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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1-0172-02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人民幸福之梦，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美好生活是中国梦的终极目的。然而，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有人认为有关美好生活的观念只能由个人自己去思考和选择。然而，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洪流之中，个人真的能自由形成有关美好生活的观念吗？所以，在开始踏上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之时，有必要基于对现代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探寻美好生活的应然意蕴。
一、现代生活的批判与反思
长期以来，我们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和自身健康片面追求GDP，这种畸形的发展观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已然全面显现。人们普遍以物质财富定义成功和自身价值，生活意义在商品的洪流中消失殆尽，财富的增长没有让我们感到更加幸福。2012年，理查德·伊斯特林等几名学者联合发表了《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一文，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20年来，中国的GDP和人均消费至少增加了4倍，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因此得到相应的提升。[1]
我们何以至此？许多学者将现代生活的困境归因于现代性。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与自由。但是，理性所造就的主客体二分的科学思维将人与自然置于对立的境地，工具理性悄然取代了价值理性，宗教伦理演变为资本逻辑，人们开始注重收入、财富和物质的繁荣，并将之视为社会发展与个人生活的核心。[2]正是这种理性的自大与物质的沉迷造成了今日普遍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匮乏。另一方面，个体在自由得到弘扬的同时，沦为资本和商品的附庸，丧失了本身的存在意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社会中的人变得无家可归。[3]一句话，现代性是一个悖论，理性本欲将人解放出来，但是理性取代上帝后，却没有确立新的终极目标，异化为工具理性和技术思维，忘却了人的终极价值和生活意义。
未来向何处行？彻底回到乡村生活显然不可能，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在疗治现代性病症的过程中恢复价值理性，引导现代社会与生活重归属人的轨道。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观念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并充满希望的变化。英格尔哈特对西方20多个发达工业国家开展了价值观念调查并作出结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众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公民的价值观已由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4]物质主义关注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人身安全，而后物质主义则关注生态环境、生活质量、人权与公民自由。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是后物质主义的基本诉求，而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则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显著的特征。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是由物向人的回归，它是后现代的一种现实路径，表明人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重新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
西方社会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转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生活方式，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提醒和预警。诚然，中国梦的实现靠的是中国道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现代性病症在今日之中国已经广泛显现，我们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反思。美好生活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必须具有超越的性质，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与当今中国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必须关怀人的终极价值，探寻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形成正确的生活理念，以此方能构建美好生活的图景。
二、美好生活的人本意蕴
人的目的就是过得好，即幸福，这几乎是一个无需理论论证的伦理公理。所以，美好生活就是幸福。事实上，幸福开始为人们所日益关注，传统的经济学和心理学也开始研究快乐和幸福感并开创了快乐经济学和积极心理学，它们的研究卓有成效且富有意义，但是单纯的快乐不足以成为幸福，幸福本身也不等于对幸福的主观感觉。作为最终追求，幸福在其本质上必然指向人的终极价值与根本目的，因此，我们需回到人本目的论的维度，探寻幸福的本质内涵、提示美好生活的应然意蕴。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目的的善是指一种最好的实现状态，人的善就是人的本质的最好实现，这就是人的目的，也就是幸福。之所以将人的实现作为幸福，是因为人的终极目的必须是自足的，对于人而言，只有人自身的实现才是目的善，我们“永远只因它自身而不因它物而选择它”[5]。生活是人的生活，美好生活必然是以人的实现为目的的生活，也就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幸福、美好生活、人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几个概念本质是都是一样的。中国梦是幸福梦，当我们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时，必须要始终将一切努力坚定地指向人的实现这个终极价值。
人具有丰富的本质和潜能，蕴藏着多种可能，因此，人的实现就在于尽可能地实现自身的可能性。阿马蒂亚？森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6]可见，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人的可能性的实现是实质上的自由，并且他将这种自由看作是发展的最终目标。赵汀阳先生提出可能生活这个概念，他说：“人的每一种能力都意味着一种可能生活。尽可能去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论的行动原则，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这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条件。”[7]因此，人的实现就是可能生活的自由创造，人的本质和潜能也只有在创造可能生活的过程中才得以显现与发展。
人的实现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意味着人的需求的全面满足。马斯洛揭示人具有由低至高的五种需求，并将自我实现需求视为人的最高需求。作为人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更多地指向人的内在价值，指向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满足，但这并不是说幸福无需外在的善就能达成，我们反对物质主义并不是反对物质本身，物质主义之所以不能带来幸福，是因为它固着于物质上的舒适、财物的占有、生理的满足等低层次需求，而不关注自我成长、人际归属和为社会贡献等高层次需求。[8]物质主义者不懂得财富的本质是财富的主体存在，财富的价值在于服务于人的幸福，财富对于人具有享受意义，更具有发展意义。 幸福是人的本质与潜能的全面实现、人的需求的全面满足。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但不是一个外在于生活本身的结果，幸福不在生活之外，就在生活之中，正如赵汀阳先生所言：“生活的目的是与生活一起显现出来的东西，它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与生活本身的意图最接近的存在方向性，但它又是永远无法完成的追求，或者说总是在实现中的追求。生活的目的不是某种结局而是生活本身那种具有无限容纳力的意义。”[9]所以，正如麦金泰尔所认为的，人的好生活就是在寻求好生活之中度过的生活。梦想成真固然幸福，向着梦想的方向、孜孜以求不断追寻也是幸福。
三、美好生活的建构理念
德性在希腊语中意为卓越或优秀，指的是一个人在整体上的最好实现即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德性就是幸福的品质。规范伦理学尽管可以确立基本的外部伦理秩序，但由于它不能提供终极价值和生活意义因而无法解决人们心灵的无序状态。德性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关注人的完善与幸福，探寻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有意义的好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复兴。有学者对德性伦理的复兴提出疑义并认为德性伦理不适合现代社会，我们认为，传统社会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德性的消亡，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如果说有困境，也仅仅是在传统德性的意义上。事实上，碎片化的现代生活更需要一种完整、稳定的内在品质。中国梦以人为本，人的幸福是中国梦的最高价值追求。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要研究的显然是人的德性。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人的善和人的幸福。”[10]所以我们应当将德性作为构建美好生活的基本理念，恢复崇尚德性的传统，因为德性将引导我们回归到人自身，谋求人的幸福、构建属人的生活。
德性是疗治现代生活的良方。幸福是人的整体性的最好实现，然而，现代性却造成了个人的生活分割，德性意味着追求人的整体性完善，这有利于矫正现代生活所造成的碎片化从而恢复自我与生活的统一性。同时，麦金太尔认为：“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11]他所说的“内在利益”内在于实践生活本身，体现了人的卓越品质，它的获得有利于整个相关共同体。显然，相对于幸福的外在条件，德性更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这无疑是对现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倾向的有力矫正。
德性是一种导向幸福的品质，这种品质总是表现为具体的德性项目即德目，德目体现了德性的要求，是人们进行德性评价的标准，也是人们进行德性培育的依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德目要求以及排列顺序，探究具体德目应坚持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本态度。我们应认真审视传统的德性品质，将那些确定有利于人的幸福的具体德性传承下来，这样做也有利于弥合现代性所导致的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同时，应顺应后现代的理念并着眼于现代性的弊病，探寻德性的时代要求，如健康心理、完整人格、美好情感、审美能力、生态关怀等。
德性也是一种自主选择、生活建构的能力。相比于古人，现代人需要更多地作出自我选择，同时面临更多更强的不良诱惑以及更多作恶的可能。德性意味着对人的终极价值与生活意义的关怀，同时将外在的责任与义务内化为稳定的内在品质，这必然提升了人的道德选择和生活建构能力，从而使人们在面临自我选择时有着坚定的方向，在不同的生活情景中能根据相同的道德要求做出相同的道德选择。因此，德性“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持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12]
德性还内在的具有和谐的要求。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完善在本质上就包括构建各个层面的和谐关系。因此，在关系维度上，德性包含和谐的品质，意味着对人的关系之网的良好把握以及与整个世界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现代生活的种种问题，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和谐的失去。生活的无意义和心灵的无序是自我身心的失和，信任缺失、戾气盛行是人际关系的失和，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则是天人关系的失和。和谐是关系的理想状态，它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更是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美好生活的德性建构除了要进行自我的塑造外，也要求造就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三个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伊斯特林著，丁云、么莹莹译.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J]. 国外理论动态，2013，（7）.
[2]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3] 熊伟.问题及阐释—现代法之合法性命题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41.
[4] 小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N]. 深圳特区报，2013-08-16.
[5]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32.
[6] 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2-63.
[7] [9]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J].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8-149，15.
[8] 陈勇杰、姚梅林.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关系探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11] [12] [美]A.麦金太尔著、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后[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41，277.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人民幸福之梦，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美好生活是中国梦的终极目的。然而，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有人认为有关美好生活的观念只能由个人自己去思考和选择。然而，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洪流之中，个人真的能自由形成有关美好生活的观念吗？所以，在开始踏上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之时，有必要基于对现代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探寻美好生活的应然意蕴。
一、现代生活的批判与反思
长期以来，我们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和自身健康片面追求GDP，这种畸形的发展观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已然全面显现。人们普遍以物质财富定义成功和自身价值，生活意义在商品的洪流中消失殆尽，财富的增长没有让我们感到更加幸福。2012年，理查德·伊斯特林等几名学者联合发表了《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一文，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20年来，中国的GDP和人均消费至少增加了4倍，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因此得到相应的提升。[1]
我们何以至此？许多学者将现代生活的困境归因于现代性。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与自由。但是，理性所造就的主客体二分的科学思维将人与自然置于对立的境地，工具理性悄然取代了价值理性，宗教伦理演变为资本逻辑，人们开始注重收入、财富和物质的繁荣，并将之视为社会发展与个人生活的核心。[2]正是这种理性的自大与物质的沉迷造成了今日普遍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匮乏。另一方面，个体在自由得到弘扬的同时，沦为资本和商品的附庸，丧失了本身的存在意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社会中的人变得无家可归。[3]一句话，现代性是一个悖论，理性本欲将人解放出来，但是理性取代上帝后，却没有确立新的终极目标，异化为工具理性和技术思维，忘却了人的终极价值和生活意义。
未来向何处行？彻底回到乡村生活显然不可能，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在疗治现代性病症的过程中恢复价值理性，引导现代社会与生活重归属人的轨道。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观念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并充满希望的变化。英格尔哈特对西方20多个发达工业国家开展了价值观念调查并作出结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众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公民的价值观已由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4]物质主义关注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人身安全，而后物质主义则关注生态环境、生活质量、人权与公民自由。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是后物质主义的基本诉求，而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则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显著的特征。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是由物向人的回归，它是后现代的一种现实路径，表明人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重新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
西方社会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转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生活方式，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提醒和预警。诚然，中国梦的实现靠的是中国道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现代性病症在今日之中国已经广泛显现，我们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反思。美好生活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必须具有超越的性质，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与当今中国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必须关怀人的终极价值，探寻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形成正确的生活理念，以此方能构建美好生活的图景。
二、美好生活的人本意蕴
人的目的就是过得好，即幸福，这几乎是一个无需理论论证的伦理公理。所以，美好生活就是幸福。事实上，幸福开始为人们所日益关注，传统的经济学和心理学也开始研究快乐和幸福感并开创了快乐经济学和积极心理学，它们的研究卓有成效且富有意义，但是单纯的快乐不足以成为幸福，幸福本身也不等于对幸福的主观感觉。作为最终追求，幸福在其本质上必然指向人的终极价值与根本目的，因此，我们需回到人本目的论的维度，探寻幸福的本质内涵、提示美好生活的应然意蕴。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目的的善是指一种最好的实现状态，人的善就是人的本质的最好实现，这就是人的目的，也就是幸福。之所以将人的实现作为幸福，是因为人的终极目的必须是自足的，对于人而言，只有人自身的实现才是目的善，我们“永远只因它自身而不因它物而选择它”[5]。生活是人的生活，美好生活必然是以人的实现为目的的生活，也就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幸福、美好生活、人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几个概念本质是都是一样的。中国梦是幸福梦，当我们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时，必须要始终将一切努力坚定地指向人的实现这个终极价值。
人具有丰富的本质和潜能，蕴藏着多种可能，因此，人的实现就在于尽可能地实现自身的可能性。阿马蒂亚？森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6]可见，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人的可能性的实现是实质上的自由，并且他将这种自由看作是发展的最终目标。赵汀阳先生提出可能生活这个概念，他说：“人的每一种能力都意味着一种可能生活。尽可能去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论的行动原则，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这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条件。”[7]因此，人的实现就是可能生活的自由创造，人的本质和潜能也只有在创造可能生活的过程中才得以显现与发展。
人的实现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意味着人的需求的全面满足。马斯洛揭示人具有由低至高的五种需求，并将自我实现需求视为人的最高需求。作为人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更多地指向人的内在价值，指向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满足，但这并不是说幸福无需外在的善就能达成，我们反对物质主义并不是反对物质本身，物质主义之所以不能带来幸福，是因为它固着于物质上的舒适、财物的占有、生理的满足等低层次需求，而不关注自我成长、人际归属和为社会贡献等高层次需求。[8]物质主义者不懂得财富的本质是财富的主体存在，财富的价值在于服务于人的幸福，财富对于人具有享受意义，更具有发展意义。 幸福是人的本质与潜能的全面实现、人的需求的全面满足。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但不是一个外在于生活本身的结果，幸福不在生活之外，就在生活之中，正如赵汀阳先生所言：“生活的目的是与生活一起显现出来的东西，它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与生活本身的意图最接近的存在方向性，但它又是永远无法完成的追求，或者说总是在实现中的追求。生活的目的不是某种结局而是生活本身那种具有无限容纳力的意义。”[9]所以，正如麦金泰尔所认为的，人的好生活就是在寻求好生活之中度过的生活。梦想成真固然幸福，向着梦想的方向、孜孜以求不断追寻也是幸福。
三、美好生活的建构理念
德性在希腊语中意为卓越或优秀，指的是一个人在整体上的最好实现即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德性就是幸福的品质。规范伦理学尽管可以确立基本的外部伦理秩序，但由于它不能提供终极价值和生活意义因而无法解决人们心灵的无序状态。德性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关注人的完善与幸福，探寻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有意义的好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复兴。有学者对德性伦理的复兴提出疑义并认为德性伦理不适合现代社会，我们认为，传统社会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德性的消亡，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如果说有困境，也仅仅是在传统德性的意义上。事实上，碎片化的现代生活更需要一种完整、稳定的内在品质。中国梦以人为本，人的幸福是中国梦的最高价值追求。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要研究的显然是人的德性。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人的善和人的幸福。”[10]所以我们应当将德性作为构建美好生活的基本理念，恢复崇尚德性的传统，因为德性将引导我们回归到人自身，谋求人的幸福、构建属人的生活。
德性是疗治现代生活的良方。幸福是人的整体性的最好实现，然而，现代性却造成了个人的生活分割，德性意味着追求人的整体性完善，这有利于矫正现代生活所造成的碎片化从而恢复自我与生活的统一性。同时，麦金太尔认为：“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11]他所说的“内在利益”内在于实践生活本身，体现了人的卓越品质，它的获得有利于整个相关共同体。显然，相对于幸福的外在条件，德性更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这无疑是对现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倾向的有力矫正。
德性是一种导向幸福的品质，这种品质总是表现为具体的德性项目即德目，德目体现了德性的要求，是人们进行德性评价的标准，也是人们进行德性培育的依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德目要求以及排列顺序，探究具体德目应坚持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本态度。我们应认真审视传统的德性品质，将那些确定有利于人的幸福的具体德性传承下来，这样做也有利于弥合现代性所导致的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同时，应顺应后现代的理念并着眼于现代性的弊病，探寻德性的时代要求，如健康心理、完整人格、美好情感、审美能力、生态关怀等。
德性也是一种自主选择、生活建构的能力。相比于古人，现代人需要更多地作出自我选择，同时面临更多更强的不良诱惑以及更多作恶的可能。德性意味着对人的终极价值与生活意义的关怀，同时将外在的责任与义务内化为稳定的内在品质，这必然提升了人的道德选择和生活建构能力，从而使人们在面临自我选择时有着坚定的方向，在不同的生活情景中能根据相同的道德要求做出相同的道德选择。因此，德性“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持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12]
德性还内在的具有和谐的要求。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完善在本质上就包括构建各个层面的和谐关系。因此，在关系维度上，德性包含和谐的品质，意味着对人的关系之网的良好把握以及与整个世界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现代生活的种种问题，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和谐的失去。生活的无意义和心灵的无序是自我身心的失和，信任缺失、戾气盛行是人际关系的失和，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则是天人关系的失和。和谐是关系的理想状态，它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更是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美好生活的德性建构除了要进行自我的塑造外，也要求造就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三个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伊斯特林著，丁云、么莹莹译.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J]. 国外理论动态，2013，（7）.
[2]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3] 熊伟.问题及阐释—现代法之合法性命题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41.
[4] 小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N]. 深圳特区报，2013-08-16.
[5]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32.
[6] 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2-63.
[7] [9]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J].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8-149，15.
[8] 陈勇杰、姚梅林.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关系探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11] [12] [美]A.麦金太尔著、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后[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4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