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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了柏林，结束了在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役。5月8日，德军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夜空被发射的火箭弹照得雪亮。街上回响着轻武器发出的噼啪声，那是红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华沙劫掠之后，米沃什和一帮作家、艺术家躲到古老的克拉科夫城，在那里避难。
那是春日里美好的一天，米沃什和他的朋友们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房间里，讨论一部电影剧本。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院子的另一端，一座巨大的建筑已被改造成监狱，栅栏后面是一些年轻的囚徒。
由于华沙起义没有成功，听命于伦敦流亡政府的“国家军”战士非但没有被视为国家英雄，反而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当波兰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时，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也在悄悄进行。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这些人却被新政权视作阶级敌人。
一
战争胜利了，经历了战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根据列宁的策略，波兰政府宣布要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地产。
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得到土地的农民，恨；入了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恨；名义上参政的社会党人，恨；努力发表了手稿的作家，恨。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是背靠一支外国军队才得以存在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
战后，在市政当局的要求下，米沃什被迫离开了大学城克拉科夫。他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以及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抱有好感。米沃什只好离开，去华沙找一个刚刚得势的大学同学。他的全部财产除了身上的工作服外，就是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他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米沃什认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犯了某些罪孽的。他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公开信，这使他差不多处于亲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上。“然而，现在我是有用之材，我在德占时期的记录并不太坏，我的笔对新制度还有些价值。”他还不需要太担心。
他要见的这位老熟人叫耶日·普特拉门特，诗人、作家，年轻时是左翼愤青，“二战”期间在苏联参加了波兰第一军团。战后，曾任波兰议会议员、驻瑞士和法国大使、作协总书记等职。两人的会面还算友好，“像两条表情僵硬但彬彬有礼的狗。我们都小心着不要露出尖牙利齿。”一方是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另一方则是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双方的分野显而易见。他们回忆了大学时期的同窗之谊，这有助于消除彼此的一些分歧。
虽然当时波兰作家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但谁也不能自由地写作任何有可能对苏联的制度构成诽谤的东西。你可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不能随便言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日常生活景象：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说起波兰当时的气氛，米沃什常用一个词来概括：厌恶。
在普特拉门特的帮助下，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旅居国外，为米沃什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万里之外，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和诗歌。他在美国写了很多小诗，它们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有意背离官方的教条。然而无论如何背离，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由的界限。这样在美国度过五年后，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大使，再次来到他曾留学过的巴黎。
二
1951年初，米沃什的生活发生了一场巨变。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他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米沃什的出走与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等人不同，他既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闯祸，也没有受到来自体制的压迫和审查，事实上他当时的境况还算优裕：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收入丰厚，还有继续写诗的自由。他甚至已经渐渐习惯了周旋于官场之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格分裂状态。
他本可以在华沙继续过一种惬意的生活，“但是，我让我的朋友们失望了，”米沃什说，“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某件事。”
他说的“某件事”，是指发生在1949年夏天的一幕：某日凌晨，他刚从一个聚会上出来，突然看到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疾驶而过，士兵们身穿两层军大衣，犯人们则在晨风中冻得直哆嗦。他突然意识到，在政治口号的掩饰下，一道新的冷漠之墙正在竖立起来，人成了向某个庞然大物献祭的羔羊。“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终于深悟自己的使命所在：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使命》）
对于一个身负历史使命、被道德感逼迫的写作者，不可能接受“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体制，也不可能接受无人性的、匿名的权力的精神控制。“一个刽子手杀人，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成了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昆德拉语）。而冲破罗网，又意味着新的困境，意味着自我消失。为了真实地反映自身所处的严重危机，也为了使自己的精神困境能有价值，他决定将这一切写出来，他希望以此写出斯大林主义在他的祖国统治的真相——这就是《被禁锢的心灵》一书的由来。
米沃什首先分析了战后波兰社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危机。当苏联军队像“压路机”一样横扫波兰全境之后，波兰也从一个传统、自治的天主教国家被拖进整个东方阵营里，“辩证唯物主义”成为新的解释世界的工具。人们在精神上普遍失去了依凭，变得空虚、焦灼、无意义。普通的市民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纯物质的领域，而知识分子们则担心自己原来的工作无效，担心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米沃什借用一种叫“穆尔提—丙”的药丸（它来自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来揭示新政权带给人们的迷惑性。“穆尔提—丙”药丸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吃了这种药丸的人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从一种焦灼、分裂、怀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变得安详和快乐。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吞服这种意识形态致幻剂性质的药丸，完全是新政权所带来的压力所致：一切都被一个制度、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所取代，出版社的看门人和电梯操作员与作家们读的书是一样的，他们都只能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果一个哲学家的著作中没有领袖人物语录的加持，那么他就是一个蠢货；而诗人们再也写不出像里尔克那样内省的诗，并非完全屈服于出版审查制度，而是当所有人都说A时，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说B，你离主动吞服“穆尔提—丙”药丸的日子就不远了。
很少有人能够强大到与整个新制度作对，况且其中还有“成功学”的诱惑——一个尚处于痛苦徘徊中的作家，在他吞下药丸的瞬间，也许会有短时间的崩溃感，因为毕竟这一切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诀别，但过去的一切已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希望之光。改变的代价只需在写作中做点小小的让步，比如清算一下自己的历史，展示一下资本主义的邪恶等。他很快就会适应的，因为他的很多朋友和同行都已经历过了。“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是过来人了。”他的朋友们会说，“但他还在煎熬中，整天托着腮帮子坐在自己门厅的箱子上。”
在本书的第三章，米沃什又引进了一个新的隐喻：“凯特曼”。这一概念源自穆斯林世界，那里的人们认为，拥有真理的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暴露给人，以免遭受世俗世界的伤害。为此，人们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贬损和扭曲自己，并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
简单地说，“凯特曼”就是一种伪装。米沃什发现，在极权控制下的现实生活里，人们个个都成了演员，而且每个人都清楚大家都是在逢场作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你很难辨别他们是不是在演戏，或者在什么地方演戏。因为，人们不是在剧院的舞台上演戏，而是在大街上、办公室、工厂、会议厅或他们的起居室里演戏。”演戏的人们总是活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因为每个微笑、眼神表演不到位，都可能招致怀疑，给自己带来危险。
米沃什总结了几种类型的“凯特曼”：“民族凯特曼”，表面上对俄罗斯的一切大唱赞歌，暗中却充满鄙视。“革命纯洁性凯特曼”，表面上对革命拥有“圣火般的信仰”，内心却对革命及其后果充满仇视。“美学凯特曼”，一个拥有良好品味、坐拥各类经典收藏的人，只有当他在家里独对四壁时，才能欣赏这些。一旦他走出房门，他就必须抛弃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时代的一切恶趣味同流合污。“职业凯特曼”，承认现实的严酷性，又不甘于无所作为地浪费一生，于是选择在一些安全的领域做一些安全的工作，比如做一个翻译家，翻译普希金总不会有错吧，毕竟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还能为自己带来钞票。“怀疑论者凯特曼”，表面上对强权百依百顺，同时又在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心态。“形而上学凯特曼”，就是将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悬置，用极权主义所提供的新信仰来代替。最后是“伦理凯特曼”，其核心就是培养一种与新信仰相一致的“新人”，“新人”一般都戴着清教徒式的道德枷锁，自觉地将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并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同时还积极向当局汇报身边同行的所有想法和表现。
在米沃什看来，实践“凯特曼”的人中，既有作为大众现象的习以为常的“伪装”和“演戏”，也有精英们与当局进行巧妙周旋的游戏。这种游戏的危险性在于，你很难分清游戏的底线在哪里。一旦底线模糊，很容易堕入彻底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实践“凯特曼”就是一种撒谎，撒谎成性的人会将“凯特曼”作为一种善行对待，因为“人能从中学会去爱在他周围竖立的围墙”，一旦墙不存在了，自由的对立面“束缚”被解除了，自由会变得很虚无，成为“不能承受之轻”。人如何摆脱对“凯特曼”的幻觉和依赖？米沃什说，人若想在一种没有反抗的情况下生活，就必须为自己制造一种“内心的反抗”，“挑战命运，也许就是他的信仰”。
三
米沃什在写了颇具理论性的三个章节后，又插入了几个特写，分别描述了几位颇富才华，但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生际遇下投身极权政府的波兰作家、诗人，这其中既有他儿时的友人、文学同道，也有风云一时的官员、作家、知识分子。这也是全书的华彩部分。
在《伽玛，历史的奴隶》一文中，化名为伽玛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诗人、小说家耶日·普特拉门特。伽玛来自乡下，父亲是个退休的波兰军官，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他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数伙伴们一样信奉天主教。在米沃什的印象里，伽玛是个“长相不雅、满脸通红、说话粗鲁、性情暴躁”的男孩。他们常在拥挤的大学自助食堂里讨论诗歌及其荣耀。伽玛起初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参加左翼青年运动。在战前，共产党组织在波兰是非法的，伽玛因此曾被萨纳奇亚政府审讯。
“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间，伽玛以文学研究为生。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上天天为钱发愁。战争期间，伽玛响应战时动员，参加了军队，但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波兰军队很快便溃败了。伽玛随战败的人群迁到了苏联占领区利沃夫，在这里与亲斯大林的作家相聚，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新政府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他们开始了新式的写作——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着干些宣传工作。
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也许与他流利的俄语有关。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不久，利沃夫即告沦陷，在一片大恐慌中，迦玛搭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却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后方。在大批被遣往远东的波兰人中，也有迦玛的家人，他的父亲就死于遣送途中，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活了下来。在俄罗斯，大部分波兰共产党人是不被信任的，但迦玛却被列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良民册中。
伽玛和一帮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爱国者联盟”，在长期的踌躇与绝望的情绪中，他们没有把赌注押在伦敦流亡政府所组建的波兰军队上，他们坚信，波兰的成功将取决于俄国人的支持。新的波兰军队开始在苏联境内组建，并作为亲苏的波兰新政府的主要基础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波兰。“在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和政治技巧的锤炼中熬过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 1944年的夏天，迦玛随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重新踏上了波兰土地，这时的伽玛已是佩戴少校军衔的政治官员，并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妇。“这就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回报，他们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决不会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只有他们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才能把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救出来。当然，国家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会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的兴奋感。”米沃什写道。
两人再次相见的一幕，上文已经提及。此时在波兰国内，知识分子已被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所有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个阵营，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为另一个阵营。伽玛作为从东方回来的官员，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作家们能否发表作品或者得到住房、收入和工作。他对老朋友还算不错，在他的帮助下，他年轻时的诗人朋友格奥尔格被派驻法国做使馆的文化随员，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随员。
在米沃什看来，伽玛的关心并非完全出自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而是试图要改造他们这些人。“他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感中彻底解脱出来；只有把我们这些非斯大林主义者改造过来，才有可能使他感到他过去的行为是合理的。”
1949年，米沃什再次拜访伽玛时，伽玛已是红色波兰驻巴黎的大使。伽玛在一个金碧辉煌、以大理石装饰的房间里接待了他。他的官邸是18世纪某位贵族夫人的大宅子，许多西方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经常来此造访。他摇身一变，由一个乳臭未干的波兰年轻人变身为巴黎交际场上的名流，热衷于打猎、喝酒，在金碧辉煌的沙龙里打桥牌，履行政治职责时能用拉丁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
当他渐渐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时，党却不喜欢让舒适成为习惯。他被调回国内，被授予了一个高于大使级别的官职——他成了波兰全体作家的政治监工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让波兰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作家，伽玛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写作。当然，他写什么都会受到好评，但问题是，他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了。“在他漂亮的大套房里有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部小说的开头。每天他都会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他写的一切都像石头一样死寂。”
在《阿尔法，道德家》一文中，米沃什描述了一位叫做阿尔法的小说家的故事。阿尔法的原型，即波兰小说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1909—1983），他早年抵抗过纳粹，战后继续在波兰共产党内工作，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写作，并大获成功，一跃成为波兰首席意识形态作家。此人曾是米沃什的一个密友，生性傲慢，着迷于在作品中设立概念化的道德冲突，却对活生生的生活细节茫然无知。在纳粹占领波兰的那些年里，阿尔法以一个道德权威的形象在文学圈中流传，“出于难以说清的默认，他变成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一位领导”。
米沃什对阿尔法那种脱离有血有肉的生活的做法充满疑惑。正当这种疑惑达到顶点时，华沙起义爆发了。整整两个月内，20万人战死街头。当米沃什和阿尔法漫步在华沙战后的废墟上时，米沃什意识到，阿尔法正是那些应该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的人之一。“难道他没有看见过在作家聚会的夜晚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眼睛？那些正是死在起义中的年轻人：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克里斯托弗、巴巴拉、凯罗、马瑞克，以及成千上万个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知道不存在胜利的希望，在面对一个冷漠的世界时，他们的死亡无非是一种姿态。他们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
让米沃什感到愤怒的是，阿尔法不仅没有为那些受他的良心概念影响而盲目牺牲的年轻人感到忏悔，相反，他却积极投身于新政府的怀抱，开始构思他的战后新小说。新小说刻画了一位在集中营里被关押多年，精神却未受损害的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党员，一如他战前小说里的道德楷模牧师，现在他刻画的是一位新信仰的代表，一个强有力的和纯粹的英雄角色。“他想要达到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调，但是纯粹所依据的诚挚必须是尘世的，深深植根于对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了解。”
虽然小说写得珠圆玉润，逻辑上完美无缺，但米沃什认为，逻辑上的“完美无缺”并不足以保证对生活的正确理解和还原，逻辑上的完美甚至还会遮蔽活生生的人们及有血有肉的生活。一个经历过战争废墟的作家，怎么可能忽视废墟上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米沃什说，“我觉得如果我要写，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而不是部分真相，否则我不能去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尽管很有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对党有用。”米沃什认为，这种文学只是对某种政策或理念的迎合，是对新政权的粉饰。任何试图在新政权的野蛮、堕落和普遍的腐化中寻找普罗米修斯火种的人，都是政治恶棍。“在被意识形态所禁锢的仍然滚烫的灰烬中，不可能找到任何钻石。”
《戴奥特，行吟诗人》，描写了一个“滑稽丑角和行吟诗人”形象。在米沃什的笔下，戴奥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酗酒者”，但又具有一种在文学咖啡座里胡说八道的本事。他可以就任何题材创作歌谣和赞美诗，“如同一条蚕那样，围绕它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吐丝做茧”。这并非说明此人毫无原则、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事实上他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天性——任何时候都坚持做一位大众诗人。
他藐视文学小圈子里的一小撮行家，嘲笑那些只为少数人写作的孤独诗人。“我的读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读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就是他在每一首诗中所坚持的。”这不仅使他在战时成为最受欢迎的诗人，即使对新政权来说，他作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较之许多过分热心的左派分子，也只会增加他的身价。因为新政权也需要他的身份，以证明其慷慨和开明。而戴奥特的写作对新政权来说永远是无害的，因为不管写什么，他的诗里总是阳光灿烂，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主题。
戴奥特即波兰诗人康斯坦第·高什斯基（Konstanty Ildefons Gaczyski，1905—1953），“二战”期间曾沦为战俘，战后写有很多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首针对米沃什的带辱骂性质的讽刺诗。 四
米沃什脱离母国、自我放逐的行为，曾遭受到波兰知识界的围攻，他们咒骂他背叛祖国、讨好西方等。尤其是《被禁锢的心灵》一书的出版，更让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从事实上来看，米沃什也属于被战后共产主义政权给予了特权地位的知识分子之一。
所不同的是，他在西方待久了，获得了一个重新观察祖国的视角，他看到了那些在集体主义坩锅里的人们所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当他如此反戈一击时，不仅波兰国内的知识分子感到强烈的不满，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
米沃什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现在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浮现在别人的诗歌和散文中：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的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失算者（他写了《被禁锢的心灵》），不道德的个人生活（他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认为那些华沙同行们对他的口诛笔伐不仅仅表达了他们的恐惧，更是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作家身份和尊严的自觉维护。
《被禁锢的心灵》一书出版后，米沃什随即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由于实质上避难者的命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失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被踢到一边”的十年艰辛。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和母语，使他与自己的读者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苦”。
在西方，他也感到左右不适。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态度暧昧，尤其是对斯大林主义者充满敌意；在巴黎，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左岸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米沃什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长城的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
对右翼，他又对资本主义西方感到深深的厌恶。“跟右翼，没有共同语言；跟左翼有一个全然的误解，因为我的政治观点比其他人都要超前。”
米沃什发现自己处于两不靠的尴尬境地。他自我流放的初衷，并非要与某个庞然大物作对，而是听从自己道德良知的召唤，以及对自由写作的渴望。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祖国，像他这样出身于先锋派小圈子的写作者，其自由的边界只会越来越小。
而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一个自治的精神领域，如果不能讲真话，无异于自杀。“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别无它途的强迫性观念。这就是诗人选择内部流亡或外部流亡的缘故。”流亡意味着失去了一个稳定的资源，他在生活上迅速陷入困顿，只好靠做一些小活计来维生，这使他一度“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种状况维持了十年之久，直到1960年，他从巴黎流亡到大西洋彼岸，才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在西方大获成功之后，米沃什依然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小慎微、宽容和平静。他既没有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也没有改变用母语写作的习惯。终其一生，他在精神上都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国家和故乡。他时刻关注着故国的动向，并对一切进步的力量发出尽可能的声援。
在米沃什的故国波兰，他的读者没有忘记他，年轻一代在传诵他的诗作，游客们将他的书籍藏在箱底带回祖国，重新包裹的封皮上写着《圣经》……米沃什也并非一个孤独者，一直都有一帮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诗人，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之链，带领波兰人民穿越了20世纪最后的历史魔障。1981年6月，当他在阔别故国32年之后重回华沙时，他被众人视为凯旋的民族英雄，两千多人自发聚集在古老的多明我修道院背诵他的诗篇。米沃什兴奋地说：“我从未想象过会受到这么盛大的接待和欢迎。”
作者为诗人，现居天津
那是春日里美好的一天，米沃什和他的朋友们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房间里，讨论一部电影剧本。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院子的另一端，一座巨大的建筑已被改造成监狱，栅栏后面是一些年轻的囚徒。
由于华沙起义没有成功，听命于伦敦流亡政府的“国家军”战士非但没有被视为国家英雄，反而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当波兰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时，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也在悄悄进行。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这些人却被新政权视作阶级敌人。
一
战争胜利了，经历了战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根据列宁的策略，波兰政府宣布要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地产。
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得到土地的农民，恨；入了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恨；名义上参政的社会党人，恨；努力发表了手稿的作家，恨。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是背靠一支外国军队才得以存在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
战后，在市政当局的要求下，米沃什被迫离开了大学城克拉科夫。他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以及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抱有好感。米沃什只好离开，去华沙找一个刚刚得势的大学同学。他的全部财产除了身上的工作服外，就是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他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米沃什认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犯了某些罪孽的。他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公开信，这使他差不多处于亲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上。“然而，现在我是有用之材，我在德占时期的记录并不太坏，我的笔对新制度还有些价值。”他还不需要太担心。
他要见的这位老熟人叫耶日·普特拉门特，诗人、作家，年轻时是左翼愤青，“二战”期间在苏联参加了波兰第一军团。战后，曾任波兰议会议员、驻瑞士和法国大使、作协总书记等职。两人的会面还算友好，“像两条表情僵硬但彬彬有礼的狗。我们都小心着不要露出尖牙利齿。”一方是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另一方则是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双方的分野显而易见。他们回忆了大学时期的同窗之谊，这有助于消除彼此的一些分歧。
虽然当时波兰作家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但谁也不能自由地写作任何有可能对苏联的制度构成诽谤的东西。你可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不能随便言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日常生活景象：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说起波兰当时的气氛，米沃什常用一个词来概括：厌恶。
在普特拉门特的帮助下，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旅居国外，为米沃什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万里之外，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和诗歌。他在美国写了很多小诗，它们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有意背离官方的教条。然而无论如何背离，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由的界限。这样在美国度过五年后，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大使，再次来到他曾留学过的巴黎。
二
1951年初，米沃什的生活发生了一场巨变。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他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米沃什的出走与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等人不同，他既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闯祸，也没有受到来自体制的压迫和审查，事实上他当时的境况还算优裕：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收入丰厚，还有继续写诗的自由。他甚至已经渐渐习惯了周旋于官场之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格分裂状态。
他本可以在华沙继续过一种惬意的生活，“但是，我让我的朋友们失望了，”米沃什说，“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某件事。”
他说的“某件事”，是指发生在1949年夏天的一幕：某日凌晨，他刚从一个聚会上出来，突然看到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疾驶而过，士兵们身穿两层军大衣，犯人们则在晨风中冻得直哆嗦。他突然意识到，在政治口号的掩饰下，一道新的冷漠之墙正在竖立起来，人成了向某个庞然大物献祭的羔羊。“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终于深悟自己的使命所在：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使命》）
对于一个身负历史使命、被道德感逼迫的写作者，不可能接受“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体制，也不可能接受无人性的、匿名的权力的精神控制。“一个刽子手杀人，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成了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昆德拉语）。而冲破罗网，又意味着新的困境，意味着自我消失。为了真实地反映自身所处的严重危机，也为了使自己的精神困境能有价值，他决定将这一切写出来，他希望以此写出斯大林主义在他的祖国统治的真相——这就是《被禁锢的心灵》一书的由来。
米沃什首先分析了战后波兰社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危机。当苏联军队像“压路机”一样横扫波兰全境之后，波兰也从一个传统、自治的天主教国家被拖进整个东方阵营里，“辩证唯物主义”成为新的解释世界的工具。人们在精神上普遍失去了依凭，变得空虚、焦灼、无意义。普通的市民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纯物质的领域，而知识分子们则担心自己原来的工作无效，担心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米沃什借用一种叫“穆尔提—丙”的药丸（它来自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来揭示新政权带给人们的迷惑性。“穆尔提—丙”药丸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吃了这种药丸的人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从一种焦灼、分裂、怀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变得安详和快乐。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吞服这种意识形态致幻剂性质的药丸，完全是新政权所带来的压力所致：一切都被一个制度、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所取代，出版社的看门人和电梯操作员与作家们读的书是一样的，他们都只能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果一个哲学家的著作中没有领袖人物语录的加持，那么他就是一个蠢货；而诗人们再也写不出像里尔克那样内省的诗，并非完全屈服于出版审查制度，而是当所有人都说A时，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说B，你离主动吞服“穆尔提—丙”药丸的日子就不远了。
很少有人能够强大到与整个新制度作对，况且其中还有“成功学”的诱惑——一个尚处于痛苦徘徊中的作家，在他吞下药丸的瞬间，也许会有短时间的崩溃感，因为毕竟这一切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诀别，但过去的一切已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希望之光。改变的代价只需在写作中做点小小的让步，比如清算一下自己的历史，展示一下资本主义的邪恶等。他很快就会适应的，因为他的很多朋友和同行都已经历过了。“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是过来人了。”他的朋友们会说，“但他还在煎熬中，整天托着腮帮子坐在自己门厅的箱子上。”
在本书的第三章，米沃什又引进了一个新的隐喻：“凯特曼”。这一概念源自穆斯林世界，那里的人们认为，拥有真理的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暴露给人，以免遭受世俗世界的伤害。为此，人们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贬损和扭曲自己，并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
简单地说，“凯特曼”就是一种伪装。米沃什发现，在极权控制下的现实生活里，人们个个都成了演员，而且每个人都清楚大家都是在逢场作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你很难辨别他们是不是在演戏，或者在什么地方演戏。因为，人们不是在剧院的舞台上演戏，而是在大街上、办公室、工厂、会议厅或他们的起居室里演戏。”演戏的人们总是活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因为每个微笑、眼神表演不到位，都可能招致怀疑，给自己带来危险。
米沃什总结了几种类型的“凯特曼”：“民族凯特曼”，表面上对俄罗斯的一切大唱赞歌，暗中却充满鄙视。“革命纯洁性凯特曼”，表面上对革命拥有“圣火般的信仰”，内心却对革命及其后果充满仇视。“美学凯特曼”，一个拥有良好品味、坐拥各类经典收藏的人，只有当他在家里独对四壁时，才能欣赏这些。一旦他走出房门，他就必须抛弃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时代的一切恶趣味同流合污。“职业凯特曼”，承认现实的严酷性，又不甘于无所作为地浪费一生，于是选择在一些安全的领域做一些安全的工作，比如做一个翻译家，翻译普希金总不会有错吧，毕竟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还能为自己带来钞票。“怀疑论者凯特曼”，表面上对强权百依百顺，同时又在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心态。“形而上学凯特曼”，就是将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悬置，用极权主义所提供的新信仰来代替。最后是“伦理凯特曼”，其核心就是培养一种与新信仰相一致的“新人”，“新人”一般都戴着清教徒式的道德枷锁，自觉地将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并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同时还积极向当局汇报身边同行的所有想法和表现。
在米沃什看来，实践“凯特曼”的人中，既有作为大众现象的习以为常的“伪装”和“演戏”，也有精英们与当局进行巧妙周旋的游戏。这种游戏的危险性在于，你很难分清游戏的底线在哪里。一旦底线模糊，很容易堕入彻底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实践“凯特曼”就是一种撒谎，撒谎成性的人会将“凯特曼”作为一种善行对待，因为“人能从中学会去爱在他周围竖立的围墙”，一旦墙不存在了，自由的对立面“束缚”被解除了，自由会变得很虚无，成为“不能承受之轻”。人如何摆脱对“凯特曼”的幻觉和依赖？米沃什说，人若想在一种没有反抗的情况下生活，就必须为自己制造一种“内心的反抗”，“挑战命运，也许就是他的信仰”。
三
米沃什在写了颇具理论性的三个章节后，又插入了几个特写，分别描述了几位颇富才华，但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生际遇下投身极权政府的波兰作家、诗人，这其中既有他儿时的友人、文学同道，也有风云一时的官员、作家、知识分子。这也是全书的华彩部分。
在《伽玛，历史的奴隶》一文中，化名为伽玛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诗人、小说家耶日·普特拉门特。伽玛来自乡下，父亲是个退休的波兰军官，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他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数伙伴们一样信奉天主教。在米沃什的印象里，伽玛是个“长相不雅、满脸通红、说话粗鲁、性情暴躁”的男孩。他们常在拥挤的大学自助食堂里讨论诗歌及其荣耀。伽玛起初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参加左翼青年运动。在战前，共产党组织在波兰是非法的，伽玛因此曾被萨纳奇亚政府审讯。
“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间，伽玛以文学研究为生。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上天天为钱发愁。战争期间，伽玛响应战时动员，参加了军队，但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波兰军队很快便溃败了。伽玛随战败的人群迁到了苏联占领区利沃夫，在这里与亲斯大林的作家相聚，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新政府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他们开始了新式的写作——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着干些宣传工作。
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也许与他流利的俄语有关。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不久，利沃夫即告沦陷，在一片大恐慌中，迦玛搭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却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后方。在大批被遣往远东的波兰人中，也有迦玛的家人，他的父亲就死于遣送途中，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活了下来。在俄罗斯，大部分波兰共产党人是不被信任的，但迦玛却被列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良民册中。
伽玛和一帮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爱国者联盟”，在长期的踌躇与绝望的情绪中，他们没有把赌注押在伦敦流亡政府所组建的波兰军队上，他们坚信，波兰的成功将取决于俄国人的支持。新的波兰军队开始在苏联境内组建，并作为亲苏的波兰新政府的主要基础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波兰。“在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和政治技巧的锤炼中熬过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 1944年的夏天，迦玛随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重新踏上了波兰土地，这时的伽玛已是佩戴少校军衔的政治官员，并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妇。“这就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回报，他们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决不会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只有他们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才能把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救出来。当然，国家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会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的兴奋感。”米沃什写道。
两人再次相见的一幕，上文已经提及。此时在波兰国内，知识分子已被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所有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个阵营，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为另一个阵营。伽玛作为从东方回来的官员，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作家们能否发表作品或者得到住房、收入和工作。他对老朋友还算不错，在他的帮助下，他年轻时的诗人朋友格奥尔格被派驻法国做使馆的文化随员，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随员。
在米沃什看来，伽玛的关心并非完全出自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而是试图要改造他们这些人。“他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感中彻底解脱出来；只有把我们这些非斯大林主义者改造过来，才有可能使他感到他过去的行为是合理的。”
1949年，米沃什再次拜访伽玛时，伽玛已是红色波兰驻巴黎的大使。伽玛在一个金碧辉煌、以大理石装饰的房间里接待了他。他的官邸是18世纪某位贵族夫人的大宅子，许多西方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经常来此造访。他摇身一变，由一个乳臭未干的波兰年轻人变身为巴黎交际场上的名流，热衷于打猎、喝酒，在金碧辉煌的沙龙里打桥牌，履行政治职责时能用拉丁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
当他渐渐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时，党却不喜欢让舒适成为习惯。他被调回国内，被授予了一个高于大使级别的官职——他成了波兰全体作家的政治监工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让波兰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作家，伽玛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写作。当然，他写什么都会受到好评，但问题是，他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了。“在他漂亮的大套房里有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部小说的开头。每天他都会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他写的一切都像石头一样死寂。”
在《阿尔法，道德家》一文中，米沃什描述了一位叫做阿尔法的小说家的故事。阿尔法的原型，即波兰小说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1909—1983），他早年抵抗过纳粹，战后继续在波兰共产党内工作，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写作，并大获成功，一跃成为波兰首席意识形态作家。此人曾是米沃什的一个密友，生性傲慢，着迷于在作品中设立概念化的道德冲突，却对活生生的生活细节茫然无知。在纳粹占领波兰的那些年里，阿尔法以一个道德权威的形象在文学圈中流传，“出于难以说清的默认，他变成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一位领导”。
米沃什对阿尔法那种脱离有血有肉的生活的做法充满疑惑。正当这种疑惑达到顶点时，华沙起义爆发了。整整两个月内，20万人战死街头。当米沃什和阿尔法漫步在华沙战后的废墟上时，米沃什意识到，阿尔法正是那些应该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的人之一。“难道他没有看见过在作家聚会的夜晚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眼睛？那些正是死在起义中的年轻人：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克里斯托弗、巴巴拉、凯罗、马瑞克，以及成千上万个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知道不存在胜利的希望，在面对一个冷漠的世界时，他们的死亡无非是一种姿态。他们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
让米沃什感到愤怒的是，阿尔法不仅没有为那些受他的良心概念影响而盲目牺牲的年轻人感到忏悔，相反，他却积极投身于新政府的怀抱，开始构思他的战后新小说。新小说刻画了一位在集中营里被关押多年，精神却未受损害的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党员，一如他战前小说里的道德楷模牧师，现在他刻画的是一位新信仰的代表，一个强有力的和纯粹的英雄角色。“他想要达到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调，但是纯粹所依据的诚挚必须是尘世的，深深植根于对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了解。”
虽然小说写得珠圆玉润，逻辑上完美无缺，但米沃什认为，逻辑上的“完美无缺”并不足以保证对生活的正确理解和还原，逻辑上的完美甚至还会遮蔽活生生的人们及有血有肉的生活。一个经历过战争废墟的作家，怎么可能忽视废墟上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米沃什说，“我觉得如果我要写，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而不是部分真相，否则我不能去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尽管很有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对党有用。”米沃什认为，这种文学只是对某种政策或理念的迎合，是对新政权的粉饰。任何试图在新政权的野蛮、堕落和普遍的腐化中寻找普罗米修斯火种的人，都是政治恶棍。“在被意识形态所禁锢的仍然滚烫的灰烬中，不可能找到任何钻石。”
《戴奥特，行吟诗人》，描写了一个“滑稽丑角和行吟诗人”形象。在米沃什的笔下，戴奥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酗酒者”，但又具有一种在文学咖啡座里胡说八道的本事。他可以就任何题材创作歌谣和赞美诗，“如同一条蚕那样，围绕它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吐丝做茧”。这并非说明此人毫无原则、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事实上他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天性——任何时候都坚持做一位大众诗人。
他藐视文学小圈子里的一小撮行家，嘲笑那些只为少数人写作的孤独诗人。“我的读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读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就是他在每一首诗中所坚持的。”这不仅使他在战时成为最受欢迎的诗人，即使对新政权来说，他作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较之许多过分热心的左派分子，也只会增加他的身价。因为新政权也需要他的身份，以证明其慷慨和开明。而戴奥特的写作对新政权来说永远是无害的，因为不管写什么，他的诗里总是阳光灿烂，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主题。
戴奥特即波兰诗人康斯坦第·高什斯基（Konstanty Ildefons Gaczyski，1905—1953），“二战”期间曾沦为战俘，战后写有很多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首针对米沃什的带辱骂性质的讽刺诗。 四
米沃什脱离母国、自我放逐的行为，曾遭受到波兰知识界的围攻，他们咒骂他背叛祖国、讨好西方等。尤其是《被禁锢的心灵》一书的出版，更让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从事实上来看，米沃什也属于被战后共产主义政权给予了特权地位的知识分子之一。
所不同的是，他在西方待久了，获得了一个重新观察祖国的视角，他看到了那些在集体主义坩锅里的人们所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当他如此反戈一击时，不仅波兰国内的知识分子感到强烈的不满，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
米沃什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现在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浮现在别人的诗歌和散文中：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的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失算者（他写了《被禁锢的心灵》），不道德的个人生活（他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认为那些华沙同行们对他的口诛笔伐不仅仅表达了他们的恐惧，更是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作家身份和尊严的自觉维护。
《被禁锢的心灵》一书出版后，米沃什随即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由于实质上避难者的命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失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被踢到一边”的十年艰辛。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和母语，使他与自己的读者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苦”。
在西方，他也感到左右不适。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态度暧昧，尤其是对斯大林主义者充满敌意；在巴黎，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左岸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米沃什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长城的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
对右翼，他又对资本主义西方感到深深的厌恶。“跟右翼，没有共同语言；跟左翼有一个全然的误解，因为我的政治观点比其他人都要超前。”
米沃什发现自己处于两不靠的尴尬境地。他自我流放的初衷，并非要与某个庞然大物作对，而是听从自己道德良知的召唤，以及对自由写作的渴望。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祖国，像他这样出身于先锋派小圈子的写作者，其自由的边界只会越来越小。
而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一个自治的精神领域，如果不能讲真话，无异于自杀。“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别无它途的强迫性观念。这就是诗人选择内部流亡或外部流亡的缘故。”流亡意味着失去了一个稳定的资源，他在生活上迅速陷入困顿，只好靠做一些小活计来维生，这使他一度“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种状况维持了十年之久，直到1960年，他从巴黎流亡到大西洋彼岸，才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在西方大获成功之后，米沃什依然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小慎微、宽容和平静。他既没有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也没有改变用母语写作的习惯。终其一生，他在精神上都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国家和故乡。他时刻关注着故国的动向，并对一切进步的力量发出尽可能的声援。
在米沃什的故国波兰，他的读者没有忘记他，年轻一代在传诵他的诗作，游客们将他的书籍藏在箱底带回祖国，重新包裹的封皮上写着《圣经》……米沃什也并非一个孤独者，一直都有一帮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诗人，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之链，带领波兰人民穿越了20世纪最后的历史魔障。1981年6月，当他在阔别故国32年之后重回华沙时，他被众人视为凯旋的民族英雄，两千多人自发聚集在古老的多明我修道院背诵他的诗篇。米沃什兴奋地说：“我从未想象过会受到这么盛大的接待和欢迎。”
作者为诗人，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