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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是在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日盛的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世俗化和功利化的选择。其课程设置发轫于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教学，逐渐增设基于商务语言技能和内容的商务英语课程，并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和深化，最后发展为近代化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商务英语教学。教学方法从语法翻译法一统天下逐渐向语法翻译法与古安系列法共存的格局转变，且均与其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教学理念和目标相适应。尽管存在诸如教学宗旨的宗教属性及跨文化商务交际教学缺失等不足，但其英语与商务知识相结合的课程设置造就了大批商务英语人才。其旨在培养既熟练驾驭英语语言又掌握商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英语人才的教育模式，对当今商务英语教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商务英语教学；晚清；教会学校；世俗化；功利化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1）０6-0070-06
在晚清社会（尤其是通商口岸），英语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对英语人才的实际需求日益迫切。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是晚清英语人才的来源之一。教会学校实施英语教学，是在各种价值冲突中所做出的一种价值目标的世俗化选择和价值标准的功利化选择。这种价值目标的世俗化选择使教会学校不仅逐渐开设英语课程，而且“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1](P98)，“英语课程不仅仅是纯语言课程”[2]；其价值标准的功利化选择使许多教会学校在其英语课程设置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直接工具主义倾向，开设了一些当时社会所急需的商务英语课程。本文将以晚清社会对英语的实际需求为切入点，考察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及教学法，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一、价值目标世俗化引导下的晚清教会英语教学的肇始
清代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开展是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一种需求与利益引导下的教会价值目标的世俗化选择。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外语在世俗职业中的优势和商业价值未充分显现, 教会学校未普遍开设外语课程。但像马礼逊学校（Morrison Anglo-Chinese School）等教会学校，因在财力上获得了英美商人的大力资助，无疑肩负起为英美商人培养和输送贸易通事及买办的任务，从而为西方列强对华贸易掠夺服务。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通商口岸外国洋行及洋务企业逐渐需要英语人才，“英语在我国通商城市逐步具有商业价值”[3]。教会学校出于“教育传教”思想及商业利益的双重考量，逐渐开设英语课程或用英语教授西学课程。在此背景下，于1865年由英国圣公会创建的上海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成为“近代第一所在华正式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1](P223)，至19世纪80年代，其人才培养层次和教学内容与培养贸易通事和买办紧密相关，世俗化倾向非常明显，“更像一所专门培养英语翻译人才和买办的培训学校”[4](P44)，因为其背后是日趋频繁的中外商贸交往和新兴洋务事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
“随着洋务运动由求强向求富转变，中外贸易在一些沿海口岸城市得到迅速发展。频繁的商业交往刺激了当地人学习英语的愿望，学习英语成为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5]。同时，西方在我国沿海沿江陆续开办的各种工厂、商行、货栈及其他各类机构需要大量英语人才，这为教会学校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这一时期，教会就教学的语言问题展开的论战最后以正方胜出，充分说明了在英语极具商业价值的背景下教会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最后所做出的世俗化选择。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新开设的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新式政府机关和新式学堂等对英语人才的实际需求日益增长，“懂英文在清末已经是外交、电报、铁路、海关部门寻找工作的本钱”[6]。教会学校“能否和如何回应这种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学校的成败”[7](P162)；“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8\]。可见，教会学校在日益商业化的通商口岸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实施英语教学，以期“培养青年使他们在外国商行里谋职”[9]，通过毕业生在贸易和商业领域的工作，扩大国际贸易，为其服务。
可见，英语在通商口岸已逐渐发展成一种商业语言，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主要是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中外交往需要，尤其是商业交往的需要，其英语教学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商业性和世俗化基础上的传教和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既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其宗教思想，又为其对华贸易培养人才。
二、价值标准功利化引导下的晚清教会商务英语教学
从最初开设少量英语课程到以英语教授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从初步开设以技能和内容为基础的商务英语课程到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直至近代化职业教育及通才教育基础之上的商务英语教育，无不彰显了教会学校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工具主义倾向及功利化选择。
1. 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课程设置的发轫
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发轫于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教学。教会教育的胚胎时期（1807~1840年），“个别（教会）学校将英语作为地理、历史、算术等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学媒介”[4](P2)。这种将近代基础科学知识纳入英语教学范围的“以内容为基础的课程设置，一方面加速了学生对英语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掌握，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既学到了英语，又掌握了自然科学知识”[4](P15-16)。这种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教学模式对后来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2. 基于语言技能和商务内容的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通商口岸中外商贸日盛，教会学校遂“开始增设英文书信、翻译、地理、算法等商务英语课程”[3](P18)。譬如1865年香港圣救世主书院（St. Savior’s College）正式“定为一所专门的商业学校……主要从事实业工业和商科教育”[10]，成为较早以英语教授商科内容的教会学校；上海英华书院为“适应商界子弟需要”[11\]开设“英国话、写信、翻译、司账簿事、地理、算法等项”[12\]，教授内容“系或在海关上之事，或领事衙门中事，或各洋行事务”[13](P291)，“几乎成了买办的养成所”[14](P246)。
这种课程设置包含了以语言技能为基础和以内容为基础的课程（如“司账簿事”），旨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和教授商贸基本知识和技能，以满足学习者的目标需求。其中，“写信”课程除包含普通英文书信教学外，还涉及商贸业务英文信函写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商贸业务英文信函写作是当时通事和买办在实际业务中必备的技能，大多数西方在华洋行的“业务主要是通过信件往来进行的……在怡和洋行档案的大约82 000封函件中，约57 300封是从中国沿海写出的……这种行号之间非私人的商业往来函件，包括通知、建议和带有契约性的协议，还有洋行为履行职责向它的西方委托人和债权人提供的市场信息，委托人和债权人据此向洋行发出的订单”[14](P16)。其次，《通商指南》[15](P306-307)及《晚清营业书目》[16\]中提到了包含商贸英语写作及会话内容、展示当时大众阅读趋向的书籍十分流行，教会学校英语教学正视当时社会需求，设置涵盖商务类实用内容的写作与会话课程，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3. 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
随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全面开展，其商务英语教学也得以全面开展。教会学校十分注重对学生英语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譬如上海中西书院（The Anglo-Chinese Methodist College, Shanghai）的《中西书院课程规条》安排了八年的课程，基础阶段侧重英语语言基础训练，中级阶段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用英语学习西学知识，使学生在数学、英语和科学知识方面具备初步基本知识，“即使不再继续学习，也能适应洋行、海关、外事、企业等部门的工作”[4](P90)，高级阶段分西学馆、中学馆、算学馆、贸易馆、格致馆。学校十分重视学生语言能力（尤其是翻译能力）的培养，分别有“翻译字句”、“翻译选编”、“翻译书信”、“翻译诸书”、“翻书作文”等。第八年的商贸类课程“富国策”用英语授课，使用原版教材。但许多学生仅想学习英语和西学，“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17]。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该校变通了学制和课程，“更加适合了当时人们只求习得谋生之技的社会需求”[18]，规定学生“倘仅为贸易之计，亦须先学英文二年，然后教授各项买卖言语文字，必得四五年之苦功，庶可酬应”[19\]。
随着教会学校教育体系的逐渐成型，其商务英语课程内容与范围因中外商贸交往的深入而拓展。譬如创办于1898年的厦门英华书院将学生分为商业和科学二科，其中，“商业科主修商业尺牍、英文簿记、速记和打字……教会学校这种注重英文（特别是实用英语）和西学、推崇商科的做法，重要的是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体现了极浓的世俗化色彩”[20]。再如，圣约翰备馆（即预科）写作课程为实用写作：一年级采用李维斯和豪斯克的《高级中学实用英语》，特别强调书信写作；二年级采用比蒙特的《中国学生专用英语作文指南》，商业信函写作是学习的重心之一，重点为各类文体（包括应用文体）的写作[21](P101-103)。圣约翰大学“首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上对学生进行系统英语教学的先河”[13\](P227)，“社会商贾和名流子弟争相进入”[22]，其英语阅读、写作和翻译课程要求学生能阅读和写作科技与商业英语、掌握各类文体的应用与写作、具备一定的英汉互译能力，具有明显的专门用途英语（ESP）和商务英语教学内容和要求。譬如，其科学英语散文课程要求阅读科普科学月刊的指定文章，“课程重在提高学生的科技英语的阅读、写作和交流水平”[23](P31)。写作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各类文体（含实用文体）的写作。“翻译课（5-6）”要求准确翻译官方通文和法律文件[21](P62-63)，翻译课程“进度很快，实用性也很强，毕业生能达到英汉互译书籍和各类实用文体的水平”[23](P31)。
4. 近代化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商务英语教学
尽管“对大多数人而言，商务知识教学是他们所关心的全部内容”[24](P23-49)，但教会学校逐渐顺应了语言发展和近代化职业教育的要求，将英语教学贯穿于专业教学之中，因为“若想参与精英商业文化，就必须懂得这一文化的相应行为方式和相应观念”[25](P4)，与日俱增的中外商贸交往使英语作为精英商业文化媒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在中国得以全面发展之时，它已转向在通才教育基础之上的商业英语教育”，即“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美国化的职业教育，尤其注重的是近代化所急需的新兴职业教育”[23](P64)。圣约翰大学这种新型职业化的商务英语教育，超越了单纯的课程内容的教学，“注重对学生商业精神的灌输和商业能力的培养，学生具有近代化工商社会所必须的品格、职业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社会网络和商业潜能”[23](P59)。
三、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法
我国英语教学起步较晚，但教学方法却基本保持与世界同步。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中主要采用了语法翻译法和古安系列教学法。这些教学法的采用很大意义上来说是与教会学校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商务英语教学宗旨相适应的，满足了教会学校培养商务阅读、翻译与写作人才的教学目标的需要，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性和社会适应性。
1. 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于18~19世纪确定了其在西欧国家的教学地位，并随着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创办而在我国逐渐被广泛采用。马礼逊学堂就开设了大量中英互译、英文写作和英文语法等课程，促使学生通过语法和翻译来掌握英语；英华书院开设“写作、翻译和语法”等课程；上海中西书院在低年级设置了“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等课程，在高年级设置了“翻译书信”、“翻译诸书”、“翻译作文”等课程；圣约翰大学更是强调语法、翻译在学生英语学习中的作用。这些课程教学以语法为纲，以翻译为教学基本手段，在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语法规则的讲解，强调书面表达的完整和准确，注重大量的语法、翻译、写作练习，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以及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记忆力较为有效，培养了一批“写”和“译”方面的英语人才。
教会学校的语法翻译教学法还融入一些中国传统语文教学法的原则。从语言教学的角度看，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包括了学习语言结构阶段、功能阶段和综合运用练习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的固定的英语课程总是反复出现，遵循控制、循环的原则”[24] (P63)。这种融合“既符合中国人学习语言的心理定势，又可以利用中国人原有的语言学习习惯来加快英语学习的进度”[25] (P191)。同时，教会学校采取了诸如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营造口语练习机会等积极措施，以弥补语法翻译法在培养学生实际口语产出能力方面的缺陷。
为了渗透其西方文化的影响，满足其世俗化和功利化教学的目的，迎合当时社会对商务阅读、写作与翻译人才的需求，晚清教会学校实施各种英语考试，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淘汰制度实施的客观依据是以书面考试为主的“严格分数”。“虽然公共考试制度没有直接产生‘语法翻译’教学法，但它确立了‘语法翻译’教学法的优先性”[26\] (P133) ，因为语法翻译教学法“强调准确性，例如，句子的完整性”，“准确性是通过各种正规书面考试的先决条件”[26\] (P132)。
2. 古安系列教学法
随着西方列强19世纪中后期对外殖民扩张不断加剧，英语口语交际能力逐渐得到重视，“强调口语训练在课堂教学中具有绝对优先性”[26\] (P171) 。面临“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的晚清时局，出于其世俗化和功利化英语教学的需要以及训练和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培养交际型人才的需要，教会学校在其英语教学中逐渐采用古安系列教学法。
古安系列教学法（Gouin Series Method）是由法国人Francois Gouin提出的以序列结构（sequential structure）为理论依据的教学法，由英国人Howard Swan于1902年引入东吴大学，随后在晚清其他许多教会学校得以推行。古安系列法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解成若干小单元，这些小单元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系列，教学中强调运用概念上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句子进行学习。“这些句子容易理解，不需要对他们进行语法解释。学生学习时直接学习句子，不使用翻译。”[27]古安系列法通过实践建构外语语言框架，使语言与客观事物建立直接联系，加速学生语言知识的习得，使学生养成用外语思维的习惯，“最大的优点是讲课的生动性和学生的直接参与性”[28]。这可说是直接教学法的雏形。
四、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的评价
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开创了我国正规学校商务英语教学的先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培养了一批当时社会急需的商务英语人才。学生毕业后“走通事买办之路，跟洋人打交道，为涉外行业服务”[15\](P445)，具有明显的商业倾向。例如，马礼逊学校“不少学生的英文有了一定的水平，就被英国商人请去当翻译或买办”[1\](P98)，“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出身低贱但通识英语的专才，对当时的中西文化与贸易的交流交往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9]。上海英华书院培养了“一批能在中外商人之间进行语言沟通的通事和业务买办”[4\](P41)。至1891年底，“（中西）书院的毕业生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各局，以及铁路招商等局办事者已有二百余人”[30]。到1912年，该校“已有大量的毕业生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商务、贸易等部门工作”[4\](P94)。“当年许多洋务部门如海关、电报局、洋行以及外交部门也因此而对圣约翰的学生另眼相看”[7\](P153)。可见，“在晚清教会学校培养的人才中，大部分流入了条约口岸的商业和金融业，或在政府涉外部门（例如电报、铁路、海关等）谋职，因为那些地方把外语能力视为极有用的资本”[31]。这些近代商业社会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都能口操并书写流利的英语。这些青年人在远东的商业领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因素”[32]，“缓解了语言障碍对于晚清近代化进程的压力”[15\](P264)，有助于排除中西商贸交往的语言障碍，见证并促进了晚清近代化历程。因此，从整体上而言，晚清各类学校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教学效果最好的，可能要数教会学校”[33]。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晚清教会英语教学“主观上是其殖民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4\](P25)，即便不能说完全是无心插柳，但也绝非有心栽花，“英文学习乃是作为吸引中国学生的香饵……英语不过是宗教药丸的糖衣而已”[34]。其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也仅是教会教育世俗化与功利化的一种选择而已。其毕业生多数只能从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参与近代化进程，所谓“上之可以为洋行之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35]，甚至“更出无业商贾之下”[36]，难以从思想层面引领中国近代化进程。
晚清教会商务英语教学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语教学的方针从作为传教布道的附属品逐渐向教育传教转变，组织形式从各自分散办学向逐渐形成规模、统一认识、有计划、有组织地提升办学水平和层次以及最后形成教会在华教育完整体系转变，英语教学的价值目标取向从单纯为传教服务逐渐向世俗化转变, 价值标准逐渐向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转变，英语课程设置从早期简单的基于语言技能的课程向基于商务语言技能及商务内容的课程转变，最后逐渐向近代化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商务英语教育转变，教学方法从语法翻译法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向语法翻译法与古安系列法并存的格局转变。其教学尽管存在某些不足（如其功利化倾向及课程设置中跨文化商务交际内容的缺位），但其英语语言和商务知识相结合的课程设置，对培养大批近代化进程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旨在培养既熟练驾驭英语语言又掌握商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英语人才的教育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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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in Missionary Schools of Late Qing Dynasty:
Interests-oriented Secular and Utilitarian Choice
MO Zai-shu，XIAO Yun-n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Business English (BE) teaching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s of Late Qing Dynasty was a secular and utilitarian choice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needs for English talents. The BE course design evolved from content-based ESP courses to skill-based and content-based BE courses which were further expanded and deepe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schools and were finally developed into modern BE teaching based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method changed from the mer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in 19th century to the coexistence of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and Gouin Series Method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catered to its secular and utilitarian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objectives. Despite such drawbacks as the religious nature in its teaching and the lack of teaching of 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he BE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s cultivated large numbers of BE talents, and is still of some implications for today's BE teaching.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Late Qing Dynasty; missionary school; secularization; utilitarianism
(责任编辑 李震声)
［关键词］商务英语教学；晚清；教会学校；世俗化；功利化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1）０6-0070-06
在晚清社会（尤其是通商口岸），英语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对英语人才的实际需求日益迫切。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是晚清英语人才的来源之一。教会学校实施英语教学，是在各种价值冲突中所做出的一种价值目标的世俗化选择和价值标准的功利化选择。这种价值目标的世俗化选择使教会学校不仅逐渐开设英语课程，而且“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1](P98)，“英语课程不仅仅是纯语言课程”[2]；其价值标准的功利化选择使许多教会学校在其英语课程设置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直接工具主义倾向，开设了一些当时社会所急需的商务英语课程。本文将以晚清社会对英语的实际需求为切入点，考察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及教学法，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一、价值目标世俗化引导下的晚清教会英语教学的肇始
清代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开展是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一种需求与利益引导下的教会价值目标的世俗化选择。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外语在世俗职业中的优势和商业价值未充分显现, 教会学校未普遍开设外语课程。但像马礼逊学校（Morrison Anglo-Chinese School）等教会学校，因在财力上获得了英美商人的大力资助，无疑肩负起为英美商人培养和输送贸易通事及买办的任务，从而为西方列强对华贸易掠夺服务。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通商口岸外国洋行及洋务企业逐渐需要英语人才，“英语在我国通商城市逐步具有商业价值”[3]。教会学校出于“教育传教”思想及商业利益的双重考量，逐渐开设英语课程或用英语教授西学课程。在此背景下，于1865年由英国圣公会创建的上海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成为“近代第一所在华正式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1](P223)，至19世纪80年代，其人才培养层次和教学内容与培养贸易通事和买办紧密相关，世俗化倾向非常明显，“更像一所专门培养英语翻译人才和买办的培训学校”[4](P44)，因为其背后是日趋频繁的中外商贸交往和新兴洋务事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
“随着洋务运动由求强向求富转变，中外贸易在一些沿海口岸城市得到迅速发展。频繁的商业交往刺激了当地人学习英语的愿望，学习英语成为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5]。同时，西方在我国沿海沿江陆续开办的各种工厂、商行、货栈及其他各类机构需要大量英语人才，这为教会学校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这一时期，教会就教学的语言问题展开的论战最后以正方胜出，充分说明了在英语极具商业价值的背景下教会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最后所做出的世俗化选择。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新开设的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新式政府机关和新式学堂等对英语人才的实际需求日益增长，“懂英文在清末已经是外交、电报、铁路、海关部门寻找工作的本钱”[6]。教会学校“能否和如何回应这种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学校的成败”[7](P162)；“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8\]。可见，教会学校在日益商业化的通商口岸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实施英语教学，以期“培养青年使他们在外国商行里谋职”[9]，通过毕业生在贸易和商业领域的工作，扩大国际贸易，为其服务。
可见，英语在通商口岸已逐渐发展成一种商业语言，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主要是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中外交往需要，尤其是商业交往的需要，其英语教学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商业性和世俗化基础上的传教和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既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其宗教思想，又为其对华贸易培养人才。
二、价值标准功利化引导下的晚清教会商务英语教学
从最初开设少量英语课程到以英语教授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从初步开设以技能和内容为基础的商务英语课程到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直至近代化职业教育及通才教育基础之上的商务英语教育，无不彰显了教会学校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工具主义倾向及功利化选择。
1. 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课程设置的发轫
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发轫于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教学。教会教育的胚胎时期（1807~1840年），“个别（教会）学校将英语作为地理、历史、算术等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学媒介”[4](P2)。这种将近代基础科学知识纳入英语教学范围的“以内容为基础的课程设置，一方面加速了学生对英语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掌握，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既学到了英语，又掌握了自然科学知识”[4](P15-16)。这种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教学模式对后来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2. 基于语言技能和商务内容的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通商口岸中外商贸日盛，教会学校遂“开始增设英文书信、翻译、地理、算法等商务英语课程”[3](P18)。譬如1865年香港圣救世主书院（St. Savior’s College）正式“定为一所专门的商业学校……主要从事实业工业和商科教育”[10]，成为较早以英语教授商科内容的教会学校；上海英华书院为“适应商界子弟需要”[11\]开设“英国话、写信、翻译、司账簿事、地理、算法等项”[12\]，教授内容“系或在海关上之事，或领事衙门中事，或各洋行事务”[13](P291)，“几乎成了买办的养成所”[14](P246)。
这种课程设置包含了以语言技能为基础和以内容为基础的课程（如“司账簿事”），旨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和教授商贸基本知识和技能，以满足学习者的目标需求。其中，“写信”课程除包含普通英文书信教学外，还涉及商贸业务英文信函写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商贸业务英文信函写作是当时通事和买办在实际业务中必备的技能，大多数西方在华洋行的“业务主要是通过信件往来进行的……在怡和洋行档案的大约82 000封函件中，约57 300封是从中国沿海写出的……这种行号之间非私人的商业往来函件，包括通知、建议和带有契约性的协议，还有洋行为履行职责向它的西方委托人和债权人提供的市场信息，委托人和债权人据此向洋行发出的订单”[14](P16)。其次，《通商指南》[15](P306-307)及《晚清营业书目》[16\]中提到了包含商贸英语写作及会话内容、展示当时大众阅读趋向的书籍十分流行，教会学校英语教学正视当时社会需求，设置涵盖商务类实用内容的写作与会话课程，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3. 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
随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全面开展，其商务英语教学也得以全面开展。教会学校十分注重对学生英语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譬如上海中西书院（The Anglo-Chinese Methodist College, Shanghai）的《中西书院课程规条》安排了八年的课程，基础阶段侧重英语语言基础训练，中级阶段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用英语学习西学知识，使学生在数学、英语和科学知识方面具备初步基本知识，“即使不再继续学习，也能适应洋行、海关、外事、企业等部门的工作”[4](P90)，高级阶段分西学馆、中学馆、算学馆、贸易馆、格致馆。学校十分重视学生语言能力（尤其是翻译能力）的培养，分别有“翻译字句”、“翻译选编”、“翻译书信”、“翻译诸书”、“翻书作文”等。第八年的商贸类课程“富国策”用英语授课，使用原版教材。但许多学生仅想学习英语和西学，“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17]。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该校变通了学制和课程，“更加适合了当时人们只求习得谋生之技的社会需求”[18]，规定学生“倘仅为贸易之计，亦须先学英文二年，然后教授各项买卖言语文字，必得四五年之苦功，庶可酬应”[19\]。
随着教会学校教育体系的逐渐成型，其商务英语课程内容与范围因中外商贸交往的深入而拓展。譬如创办于1898年的厦门英华书院将学生分为商业和科学二科，其中，“商业科主修商业尺牍、英文簿记、速记和打字……教会学校这种注重英文（特别是实用英语）和西学、推崇商科的做法，重要的是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体现了极浓的世俗化色彩”[20]。再如，圣约翰备馆（即预科）写作课程为实用写作：一年级采用李维斯和豪斯克的《高级中学实用英语》，特别强调书信写作；二年级采用比蒙特的《中国学生专用英语作文指南》，商业信函写作是学习的重心之一，重点为各类文体（包括应用文体）的写作[21](P101-103)。圣约翰大学“首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上对学生进行系统英语教学的先河”[13\](P227)，“社会商贾和名流子弟争相进入”[22]，其英语阅读、写作和翻译课程要求学生能阅读和写作科技与商业英语、掌握各类文体的应用与写作、具备一定的英汉互译能力，具有明显的专门用途英语（ESP）和商务英语教学内容和要求。譬如，其科学英语散文课程要求阅读科普科学月刊的指定文章，“课程重在提高学生的科技英语的阅读、写作和交流水平”[23](P31)。写作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各类文体（含实用文体）的写作。“翻译课（5-6）”要求准确翻译官方通文和法律文件[21](P62-63)，翻译课程“进度很快，实用性也很强，毕业生能达到英汉互译书籍和各类实用文体的水平”[23](P31)。
4. 近代化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商务英语教学
尽管“对大多数人而言，商务知识教学是他们所关心的全部内容”[24](P23-49)，但教会学校逐渐顺应了语言发展和近代化职业教育的要求，将英语教学贯穿于专业教学之中，因为“若想参与精英商业文化，就必须懂得这一文化的相应行为方式和相应观念”[25](P4)，与日俱增的中外商贸交往使英语作为精英商业文化媒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在中国得以全面发展之时，它已转向在通才教育基础之上的商业英语教育”，即“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美国化的职业教育，尤其注重的是近代化所急需的新兴职业教育”[23](P64)。圣约翰大学这种新型职业化的商务英语教育，超越了单纯的课程内容的教学，“注重对学生商业精神的灌输和商业能力的培养，学生具有近代化工商社会所必须的品格、职业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社会网络和商业潜能”[23](P59)。
三、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法
我国英语教学起步较晚，但教学方法却基本保持与世界同步。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中主要采用了语法翻译法和古安系列教学法。这些教学法的采用很大意义上来说是与教会学校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商务英语教学宗旨相适应的，满足了教会学校培养商务阅读、翻译与写作人才的教学目标的需要，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性和社会适应性。
1. 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于18~19世纪确定了其在西欧国家的教学地位，并随着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创办而在我国逐渐被广泛采用。马礼逊学堂就开设了大量中英互译、英文写作和英文语法等课程，促使学生通过语法和翻译来掌握英语；英华书院开设“写作、翻译和语法”等课程；上海中西书院在低年级设置了“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等课程，在高年级设置了“翻译书信”、“翻译诸书”、“翻译作文”等课程；圣约翰大学更是强调语法、翻译在学生英语学习中的作用。这些课程教学以语法为纲，以翻译为教学基本手段，在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语法规则的讲解，强调书面表达的完整和准确，注重大量的语法、翻译、写作练习，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以及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记忆力较为有效，培养了一批“写”和“译”方面的英语人才。
教会学校的语法翻译教学法还融入一些中国传统语文教学法的原则。从语言教学的角度看，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包括了学习语言结构阶段、功能阶段和综合运用练习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的固定的英语课程总是反复出现，遵循控制、循环的原则”[24] (P63)。这种融合“既符合中国人学习语言的心理定势，又可以利用中国人原有的语言学习习惯来加快英语学习的进度”[25] (P191)。同时，教会学校采取了诸如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营造口语练习机会等积极措施，以弥补语法翻译法在培养学生实际口语产出能力方面的缺陷。
为了渗透其西方文化的影响，满足其世俗化和功利化教学的目的，迎合当时社会对商务阅读、写作与翻译人才的需求，晚清教会学校实施各种英语考试，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淘汰制度实施的客观依据是以书面考试为主的“严格分数”。“虽然公共考试制度没有直接产生‘语法翻译’教学法，但它确立了‘语法翻译’教学法的优先性”[26\] (P133) ，因为语法翻译教学法“强调准确性，例如，句子的完整性”，“准确性是通过各种正规书面考试的先决条件”[26\] (P132)。
2. 古安系列教学法
随着西方列强19世纪中后期对外殖民扩张不断加剧，英语口语交际能力逐渐得到重视，“强调口语训练在课堂教学中具有绝对优先性”[26\] (P171) 。面临“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的晚清时局，出于其世俗化和功利化英语教学的需要以及训练和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培养交际型人才的需要，教会学校在其英语教学中逐渐采用古安系列教学法。
古安系列教学法（Gouin Series Method）是由法国人Francois Gouin提出的以序列结构（sequential structure）为理论依据的教学法，由英国人Howard Swan于1902年引入东吴大学，随后在晚清其他许多教会学校得以推行。古安系列法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解成若干小单元，这些小单元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系列，教学中强调运用概念上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句子进行学习。“这些句子容易理解，不需要对他们进行语法解释。学生学习时直接学习句子，不使用翻译。”[27]古安系列法通过实践建构外语语言框架，使语言与客观事物建立直接联系，加速学生语言知识的习得，使学生养成用外语思维的习惯，“最大的优点是讲课的生动性和学生的直接参与性”[28]。这可说是直接教学法的雏形。
四、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的评价
晚清教会学校商务英语教学开创了我国正规学校商务英语教学的先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培养了一批当时社会急需的商务英语人才。学生毕业后“走通事买办之路，跟洋人打交道，为涉外行业服务”[15\](P445)，具有明显的商业倾向。例如，马礼逊学校“不少学生的英文有了一定的水平，就被英国商人请去当翻译或买办”[1\](P98)，“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出身低贱但通识英语的专才，对当时的中西文化与贸易的交流交往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9]。上海英华书院培养了“一批能在中外商人之间进行语言沟通的通事和业务买办”[4\](P41)。至1891年底，“（中西）书院的毕业生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各局，以及铁路招商等局办事者已有二百余人”[30]。到1912年，该校“已有大量的毕业生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商务、贸易等部门工作”[4\](P94)。“当年许多洋务部门如海关、电报局、洋行以及外交部门也因此而对圣约翰的学生另眼相看”[7\](P153)。可见，“在晚清教会学校培养的人才中，大部分流入了条约口岸的商业和金融业，或在政府涉外部门（例如电报、铁路、海关等）谋职，因为那些地方把外语能力视为极有用的资本”[31]。这些近代商业社会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都能口操并书写流利的英语。这些青年人在远东的商业领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因素”[32]，“缓解了语言障碍对于晚清近代化进程的压力”[15\](P264)，有助于排除中西商贸交往的语言障碍，见证并促进了晚清近代化历程。因此，从整体上而言，晚清各类学校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教学效果最好的，可能要数教会学校”[33]。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晚清教会英语教学“主观上是其殖民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4\](P25)，即便不能说完全是无心插柳，但也绝非有心栽花，“英文学习乃是作为吸引中国学生的香饵……英语不过是宗教药丸的糖衣而已”[34]。其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也仅是教会教育世俗化与功利化的一种选择而已。其毕业生多数只能从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参与近代化进程，所谓“上之可以为洋行之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35]，甚至“更出无业商贾之下”[36]，难以从思想层面引领中国近代化进程。
晚清教会商务英语教学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语教学的方针从作为传教布道的附属品逐渐向教育传教转变，组织形式从各自分散办学向逐渐形成规模、统一认识、有计划、有组织地提升办学水平和层次以及最后形成教会在华教育完整体系转变，英语教学的价值目标取向从单纯为传教服务逐渐向世俗化转变, 价值标准逐渐向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转变，英语课程设置从早期简单的基于语言技能的课程向基于商务语言技能及商务内容的课程转变，最后逐渐向近代化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商务英语教育转变，教学方法从语法翻译法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向语法翻译法与古安系列法并存的格局转变。其教学尽管存在某些不足（如其功利化倾向及课程设置中跨文化商务交际内容的缺位），但其英语语言和商务知识相结合的课程设置，对培养大批近代化进程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旨在培养既熟练驾驭英语语言又掌握商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英语人才的教育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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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in Missionary Schools of Late Qing Dynasty:
Interests-oriented Secular and Utilitarian Choice
MO Zai-shu，XIAO Yun-n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Business English (BE) teaching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s of Late Qing Dynasty was a secular and utilitarian choice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needs for English talents. The BE course design evolved from content-based ESP courses to skill-based and content-based BE courses which were further expanded and deepe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schools and were finally developed into modern BE teaching based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method changed from the mer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in 19th century to the coexistence of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and Gouin Series Method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catered to its secular and utilitarian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objectives. Despite such drawbacks as the religious nature in its teaching and the lack of teaching of 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he BE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s cultivated large numbers of BE talents, and is still of some implications for today's BE teaching.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Late Qing Dynasty; missionary school; secularization; utilitarianism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