的固定居住者，据说一直没有户口，成为了“黑户”，加之她在宜宾的名气，走到哪里，唾沫、殴打、侮辱就如影随形。
据丁芝萍的走访调查，凌君如卖掉了一些首饰，带着两个弟弟开始了流浪。他们曾经去过重庆，说是去找凌君如的一个老相好，希望得到接济。此人昔日是国民政府从事通讯的一个上校，因公常来宜宾。想来如今已是泥菩萨过河，如何还有能力救人?1958年10月内宜铁路通车后，他们又往成都跑。在这个期间，凌君如抬过垃圾卖过废品，也做起了小生意。她一般是乘船去宜宾横江(关河)，几百年以来那里一直是川南、滇北的物资集散地。她去横江进货：酒轴子、针线、顶针、钻子、梳子、小镜子、手帕、划粉、扣子之类，然后用一个簸箕装好，挂在胸前，在一些小巷陋街边叫卖。有老人回忆说，即便如此，凌君如腰身挺直依然苗条，衣服虽不见好，但十分整洁。
在她四处奔波的历程中，有这么一次历险：由于生活极度困难，凌君如决定带弟弟到成都找熟人帮忙。他们只买了一站的票混上车，不料被乘警查出，遂在内江站被赶下了火车。他们身无分文，惶惶无计，凌君如贱卖了最后一个戒指，靠这点钱，他们实在没有去成都的勇气了，只好坐车返回。
凌君如有一个叔伯姐姐住在宜宾人称为“西郊”的地方，就是市区与火车站之间、靠近翠屏山脚的一线，那里有一些贫民窟，凌君如后来在西郊褡了一个竹篱笆的窝棚。宜宾是一个水陆大码头，凌君如逐渐认识了一些船夫、搬运工、马夫等“下力人”，她最后只能走那卖身的路子。有时代价就是一碗小面钱，2分或5分。
拾废品、做买卖以及卖身，这个阶段估计时间不会很长，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凌君如的日子更不好过。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引述了周少英于1976年5月12日的口述：
解放前，我同凌大的妈住的是对门，那时经常见到凌大。解放后就只见过一次凌大。记得是生活困难时期，大概是1962年吧，我在(成都)青石桥北街见到她。她头上戴了个烂草帽，穿了一身很烂的蓝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讨饭。她还搞了些破烂，卖糖、卖包子(五角钱一个)，跟一个陈四姐在一起。我见到她，看见她那个样子，很惊讶，我问她：“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发刘文彩，说不定政府还会给你个事情干呢。”她说，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谎说，她从叙府来，钱包丢了，没法，只得讨饭，晚上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车站，能讨饭，哪里有钱呢，说明把钱包丢了是扯谎。由于我们过去认识，她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当时我们住在青石桥北街36号刘婆婆家，凌大也就住在刘婆婆家(刘婆婆已经死了)，搞了个地铺住上。住了几天，我们大伙给凑了一些破烂，如绣花枕头等，她拿走了，去摆摊子，以后就再没有采。
自那次见凌大后，我再没有见过凌大。刘文彩太坏了，把凌大整的不轻，凌大现在是否还活着，不太清楚。
这是有关凌君如的一生在历史中记录的最后一笔。笔者认为是可信的。凌君如生命中最后一段时日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困难时期，凌君如到横江镇进货时，突然发病，浑 身战抖，民问俗称“抖瘟”。这个消息，通过走下水的船工带到宜宾码头，再辗转到弟弟凌寿勋耳中。他赶火车到了安边站，心急火燎跑到横江时，凌君如浑身浮肿，根根血管在手臂上如同蚯蚓拱沙，不能言语了。
丁芝萍告诉笔者，有关凌君如之死，有两种说法——弟弟背着她在宜宾站下车后，穷得没有5分钱来买一床草席，就径直把她背到凌君如的那个叔伯姐姐门口，他守在旁，拖到次日凌晨，她才咽气。他同叔伯姐姐将其尸首用板车垃到火葬场火化，骨灰罐后来就扔了。
另外一个说法是：放到门口还有一口气，她甚至还叫唤了几声，但谁也不敢开门。第二天一早，叔伯姐姐就大声武气地喊： “哎哟，这是哪个哟?昨子死在我门口哟!算了，我做个好事，入土为安!”这是希望邻居知道，她与死者毫无瓜葛，仅仅是做善事。她用一床草席把凌君如裹好，老了，力气不及，仅搬到距离家门百十米远的乱坟岗中间，浅坑掩埋。死的时候，凌君如穿着一件大红毛衣。
凌君如之死的另一版本
2009年2月24日上午，我在宜宾市翠屏区政协办公室里，通过办公室主任蒋宏的努力，终于从区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未刊资料《存稿精选·刘文彩专卷》中，查阅到尹剑秋先生《刘文彩新太太凌钧如末路》一文手稿，字数1650字，类别为“留用参考”，卷号为“人物”，收稿时间为1964年9月，于2000年3月21日经陈星奎重新审理。文章为我们勾勒了凌君如在1949年以后的诸多细节——
1939年抗日战争时，籍口疏散， (凌君如)要迁回宜宾乡下。刘既觉得凌大衰老了，又落(乐)得清闲，便同意其走。凌大遂同母亲带三个假子(元清、元余、元福)从成都买船回来。有一只船专装箱子有五十多口，由她母亲押运，直向宜宾进行(另与绣花女工郭孃孃、代奶母、陈奶妈、曹奶妈)。
在凌大由成都下行时，第一天船泊某处，也有(别的)下行船，船上夫妇二人，男子名祝盂奇，宜宾飞机场税员，接爱人下宜宾医病的。接谈后，凌约祝的女人到她船上烧几口鸦片治病，实际是凌大把祝中意了。到了宜宾，凌便约祝夫妇一同下榻观音阁凌的干妈窦营长太太家，向祝家介绍祝是她的干兄弟，窦家当然一并欢迎。凌大把祝的夫人介绍在专区二医院就医，而凌与祝便双宿双飞。不久，凌迁到宜宾县宗场大棬子与父亲凌友臣居住。祝的工作的飞机场也在不远，遂往来益密……
祝以后因工作调动去重庆，留下两女托凌大照顾，一屋居住，当时凌大的私囊已渐形支绌，鸦片又未戒有坐吃山空之慨，对两个女儿连衣食均不能顾，还要女儿深夜为她搓背棰腿，女儿大约不到十岁更难支持，以后又生病也未注意调理，以致夭亡，祝对此很不满，叫凌将大女儿送重庆，凌在重庆不过十多天即回来，可能是祝对她有厌嫌表示不能多留，只得回家。
凌大回家仍不改浪漫邪行，又与一小学教师姜某结识，姜家原来女人加以干涉又分伙。
凌大与人交往都是倒贴，日趋于箱内金尽，衣物已渐卖完，不及过去豪华挥霍，行为更是放荡不羁……
宜宾不愧为酒城，在日益艰难的生活逼迫下，凌大开始做起了卖酒轴子的小生意。她挎一个“簸格”，沿街叫卖。走得太累了，有时在餐厅、茶楼屋檐下休息，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这个时候，因饥饿引起的浮肿已在她身上体现出来。厅堂里飘出来的酒香和喧嚷声，不知这个昔日穿金戴银的丽人有何感想。后来她还和弟弟凌寿暄做过卖干柴的生意，本小利微，但均不见什么起色，生活日益困苦。后来，凌大到成都寻人资助未果，只好在成都的自由市场卖过干海椒，甚至冒险在黑市上倒卖票证。个中委曲，进一步佐证了周少英在成都街头见到凌君如的真实性。尹剑秋先生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凌君如之死，金钩铁划，细致入微——
(凌君如)有位娘母住翠屏路22号。在1961年的一个晚上，火车过了一会，有人来找她，是凌大同凌寿暄从成都来了。一个包里已不见有什么东西，而凌大浮肿更加剧，足肿了，肚子肿了，举步都艰难，病态深沉，八门即说： “伯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让我住几天吧。”她伯娘见她确实可怜，也就没有拒绝，把她收留下来，
第二天休息一天， (凌君如)已不能起床。第三天她伯娘的女儿凌琼如要去上班了，凌大拉着她的手说：“妹妹，我的病看是不能好了，我们只有今世的姊妹，没有来世的姊妹。你陪我要一天吧!”说得声泪俱下。凌琼如亦为之心动，答应去请假一天，回来陪她。 (凌君如)一直等到凌琼如回来，凌大病已垂危，即将断气。她的伯娘怕她死在床上，就把她用门板抬出来，准备放在后面一个台阶空处，凌大病虽危急，神智清楚，在抬她出寝室门时，自己用一只手攀住门枋，不肯出去。她说： “妹妹，我不出去呀!”她妹妹慰藉着她说： “不要紧，出去休息一下，会与你布置好，也不会使你受冷的，”自然把她抬了出去。不到一时，即告断气。所谓美人，就此香消玉殒。其妹妹乃变卖她仅有的一床破被条，把她火化了……
大跃进时期，革命群众把刘文彩坟墓剖开暴尸，守墓人刘青山几天后被气死，当地政府无棺材掩埋刘青山，竟把刘文彩的棺材给了刘青山装殓，而刘文彩的尸骨被遗弃荒野。凌君如的结局，与刘也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山水浩淼，这对“神仙眷侣”均成孤魂野鬼，如果他们在踏青之路上相遇，也许也难以辨认彼此了。
凌君如临死，竟无一句遗言，更无一句那个时代热切希望的忏悔说教，这让一些人颇感失望。
那一年，凌君如应是46岁。
2009年1月18日下午，我来到了“西郊”的翠屏山脚一线，尹剑秋文中提到的翠屏路，就在西郊。临近公路两侧全是新崛起的商住楼和宾馆，建筑背后的山梁，尚可见到一点乡村的原始风貌。观光索道缆车从我的头顶呼呼而过，把翠屏山的一脉苍茫推至低云之上。我想，山上有什么风景值得陡然一看?
有“江楼望月”让人唏嘘么?有“翠屏路22号”那样容易湮灭么?我往山麓信步而上。身边的电桩上，缠绕着几根凌霄花，尽管金风已过，却依然花头硕大，花盏里装着倾倒不尽的火，用一种“倒挂金钟”的翻转，火焰宛如一个渊薮的解体，使得来自黑暗的元素，在寒风中获得了砰然一爆的性力。在凌君如耳畔谈花，是很不适宜的，这太俗了，但我又不愿意硬往遍地疯长的野草意象上套，野草的隐喻在汉语中可是凛然不可及的。凌霄原名紫葳，也称杜灵霄花、望江南、落阳花、接骨木、碎骨风， 《图经本草》载：“紫葳陵霄花也，生西海川谷及山阳，今处处皆有，多生山中，人家园圃亦或种莳，初作藤蔓生，依大木，岁久延引至巅而有花，其花黄赤，夏中乃盛。”《本草纲目》载：“俗谓赤艳日紫葳，此花赤艳，故名。附木而上，高数丈，故日凌霄。”文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在于比附，看不起有钱阶级，但对自己的无米之炊又心怀不甘，进而蠢蠢欲动。元代文人程粲就在《三柳轩杂识》里比附说： “凌霄花为势客”，喜欢攀附。它缘木而上，攀岩而登，高可达数丈， “须如蝎虎，足附树上甚坚牢”。我低下头，发现还有还有几株凌胃，斜靠着地面低矮的荆棘，不也一样点燃了招魂的灯笼么?
我心里一激，想起了老成都北门城隍庙上的那株百年凌霄，连同十殿阎罗和荆竹林，于1949年后毁于勃兴的城市改造运动。公允一点的是诗人曾巩，他叹曰：“固知臭味非相逢，其奈萦缠不自由。”如此，是否道出了凌霄的无奈?我看见有些花凋落下来，被一些割草的村民踩在烂泥里。马蹄践踏鲜花，鲜花抱着马蹄狂吻，但这只是浪漫主义的狂想；想一想吧，花开花落，然后委身为泥，连同一切。如同诗人阿垅所言： “要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凋谢。”其实，铁硬的现实却在于，无论你宣告盛世比宇宙更长久，还是枭鸣不已发出诅咒，也是毫无用处的，一阵清风就把你的言辞撕破，尚未说出的就被风填回到你发腥的咽喉，你连沙也不能留下一颗!所以，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我突然恍悟，凌君如为何没留遗言的原因了。亚圣孟子是怎么说的?他转述《太甲》里的话：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天降的灾害还可以躲避，自作的罪孽，逃也逃不了。但是，老天不会为无衣者减寒，岁月亦不会为无耕者减饥哪怕半分。刻意躲避灾祸的人，不过是激流漂木上的蚂蚁搬家。凌君如只能在水天茫茫中，像野鬼，再也找不到魂。
这些议论，连同她高喊着“妹妹，我不出去呀!”的声音，都碎裂在那个褴褛时代的浩荡春风里……
在我的眼前，委地的火焰凌霄，没有宣告，它彻底拒绝了说出，同样也拒绝了凋谢，只是把那些践踏的脚印，烧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火坑。我的植物学常识无法判断眼前的花是硬骨凌霄还是大花凌霄，凌霄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个褴褛的时代，以及从褴褛的孔洞里漏出来的一把白骨。凸凹嶙峋，而且带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