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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述而中提到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各个论语版本中都有所注解，首先，我查阅了何晏与朱熹的注解，并用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翻译与解析。
志于道—何晏《论语集解》：“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我个人理解为，志是仰慕的意思，道不能够身体力行，所以只能仰慕它。朱熹《四书集注》：“志者，心之昕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心所向往的称作志。人们日常所用的伦理得当为道。知道这样的意义内心必定达到这样的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所行之道便正，而没有其他与之违背的困惑。
据于德—何晏《论语集解》：“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据，依仗的意思。德已有成形，因而可以依仗。朱熹《四书集注》：“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据，是把持保守的意思。德，在于得，在内心之中，获得的道德称为德。内心获得并保守其不被失去，始终据德如一，便会每天有所不同。依于仁—何晏《论语集解》：“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依，是倚靠的意思。对人宽厚仁爱，便是可以依靠的。朱熹（（四书集注》：“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依，是不违背的意思。仁的意思是排除个人内心的欲望，内心全为道德。功夫到这里便没有违背所吃的饭，就生存的成熟，不适应便不顺应天理。
游于艺—"何晏（（论语集解》：“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日游。”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艺不足以依仗，故而称为游。朱熹《四书集注》：“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游，是玩赏喜好的事物以怡情的意思。艺则是礼乐的文理，射御书数的法度，都寓于真理，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早晚游乐，因有广泛的义理的乐趣，而应致力的事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了。
孔子说：“目标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靠在‘仁’上，游娱在‘艺’上。”由这句话可以看出，“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在道、德、仁之后，通过前面的注解可以知道，道、德、仁分别代表了志向、品德、仁爱，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应为人所应该具备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这是游艺之前应先做的事情。这体现了社会赋于艺术的特殊地位。二“艺”归属于文艺思想，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因此“艺”在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收到外部社会环境和思想形式的影响。《美术史十议》一书中提到：“一些学者相当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学科的不断变化着的内涵——包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对材料的分类和所采用的分析模式——实际上都是不同时期与地区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该时期与地区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该时期与地区的文化、政治、社会及意识形态密切联系。根据这种理解，甚至“美术”和“艺术家”这些基本概念也都必然是特定时期的发明，美术史学科的产生又是奠基于这些概念上进一步发展。把这个理论拿到中国历史中检验一下，我们大致可以说，为观赏而创作的艺术品和创作这类作品的艺术家均出现在魏晋时期，在此之前的青铜、玉器和画像等作品首先是为礼仪和实用目的制作的，其作者则大多是无名工匠是无名工匠。虽然这些作品在晚近历史中获得了重要的商业和美术价值，但这些价值均为后代的附加和转化。”而在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极大程度的附属于佛教。潘天寿所著《中国绘画史》中提到：“至南北两朝，各君主贵族，均极保护佛教，崇信佛法。……于是佛教寺院，竟成为画家士庶所共有之大绘画研究所。至此吾国之绘画，几全为佛画所陶溶，而能画者，亦几无有不能作佛画者。”唐代南北文化交融，中外贸易交通发达，“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艺术对于文化而言已不仅仅是一种附属，也不止于“游”。《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绘画具有实现教育感化的作用，帮助人们维护伦理纲常，探究神鬼仙佛之道，推究细微而又玄妙的天命启示，看到万象细微的灵妙变化。它与“六经”的教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根据不同时期推移而不断演化。它源于一种自然之感，并非根據既有的理论而创作。绘画在唐代时期所处地位较高，其原因在于经济繁荣，统治者重视文化发展。至宋代北方宫廷绘画成为主流，可见其地位之高，同时又表现出其对政治的依附性。与之相对应除画院外的绘画则趋向于减轻形似注重精神。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提到：“人须得养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题情状，物之尖斜偃测，自然布列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绘画思想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文化地位较高。“元起漠北，以武力入主中原，自不知文艺为何物；故内府之收藏鉴别，远不如唐宋之淹博；亦无画录记载，以为流传。”元代文化形势低迷，文人画却随之崛起，虽然文化得不到重视，文人画却也是因此崛起，文人的生不逢时之感流露与画作之中。至明代，朱元璋修明政治，奖励文学，征贵逸，举贤才，文物典章，灿然具焉。清代虽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但是由于专制约束，清代绘画陷于模拟，以四王为代表。与之相反的，从破牢笼具有遗民思想的四僧则完全为相反的风格特点。
中国艺术的文化地位在历史的不断演进发展中也在不停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到，艺术的地位不只是收到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哲学因素，也对艺术的地位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可“游于艺”，但不单单是“游于艺”。《述而》中为我们传递的艺术，是积累了道、德、仁之后，而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仁作为立身之本，是必定先要掌握的。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志于道—何晏《论语集解》：“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我个人理解为，志是仰慕的意思，道不能够身体力行，所以只能仰慕它。朱熹《四书集注》：“志者，心之昕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心所向往的称作志。人们日常所用的伦理得当为道。知道这样的意义内心必定达到这样的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所行之道便正，而没有其他与之违背的困惑。
据于德—何晏《论语集解》：“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据，依仗的意思。德已有成形，因而可以依仗。朱熹《四书集注》：“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据，是把持保守的意思。德，在于得，在内心之中，获得的道德称为德。内心获得并保守其不被失去，始终据德如一，便会每天有所不同。依于仁—何晏《论语集解》：“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依，是倚靠的意思。对人宽厚仁爱，便是可以依靠的。朱熹（（四书集注》：“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依，是不违背的意思。仁的意思是排除个人内心的欲望，内心全为道德。功夫到这里便没有违背所吃的饭，就生存的成熟，不适应便不顺应天理。
游于艺—"何晏（（论语集解》：“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日游。”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艺不足以依仗，故而称为游。朱熹《四书集注》：“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游，是玩赏喜好的事物以怡情的意思。艺则是礼乐的文理，射御书数的法度，都寓于真理，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早晚游乐，因有广泛的义理的乐趣，而应致力的事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了。
孔子说：“目标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靠在‘仁’上，游娱在‘艺’上。”由这句话可以看出，“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在道、德、仁之后，通过前面的注解可以知道，道、德、仁分别代表了志向、品德、仁爱，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应为人所应该具备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这是游艺之前应先做的事情。这体现了社会赋于艺术的特殊地位。二“艺”归属于文艺思想，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因此“艺”在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收到外部社会环境和思想形式的影响。《美术史十议》一书中提到：“一些学者相当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学科的不断变化着的内涵——包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对材料的分类和所采用的分析模式——实际上都是不同时期与地区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该时期与地区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该时期与地区的文化、政治、社会及意识形态密切联系。根据这种理解，甚至“美术”和“艺术家”这些基本概念也都必然是特定时期的发明，美术史学科的产生又是奠基于这些概念上进一步发展。把这个理论拿到中国历史中检验一下，我们大致可以说，为观赏而创作的艺术品和创作这类作品的艺术家均出现在魏晋时期，在此之前的青铜、玉器和画像等作品首先是为礼仪和实用目的制作的，其作者则大多是无名工匠是无名工匠。虽然这些作品在晚近历史中获得了重要的商业和美术价值，但这些价值均为后代的附加和转化。”而在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极大程度的附属于佛教。潘天寿所著《中国绘画史》中提到：“至南北两朝，各君主贵族，均极保护佛教，崇信佛法。……于是佛教寺院，竟成为画家士庶所共有之大绘画研究所。至此吾国之绘画，几全为佛画所陶溶，而能画者，亦几无有不能作佛画者。”唐代南北文化交融，中外贸易交通发达，“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艺术对于文化而言已不仅仅是一种附属，也不止于“游”。《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绘画具有实现教育感化的作用，帮助人们维护伦理纲常，探究神鬼仙佛之道，推究细微而又玄妙的天命启示，看到万象细微的灵妙变化。它与“六经”的教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根据不同时期推移而不断演化。它源于一种自然之感，并非根據既有的理论而创作。绘画在唐代时期所处地位较高，其原因在于经济繁荣，统治者重视文化发展。至宋代北方宫廷绘画成为主流，可见其地位之高，同时又表现出其对政治的依附性。与之相对应除画院外的绘画则趋向于减轻形似注重精神。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提到：“人须得养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题情状，物之尖斜偃测，自然布列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绘画思想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文化地位较高。“元起漠北，以武力入主中原，自不知文艺为何物；故内府之收藏鉴别，远不如唐宋之淹博；亦无画录记载，以为流传。”元代文化形势低迷，文人画却随之崛起，虽然文化得不到重视，文人画却也是因此崛起，文人的生不逢时之感流露与画作之中。至明代，朱元璋修明政治，奖励文学，征贵逸，举贤才，文物典章，灿然具焉。清代虽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但是由于专制约束，清代绘画陷于模拟，以四王为代表。与之相反的，从破牢笼具有遗民思想的四僧则完全为相反的风格特点。
中国艺术的文化地位在历史的不断演进发展中也在不停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到，艺术的地位不只是收到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哲学因素，也对艺术的地位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可“游于艺”，但不单单是“游于艺”。《述而》中为我们传递的艺术，是积累了道、德、仁之后，而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仁作为立身之本，是必定先要掌握的。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