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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昨天为止（4月5日），《白日焰火》上映15天，票房已经过了9560万。”采访中途，导演刁亦男对记者说。影片柏林“擒熊”之后，网上铺天盖地的影评解读，他没时间也没兴趣看，但是每天的票房数据他都关心，“今天的票房还没出来，但是看起来会比昨天要高一点。”这么关心票房似乎不太符合大家对“文艺片导演”的印象，他说，“我关心它能帮文艺片开拓多大的市场。”
《白日焰火》是一部带有黑色气质的犯罪爱情片。碎尸案，谜一样的女子，奉命接近她却又沉迷于她的警察……从编剧出身的刁亦男借用商业类型片的外壳拍摄了一部作者电影，试图剖析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其中弥漫着人性的压抑和对尊严、自由的渴望。
46岁的老“新人”刁亦男是继张艺谋、王全安之后，第三个在柏林“擒熊”的陕西人。《白日焰火》是他的第三部长片作品。35岁前，他排演过先锋话剧，写过影视剧。进入21世纪后，为了更自由地表达，他转型当了电影导演。在贾樟柯的帮助下，他创作完成了《制服》，在制片人文晏的帮助下完成了《夜车》和《白日焰火》两部电影。2003年的处女作《制服》获得22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2007年的《夜车》入围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瞩目”竞赛单元，欧洲影评界赞扬刁亦男已成为中国新电影的一颗新星。但《制服》和《夜车》都无法在院线上映，刁亦男希望作品有更广泛的受众，拍一部院线电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白日焰火》从酝酿题材到开始拍摄，用了七年时间，期间几易剧本，投资从国内找到海外，再从海外找回国内，终于与幸福蓝海牵手成功。他说，“感谢幸福蓝海的好眼光，看到这个剧本的价值。”
记者：为了拍这部电影，你准备了七年。剧本有很多个版本，有些甚至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为什么？不断修改中，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刁亦男：我最开始只是想拍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而不是执着于拍某一个故事。如果抱着一个想法坐等别人来投资，可能前景不妙，变通很重要。剧本我改了五年，2005年开始写，2010年完稿，随后找投资、跟资方沟通又花了一年时间，2012年才开拍。片名也改过好多个，“搜魂记”“冰人”之类，最后定为“白日焰火”。其中不变的是我的审美趣味。
记者：现在电影里的故事是怎样诞生的？
刁亦男：最初的灵感来自于霍桑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一个人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躲在旅馆里，窥视自己的妻儿。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荒谬性正是我喜欢的主题。人有时候会做出乎意料的事情，我想探索他们的心理依据。人性是一口深井，它充满了诱惑，吸引我不断去探寻。所有的秘密和答案都在人最内在的灵魂里。我想在最真实的日常场景中展现人们疯狂的内心。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记者：为什么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具有现代感的大城市，而是边远地区？而且你前两部片子都选择在家乡西安拍摄，为什么这部影片却跑到了哈尔滨？
刁亦男：相比大城市，我更喜欢小城镇和边远地区。它们的发展变化慢一些，感觉上是过去与现在两种现实并存，有一种天然的超现实质感。我的电影背景设置其实跟小城镇社会学并没有关系，它更倾向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但我讲述的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要求强调出故事的真实性，放在大都市不太搭调。
我之前的影片虽然在西安拍，但我并没有强调某个具体城市，我排斥那种具有装饰感的地域性元素。《白日焰火》里，冰刀是个重要的道具，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在一个有滑冰文化的城市拍摄，所以去了哈尔滨。
记者：这部戏得到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殊荣，群戏表演也受到赞赏。但据说你在片场很少跟演员说戏，你是怎样引导他们的？
刁亦男：我很少去跟演员解释、分析角色。我们在开拍前就已经达成默契，他们对于角色都有很好的理解，沿着这个轨迹往前走就好，我不想打扰他们。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要像冰山一样冷静，不要轻易把能量泄露出来，就像在水下慢慢向前浮动，这种力量积攒到最后会越来越大。我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急于挤眉弄眼地“秀”，那种表演是廉价的。
我们在剪片的时候，剪辑师不止一次地说：“这是廖凡表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记者：相比廖凡收获的一边倒的好评，桂纶镁的表演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她作为台湾演员扮演东北人，口音上欠缺说服力。
刁亦男：我想我已经过了模拟生活真实的阶段。更重要的应该是演员的内在气质，桂纶镁的疏离感是电影需要的。当我们看一部外国电影，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口音来判断表演的优劣。在我看来，口音在表演当中是次要的。关键是演员的造型、气质和悟性，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小镁是绝对优秀而有天赋的。
记者：《白日焰火》的投资比前两部大很多，创作、拍摄的过程，和以往有哪些不同？
刁亦男：我之前的电影是在自由状态下创作的，不需要跟太多人沟通解释。但这部影片一开始就明确要在院线公映，必须接受市场检验。所以我们跟投资方不断沟通，花了很多时间磨合，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比如他们会希望我拍到1500个镜头，至少800个。这对别的商业片导演也许很正常，但对我这样的导演来说不是。最终成片可能也就500多个镜头。当然，经过一番曲折，我们达成了双赢的共识，作品也没有因此打折扣。只是，资方和导演如何能更顺畅地合作，减少沟通成本，可能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的。
记者：你是如何平衡个人风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矛盾的？
刁亦男：影片首先需要有商业类型片的要素，比如罪案奇观。但是，类型片本身也不应被自身传统所束缚。当你观看大师作品时，总能发现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张力。我希望电影跟观众是一种合谋关系。观众是带着积极的心态去和影片互动，获得某种启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心灵鸡汤，流一点煽情的眼泪。我的影片更注重情绪和氛围。情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但坚持风格肯定会损失一些内容，不可能两全。
记者：你关心票房吗？
刁亦男：关心，每天都看。我反而不喜欢看影评。（记者：不想寻找精神的共鸣？）也许等过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会看一些有质量的影评。我目前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国，文艺片的票房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我不期待它超越《美国队长2》，但我希望中国的商业片导演有一天能“灭掉”好莱坞电影。这取决于创作环境的公平。现在我们的创作还是受到一些限制。
记者：你怎么看《白日焰火》的票房突破？
刁亦男：它是一个特例。现在整个社会乃至媒体都对获国际大奖有很大的兴趣，所谓“得奖控”。获得金熊奖之后，《新闻联播》《人民日报》都来关注，这是纯粹靠宣传公司推广难以做到的。我希望它的票房成功可以促使一些商业片在创作上有更高的艺术追求，视野更宽广，让整个市场更关注影片内容。20000块银幕很诱人，但如果老百姓看的都是烂片，他们的品位会不知不觉受影响。我们的创作者、决策者应该努力去引导观众的趣味。
我认为好电影不应该只靠在国内发行，咱们老百姓自娱自乐，也要拿到欧洲、北美去赚老外的钱，这才是电影的胜利，这才是文化的自信和输出。过去的“走出去”主要是靠一些艺术片在影展上放映，整体海外票房很低。
记者：金熊奖让你成了明星导演。这对你带来了哪些影响？
刁亦男：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影响。就因为不想受影响，我也不太喜欢接受采访。但目前影片还在上映，所以我还是会说几句。未来我还会坚持拍自己喜欢的题材和风格，这是原则。
（喻若然）
《白日焰火》是一部带有黑色气质的犯罪爱情片。碎尸案，谜一样的女子，奉命接近她却又沉迷于她的警察……从编剧出身的刁亦男借用商业类型片的外壳拍摄了一部作者电影，试图剖析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其中弥漫着人性的压抑和对尊严、自由的渴望。
46岁的老“新人”刁亦男是继张艺谋、王全安之后，第三个在柏林“擒熊”的陕西人。《白日焰火》是他的第三部长片作品。35岁前，他排演过先锋话剧，写过影视剧。进入21世纪后，为了更自由地表达，他转型当了电影导演。在贾樟柯的帮助下，他创作完成了《制服》，在制片人文晏的帮助下完成了《夜车》和《白日焰火》两部电影。2003年的处女作《制服》获得22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2007年的《夜车》入围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瞩目”竞赛单元，欧洲影评界赞扬刁亦男已成为中国新电影的一颗新星。但《制服》和《夜车》都无法在院线上映，刁亦男希望作品有更广泛的受众，拍一部院线电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白日焰火》从酝酿题材到开始拍摄，用了七年时间，期间几易剧本，投资从国内找到海外，再从海外找回国内，终于与幸福蓝海牵手成功。他说，“感谢幸福蓝海的好眼光，看到这个剧本的价值。”
记者：为了拍这部电影，你准备了七年。剧本有很多个版本，有些甚至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为什么？不断修改中，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刁亦男：我最开始只是想拍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而不是执着于拍某一个故事。如果抱着一个想法坐等别人来投资，可能前景不妙，变通很重要。剧本我改了五年，2005年开始写，2010年完稿，随后找投资、跟资方沟通又花了一年时间，2012年才开拍。片名也改过好多个，“搜魂记”“冰人”之类，最后定为“白日焰火”。其中不变的是我的审美趣味。
记者：现在电影里的故事是怎样诞生的？
刁亦男：最初的灵感来自于霍桑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一个人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躲在旅馆里，窥视自己的妻儿。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荒谬性正是我喜欢的主题。人有时候会做出乎意料的事情，我想探索他们的心理依据。人性是一口深井，它充满了诱惑，吸引我不断去探寻。所有的秘密和答案都在人最内在的灵魂里。我想在最真实的日常场景中展现人们疯狂的内心。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记者：为什么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具有现代感的大城市，而是边远地区？而且你前两部片子都选择在家乡西安拍摄，为什么这部影片却跑到了哈尔滨？
刁亦男：相比大城市，我更喜欢小城镇和边远地区。它们的发展变化慢一些，感觉上是过去与现在两种现实并存，有一种天然的超现实质感。我的电影背景设置其实跟小城镇社会学并没有关系，它更倾向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但我讲述的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要求强调出故事的真实性，放在大都市不太搭调。
我之前的影片虽然在西安拍，但我并没有强调某个具体城市，我排斥那种具有装饰感的地域性元素。《白日焰火》里，冰刀是个重要的道具，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在一个有滑冰文化的城市拍摄，所以去了哈尔滨。
记者：这部戏得到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殊荣，群戏表演也受到赞赏。但据说你在片场很少跟演员说戏，你是怎样引导他们的？
刁亦男：我很少去跟演员解释、分析角色。我们在开拍前就已经达成默契，他们对于角色都有很好的理解，沿着这个轨迹往前走就好，我不想打扰他们。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要像冰山一样冷静，不要轻易把能量泄露出来，就像在水下慢慢向前浮动，这种力量积攒到最后会越来越大。我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急于挤眉弄眼地“秀”，那种表演是廉价的。
我们在剪片的时候，剪辑师不止一次地说：“这是廖凡表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记者：相比廖凡收获的一边倒的好评，桂纶镁的表演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她作为台湾演员扮演东北人，口音上欠缺说服力。
刁亦男：我想我已经过了模拟生活真实的阶段。更重要的应该是演员的内在气质，桂纶镁的疏离感是电影需要的。当我们看一部外国电影，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口音来判断表演的优劣。在我看来，口音在表演当中是次要的。关键是演员的造型、气质和悟性，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小镁是绝对优秀而有天赋的。
记者：《白日焰火》的投资比前两部大很多，创作、拍摄的过程，和以往有哪些不同？
刁亦男：我之前的电影是在自由状态下创作的，不需要跟太多人沟通解释。但这部影片一开始就明确要在院线公映，必须接受市场检验。所以我们跟投资方不断沟通，花了很多时间磨合，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比如他们会希望我拍到1500个镜头，至少800个。这对别的商业片导演也许很正常，但对我这样的导演来说不是。最终成片可能也就500多个镜头。当然，经过一番曲折，我们达成了双赢的共识，作品也没有因此打折扣。只是，资方和导演如何能更顺畅地合作，减少沟通成本，可能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的。
记者：你是如何平衡个人风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矛盾的？
刁亦男：影片首先需要有商业类型片的要素，比如罪案奇观。但是，类型片本身也不应被自身传统所束缚。当你观看大师作品时，总能发现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张力。我希望电影跟观众是一种合谋关系。观众是带着积极的心态去和影片互动，获得某种启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心灵鸡汤，流一点煽情的眼泪。我的影片更注重情绪和氛围。情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但坚持风格肯定会损失一些内容，不可能两全。
记者：你关心票房吗？
刁亦男：关心，每天都看。我反而不喜欢看影评。（记者：不想寻找精神的共鸣？）也许等过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会看一些有质量的影评。我目前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国，文艺片的票房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我不期待它超越《美国队长2》，但我希望中国的商业片导演有一天能“灭掉”好莱坞电影。这取决于创作环境的公平。现在我们的创作还是受到一些限制。
记者：你怎么看《白日焰火》的票房突破？
刁亦男：它是一个特例。现在整个社会乃至媒体都对获国际大奖有很大的兴趣，所谓“得奖控”。获得金熊奖之后，《新闻联播》《人民日报》都来关注，这是纯粹靠宣传公司推广难以做到的。我希望它的票房成功可以促使一些商业片在创作上有更高的艺术追求，视野更宽广，让整个市场更关注影片内容。20000块银幕很诱人，但如果老百姓看的都是烂片，他们的品位会不知不觉受影响。我们的创作者、决策者应该努力去引导观众的趣味。
我认为好电影不应该只靠在国内发行，咱们老百姓自娱自乐，也要拿到欧洲、北美去赚老外的钱，这才是电影的胜利，这才是文化的自信和输出。过去的“走出去”主要是靠一些艺术片在影展上放映，整体海外票房很低。
记者：金熊奖让你成了明星导演。这对你带来了哪些影响？
刁亦男：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影响。就因为不想受影响，我也不太喜欢接受采访。但目前影片还在上映，所以我还是会说几句。未来我还会坚持拍自己喜欢的题材和风格，这是原则。
（喻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