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在重复着美国在“二战”结束时所扮演的角色。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较为主导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货币的相应崛起，而这将在国际经济商贸中人民币的价值上得以体现。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其增长主要来源于世界贸易、强势的出口以及由技术转让和外国对华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提升。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额最大的贷款及拨款都流向了中国。这些都是中国通过国际经济交换所获得的利益，而且今后能通过世界贸易和持续投资实现未来经济的繁荣。中国已通过顺差获取了优势，成为重要的制造国，中国也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消费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其他国家所销售产品的价值和价格有能力与中国竞争。
　　
　　消费与强国息息相关
　　 历史证明，任何世界强国肯定也是消费强国。在英国的强盛时期，它是全球最大的买家，其消费品来自于印度、非洲和美洲各地。很多国家地缘政治的现状都受到了英国的影响。之后美国出现，并在“二战”后一支独大，成为超级大买家，其对世界的影响持续到现在。
　　 美国经济的增长完全归功于个人消费，“二战”后，很多就业机会由制造业提供，美国从战争经济转变为民营经济。从造坦克和飞机变成造汽车，美国用优惠政策鼓励汽车行业、钢铁行业以及机床行业，人们边挣钱边消费。
　　美国鼓励借贷和私人贷款，人们70％的购房资金来自借贷，他们以房产做抵押，居有其所，不断添置电子产品、电视、冰箱等等。
　　 一直以来，美国进口的加工产品越来越多。在这一时期，美国工人更多地从事服务行业。生产力提高，减少了就业岗位，后者或者由于对外缺乏竞争力而缩减，尤其是海外的一些竞争实力强的制造商对手，日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服务领域的就业机会仍然增加。美国开始投资并在继续投资新的理念和新的研究。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很多就业机会和薪资都来自于海外生产的产品。美国日渐成为消费大国。
　　此外，美国把精力投放到马歇尔计划中，把气力和政治现金花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上，同时遏制苏联。遏制策略取得了成功，影响着美国的同盟和贸易伙伴，他们一道加入了遏制苏联的行动。如果美国当时不是消费大国，便无法号召我们的同盟数十年如一日地与我们一道实施遏制政策，苏联最终因而解体。
　　 我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消费国，也希望中国在国际上成为强大的、负责任的领导国，确保经济交换的顺利进行。在走过辉煌的30年之后，中国将继续依据国际形势来制定相关政策，但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在从全球经济体制获益的同时也应该有所付出。
　　
　　中国不可或缺的国际责任
　　 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已拥有强势的经济地位，应该担负更为积极主动的领导责任，并察觉全球经济体系的其他部分所存在的问题、弱点、失业情况和低下的能效。世界需要更多的互惠、领导力和前瞻性思考，以及引领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能力。
　　从全球贸易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已是一个超级经济实体：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打造出了最为复杂的工业体系，孕育出了一批拥有先进技术的新兴城市。中国有上千万的富人拥有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那些沿海地区受益于全球贸易交换的人群。
　　但仍有上千万人民处于贫困线上或欠发达水平。中国通过全球经济交换迅速地扭转了这一局势。这才是关键。为了让这些人摆脱贫困，中国需要利用世界经济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中国也有必要察觉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存在的弱点。
　　 美国一直非常负责、十分热心地发挥着领导者的关键性作用，它所考虑的不仅是本国利益，还有全球利益。如果美国无法走出这次衰退，必然殃及每个国家。如果美国的失业率仍保持在9.1％，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强势市场，而且，重重压力下的美国将采取一些可能对中国并不利的措施。
　　 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变得更加紧密和频繁，因此产生摩擦、误解和误传的几率也就更大。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持对话和理解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外交所应扮演的角色，这也是国际领导力所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
　　 作为身处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美国的政治系统并不稳定。出于压力会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外国人和对外贸易很容易。我们不希望把中国当作谴责对象，因为中国在上升而美国在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来化解这些压力，这样每个国家才能做出建设性的经济决策，而不是有损于贸易的破坏性的决策。
　　中美不能仅用市场概念来衡量双方的关系，更要有政府间的沟通以及私营领域间的交流。这不仅只涉及到微观企业的盈亏，而是有十分深远的地缘战略意义
　　 全球贸易，由于大部分贸易目前都通过空运而非海运来运输，所以大家并不在乎贸易的货源地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然而，美国的贸易流正日渐朝亚太区域靠拢。所以亚太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速放缓正严重影响着亚洲国家。贸易本身正在萎缩。贸易失衡是个病态，也会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案件和申诉，也会给世贸组织带来更大的压力。亚洲国家如何缓冲经济缩减所带来的冲击，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最重要的因素。解决汇率问题非常重要，这无疑有利于阻止那些已然疲软的欧洲、美国企业继续走下坡路，并有利于其恢复竞争力。借此可以帮助降低失业率，有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与中国有着紧密经济联系的亚洲国家会同意我的说法，这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
　　
　　亟待开放的中国经济
　　 中国已经丢掉了一些不良的政策包袱，但进程仍有待进一步加快。 在汇率问题上，中国一直犹豫不决。
　　 汇率管制仍将是一个问题，这不仅涉及全球经济的繁荣，同时这种管制也会为中国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由于中国的通胀率，目前很多国家抱怨自己深受汇率之苦。很明显，当前汇率的变化也会重创中国。中国存在通胀压力，而多年之前，这一压力要比现在缓和很多。
　　 如果个别行业和货币被低估的国家与中国竞争，他们必将处于劣势。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来看，事情都是如此。当然一个行业无法与中国竞争还有其他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补贴，但当我们再次谈到内政以及它的影响面——它确实也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你的失业率高居不下，行业无法参与竞争的时候，你就会迫于压力而狗急跳墙。
　　 世贸组织受理的有关中国的案件越来越多，这也引起了中国的担忧。有些案例的判定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考虑并不合理，但是一旦涉及美中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多边贸易关系，这些判定却又在情理之中。 因此我不会否认汇率的重要性。
　　 中国自己曾放开过汇率，后来又叫停了，然后又开始有限制地开放。这种管理方式意味着中国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充分开放其经济系统。
　　在经济发展几近停滞的时期，我们必须投资而不是消费。美国的这种依赖进口而消费的模式在全球经济系统当中缺乏后劲。在同一时期，出口带动了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也成就了中国这个新的经济实体，然而目前中国也必须开始向内需模式转变。作为一项重要的义务，中国应该确保全球的整个经济系统保持健康的发展。
　　中国来美国投资是非常好的方式。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需要中国的资金，也需要中国的理念。美国需要中国的力量。这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开放的经济系统，一直以来都运行的非常成功。中国从中也是获益良多。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也不例外。因为如果你的公司在美国，当决策出台时，他们便成为了决策辩论的参与者。他们将成为竞争选手，成为美国经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重要的雇主和员工。他们的意见很重要，他们也因为到美国而变得强大。
　　 如果身体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也会影响整个身体的运作。所以，如果新兴经济实体中的民众像非洲人民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不是好消息。作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中国应该为世界经济的健康状况而担忧，而不仅仅只是考虑本国的经济。
　　 我们正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一衰退可能仍将持续，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动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组织来推动经济继续前行，并确保正确地使用它们，来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经历某种变革，主要与中国有关，包括配额上的变化，中国官员的升任以及中国经济所带来的相应影响。
　　中国的加入可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否对未来全球经济繁荣做出贡献，关键可能还得看作为成员国的中国如何进一步积极地发挥作用。中国不可或缺。
　　作者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主席
　　本文根据本刊记者张燕冬、金焱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