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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20世纪的西方世界作了预言：“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这在当时被看作痴人诳语，因为18、19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科学体系逐步确立，技术成果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充满了征服的渴望和信心。尼采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后来似乎都应验了，20世纪的西方世界是“意义危机的时代”，旧有的一切被视作确定的东西受到了质疑和颠覆。在科学上，相对论和非欧几何的兴起打破了人们传统的线性时空观，量子力学的产生动摇了经验的物质观和主客对立的认知模式，自然对于人的认知能力而言仍然是神秘的；在政治生活中，两次世界大战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毁灭着人类个体及其文化，种族冲突、宗教矛盾、文明竞争愈演愈烈，人的生命在这个时代似乎愈显脆弱；在哲学上，传统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受到广泛批判，分析哲学家将这门学术转化为一种技术性的操作，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告诉人们以往的一切知识都是权力的运作，没有什么能够支持人生的意义。
“上帝死了”并不仅仅是一个神学命题，更准确的是对当代社会意义危机的揭示。萨特更为明确地描述了人在这种世界中的尴尬处境：“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了上帝，人确实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和解放，然而这种自由是一种空洞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自由，我们所做任何事的背后都不曾存在着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理由，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敬畏、使我们恐惧，我们随时可以否定自己和外在的一切，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由”。这样，原来上帝的职能全部变成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推卸这种责任，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自由”。但是，这样无限自由的人不堪这无限责任的重负，他如同一个在荒漠中跋涉的旅人，他孤独、疲惫，没有希望、没有终点，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终，他选择放弃这种自由、逃避这种自由，他要重塑一个“上帝”，安放他的“灵魂”，卸下他的重负。
以上的隐喻中，“上帝”就是确定性，“灵魂”就是人生的意义，而“重塑上帝”的过程就是这个时代哲学家的工作。苏格拉底告诫人们：“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面对这个一切固有价值受到挑战的时代，进行理论反思并寻找意义支点的工作，就由怀着悲悯之心的哲学家担当起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既是一部确定性被消解的历史，同时也是寻求人文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历史。
20世纪的西方哲学经历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问题都被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这一派哲学家充当了医生的角色，用自己的“手术刀”解剖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以此诊断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乐观地向读者宣布：“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没有触及到人生问题。当然，那时不再有问题留下来，而这也就是解答。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除。”在他看来，通过语言的逻辑句法分析，一切科学的问题都得以澄清并获得了确定性，而人生问题（意即所有形而上学问题）根本就是无意义的问题，是语言与世界的逻辑图式之外的存在，是语言所不能把握的问题，因此他以这样的语言来结尾：“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他本人最终也并没有做到保持沉默，二十多年之后，他写作了《哲学研究》，系统地批判了以上思想，并提出“治疗性哲学”。这种哲学并不产生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审视日常语言的基础，以发现“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而哲学家正是为了消除这种病痛而工作的。关于人生意义的伦理宗教和形而上学命题并非是无意义的，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什么“意义”在呈现心灵之中，语言自身就是思想的载体。从维特根斯坦的转变可以看出，哲学不能不关切人生的意义问题，如果说古代自然哲学的领域在现代已经被科学所替代的话，但关于人生价值的实践哲学领域依旧是哲学家的用武之地——失去了科学，人就不能很好地生活；而失去了意义，人就根本不能生活。
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存在境遇。他首先将“存在”和“存在者”区分开来，而人是作为能够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即“此在”而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的在世具有时间性，现在的抉择是被未来之光所照耀的，因而人是向死而生的，是能够先行体验到未来状况的在者。此在在世的基本情绪就是“操心”，在这种与他人、与工具打交道的过程中，此在不断地领会自身，不断超出自身去存在，在这种“操心”的过程中，此在得以展开自己，并揭示出世界中存在着的存在方式。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从非本真的“沉沦”状态中醒悟，直面虚无而走向本真状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处于遮蔽之中，又不断走向澄明之境的进程。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而语言的本真方式是诗，只有通过诗才能达到原初之思，因此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更接近存在本身，诗人和艺术家通过“解蔽”的创作达到了真理，这被称为“存在的敞开”。海德格尔揭示了现代人“被抛”的存在境遇和无根的生命漂泊，面对现代社会技术的膨胀、意义的迷失，他开始了漫长的还乡旅程，他向往着回归本真状态——“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之上”。
同样是还乡者，海德格尔要回到“存在”，而弗洛伊德则要回到“本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向人们揭示了人格和心理的内在结构，在他的分析中，传统西方哲学所讨论的“自我”是一个意识和反思的对象，而意识层的“自我”是经过社会化、伦理化而遵循至善原则的“超我”，而人们忽视了一个在人心最底层即潜意识层的“本我”，它具有着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尤其是性冲动），不在意识的范围之内，遵循着快乐原则。以上三者经常处于冲突之中，“本我”说：“我要这样做，因为这使我快乐！”而“超我”说：“不行，这样不符合道德！”最后“自我”出来和稀泥：“别争了，都现实点，听我调节！”人的行为都是这三个层次共同作用的结果。机器大工业时代，现代人的生活紧张而压抑，理性的原则通过“超我”压制“本我”，造成了焦虑、恐慌、变态等等心理疾病。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研究和精神分析，引入了“力比多”（性的心理能量）的概念解释了现代人种种非理性的行为，人的欲望必须得到合理的释放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一味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无论人的理性如何膨胀，但仍不能免于最原初的动物性本能，在某种意义上对本能的压抑越沉重，“本我”的反弹就越强烈，而心理问题也越难以解决。因此，心理问题的增多也是现代社会病之一，这不是医疗技术的提高所能解决的，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在心理治疗的同时，哲学宗教等等人文科学都开始探讨“意义治疗”的问题，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代课题。
如果说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从人的内心深处着手治疗，那么马克思及其后学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从社会历史的维度对时代进行诊断。马克思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化为一种革命的实践，而且在西方也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批判思潮。自卢卡奇开始，青年马克思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理论备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而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以批判工业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以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本雅明批判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众多毫无个性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原创作品，艺术沦为感官的刺激而不再是人创造力的表现。马尔库塞则把这种批判的视野转向社会和人本身，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统治是全面性的，个人已经丧失了独立反思和合理批判社会的能力，成为“单面人”；而社会成为毫无生气的“单面社会”，社会的控制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社会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刺激大众消费的欲望，怂恿感性的娱乐方式，以此使人变成了被巧妙操纵的对象，人们放弃了自己解放的话语和对人类自由的追求，成为庸庸碌碌、随波逐流的消费大众，而社会成为一个软性的极权社会。阿多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否定的辩证法”：“启蒙”尽管促进了人的觉醒，但同时也发展了理性对自我的支配权力，人的内在自然受到了限制，人原有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受到肢解，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现代人。他更进一部深入文化和语言领域，认为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率，破坏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反叛性；文化消费通过语言的暴政，使人的想象力和自发性渐渐萎缩，同时被表达的东西通过“风格”变成了具有统治力的普遍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理论上更重视建构，提出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把现代语言哲学引入批判理论，建立了普通语用学和批判解释学，并与后现代主义展开对话。在社会批判方面，哈贝马斯区分了“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领域。“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规模的家庭、面对面的群体，又包括一些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公众言论互相参与和交换看法，以便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上产生一致意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主要指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它们是靠货币与权力的中介组织起来的。本来，货币与权力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即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获得物品以支撑生活世界，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关系受到异化了，系统支配了生活世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于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基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主体间性”（而不是以往的主体性或主客二元观），成功的交往过程是自我与他者基于彼此认同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之上，遵循真诚性、妥当性和正当性原则而进行的商谈活动，通过商谈达到共识，交往双方共同构成一个生活世界，这一过程是相互平等、尊重多元的。在哈贝马斯那里，人是交往中的存在者，人在交往过程中认识了他者，也实现了自我，而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交往共同体的集合，这样人的意义和价值在交往实践中得以安顿。
20世纪中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这一思潮是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的反动，通过文本批判和话语解构的策略，旗帜鲜明地颠覆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对任何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预设，反对历史主义、绝对主义和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倡导平等、多元并存。这一思潮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在人文领域各个学科都引起巨大反响。利奥塔反对那种以单一标准裁定各种差异性的“元话语”，所谓科学也不外是众多“话语”中的一种而已，与人文话语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以往现代性所高扬的解放、启蒙、真理等等价值观念都转变为一种语言的游戏和符号操作，单一的、专家式的权威转变为多元的、交谈性的对话，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相对性和不稳定性。福柯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知识”和“权力”的隐秘关系，这种“权力”并不仅仅限于政治上的统治力，而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及人的心理、情感和性关系等领域，任何方面的知识（包括科学命题、道德训诫、社会风俗等）在其背后无不是一种权力的运作，在知识话语的深层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结构，福柯质疑这种权力关系的合法性：你凭什么能这么说？德里达提出一种“解构”的策略，消解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是指存在、本质、真理、绝对性等等，以此为中心就意味着对现象、经验、相对性等等所谓“边缘”的压制结构，德里达指出这种传统背后预设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存在和不可调和：中心/边缘、在场/不在场、真理/谬误、语音/文字等，而“解构”就是要把以上这些二元对立通过文本批评的方式进行消解。总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对权威、追求差异的思潮，它以彻底批判的精神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进行质疑和否定，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大写的“人”也死了，人生和历史不外是一系列碎片的集合，现实的人成为无根的流浪者，在忍受无意义的孤独的同时进行着没有终点的流浪。
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宣布“上帝死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上帝之后不断进行着人文的反思，众多的哲人智者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哲学理论。“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是一个永无定论的话题，自从人类具有反思能力之初就开始了苦苦的思索，这探索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而且必将延续到未来。作为现代人，我们也应当以自己的答案续写哲学史。
“上帝死了”并不仅仅是一个神学命题，更准确的是对当代社会意义危机的揭示。萨特更为明确地描述了人在这种世界中的尴尬处境：“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了上帝，人确实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和解放，然而这种自由是一种空洞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自由，我们所做任何事的背后都不曾存在着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理由，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敬畏、使我们恐惧，我们随时可以否定自己和外在的一切，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由”。这样，原来上帝的职能全部变成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推卸这种责任，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自由”。但是，这样无限自由的人不堪这无限责任的重负，他如同一个在荒漠中跋涉的旅人，他孤独、疲惫，没有希望、没有终点，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终，他选择放弃这种自由、逃避这种自由，他要重塑一个“上帝”，安放他的“灵魂”，卸下他的重负。
以上的隐喻中，“上帝”就是确定性，“灵魂”就是人生的意义，而“重塑上帝”的过程就是这个时代哲学家的工作。苏格拉底告诫人们：“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面对这个一切固有价值受到挑战的时代，进行理论反思并寻找意义支点的工作，就由怀着悲悯之心的哲学家担当起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既是一部确定性被消解的历史，同时也是寻求人文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历史。
20世纪的西方哲学经历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问题都被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这一派哲学家充当了医生的角色，用自己的“手术刀”解剖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以此诊断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乐观地向读者宣布：“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没有触及到人生问题。当然，那时不再有问题留下来，而这也就是解答。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除。”在他看来，通过语言的逻辑句法分析，一切科学的问题都得以澄清并获得了确定性，而人生问题（意即所有形而上学问题）根本就是无意义的问题，是语言与世界的逻辑图式之外的存在，是语言所不能把握的问题，因此他以这样的语言来结尾：“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他本人最终也并没有做到保持沉默，二十多年之后，他写作了《哲学研究》，系统地批判了以上思想，并提出“治疗性哲学”。这种哲学并不产生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审视日常语言的基础，以发现“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而哲学家正是为了消除这种病痛而工作的。关于人生意义的伦理宗教和形而上学命题并非是无意义的，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什么“意义”在呈现心灵之中，语言自身就是思想的载体。从维特根斯坦的转变可以看出，哲学不能不关切人生的意义问题，如果说古代自然哲学的领域在现代已经被科学所替代的话，但关于人生价值的实践哲学领域依旧是哲学家的用武之地——失去了科学，人就不能很好地生活；而失去了意义，人就根本不能生活。
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存在境遇。他首先将“存在”和“存在者”区分开来，而人是作为能够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即“此在”而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的在世具有时间性，现在的抉择是被未来之光所照耀的，因而人是向死而生的，是能够先行体验到未来状况的在者。此在在世的基本情绪就是“操心”，在这种与他人、与工具打交道的过程中，此在不断地领会自身，不断超出自身去存在，在这种“操心”的过程中，此在得以展开自己，并揭示出世界中存在着的存在方式。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从非本真的“沉沦”状态中醒悟，直面虚无而走向本真状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处于遮蔽之中，又不断走向澄明之境的进程。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而语言的本真方式是诗，只有通过诗才能达到原初之思，因此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更接近存在本身，诗人和艺术家通过“解蔽”的创作达到了真理，这被称为“存在的敞开”。海德格尔揭示了现代人“被抛”的存在境遇和无根的生命漂泊，面对现代社会技术的膨胀、意义的迷失，他开始了漫长的还乡旅程，他向往着回归本真状态——“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之上”。
同样是还乡者，海德格尔要回到“存在”，而弗洛伊德则要回到“本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向人们揭示了人格和心理的内在结构，在他的分析中，传统西方哲学所讨论的“自我”是一个意识和反思的对象，而意识层的“自我”是经过社会化、伦理化而遵循至善原则的“超我”，而人们忽视了一个在人心最底层即潜意识层的“本我”，它具有着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尤其是性冲动），不在意识的范围之内，遵循着快乐原则。以上三者经常处于冲突之中，“本我”说：“我要这样做，因为这使我快乐！”而“超我”说：“不行，这样不符合道德！”最后“自我”出来和稀泥：“别争了，都现实点，听我调节！”人的行为都是这三个层次共同作用的结果。机器大工业时代，现代人的生活紧张而压抑，理性的原则通过“超我”压制“本我”，造成了焦虑、恐慌、变态等等心理疾病。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研究和精神分析，引入了“力比多”（性的心理能量）的概念解释了现代人种种非理性的行为，人的欲望必须得到合理的释放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一味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无论人的理性如何膨胀，但仍不能免于最原初的动物性本能，在某种意义上对本能的压抑越沉重，“本我”的反弹就越强烈，而心理问题也越难以解决。因此，心理问题的增多也是现代社会病之一，这不是医疗技术的提高所能解决的，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在心理治疗的同时，哲学宗教等等人文科学都开始探讨“意义治疗”的问题，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代课题。
如果说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从人的内心深处着手治疗，那么马克思及其后学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从社会历史的维度对时代进行诊断。马克思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化为一种革命的实践，而且在西方也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批判思潮。自卢卡奇开始，青年马克思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理论备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而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以批判工业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以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本雅明批判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众多毫无个性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原创作品，艺术沦为感官的刺激而不再是人创造力的表现。马尔库塞则把这种批判的视野转向社会和人本身，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统治是全面性的，个人已经丧失了独立反思和合理批判社会的能力，成为“单面人”；而社会成为毫无生气的“单面社会”，社会的控制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社会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刺激大众消费的欲望，怂恿感性的娱乐方式，以此使人变成了被巧妙操纵的对象，人们放弃了自己解放的话语和对人类自由的追求，成为庸庸碌碌、随波逐流的消费大众，而社会成为一个软性的极权社会。阿多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否定的辩证法”：“启蒙”尽管促进了人的觉醒，但同时也发展了理性对自我的支配权力，人的内在自然受到了限制，人原有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受到肢解，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现代人。他更进一部深入文化和语言领域，认为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率，破坏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反叛性；文化消费通过语言的暴政，使人的想象力和自发性渐渐萎缩，同时被表达的东西通过“风格”变成了具有统治力的普遍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理论上更重视建构，提出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把现代语言哲学引入批判理论，建立了普通语用学和批判解释学，并与后现代主义展开对话。在社会批判方面，哈贝马斯区分了“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领域。“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规模的家庭、面对面的群体，又包括一些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公众言论互相参与和交换看法，以便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上产生一致意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主要指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它们是靠货币与权力的中介组织起来的。本来，货币与权力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即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获得物品以支撑生活世界，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关系受到异化了，系统支配了生活世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于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基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主体间性”（而不是以往的主体性或主客二元观），成功的交往过程是自我与他者基于彼此认同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之上，遵循真诚性、妥当性和正当性原则而进行的商谈活动，通过商谈达到共识，交往双方共同构成一个生活世界，这一过程是相互平等、尊重多元的。在哈贝马斯那里，人是交往中的存在者，人在交往过程中认识了他者，也实现了自我，而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交往共同体的集合，这样人的意义和价值在交往实践中得以安顿。
20世纪中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这一思潮是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的反动，通过文本批判和话语解构的策略，旗帜鲜明地颠覆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对任何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预设，反对历史主义、绝对主义和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倡导平等、多元并存。这一思潮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在人文领域各个学科都引起巨大反响。利奥塔反对那种以单一标准裁定各种差异性的“元话语”，所谓科学也不外是众多“话语”中的一种而已，与人文话语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以往现代性所高扬的解放、启蒙、真理等等价值观念都转变为一种语言的游戏和符号操作，单一的、专家式的权威转变为多元的、交谈性的对话，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相对性和不稳定性。福柯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知识”和“权力”的隐秘关系，这种“权力”并不仅仅限于政治上的统治力，而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及人的心理、情感和性关系等领域，任何方面的知识（包括科学命题、道德训诫、社会风俗等）在其背后无不是一种权力的运作，在知识话语的深层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结构，福柯质疑这种权力关系的合法性：你凭什么能这么说？德里达提出一种“解构”的策略，消解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是指存在、本质、真理、绝对性等等，以此为中心就意味着对现象、经验、相对性等等所谓“边缘”的压制结构，德里达指出这种传统背后预设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存在和不可调和：中心/边缘、在场/不在场、真理/谬误、语音/文字等，而“解构”就是要把以上这些二元对立通过文本批评的方式进行消解。总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对权威、追求差异的思潮，它以彻底批判的精神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进行质疑和否定，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大写的“人”也死了，人生和历史不外是一系列碎片的集合，现实的人成为无根的流浪者，在忍受无意义的孤独的同时进行着没有终点的流浪。
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宣布“上帝死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上帝之后不断进行着人文的反思，众多的哲人智者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哲学理论。“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是一个永无定论的话题，自从人类具有反思能力之初就开始了苦苦的思索，这探索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而且必将延续到未来。作为现代人，我们也应当以自己的答案续写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