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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这种称呼可不是随便喊的，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配的。但魏明伦例外。
魏明伦身上的“鬼气”，与巴蜀文化之“诡奇”，可谓一脉相承。
在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贾平凹的题字“巴蜀鬼才”。魏明伦和流沙河并称“蜀中二杰”。也有居心不良的人，生拉硬扯地把自己与魏明伦扯上关系，到处宣传自己和魏明伦并称“蜀中二杰”。令人捧腹。
魏明伦笑称自己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接受过科班训练的“三无”人员。
魏明伦说，父亲是川剧鼓师，兼通文墨。他从小被梨园始祖“太子菩萨”摸了“脑壳”。7岁学戏，9岁登场，“台上扮演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逐渐由“三尺戏子”转为“一介书生”。
贾平凹曾跟西安有关方面推荐，希望西安能引进魏明伦这个文化人才，但贾平凹毕竟一介书生，也是有心无力，最终没有搞定。
这位身材矮小、一头卷发的“鬼才”，时常语出惊人。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叛逆性和批判性，说到激动处，还会爆出几句四川脏话。
魏明伦做事、作文从不循规蹈矩，从不按常理出牌，不断地换招。就在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的时候，他却转写杂文，抨击时弊，而就在很多人激赏他的杂文的时候，他却潜心于辞赋创作。
辞赋在很多人看来，似乎都是歌功颂德的文体。但魏明伦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辞赋当杂文写，把杂文当美文写。
他一边在辞赋里赞美人情风物，一边又在辞赋里“大放厥词”，高调表达他的“二民主义”主张。即用“民族”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民主”思想。拿古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
他的“酒”就是杂文和政论。
他的辞赋，既有古人的风骚之意，却又不艰深古奥，而是纵论天下，快意恩仇，阐明新主张。读魏明伦的文赋，一如品浓烈川菜，麻辣爽口，很过瘾，很“巴适”，快哉快哉！
“前30年厄运，后30年幸运”
京华周刊：你对你一生的文艺创作有一个怎样的评价？
魏明伦：在我60年创作生涯庆典活动的时候，我有一个花甲感言。我将我这60年的创作大致分三个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以戏剧著称，80年代-90年代初期，以杂文著称，90年代中期以后以辞赋著称。前30年坎坷，后30年幸运。
京华周刊：这个如何具体理解呢？
魏明伦：我的人生经历、创作经历随中国的时局命运而起伏，前30年是厄运，后30年是拨乱反正。
京华周刊：我觉得前30年的厄运对于你的创作来说反而是一种幸运和财富。
魏明伦：当然。尤其是对戏剧创作来说。我的艺龄和共和国的国龄是相同的。前后30年反差。我过早地被打入社会底层，过早地体验社会忧患。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运。
所以我有三个童子功：戏剧童子功、文学童子功、运动童子功。有戏剧童子功的人未必有文学童子功。因为唱戏的都是艺人，艺人在过去文化水平是很低的。我也是当代作家中学历最低的，连小学文凭都没有，但我并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但我现在却是若干个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些作家还进修过，但是我连进修班都没进过。
京华周刊：你所说的“运动”童子功是指什么？
魏明伦：就是搞政治运动。我和流沙河同时被打成“右派”。我是为他打抱不平而被当成“右派”看待的。但我并没被真正划入“右派”，是因为我那时年龄还不到。我是享受“右派”待遇（笑）。想把我打成右派却不行。因为少年犯只有刑事犯，没有思想犯。正因为我有如此的劫难，我才能面临惨淡的人生。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了一种逆向性思维。
京华周刊：逆向性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逆向性思维对于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品质。很多人恰恰是太循规蹈矩了，反而搞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
魏明伦：我对这种逆向性思维的理解是“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凡事都要独立思考，才能有独家发现，但是最后都需要有独特表述，才能有好的文学成果。我独特的表述就是杂文，现在是辞赋。改革开放30年，让我时来运转，比起那些死去的人来说，我是幸运的，当然这幸运中也有坎坷。
践行“二民主义”
京华周刊：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你认为你在文艺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是什么？
魏明伦：这30年，整个来看，戏剧是我的主体，杂文和辞赋是两翼。创作上，我主张“二民主义”：即追求民族的艺术形式与民主的思想内涵。戏剧、杂文都是民族形式的。我写骈文、碑文，更是民族形式，虽然形式是民族的，但内容是民主的。另外，我不完全同意笼统地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京华周刊：这个如何解释？
魏明伦：从艺术形式来讲，应该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从内容来讲，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从北宋以来就闭关锁国。而且我们这个民族跟民主是有矛盾的，本身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民族。从北宋到晚清尤其如此。既然我的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民主的，那么必然发生矛盾。
京华周刊：那么这个矛盾如何化解？
魏明伦：用我的民主内涵去统摄民族形式，用我的戏剧去表现民主意识。包括我的《易胆大》、《巴山秀才》、《潘金莲》、《四姑娘》、《变脸》等，都是如此。继承、变革、发展民族艺术形式，来表现时代思潮。
京华周刊：我觉得你的作品中暗含着你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念想。
魏明伦：我跟极端民族主义谈不到一起。比如《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一批作者。
京华周刊：我觉得你似乎是在建构一个“乌托邦”。你觉得你这种形式会受到社会认可吗？
魏明伦：我不可能会是社会的宠儿。陈逸飞临死前，我曾跟他做过一次对话。我跟他恰好相反。他搞的一切，比如油画、电影、时装等，都是时尚化的民族元素。
京华周刊：通过对你的艺术观念的梳理，我有一个感受，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者，他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都构成了一个大矛盾、大反差。你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似乎离得很远。
魏明伦：这个时代是偶像崇拜的时代。我特别反对偶像崇拜，它是一种返祖现象。现在很多偶像崇拜，都在喊要个性解放。但是真正的个性解放，是以破除偶像崇拜为前提的。在个性解放中，只有先驱，没有偶像。所以我喜欢说“三无”：无偶像，无禁区，无顶峰。
现在是“浮世”加“怪世”
京华周刊：作为一个孤独者，你看到的这个社会，肯定是一片混沌。
魏明伦：因为我受鲁迅的影响太深，我力争少说假话套话，多说真话。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商品社会，是物欲横流的时代。所以我不认为现在是“盛世”。朱元璋要称帝，大臣就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来毛泽东改成：深挖洞，广积粮，缓称霸。我就说：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尽管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是我也有很多忧虑。我认为现在是乱世之后，盛世之前，浮世之中。所以是个怪世。
京华周刊：盛世有盛世的标志。你所谓的盛世的标志应当是什么？
魏明伦：河清海晏、风调雨顺、民富国安。没有大地震，没有旱涝，没有瘟疫，没有食品安全问题。还有两个标志：古人所说的，一个是满，粮仓要满。一个是空，监狱要空，犯罪率极低。我们现在是粮仓很满，但是粮仓里的粮食分配严重不均。
京华周刊：你说的浮世和怪世，如何理解？
魏明伦：既然是浮世，必然是人心浮。既然我们承认了人心浮，那还怎么能称盛世呢？我认为，现在不但官场时弊很多，还有文娱“摇头丸”盛行。整体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高科技低人文、高经济低道德的时代。高科技是因，高经济是果。低人文是因，低道德是果。所以我前30年反对政治挂帅，近30年反对娱乐挂帅。
京华周刊：文艺的娱乐功能当然也很重要，但现在是追求单一的娱乐功能。
魏明伦身上的“鬼气”，与巴蜀文化之“诡奇”，可谓一脉相承。
在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贾平凹的题字“巴蜀鬼才”。魏明伦和流沙河并称“蜀中二杰”。也有居心不良的人，生拉硬扯地把自己与魏明伦扯上关系，到处宣传自己和魏明伦并称“蜀中二杰”。令人捧腹。
魏明伦笑称自己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接受过科班训练的“三无”人员。
魏明伦说，父亲是川剧鼓师，兼通文墨。他从小被梨园始祖“太子菩萨”摸了“脑壳”。7岁学戏，9岁登场，“台上扮演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逐渐由“三尺戏子”转为“一介书生”。
贾平凹曾跟西安有关方面推荐，希望西安能引进魏明伦这个文化人才，但贾平凹毕竟一介书生，也是有心无力，最终没有搞定。
这位身材矮小、一头卷发的“鬼才”，时常语出惊人。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叛逆性和批判性，说到激动处，还会爆出几句四川脏话。
魏明伦做事、作文从不循规蹈矩，从不按常理出牌，不断地换招。就在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的时候，他却转写杂文，抨击时弊，而就在很多人激赏他的杂文的时候，他却潜心于辞赋创作。
辞赋在很多人看来，似乎都是歌功颂德的文体。但魏明伦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辞赋当杂文写，把杂文当美文写。
他一边在辞赋里赞美人情风物，一边又在辞赋里“大放厥词”，高调表达他的“二民主义”主张。即用“民族”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民主”思想。拿古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
他的“酒”就是杂文和政论。
他的辞赋，既有古人的风骚之意，却又不艰深古奥，而是纵论天下，快意恩仇，阐明新主张。读魏明伦的文赋，一如品浓烈川菜，麻辣爽口，很过瘾，很“巴适”，快哉快哉！
“前30年厄运，后30年幸运”
京华周刊：你对你一生的文艺创作有一个怎样的评价？
魏明伦：在我60年创作生涯庆典活动的时候，我有一个花甲感言。我将我这60年的创作大致分三个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以戏剧著称，80年代-90年代初期，以杂文著称，90年代中期以后以辞赋著称。前30年坎坷，后30年幸运。
京华周刊：这个如何具体理解呢？
魏明伦：我的人生经历、创作经历随中国的时局命运而起伏，前30年是厄运，后30年是拨乱反正。
京华周刊：我觉得前30年的厄运对于你的创作来说反而是一种幸运和财富。
魏明伦：当然。尤其是对戏剧创作来说。我的艺龄和共和国的国龄是相同的。前后30年反差。我过早地被打入社会底层，过早地体验社会忧患。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运。
所以我有三个童子功：戏剧童子功、文学童子功、运动童子功。有戏剧童子功的人未必有文学童子功。因为唱戏的都是艺人，艺人在过去文化水平是很低的。我也是当代作家中学历最低的，连小学文凭都没有，但我并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但我现在却是若干个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些作家还进修过，但是我连进修班都没进过。
京华周刊：你所说的“运动”童子功是指什么？
魏明伦：就是搞政治运动。我和流沙河同时被打成“右派”。我是为他打抱不平而被当成“右派”看待的。但我并没被真正划入“右派”，是因为我那时年龄还不到。我是享受“右派”待遇（笑）。想把我打成右派却不行。因为少年犯只有刑事犯，没有思想犯。正因为我有如此的劫难，我才能面临惨淡的人生。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了一种逆向性思维。
京华周刊：逆向性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逆向性思维对于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品质。很多人恰恰是太循规蹈矩了，反而搞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
魏明伦：我对这种逆向性思维的理解是“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凡事都要独立思考，才能有独家发现，但是最后都需要有独特表述，才能有好的文学成果。我独特的表述就是杂文，现在是辞赋。改革开放30年，让我时来运转，比起那些死去的人来说，我是幸运的，当然这幸运中也有坎坷。
践行“二民主义”
京华周刊：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你认为你在文艺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是什么？
魏明伦：这30年，整个来看，戏剧是我的主体，杂文和辞赋是两翼。创作上，我主张“二民主义”：即追求民族的艺术形式与民主的思想内涵。戏剧、杂文都是民族形式的。我写骈文、碑文，更是民族形式，虽然形式是民族的，但内容是民主的。另外，我不完全同意笼统地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京华周刊：这个如何解释？
魏明伦：从艺术形式来讲，应该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从内容来讲，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从北宋以来就闭关锁国。而且我们这个民族跟民主是有矛盾的，本身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民族。从北宋到晚清尤其如此。既然我的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民主的，那么必然发生矛盾。
京华周刊：那么这个矛盾如何化解？
魏明伦：用我的民主内涵去统摄民族形式，用我的戏剧去表现民主意识。包括我的《易胆大》、《巴山秀才》、《潘金莲》、《四姑娘》、《变脸》等，都是如此。继承、变革、发展民族艺术形式，来表现时代思潮。
京华周刊：我觉得你的作品中暗含着你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念想。
魏明伦：我跟极端民族主义谈不到一起。比如《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一批作者。
京华周刊：我觉得你似乎是在建构一个“乌托邦”。你觉得你这种形式会受到社会认可吗？
魏明伦：我不可能会是社会的宠儿。陈逸飞临死前，我曾跟他做过一次对话。我跟他恰好相反。他搞的一切，比如油画、电影、时装等，都是时尚化的民族元素。
京华周刊：通过对你的艺术观念的梳理，我有一个感受，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者，他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都构成了一个大矛盾、大反差。你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似乎离得很远。
魏明伦：这个时代是偶像崇拜的时代。我特别反对偶像崇拜，它是一种返祖现象。现在很多偶像崇拜，都在喊要个性解放。但是真正的个性解放，是以破除偶像崇拜为前提的。在个性解放中，只有先驱，没有偶像。所以我喜欢说“三无”：无偶像，无禁区，无顶峰。
现在是“浮世”加“怪世”
京华周刊：作为一个孤独者，你看到的这个社会，肯定是一片混沌。
魏明伦：因为我受鲁迅的影响太深，我力争少说假话套话，多说真话。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商品社会，是物欲横流的时代。所以我不认为现在是“盛世”。朱元璋要称帝，大臣就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来毛泽东改成：深挖洞，广积粮，缓称霸。我就说：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尽管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是我也有很多忧虑。我认为现在是乱世之后，盛世之前，浮世之中。所以是个怪世。
京华周刊：盛世有盛世的标志。你所谓的盛世的标志应当是什么？
魏明伦：河清海晏、风调雨顺、民富国安。没有大地震，没有旱涝，没有瘟疫，没有食品安全问题。还有两个标志：古人所说的，一个是满，粮仓要满。一个是空，监狱要空，犯罪率极低。我们现在是粮仓很满，但是粮仓里的粮食分配严重不均。
京华周刊：你说的浮世和怪世，如何理解？
魏明伦：既然是浮世，必然是人心浮。既然我们承认了人心浮，那还怎么能称盛世呢？我认为，现在不但官场时弊很多，还有文娱“摇头丸”盛行。整体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高科技低人文、高经济低道德的时代。高科技是因，高经济是果。低人文是因，低道德是果。所以我前30年反对政治挂帅，近30年反对娱乐挂帅。
京华周刊：文艺的娱乐功能当然也很重要，但现在是追求单一的娱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