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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开玩笑说他从80岁以后开始重新计算年龄，81岁算1岁。某种意义上，他人生一扇全新的门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打开的。
“我只比你大一百岁哩”
当人生进入第108个年头，照顾了周有光先生16年的保姆说，这些年他“变得越来越慢”。
岁月从这位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身上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战利品：尽管他最早的记忆还能追溯到5岁前后祖母教他念唐诗，但记忆力会突然“像电流一样断掉”。他早年能流畅使用的法文和日文，现在读不了了。
他已经无法独自走路。即使是在他面积不大的家里，短短的距离，也需要保姆的帮助。好几年里他都不再回卧室的床上睡觉，无论午睡还是过夜，都在沙发上屈腿度过。“懒得动了。”他说。
但有些东西却是岁月没能夺走的。他还剩几颗牙，像战斗到最后的士兵，他始终依靠它们进食，而不是假牙。而更顽强的，或许是他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跟进。
他每天都要固定阅读5种以上报刊，定期读友人从海外寄来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以及各种各样的图书。“有的时候一天看一本书。我看书快得很，常常一本书里面我一下子能找到我要看的东西。”他一边读书，一边用红笔在书上勾勾划划，作满记号。
电影《阿凡达》热的时候，他想要去看。北京5号钱地铁开通不久，他就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报上说星巴克“火”，他要坐上轮椅让儿子推着到王府井去尝一尝。104岁时，他跟人家大谈一种叫推特的“新花样”。
102岁那年，他在亲友陪同下到北京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婴儿说：“我只比你大一百岁哩。”
年轻时“天真盲从”
年老时“探索真理”
1989年，周有光83岁离休。在此之前，他是术业有专攻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此之后，他成了一个文化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以耄耋之年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就一些公共话题发表意见。
大多数人对他在语言文字学专业领域的成就不甚了了，虽然有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享受着他的工作带来的便捷。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他创建了现代汉字学；他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他还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推动中国人加快跨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周有光调侃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探索真理”。
“探索真理”的过程是离休后真正开始的。他离开办公室，退守到一间9平方米的小书房。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他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不得不放弃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开始了“随便看书”的新一段生涯。这一看，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知识的海洋”，而“我就是一个文盲，我得赶紧给自己扫盲”。
某种程度上，绝大部分时间，他的世界小到只有这眼前的9平方米和一张长90厘米、宽55厘米掉了漆的老旧书桌。白天的时间，他基本就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思考、写作。
但他的世界又出奇地大。百岁之后，他的耳朵越发不灵，但是两只做了人工晶体手术的眼睛，却让他无需借助老花镜就能够阅读打印出来的五号字，让他能够自由地在书本的世界里追寻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
他的头脑中似乎始终揣着一个坐标系，纵的那一条，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而横的那一条，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
周有光这样描述人类文化发展的步骤：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说也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神学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而科学讲“实证”。
“人类历史就像是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他时常坐在他的小书桌旁，在一堆书籍的包围中，向不同的访客谈起这样的观点，“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而竞走的目标，则是科学和民主。
来来往往的访客们总想从这位世纪老人那里寻求一些智慧，难免问问他怎么看这个国家的走向。他总是充满乐观，“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是世界的一员，整个历史前进，中国不可能不前进的，不过是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发愁了。”他笑眯眯地、笃定地说。
“人生最有意义就是学习知识”
周有光1906年1月出生时，清朝的皇帝还坐着龙廷，他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油灯变成点电灯，然后又跨入电脑时代，看着手机怎样“让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他的一生几乎就伴随着这个古老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世纪的阵痛。
他常说自己一生经历三次倾家荡产。因太平天国起义，曾祖父投水而死，家里破产；抗战期间逃难，将老家托付他人照管，结果等抗战胜利回家，发现家里已经住着完全不认识的人；“文革”期间，下放宁夏“五七干校”，等林彪死后回京，发现家里面“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
最悲苦的岁月要数抗战时在重庆。日机轰炸的日子里，天天面对死亡。一次，他坐滑竿下山，一个炮弹飞来，旁边的人都炸死了，而他自己“吓得不知道害怕了”。
最开始他研究的其实是经济学，并被一家银行派驻到美国华尔街工作。上海解放后，一家人高高兴兴买了船票回国，没想到他的所学并没有在经济建设领域派上用场。如果不是在1955年“被改行”调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去搞语言文字研究，他很可能已经像他那些经济学家同行一样，不由分说被打成“右派”。
当岁月一点点征服他的身体，腿脚不再灵便，头发日渐稀疏，牙齿慢慢松动，听力渐渐失去，周有光始终没有放弃“思考”这种宝贵的能力。“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他这样说。
他终日坐在书房朝北的小窗户下，从报刊和他人的著述中、与访客的交谈中以及他自己对周边生活的留心观察中，思考和探寻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答案。
你如果想请教一下这个108岁的老头儿，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会回答你：“我觉得人生最有意义就是学习知识。追求知识，享受知识，创造知识，就是人生的愉快。”如果你再问他，那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会说：“知识是最美好的东西，求知是最美好的事情。”
他以科学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活，比如，基本不怎么喝酒，不抽烟，还读了不少讲怎样锻炼脑子的书。
某种程度上，他以科学的理性来帮助自己面对死亡。
当我问起他如何思考生死，他是这样回答的：“人都喜欢活，不喜欢死，这是常态。可是你假如研究过进化论，就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你心里就舒服了。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挡不过的。”
妻子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二，93岁那年去世，给了98岁的周有光“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他“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花了半年时间才恢复过来。他自己解释说：“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现在，在他那只有几十平方米的简陋的家里，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张家二姐，从有大有小的一个个像框里微笑着陪伴着他。
（责编：萧茵）
“我只比你大一百岁哩”
当人生进入第108个年头，照顾了周有光先生16年的保姆说，这些年他“变得越来越慢”。
岁月从这位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身上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战利品：尽管他最早的记忆还能追溯到5岁前后祖母教他念唐诗，但记忆力会突然“像电流一样断掉”。他早年能流畅使用的法文和日文，现在读不了了。
他已经无法独自走路。即使是在他面积不大的家里，短短的距离，也需要保姆的帮助。好几年里他都不再回卧室的床上睡觉，无论午睡还是过夜，都在沙发上屈腿度过。“懒得动了。”他说。
但有些东西却是岁月没能夺走的。他还剩几颗牙，像战斗到最后的士兵，他始终依靠它们进食，而不是假牙。而更顽强的，或许是他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跟进。
他每天都要固定阅读5种以上报刊，定期读友人从海外寄来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以及各种各样的图书。“有的时候一天看一本书。我看书快得很，常常一本书里面我一下子能找到我要看的东西。”他一边读书，一边用红笔在书上勾勾划划，作满记号。
电影《阿凡达》热的时候，他想要去看。北京5号钱地铁开通不久，他就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报上说星巴克“火”，他要坐上轮椅让儿子推着到王府井去尝一尝。104岁时，他跟人家大谈一种叫推特的“新花样”。
102岁那年，他在亲友陪同下到北京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婴儿说：“我只比你大一百岁哩。”
年轻时“天真盲从”
年老时“探索真理”
1989年，周有光83岁离休。在此之前，他是术业有专攻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此之后，他成了一个文化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以耄耋之年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就一些公共话题发表意见。
大多数人对他在语言文字学专业领域的成就不甚了了，虽然有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享受着他的工作带来的便捷。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他创建了现代汉字学；他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他还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推动中国人加快跨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周有光调侃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探索真理”。
“探索真理”的过程是离休后真正开始的。他离开办公室，退守到一间9平方米的小书房。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他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不得不放弃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开始了“随便看书”的新一段生涯。这一看，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知识的海洋”，而“我就是一个文盲，我得赶紧给自己扫盲”。
某种程度上，绝大部分时间，他的世界小到只有这眼前的9平方米和一张长90厘米、宽55厘米掉了漆的老旧书桌。白天的时间，他基本就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思考、写作。
但他的世界又出奇地大。百岁之后，他的耳朵越发不灵，但是两只做了人工晶体手术的眼睛，却让他无需借助老花镜就能够阅读打印出来的五号字，让他能够自由地在书本的世界里追寻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
他的头脑中似乎始终揣着一个坐标系，纵的那一条，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而横的那一条，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
周有光这样描述人类文化发展的步骤：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说也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神学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而科学讲“实证”。
“人类历史就像是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他时常坐在他的小书桌旁，在一堆书籍的包围中，向不同的访客谈起这样的观点，“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而竞走的目标，则是科学和民主。
来来往往的访客们总想从这位世纪老人那里寻求一些智慧，难免问问他怎么看这个国家的走向。他总是充满乐观，“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是世界的一员，整个历史前进，中国不可能不前进的，不过是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发愁了。”他笑眯眯地、笃定地说。
“人生最有意义就是学习知识”
周有光1906年1月出生时，清朝的皇帝还坐着龙廷，他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油灯变成点电灯，然后又跨入电脑时代，看着手机怎样“让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他的一生几乎就伴随着这个古老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世纪的阵痛。
他常说自己一生经历三次倾家荡产。因太平天国起义，曾祖父投水而死，家里破产；抗战期间逃难，将老家托付他人照管，结果等抗战胜利回家，发现家里已经住着完全不认识的人；“文革”期间，下放宁夏“五七干校”，等林彪死后回京，发现家里面“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
最悲苦的岁月要数抗战时在重庆。日机轰炸的日子里，天天面对死亡。一次，他坐滑竿下山，一个炮弹飞来，旁边的人都炸死了，而他自己“吓得不知道害怕了”。
最开始他研究的其实是经济学，并被一家银行派驻到美国华尔街工作。上海解放后，一家人高高兴兴买了船票回国，没想到他的所学并没有在经济建设领域派上用场。如果不是在1955年“被改行”调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去搞语言文字研究，他很可能已经像他那些经济学家同行一样，不由分说被打成“右派”。
当岁月一点点征服他的身体，腿脚不再灵便，头发日渐稀疏，牙齿慢慢松动，听力渐渐失去，周有光始终没有放弃“思考”这种宝贵的能力。“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他这样说。
他终日坐在书房朝北的小窗户下，从报刊和他人的著述中、与访客的交谈中以及他自己对周边生活的留心观察中，思考和探寻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答案。
你如果想请教一下这个108岁的老头儿，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会回答你：“我觉得人生最有意义就是学习知识。追求知识，享受知识，创造知识，就是人生的愉快。”如果你再问他，那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会说：“知识是最美好的东西，求知是最美好的事情。”
他以科学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活，比如，基本不怎么喝酒，不抽烟，还读了不少讲怎样锻炼脑子的书。
某种程度上，他以科学的理性来帮助自己面对死亡。
当我问起他如何思考生死，他是这样回答的：“人都喜欢活，不喜欢死，这是常态。可是你假如研究过进化论，就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你心里就舒服了。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挡不过的。”
妻子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二，93岁那年去世，给了98岁的周有光“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他“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花了半年时间才恢复过来。他自己解释说：“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现在，在他那只有几十平方米的简陋的家里，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张家二姐，从有大有小的一个个像框里微笑着陪伴着他。
（责编：萧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