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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伴随中国现代化进行的是“西学东渐”和整个中国自上而下的，从精神层面到器物层面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传统思想文化的坍塌，西方思想的涌入，使西方的科学主义、进化论思想在短时间内取代了传统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认同。伴随而来的除了理智主义、科学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德性精神的对立之外，还有人的精神生活的疏离、意义缺失、异化等问题。为了解决和避免这些问题，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应该重新竖立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来扭转“时代精神的堕落”。
关键词：理智；意志；生命；理性；自然；文化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7-0078-02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中国被迫开始了第二次的“西学东渐”。相比于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这一次的“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更为深远，也是更为彻底的。它涵盖了器物到制度，再从制度到精神的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深入、彻底的冲击，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对传统中国社会影响最深、冲击最大的无疑在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衰落，社会根基的坍塌，西方理智主义、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传入中国不久的西方科学精神，基本上代替了儒家德性精神，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的最主要价值标准。但是在唯科学主义背后，隐藏着将人等同于物的危险。而如果将人等同于物，那么人性的异化，人生意义的迷失也就会在所难免。有鉴于此，牟宗三提出在中西哲学的分判之中重竖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来扭转“时代精神的堕落”。
一、 理智与意志的分判
牟宗三对于理智与意志的判定是建立在对于中西文化判定的基础之上开出的。在对比中西文化之时，他说“中西文化的会合时必然的趋势。不过，在我们所差的是智的开出，即科学之知的表现；在西方所差，所差的是德的启发，天心的呈露”。牟宗三用“智”引出西方文化，用“德”引出中国文化，由此分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并力图使中西文化在“智”与“德”的交汇中实现融通。这种看法是从近代以来维新学者到现代新儒家的几代学人的共同思想主张，也是风雨飘摇年代中的重要使命。
在把握西方文化之时，牟宗三认为西方文化系统是以“智”为代表的。他说“西方文化的长处，在了解普遍性之理（逻辑的），但不知中国的道和太极的普遍之理（形而上学的），虽然讲到上帝，不过他们顺智的路讲上帝仍是知识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感觉经验与思想逻辑二分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哲学由柏拉图所开启的理性传统，认为感觉经验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是假相，只有感性背后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可靠的。感觉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是不能够成为知识的，只有经过逻辑化、体系化的分析之后，感觉才可能成为知识，成为思想。西方哲学在发展伊始就将感觉与思想分开了。思想与感觉，此在与彼岸的分离固然使西方文化在智的系统、科学的引出和知识系统上有所成就，并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中迅速崛起，但却因为先天的将思想与感觉分离而使整个认识过程变得分裂、零碎。
果说理智所彰显的是知识、知性，那么实践则被意志所彰显，意志是实践的根源。牟宗三从意志、实践的角度来批判西方哲学，认为传统西方哲学在康德之前都是把意志看成“随意挥洒”（arbitrary），是非理性的横冲直撞。这样，就天然的将理智与意志二分。牟宗三认为西方哲学既要讲理智的知性、理性原则，又要讲意志的绝对自由，讲意志坏的一面，直至康德才认为意志不仅有坏的一面，而且有好的一面，认为意志是道德意志（moral will），是有理性的意志（rational will）。这种讲法在西方始终没有被真正的领悟与接受，而还是把意志落在“盲目的意志”（blind will）与生物学上。所以，正是因为西方哲学将理智与意志的对立，才使西方文化在智的系统，在科学的方面有所成就，但是在实践所彰显的意志的系统则始终不能有很好的进入。
二、生命与理性的对立
顺着西方文化将理智与意志对立的讲法，在西方文化中他们也将生命与理性看成是对立的。“他们认为生命是非理性的概念，所谓理想、正义、公道、是非。都属于理性方面。生命里则没有什么理想、正义、公道与是非。二者是对立的”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就将生命与理性看做分裂、对立的，并将二者分开来讲，不能做到真正的契合与融通。其结果就是“生命与理想都是偏的，都没有讲好”。随着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的重心早已不再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和儒家经典，而是将关注的重心和思想研究的重点都放到了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西方哲学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所代表西方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西方文化自然也就要代替传统儒家哲学在中国居于显学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将儒家定位一尊之后，传统中国哲学自身需要启蒙的内在诉求。但与所有思想文化传播的路径一样，在这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引入也是经由器物到文化的、由表及里的、分阶段、分层次的、逐步的引入与吸收。自然，与现实联系更贴近的西方科学及其与之相近的西方理想主义哲学天然的也就收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认可。鉴于这种情况，牟宗三认为“三四十年来，稍微能接近一点西方哲学的，得了一点意味的，便很不喜欢讲生命、价值、意志这类的概念。他们认为这都是情感的、冲动的，不是学问的对象。”而学问、知识的对象则只剩下了外在的理智理想、科学理性和逻辑，生命则只剩下了“原始的冲动与混沌”，“不是学问所贯注到的地方”。
相比于近代的唯科学主义与唯理性主义，或与具有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相比，牟宗三认为古代的“前圣往贤，都是在生命上讲学问，他们首先把握生命”。但是，古代的中国人所讲的生命与西方人所讲的混沌的、与理想相对立的生命不同，是确定的、真实的生命。传统中国把握生命与理性的方式也与西方分裂式的讲法不一样，牟宗三认为古代中国学者“首先把握生命，同时也首先把握理性。但是他们的理性，一方面不是外在的纯智的理性，一方面也不是与生命为对立”。二者是相和谐调护的。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在与理想的和谐调护下也是湿润的，是和谐的生命。中国古代哲学的关注点在道德，在仁，并能开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大学问”，其原因也在于对“生命的正视”。西方文化及其学问在中国盛行之后，学问只是成了与生命无关的外在的知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也正是有鉴于此，才提出要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与生命、理智与德行的冲突，并力图以此来扭转时代的唯理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倾向。“中国所讲的学问，即明明德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终究是真实的（心灵、生命、物质三个概念都是真实的，是最基本的存在，必须承认，必须肯定），是基本的存在。如不了解生命，只是外在的事实（材料），并不是真了解历史，要了解历史的真实性（reality），非通到生命不可”所以，要通到生命，关键就在于对生命的正视，并通过正视内在的生命，挺立内心中先天的道德心理、道德感受，消除理智与意志、理性与生命的对立。 三、自然与文化的冲突
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文的对立是人类发展以来一对永恒的矛盾。这对矛盾双方的对立随着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行，也变得愈加突显。并且由单纯的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冲突延伸到其背后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在近代以来不到二百年的历史中得以突显，并成为整个社会性的大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西学东渐、新旧文化、东西方文明对话下的必然产物。毋庸讳言，整个十九、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精神都是自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代出现了反人文的现象。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爆发的“科玄论战”则应该说是自然精神与人文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一次最集中、最有针对性的对话。这场论战虽然从结果上看是以胡适、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学派”战胜了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但玄学派在人生观的住在与问题意识却引导了儒学的现代复兴与现代新儒家的发展。
针对近代以来出现的反人文现象，牟宗三认为这是一个只对自然感兴趣，对人文不感兴趣的时代，“这个时代，大家只对自然有兴趣，对人文则不感兴趣。自然与人文史对立的。凡研究或欣赏自然，其背后的精神都是‘量’的，讲人文则是‘质’的。质的保住价值，量的，则泯灭价值”。“倾向自然，其背后的精神，是量的精神。质的精神是价值世界”智的世界是价值世界，它的根源在于人内在的道德心性，因此其表现相应的就具有主义、理想的色彩，就需要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现实世界所表现的是量的精神，就是要在量的范围内限制价值理想的实现，和它所实现的限度。而落入现实世界的质的世界，在现实世界的表现中也就只剩下了受到限制后的量的差别性，量就消解了质的差异性。
固然自然世界背后的量的精神可以使人“从限制差别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是对价值世界、对人文世界的破坏。消解之后，形成的是单纯由量表现的质，是价值主义、理想主义的真空，以及虚无主义的盛行。要真正从内在的人文世界重新建立价值世界，还要从质的精神进行重新的建构，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整个现代新儒家也正是要在理智主义与虚无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重新挺立被量的精神所消解掉了的内在的文化精神，挺立质的世界及其背后的人文精神，从而进行一个大扭转。
参考文献：
[1]人文讲习录：中西哲学的会通[M].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8.
[2]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宋志明.现代新儒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1.
[4]李翔海.民族性与现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 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胡 悦]
关键词：理智；意志；生命；理性；自然；文化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7-0078-02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中国被迫开始了第二次的“西学东渐”。相比于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这一次的“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更为深远，也是更为彻底的。它涵盖了器物到制度，再从制度到精神的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深入、彻底的冲击，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对传统中国社会影响最深、冲击最大的无疑在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衰落，社会根基的坍塌，西方理智主义、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传入中国不久的西方科学精神，基本上代替了儒家德性精神，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的最主要价值标准。但是在唯科学主义背后，隐藏着将人等同于物的危险。而如果将人等同于物，那么人性的异化，人生意义的迷失也就会在所难免。有鉴于此，牟宗三提出在中西哲学的分判之中重竖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来扭转“时代精神的堕落”。
一、 理智与意志的分判
牟宗三对于理智与意志的判定是建立在对于中西文化判定的基础之上开出的。在对比中西文化之时，他说“中西文化的会合时必然的趋势。不过，在我们所差的是智的开出，即科学之知的表现；在西方所差，所差的是德的启发，天心的呈露”。牟宗三用“智”引出西方文化，用“德”引出中国文化，由此分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并力图使中西文化在“智”与“德”的交汇中实现融通。这种看法是从近代以来维新学者到现代新儒家的几代学人的共同思想主张，也是风雨飘摇年代中的重要使命。
在把握西方文化之时，牟宗三认为西方文化系统是以“智”为代表的。他说“西方文化的长处，在了解普遍性之理（逻辑的），但不知中国的道和太极的普遍之理（形而上学的），虽然讲到上帝，不过他们顺智的路讲上帝仍是知识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感觉经验与思想逻辑二分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哲学由柏拉图所开启的理性传统，认为感觉经验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是假相，只有感性背后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可靠的。感觉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是不能够成为知识的，只有经过逻辑化、体系化的分析之后，感觉才可能成为知识，成为思想。西方哲学在发展伊始就将感觉与思想分开了。思想与感觉，此在与彼岸的分离固然使西方文化在智的系统、科学的引出和知识系统上有所成就，并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中迅速崛起，但却因为先天的将思想与感觉分离而使整个认识过程变得分裂、零碎。
果说理智所彰显的是知识、知性，那么实践则被意志所彰显，意志是实践的根源。牟宗三从意志、实践的角度来批判西方哲学，认为传统西方哲学在康德之前都是把意志看成“随意挥洒”（arbitrary），是非理性的横冲直撞。这样，就天然的将理智与意志二分。牟宗三认为西方哲学既要讲理智的知性、理性原则，又要讲意志的绝对自由，讲意志坏的一面，直至康德才认为意志不仅有坏的一面，而且有好的一面，认为意志是道德意志（moral will），是有理性的意志（rational will）。这种讲法在西方始终没有被真正的领悟与接受，而还是把意志落在“盲目的意志”（blind will）与生物学上。所以，正是因为西方哲学将理智与意志的对立，才使西方文化在智的系统，在科学的方面有所成就，但是在实践所彰显的意志的系统则始终不能有很好的进入。
二、生命与理性的对立
顺着西方文化将理智与意志对立的讲法，在西方文化中他们也将生命与理性看成是对立的。“他们认为生命是非理性的概念，所谓理想、正义、公道、是非。都属于理性方面。生命里则没有什么理想、正义、公道与是非。二者是对立的”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就将生命与理性看做分裂、对立的，并将二者分开来讲，不能做到真正的契合与融通。其结果就是“生命与理想都是偏的，都没有讲好”。随着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的重心早已不再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和儒家经典，而是将关注的重心和思想研究的重点都放到了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西方哲学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所代表西方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西方文化自然也就要代替传统儒家哲学在中国居于显学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将儒家定位一尊之后，传统中国哲学自身需要启蒙的内在诉求。但与所有思想文化传播的路径一样，在这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引入也是经由器物到文化的、由表及里的、分阶段、分层次的、逐步的引入与吸收。自然，与现实联系更贴近的西方科学及其与之相近的西方理想主义哲学天然的也就收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认可。鉴于这种情况，牟宗三认为“三四十年来，稍微能接近一点西方哲学的，得了一点意味的，便很不喜欢讲生命、价值、意志这类的概念。他们认为这都是情感的、冲动的，不是学问的对象。”而学问、知识的对象则只剩下了外在的理智理想、科学理性和逻辑，生命则只剩下了“原始的冲动与混沌”，“不是学问所贯注到的地方”。
相比于近代的唯科学主义与唯理性主义，或与具有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相比，牟宗三认为古代的“前圣往贤，都是在生命上讲学问，他们首先把握生命”。但是，古代的中国人所讲的生命与西方人所讲的混沌的、与理想相对立的生命不同，是确定的、真实的生命。传统中国把握生命与理性的方式也与西方分裂式的讲法不一样，牟宗三认为古代中国学者“首先把握生命，同时也首先把握理性。但是他们的理性，一方面不是外在的纯智的理性，一方面也不是与生命为对立”。二者是相和谐调护的。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在与理想的和谐调护下也是湿润的，是和谐的生命。中国古代哲学的关注点在道德，在仁，并能开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大学问”，其原因也在于对“生命的正视”。西方文化及其学问在中国盛行之后，学问只是成了与生命无关的外在的知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也正是有鉴于此，才提出要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与生命、理智与德行的冲突，并力图以此来扭转时代的唯理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倾向。“中国所讲的学问，即明明德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终究是真实的（心灵、生命、物质三个概念都是真实的，是最基本的存在，必须承认，必须肯定），是基本的存在。如不了解生命，只是外在的事实（材料），并不是真了解历史，要了解历史的真实性（reality），非通到生命不可”所以，要通到生命，关键就在于对生命的正视，并通过正视内在的生命，挺立内心中先天的道德心理、道德感受，消除理智与意志、理性与生命的对立。 三、自然与文化的冲突
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文的对立是人类发展以来一对永恒的矛盾。这对矛盾双方的对立随着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行，也变得愈加突显。并且由单纯的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冲突延伸到其背后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在近代以来不到二百年的历史中得以突显，并成为整个社会性的大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西学东渐、新旧文化、东西方文明对话下的必然产物。毋庸讳言，整个十九、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精神都是自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代出现了反人文的现象。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爆发的“科玄论战”则应该说是自然精神与人文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一次最集中、最有针对性的对话。这场论战虽然从结果上看是以胡适、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学派”战胜了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但玄学派在人生观的住在与问题意识却引导了儒学的现代复兴与现代新儒家的发展。
针对近代以来出现的反人文现象，牟宗三认为这是一个只对自然感兴趣，对人文不感兴趣的时代，“这个时代，大家只对自然有兴趣，对人文则不感兴趣。自然与人文史对立的。凡研究或欣赏自然，其背后的精神都是‘量’的，讲人文则是‘质’的。质的保住价值，量的，则泯灭价值”。“倾向自然，其背后的精神，是量的精神。质的精神是价值世界”智的世界是价值世界，它的根源在于人内在的道德心性，因此其表现相应的就具有主义、理想的色彩，就需要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现实世界所表现的是量的精神，就是要在量的范围内限制价值理想的实现，和它所实现的限度。而落入现实世界的质的世界，在现实世界的表现中也就只剩下了受到限制后的量的差别性，量就消解了质的差异性。
固然自然世界背后的量的精神可以使人“从限制差别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是对价值世界、对人文世界的破坏。消解之后，形成的是单纯由量表现的质，是价值主义、理想主义的真空，以及虚无主义的盛行。要真正从内在的人文世界重新建立价值世界，还要从质的精神进行重新的建构，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整个现代新儒家也正是要在理智主义与虚无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重新挺立被量的精神所消解掉了的内在的文化精神，挺立质的世界及其背后的人文精神，从而进行一个大扭转。
参考文献：
[1]人文讲习录：中西哲学的会通[M].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8.
[2]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宋志明.现代新儒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1.
[4]李翔海.民族性与现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 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