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笔者居然在网上看到诸多将隋文帝当作节俭“楷模”的文字，实在让人感到有些惶恐。
　　 诚然，隋文帝杨坚，其历史功绩令人敬佩：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300年的分裂，史称“文帝复汉”;开创科举制度，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垄断，助力平民子弟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不过，隋文帝固然一生节俭，却为囤粮不顾百姓生计，违背了“国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所以，他一手打造的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称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王朝，却十分短命，但人们却将责任甩给了他儿子杨广。
　　 这一点，从诸多史料便可看出端倪。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二》说：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多饥乏，隋文帝派遣官员查看灾民的食物，看到老百姓吃的是“豆屑杂糠”，他痛哭流涕，并“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此，杨坚坚持一年“不御酒肉”。到了这年八月，杨坚亲率长安的吏民到洛阳吃饭。途中，杨坚严令官员不得催逼老百姓。看到扶老携幼、蹒跚而行的饥民大军，杨坚“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行到艰险之处，遇到挑担的羸弱百姓，他还“令左右扶助之”……
　　 然而，这位“爱民如子”的好皇帝“真情表演”背后的真相是：“是时（关中）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不仅如此，杨坚还把手伸向“义仓”（民间结社的公共积累）。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不仅不准开仓赈灾，还将老百姓自我积累、自我赈济的门路彻底堵死。杨坚还规定，如果真发生因灾缺粮，就用杂粮和陈化粮救济。
　　 为强化粮仓管理，关中大旱灾第二年腊月，杨坚严令：“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仍籍没其家。”《隋书·刑法志》载，开皇十六年（596年），有司上奏合川地区仓库储粮少了七千石，得到“主典所盗”审理结果后，隋文帝即令将主管仓库的官员斩首示众，并将其全家没为奴婢，更令其家人买粮填补粮库亏空。可以想象，即便面对天降大旱、饥民遍地，哪有官员敢冒着身家性命开仓赈灾？故而，《隋书·食货志》称，开皇十七年（597年），更是“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廡之下”。到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被历代史学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就是建立在隋王朝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基础上的。
　　 1969年洛阳考古发现的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建有259个粮窖的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更能说明问题：宁愿成堆的粮食陈化变质，也不施舍给饥肠辘辘的灾民。如此视民如草芥的行为，已经是本末倒置，实在应该唾弃，更不值得颂扬。
　　 摘自《今晚报》202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