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关于救赎这一主题的表达,可以追溯到三条重要的线索:一是以基督教诗歌为代表的,即基督徒诗人所写作的诗歌作品,其对救赎的探讨主要是从信仰的维度展开的,有着相对清楚的含义与确定的书写模式,周伟驰的文章《当代中国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脉络》,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一线索的基本路径.二是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诗,以海子和骆一禾的作品为代表,浪漫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相信世界是“有神的”,但浪漫主义的“神”并非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用卡尔巴特的表述则是:“整个浪漫派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一个意愿,它想报道造物的生命力之奇迹,同时并非没有这个已公开道出的隐念:此奇迹与造物主的秘密正好是同一的.”(1)世界的救赎取决于“将来之神”的重塑,海子诗中的“王”的形象与骆一禾诗中的“圣”的形象(2),明显带有这种特征.第三条线索以昌耀和张枣为代表,这条线索很少被人提及,事实上却是理解当代诗不可或缺的一个向度,此种关于救赎主题的表达,并不是通过宗教的信念或是外在于自身的神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绝对内在的感发来完成的,比如张枣诗中反复使用的“浩渺”以及“来世”的意象,是从内在的体验中生发出来的,并且均带有救赎的色彩.昌耀后期诗歌发展出一种“白色书写”的模式,无论是从救赎主题的表达还是语言的独特性方面来看,这种书写模式都是非比寻常的.本文以昌耀后期诗歌的这种独特书写模式为参照,试图对第三条线索的历史含义给予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