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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莫德罗颇感吃惊。在苏共中央的大厦里，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竟然以讥讽的口吻议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选择干部十次有九次出错，而且这第十次能选对一次就是好的。”
更让莫德罗意外的是，一个小时之后，党中央大厦就被关闭了。就在双方谈话的这一天，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建议解散该党。这是苏共中央大厦最后一次接待外国客人。
“事先我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次会见和谈话。事情就是这么偶然——一个德国同志竟然在苏共灭亡前一个小时到了苏共党中央大厦。”多年以后，莫德罗回忆起在苏共中央大厦的一幕时，仍然感慨万千。
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今年84岁的莫德罗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场面，他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一
汉斯·莫德罗1928年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战斗，被俘后在苏联的战俘营度过了四年劳役生活。
回到德国后，莫德罗在亨尼希斯多夫市一家工厂当钳工，并加入德国共产党——统一社会党。莫德罗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那一代人有两个主要目标：再也不要法西斯，再也不要战争。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四个月之后，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领土上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959年10月，已经是民主德国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莫德罗第一次访问中国，认识了担任中国共青团总书记的胡耀邦。“中国是非常远的国度，但是对我们的心来说很近。”
两年后一个沉闷的夏夜，柏林市区突然出现了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从此东德公民再也不能轻易地到西德旅行或移民，许多家庭被拆散，其中包括莫德罗一家，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生活在西德。
莫德罗担任了柏林市克佩尼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升任柏林地区党委书记，其间他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60年代，东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瓦尔特·乌布利希，他是后斯大林主义的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莫德罗称赞乌布利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政治家不同，他更加懂得这种辩证法，曾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乌布利希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改革，以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世界经济保持联系，而不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1971年，乌布利希被撵下台，建造柏林围墙的决策和组织者昂纳克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统治。这背后是苏联在指使。诚如莫德罗所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与苏联的事态发展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东方领导集团的养子。”
43岁的莫德罗被提拔为统一社会党中央联络部部长，两年后又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德累斯顿区委第一书记。早在“二战”前，德累斯顿就已经是德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在东德时期，它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中心。
在昂纳克时代，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开始盛行。“领袖的画像，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和悬挂。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个人身上。宣传机器花大量时间和篇幅在宣扬领袖。”
莫德罗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化身，他的任何一次讲话和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仅被视为是正确的……如果他把党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他就是好样的，不会犯错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罢免他也就没有按照民主的程序。他要么死在工作岗位上，要么被推翻。”
作为东德共产党领导核心中的一员，莫德罗难道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反思吗？“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都是一种进步吗？我们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服务？……我们是为掌权而掌权，或是行使权力为所有人谋福利？”
莫德罗承认，“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曾经提出过，然而，仅在私下里、在小圈子里悄悄议论过，相反，在可能引起集体反思和集体行动的时刻，我们全都噤若寒蝉，闭上了嘴。”
二
转折的时刻到来了。
在接连送走了三位治国的病夫之后，苏联终于迎来了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和此前领导人铁青冷酷的面孔相比，戈尔巴乔夫脸上充满笑容和愉悦，吸人眼球。他机智灵活，自由回答问题，逻辑清晰。这个清新的形象获得了国内外的好感。
莫德罗也非常看好新的苏联领导人。此时的东德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西方几十亿的外债勉强维持国家的经济。
莫德罗认为：“这种状况不是阶级敌人（尽管阶级敌人一直在给我们的生存制造困难）造成的，而主要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理念造成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但是昂纳克认为“本国的”社会主义近乎完善，反对一切改革方案。如果提出改革的问题，那就等于在批评他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目光短浅、爱发牢骚，结果是被整肃、处分，甚至被赶出国门，“这种‘民主集中制’能保障一个领导人凌驾于全党之上”。
也是在1985年，一个苏联克格勃来到德累斯顿，从事收集有关北约和美军部队军事情报的间谍工作。作为德累斯顿区委第一书记，莫德罗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个名叫普京的人——他半开玩笑地说：“他的上司经常找我，普京还没有资格找我呢。”
莫德罗密切关注苏联的改革。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堆新词：“新思维”“更多民主就是更多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建立欧洲大厦”“公开性”，等等。因公开性而带来的一些言论让已有30多年党龄的莫德罗感到不安，不过他自我安慰道：“当打开拦河坝的闸门放水时，同水一起流出来的还有垃圾漂浮在水面上。等到水面平静下来，一切脏东西都会重沉水底。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知道任何一个坏消息都会伤害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信，只有事实本身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的大厦建立在撒谎的基础之上，那它是不会牢固的。” 莫德罗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苏联堤坝的闸门，我们中了邪似地看着他施展魔法。我们立即想到，在我国也会发生变革，因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积累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此时匈牙利、波兰已经走上了改革道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初见成效。但是在最高统治者昂纳克看来，东德不需要进行任何改革。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改变现状。凡是和改革、和公开性有关的事物，昂纳克一概拒绝。
莫德罗表示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改革，他年轻开明的形象赢得了媒体的赞赏，一些西方媒体把莫德罗称为“希望之星”和未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戈尔巴乔夫”。苏联高层官员也暗示，希望看到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发生变化。1987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离任前夕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在回答“戈尔巴乔夫希望谁是昂纳克的接班人”时，他提到了莫德罗的名字。
昂纳克开始警惕起来。他向德累斯顿派出一个监察小组，目的就是找个理由把莫德罗拿掉。监察小组的报告称：“谁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谁就是想使国家回到1948年的状况，因为苏联如今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才处于1948年的水平”。
其实，此时东德的情况同样危如累卵。1989年初到8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它同奥地利的边界，4.3万东德居民绕道匈牙利逃往西德。全国各地连续爆发游行示威。10月18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九次全会上，77岁的昂纳克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
克伦茨作为昂纳克的接班人飞往莫斯科。他提醒戈尔巴乔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的孩子，这种父子关系必须得到承认”。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自顾不暇。
数天后，柏林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者达50万人。东德中央第十次会议选出了新的政治局，莫德罗当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态正朝着“进行实际改革的方向发展，主要之点是莫德罗被戏剧性地推举出来了……”
莫德罗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三
1989年11月9日，存在了18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一天时间里，竟有40万东德人涌入西德。
在莫德罗看来，“我们正是在这里被击败了。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多年来未能体察人们的情绪，使他们对事物失去了政治直觉，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利用这样一种历史机遇。具有指标意义的一个事实是，此后几天，没有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柏林墙前露面，而另一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有当政的政治家却都陆续走过这里。”
在柏林墙倒塌的第四天，莫德罗被东德人民议院选为总理。他临危受命，组建政府。此时，东德的政治家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要求德国统一的巨大压力。莫德罗发表政府声明，坚决拒绝统一，“我信赖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睦共处”。
莫德罗的构想是，分三阶段逐步实现德国统一，整个过程需要两三年时间。可是，历史进程在加速发展。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并就该党奉行的政策向人民道歉。
与此同时，各界联席“圆桌会议”做出决定：建立新宪法，彻底解散由秘密警察组成的国家安全系统，并于第二年5月实行政治自由选举。
在德累斯顿，莫德罗第一次会晤了西德总理科尔。“会晤之后，潮水般的人群打着西德国旗，在圣母大教堂前热烈欢迎科尔。人们如醉如痴，使劲鼓掌，异口同声地呼喊要求统一的口号……德累斯顿大教堂前的集会使我明白，我关于建立联邦的设想也已成了一张废纸。”
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东德的经济合作降到了冰点，东德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莫德罗比喻说：“病入膏肓的苏联的孩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莫斯科却开始割断他的生命线。”
“圆桌会议”决定，将人民议院选举提前到3月18日进行，组成圆桌会议的新的政党和组织都要向政府派出代表。这一步骤表明，过去的执政党彻底让出了统治地位。同时，所有具有社会影响的力量都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莫德罗受命领导民族责任政府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直到3月18日“德国联盟”在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由“统一社会党”更名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只获得16%的选票。莫德罗辞职，他由此成为东德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共在职4个月零5天。
半年以后，1990年10月4日，德国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此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遭枪决，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成为总统。
历史尚未结束。1991年8月，在苏共中央的邀请下，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莫德罗到位于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度假，住处不远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别墅。在那里，莫德罗又见证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政变旋即失败，重返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职，苏联共产党解散了。莫德罗成为苏共中央的最后一批客人。
莫德罗至今仍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这个党现在仅有7万名党员，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六成。莫德罗曾当选为德国联邦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作为东德前领导人，莫德罗也被起诉，被判十个月监禁。
回顾苏东剧变的历史沧桑，莫德罗承认，“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表明是历史的终结。”
他在中国看到了希望，因为“狂妄的资本主义正统治全球——作为例外，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莫德罗的回忆录《我眼中的改革》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前不久，该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莫德罗本人也第十次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他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
东德为何失败？
《财经》：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深政治家，见证并参与了两德统一的全过程。但是，德国统一后留下来的只有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则不复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莫德罗：1971年昂纳克取代了乌布利希，改变原来发展经济的政策，把重点放在居民的消费上。结果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福利增长过快的现象。当时外电认为，光消费，不积累，会毁了国家的前途。
如果说乌布利希年代的经济机制是积累，那么昂纳克时期就是消费。这样一来，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自由，而且政治活动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开始盛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西方几十亿的外债勉强维持国家的经济。这种状况不是阶级敌人（尽管阶级敌人一直在给我们的生存制造困难）造成的，而主要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理念造成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登上政治舞台，便使我产生了也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的希望。但是昂纳克反对一切改革方案。他认为，“本国的”社会主义近乎完善。
到1989年，形势已经非常严重，昂纳克下台，我当了四个多月的总理。当时，大多数先前主张对国家进行社会改造的人已经无能为力。
1989年11月，13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西方的压力，我们这些负责管理国家的人也有过错。我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迫于形势，工作中的被动应付多于主动出击。
由于局势如此混乱，我们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问题的人。此时，苏联和东德的经济合作降到了冰点，东德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
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党选举失利以后，新的政府完全按照西边的方案行事，没有任何条件、没有提出任何讨价还价地全盘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统一方案。
《财经》：您说“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问题的人”，在您看来，苏联要对东德的消失承担重要责任？或者按照某些人士的说法，是苏联出卖了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莫德罗：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被莫斯科叛卖或者出卖的，虽然苏联确实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国家，但是不能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莫斯科。
确实，苏联使我们大家先天不足，天生得了幼稚病，后天又接受了军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缺少民主文化、没有自由、无权自由地出国旅游和选择居住地、封建家长式作风、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这些不好的风气都是苏联传染给每一个所谓的盟友的。
但是，我们自身应负的责任就减轻了吗？我们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没有起而抗争，也没有及时反躬自问：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都是一种进步吗？我们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服务？我们是在不懈追求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还是用党机关专政取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我们还有资格自认为是社会解放的先锋战士，或者仅仅是社会的管理者？我们是为掌权而掌权，还是行使权力为所有人谋福利？
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我们都提出过，然而，仅在私下里、在小圈子里悄悄议论过，相反，在可能引起集体反思和集体行动的时刻，我们全都噤若寒蝉，闭上了嘴。结果，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精力耗尽，走到了尽头，它撞上了它为自己设下的底线，它没有能力突破它，一旦它试图突破这条底线，便走向了沦亡。
苏联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财经》：在东德消亡之后的第二年，苏联也解体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解体结束？
莫德罗：这也是我多年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斯大林时期持续了将近30年。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许多人死在社会主义大型建筑工地上，劳动营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例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
1918年罗莎·卢森堡就警告说，要防止党的机关变成未来的专政机关。她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不管这种专政是苏联模式，还是德国模式、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罗马尼亚模式或者保加利亚模式，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如果真要做到名副其实，就应该按照另外的方式建立。
《财经》：在一些人士看来，如果进行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完善的。事实上，苏联历史上也不乏改革契机。
莫德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批判，但半途而废、停留于表面，没有深究斯大林犯错误的政治根源，更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深刻根源，因此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
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是旧体制里产生的人物，他执掌党和国家权力时，苏联社会、党、现存的组织机构和经济生活都陷入停顿之中。一切社会决议（包括经济管理）全由中央集权，生活完全官僚主义化，公民实际上像农奴一样受到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像在封建社会一样受到顶礼膜拜。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同时灰色经济到处泛滥，其后果是出现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党政领导中的特权阶层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权势，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司法部门对此熟视无睹，甚至参与掠夺国家的财富。
我们曾经确实希望1985年是改变航向的时候，认为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刻终于到来。那一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面临二者择一的尴尬境地：要么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同西方进行较量，要么告别莫斯科的传统思维，摆脱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束缚，倡导新的思维。
他选择了后者，他的新思维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危机作出的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会管理国家，无法控制国内的政局，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于是他开始采取过去惯用的手法，绕开矛盾走，实行妥协。结果，越往前走，越迷失方向。
苏联出现的这种危机已经具有结构性的原因，它的根源在于自列宁以来其经济和社会的特点，就是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化和自我孤立。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财经》：有人断言，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想断送社会主义，他是一个“叛徒”？ 莫德罗：戈尔巴乔夫并非另有图谋，尽管后来他说了一些相反的话。但那时，他信奉列宁、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
我认真阅读了1985年春季至1988年夏季改革早期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觉得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他的顾问班子，追求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更新、政治上获得解放和发展。
在我看来，谁要想坚持社会主义，谁就应该变革社会主义。如果你想使社会主义一成不变，那你就是在消灭社会主义。
我们这些当时的改革家们这样理解改革的内涵：改革不仅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正错误，而且还要进行根本的变革——让房间明亮起来，向世界敞开窗口。这是一场革命中的革命。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证明不能使社会主义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而戈尔巴乔夫则证明他自己没有能力来应对现实变革的巨大挑战。改革的失败直接打开了通向原始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一股脑儿地把责任推给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根子是在1917年以前。列宁曾极有远见地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比较容易，因为它的敌人已经土崩瓦解，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使事业持续下去，就需要百倍的谨慎小心和始终不渝。
应该反思什么？
《财经》：苏联消亡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在您看来，其中有哪些历史教训值得研究？
莫德罗：第一，苏联未能建立社会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新模式。苏联经济和财产关系的结构经历了许多阶段，最后把经济工作推向了极端：高度集中的计划和领导、官僚化、取消经济合同和只允许两种所有制存在——国家所有制和合作所有制。结果造成经济停滞，人民生活艰难，民怨沸腾。
第二，苏联的政治制度已经变形。党和国家的高度官僚化、滥用权力、升官弄权、机会主义破坏了民主的基础和工作中的公正性。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许多错误，但是斯大林主义的根子未被拔除。
第三，苏联的崩溃使得人们对其每一项政策都疑窦丛生，使世代相传的种种价值观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思想威信扫地。
《财经》：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1917年的俄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十月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莫德罗：重新对历史问题展开辩论无可厚非，但这种观点纯粹是经院式的。当群众奋起反对暴君、反对不人道的制度时，他们并没有向历史求证：是不是已经到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了？
他们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使自己摆脱贫困。1917年—1918年，俄国的男人、工人、被剥夺权利的人、被流放的和受奴役的人正是这样做的。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只是向他们指出了斗争方向和表达不满的形式。
《财经》：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说明，十月革命确实带来了诸多问题。站在今天的角度，您觉得应该反思什么？
莫德罗：我们这些出生较晚的革命追随者应当自责的是，我们不加分析地相信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列宁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红色恐怖只是用来回击白色恐怖，等等。
我们的世界观植根于一种信念：我们永远有理，真理和进步在我们这一边。这使得我们以傲慢和怀疑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想法的所谓“对手”，将那些善于思考、往往不过是思路不同的人打入另册。我们不应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橱柜，把各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分门别类放进不同的抽屉里。
苏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的错误，这对我来说犹如当头一棒，然而，当时我认为，斯大林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蜕化物，而非社会主义本身，斯大林本人攫取并滥用了权力，但他是独行其是的个别人物，并无普遍性。
我们不曾问过，是不是每一个总书记都不会重蹈斯大林的覆辙？我们也不曾问过，哪儿有对独裁者实施监督和管理的民主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我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信仰”
《财经》：在经历了历史的巨变以后，您是否仍然信仰社会主义？
莫德罗：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表明是历史的终结，我也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谁也不想再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面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我坚信，如果人类想有未来，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唯一的前途。
《财经》：您至今仍然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名誉主席，这个党的宗旨是什么？
莫德罗：我们党的党章写道：“民主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它从事政治活动的目标和行动。”
党纲规定：“民主社会主义党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向人民中间这样一些力量敞开大门，这些力量主张建立一个社会公正和人们亲密无间的社会。它特别重视工人和所有其他劳动者。它不追求垄断权力。它同精神上的排斥异己、妄自尊大、传教士式的布道宣传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格格不入。我们反对垄断真理。”这些主张今天仍然有效。
《财经》：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曾经总结道，苏联消亡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的三个垄断：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和垄断真理。
莫德罗：垄断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所以我们反对垄断，尤其反对垄断思想。罗莎·卢森堡认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也应享有自由。而卡尔·马克思认为，个人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前提。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是自由、正义和团结。
追求公正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仅仅是保存了下来。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的紧张程度日益加剧，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大自然和人受到无情的掠夺和剥削，社会和国家间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还有核战争的威胁和自我毁灭。
被认为是左派的政治力量已被唤醒，这种力量不仅批评现状，而且正在为未来探寻可行的方案，正在争取社会上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支持。狂妄的资本主义正统治全球——作为例外，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古巴和北朝鲜正在为生存而斗争，我们有理由和他们保持团结。
《财经》：苏联解体20多年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很活跃，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有些左翼政党甚至成为执政党。这是否说明，欧洲又开始向左转呢？
莫德罗：如果说在今天的国家杜马或者别国的议会中形成了一些左翼党团，这只是表明议会中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要据此回复到已被废掉的体制，是完全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新思维今天已经成为拉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无论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还是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情况都是如此。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替代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随着苏联的垮台而宣告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回答不了这个问题。20世纪那样的革命，也不会重新出现。但是，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内外发生的变化，已被提到日程上来。
当今世界的变化，昨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要求人们进行独立思考，要把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与此同时，还要开始重新评判财产问题、生产方式方法问题、生活方式方法问题，以及贫富之间的对立问题等，并为社会发展寻找新的途径。
感谢杜文棠先生为采访提供帮助
更让莫德罗意外的是，一个小时之后，党中央大厦就被关闭了。就在双方谈话的这一天，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建议解散该党。这是苏共中央大厦最后一次接待外国客人。
“事先我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次会见和谈话。事情就是这么偶然——一个德国同志竟然在苏共灭亡前一个小时到了苏共党中央大厦。”多年以后，莫德罗回忆起在苏共中央大厦的一幕时，仍然感慨万千。
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今年84岁的莫德罗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场面，他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一
汉斯·莫德罗1928年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战斗，被俘后在苏联的战俘营度过了四年劳役生活。
回到德国后，莫德罗在亨尼希斯多夫市一家工厂当钳工，并加入德国共产党——统一社会党。莫德罗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那一代人有两个主要目标：再也不要法西斯，再也不要战争。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四个月之后，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领土上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959年10月，已经是民主德国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莫德罗第一次访问中国，认识了担任中国共青团总书记的胡耀邦。“中国是非常远的国度，但是对我们的心来说很近。”
两年后一个沉闷的夏夜，柏林市区突然出现了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从此东德公民再也不能轻易地到西德旅行或移民，许多家庭被拆散，其中包括莫德罗一家，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生活在西德。
莫德罗担任了柏林市克佩尼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升任柏林地区党委书记，其间他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60年代，东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瓦尔特·乌布利希，他是后斯大林主义的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莫德罗称赞乌布利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政治家不同，他更加懂得这种辩证法，曾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乌布利希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改革，以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世界经济保持联系，而不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1971年，乌布利希被撵下台，建造柏林围墙的决策和组织者昂纳克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统治。这背后是苏联在指使。诚如莫德罗所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与苏联的事态发展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东方领导集团的养子。”
43岁的莫德罗被提拔为统一社会党中央联络部部长，两年后又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德累斯顿区委第一书记。早在“二战”前，德累斯顿就已经是德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在东德时期，它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中心。
在昂纳克时代，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开始盛行。“领袖的画像，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和悬挂。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个人身上。宣传机器花大量时间和篇幅在宣扬领袖。”
莫德罗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化身，他的任何一次讲话和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仅被视为是正确的……如果他把党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他就是好样的，不会犯错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罢免他也就没有按照民主的程序。他要么死在工作岗位上，要么被推翻。”
作为东德共产党领导核心中的一员，莫德罗难道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反思吗？“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都是一种进步吗？我们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服务？……我们是为掌权而掌权，或是行使权力为所有人谋福利？”
莫德罗承认，“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曾经提出过，然而，仅在私下里、在小圈子里悄悄议论过，相反，在可能引起集体反思和集体行动的时刻，我们全都噤若寒蝉，闭上了嘴。”
二
转折的时刻到来了。
在接连送走了三位治国的病夫之后，苏联终于迎来了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和此前领导人铁青冷酷的面孔相比，戈尔巴乔夫脸上充满笑容和愉悦，吸人眼球。他机智灵活，自由回答问题，逻辑清晰。这个清新的形象获得了国内外的好感。
莫德罗也非常看好新的苏联领导人。此时的东德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西方几十亿的外债勉强维持国家的经济。
莫德罗认为：“这种状况不是阶级敌人（尽管阶级敌人一直在给我们的生存制造困难）造成的，而主要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理念造成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但是昂纳克认为“本国的”社会主义近乎完善，反对一切改革方案。如果提出改革的问题，那就等于在批评他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目光短浅、爱发牢骚，结果是被整肃、处分，甚至被赶出国门，“这种‘民主集中制’能保障一个领导人凌驾于全党之上”。
也是在1985年，一个苏联克格勃来到德累斯顿，从事收集有关北约和美军部队军事情报的间谍工作。作为德累斯顿区委第一书记，莫德罗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个名叫普京的人——他半开玩笑地说：“他的上司经常找我，普京还没有资格找我呢。”
莫德罗密切关注苏联的改革。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堆新词：“新思维”“更多民主就是更多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建立欧洲大厦”“公开性”，等等。因公开性而带来的一些言论让已有30多年党龄的莫德罗感到不安，不过他自我安慰道：“当打开拦河坝的闸门放水时，同水一起流出来的还有垃圾漂浮在水面上。等到水面平静下来，一切脏东西都会重沉水底。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知道任何一个坏消息都会伤害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信，只有事实本身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的大厦建立在撒谎的基础之上，那它是不会牢固的。” 莫德罗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苏联堤坝的闸门，我们中了邪似地看着他施展魔法。我们立即想到，在我国也会发生变革，因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积累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此时匈牙利、波兰已经走上了改革道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初见成效。但是在最高统治者昂纳克看来，东德不需要进行任何改革。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改变现状。凡是和改革、和公开性有关的事物，昂纳克一概拒绝。
莫德罗表示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改革，他年轻开明的形象赢得了媒体的赞赏，一些西方媒体把莫德罗称为“希望之星”和未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戈尔巴乔夫”。苏联高层官员也暗示，希望看到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发生变化。1987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离任前夕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在回答“戈尔巴乔夫希望谁是昂纳克的接班人”时，他提到了莫德罗的名字。
昂纳克开始警惕起来。他向德累斯顿派出一个监察小组，目的就是找个理由把莫德罗拿掉。监察小组的报告称：“谁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谁就是想使国家回到1948年的状况，因为苏联如今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才处于1948年的水平”。
其实，此时东德的情况同样危如累卵。1989年初到8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它同奥地利的边界，4.3万东德居民绕道匈牙利逃往西德。全国各地连续爆发游行示威。10月18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九次全会上，77岁的昂纳克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
克伦茨作为昂纳克的接班人飞往莫斯科。他提醒戈尔巴乔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的孩子，这种父子关系必须得到承认”。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自顾不暇。
数天后，柏林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者达50万人。东德中央第十次会议选出了新的政治局，莫德罗当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态正朝着“进行实际改革的方向发展，主要之点是莫德罗被戏剧性地推举出来了……”
莫德罗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三
1989年11月9日，存在了18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一天时间里，竟有40万东德人涌入西德。
在莫德罗看来，“我们正是在这里被击败了。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多年来未能体察人们的情绪，使他们对事物失去了政治直觉，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利用这样一种历史机遇。具有指标意义的一个事实是，此后几天，没有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柏林墙前露面，而另一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有当政的政治家却都陆续走过这里。”
在柏林墙倒塌的第四天，莫德罗被东德人民议院选为总理。他临危受命，组建政府。此时，东德的政治家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要求德国统一的巨大压力。莫德罗发表政府声明，坚决拒绝统一，“我信赖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睦共处”。
莫德罗的构想是，分三阶段逐步实现德国统一，整个过程需要两三年时间。可是，历史进程在加速发展。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并就该党奉行的政策向人民道歉。
与此同时，各界联席“圆桌会议”做出决定：建立新宪法，彻底解散由秘密警察组成的国家安全系统，并于第二年5月实行政治自由选举。
在德累斯顿，莫德罗第一次会晤了西德总理科尔。“会晤之后，潮水般的人群打着西德国旗，在圣母大教堂前热烈欢迎科尔。人们如醉如痴，使劲鼓掌，异口同声地呼喊要求统一的口号……德累斯顿大教堂前的集会使我明白，我关于建立联邦的设想也已成了一张废纸。”
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东德的经济合作降到了冰点，东德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莫德罗比喻说：“病入膏肓的苏联的孩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莫斯科却开始割断他的生命线。”
“圆桌会议”决定，将人民议院选举提前到3月18日进行，组成圆桌会议的新的政党和组织都要向政府派出代表。这一步骤表明，过去的执政党彻底让出了统治地位。同时，所有具有社会影响的力量都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莫德罗受命领导民族责任政府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直到3月18日“德国联盟”在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由“统一社会党”更名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只获得16%的选票。莫德罗辞职，他由此成为东德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共在职4个月零5天。
半年以后，1990年10月4日，德国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此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遭枪决，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成为总统。
历史尚未结束。1991年8月，在苏共中央的邀请下，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莫德罗到位于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度假，住处不远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别墅。在那里，莫德罗又见证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政变旋即失败，重返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职，苏联共产党解散了。莫德罗成为苏共中央的最后一批客人。
莫德罗至今仍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这个党现在仅有7万名党员，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六成。莫德罗曾当选为德国联邦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作为东德前领导人，莫德罗也被起诉，被判十个月监禁。
回顾苏东剧变的历史沧桑，莫德罗承认，“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表明是历史的终结。”
他在中国看到了希望，因为“狂妄的资本主义正统治全球——作为例外，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莫德罗的回忆录《我眼中的改革》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前不久，该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莫德罗本人也第十次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他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
东德为何失败？
《财经》：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深政治家，见证并参与了两德统一的全过程。但是，德国统一后留下来的只有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则不复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莫德罗：1971年昂纳克取代了乌布利希，改变原来发展经济的政策，把重点放在居民的消费上。结果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福利增长过快的现象。当时外电认为，光消费，不积累，会毁了国家的前途。
如果说乌布利希年代的经济机制是积累，那么昂纳克时期就是消费。这样一来，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自由，而且政治活动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开始盛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西方几十亿的外债勉强维持国家的经济。这种状况不是阶级敌人（尽管阶级敌人一直在给我们的生存制造困难）造成的，而主要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理念造成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登上政治舞台，便使我产生了也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的希望。但是昂纳克反对一切改革方案。他认为，“本国的”社会主义近乎完善。
到1989年，形势已经非常严重，昂纳克下台，我当了四个多月的总理。当时，大多数先前主张对国家进行社会改造的人已经无能为力。
1989年11月，13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西方的压力，我们这些负责管理国家的人也有过错。我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迫于形势，工作中的被动应付多于主动出击。
由于局势如此混乱，我们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问题的人。此时，苏联和东德的经济合作降到了冰点，东德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
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党选举失利以后，新的政府完全按照西边的方案行事，没有任何条件、没有提出任何讨价还价地全盘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统一方案。
《财经》：您说“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问题的人”，在您看来，苏联要对东德的消失承担重要责任？或者按照某些人士的说法，是苏联出卖了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莫德罗：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被莫斯科叛卖或者出卖的，虽然苏联确实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国家，但是不能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莫斯科。
确实，苏联使我们大家先天不足，天生得了幼稚病，后天又接受了军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缺少民主文化、没有自由、无权自由地出国旅游和选择居住地、封建家长式作风、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这些不好的风气都是苏联传染给每一个所谓的盟友的。
但是，我们自身应负的责任就减轻了吗？我们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没有起而抗争，也没有及时反躬自问：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都是一种进步吗？我们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服务？我们是在不懈追求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还是用党机关专政取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我们还有资格自认为是社会解放的先锋战士，或者仅仅是社会的管理者？我们是为掌权而掌权，还是行使权力为所有人谋福利？
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我们都提出过，然而，仅在私下里、在小圈子里悄悄议论过，相反，在可能引起集体反思和集体行动的时刻，我们全都噤若寒蝉，闭上了嘴。结果，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精力耗尽，走到了尽头，它撞上了它为自己设下的底线，它没有能力突破它，一旦它试图突破这条底线，便走向了沦亡。
苏联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财经》：在东德消亡之后的第二年，苏联也解体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解体结束？
莫德罗：这也是我多年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斯大林时期持续了将近30年。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许多人死在社会主义大型建筑工地上，劳动营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例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
1918年罗莎·卢森堡就警告说，要防止党的机关变成未来的专政机关。她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不管这种专政是苏联模式，还是德国模式、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罗马尼亚模式或者保加利亚模式，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如果真要做到名副其实，就应该按照另外的方式建立。
《财经》：在一些人士看来，如果进行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完善的。事实上，苏联历史上也不乏改革契机。
莫德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批判，但半途而废、停留于表面，没有深究斯大林犯错误的政治根源，更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深刻根源，因此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
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是旧体制里产生的人物，他执掌党和国家权力时，苏联社会、党、现存的组织机构和经济生活都陷入停顿之中。一切社会决议（包括经济管理）全由中央集权，生活完全官僚主义化，公民实际上像农奴一样受到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像在封建社会一样受到顶礼膜拜。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同时灰色经济到处泛滥，其后果是出现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党政领导中的特权阶层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权势，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司法部门对此熟视无睹，甚至参与掠夺国家的财富。
我们曾经确实希望1985年是改变航向的时候，认为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刻终于到来。那一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面临二者择一的尴尬境地：要么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同西方进行较量，要么告别莫斯科的传统思维，摆脱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束缚，倡导新的思维。
他选择了后者，他的新思维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危机作出的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会管理国家，无法控制国内的政局，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于是他开始采取过去惯用的手法，绕开矛盾走，实行妥协。结果，越往前走，越迷失方向。
苏联出现的这种危机已经具有结构性的原因，它的根源在于自列宁以来其经济和社会的特点，就是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化和自我孤立。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财经》：有人断言，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想断送社会主义，他是一个“叛徒”？ 莫德罗：戈尔巴乔夫并非另有图谋，尽管后来他说了一些相反的话。但那时，他信奉列宁、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
我认真阅读了1985年春季至1988年夏季改革早期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觉得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他的顾问班子，追求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更新、政治上获得解放和发展。
在我看来，谁要想坚持社会主义，谁就应该变革社会主义。如果你想使社会主义一成不变，那你就是在消灭社会主义。
我们这些当时的改革家们这样理解改革的内涵：改革不仅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正错误，而且还要进行根本的变革——让房间明亮起来，向世界敞开窗口。这是一场革命中的革命。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证明不能使社会主义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而戈尔巴乔夫则证明他自己没有能力来应对现实变革的巨大挑战。改革的失败直接打开了通向原始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一股脑儿地把责任推给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根子是在1917年以前。列宁曾极有远见地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比较容易，因为它的敌人已经土崩瓦解，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使事业持续下去，就需要百倍的谨慎小心和始终不渝。
应该反思什么？
《财经》：苏联消亡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在您看来，其中有哪些历史教训值得研究？
莫德罗：第一，苏联未能建立社会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新模式。苏联经济和财产关系的结构经历了许多阶段，最后把经济工作推向了极端：高度集中的计划和领导、官僚化、取消经济合同和只允许两种所有制存在——国家所有制和合作所有制。结果造成经济停滞，人民生活艰难，民怨沸腾。
第二，苏联的政治制度已经变形。党和国家的高度官僚化、滥用权力、升官弄权、机会主义破坏了民主的基础和工作中的公正性。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许多错误，但是斯大林主义的根子未被拔除。
第三，苏联的崩溃使得人们对其每一项政策都疑窦丛生，使世代相传的种种价值观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思想威信扫地。
《财经》：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1917年的俄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十月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莫德罗：重新对历史问题展开辩论无可厚非，但这种观点纯粹是经院式的。当群众奋起反对暴君、反对不人道的制度时，他们并没有向历史求证：是不是已经到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了？
他们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使自己摆脱贫困。1917年—1918年，俄国的男人、工人、被剥夺权利的人、被流放的和受奴役的人正是这样做的。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只是向他们指出了斗争方向和表达不满的形式。
《财经》：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说明，十月革命确实带来了诸多问题。站在今天的角度，您觉得应该反思什么？
莫德罗：我们这些出生较晚的革命追随者应当自责的是，我们不加分析地相信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列宁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红色恐怖只是用来回击白色恐怖，等等。
我们的世界观植根于一种信念：我们永远有理，真理和进步在我们这一边。这使得我们以傲慢和怀疑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想法的所谓“对手”，将那些善于思考、往往不过是思路不同的人打入另册。我们不应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橱柜，把各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分门别类放进不同的抽屉里。
苏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的错误，这对我来说犹如当头一棒，然而，当时我认为，斯大林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蜕化物，而非社会主义本身，斯大林本人攫取并滥用了权力，但他是独行其是的个别人物，并无普遍性。
我们不曾问过，是不是每一个总书记都不会重蹈斯大林的覆辙？我们也不曾问过，哪儿有对独裁者实施监督和管理的民主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我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信仰”
《财经》：在经历了历史的巨变以后，您是否仍然信仰社会主义？
莫德罗：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表明是历史的终结，我也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谁也不想再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面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我坚信，如果人类想有未来，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唯一的前途。
《财经》：您至今仍然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名誉主席，这个党的宗旨是什么？
莫德罗：我们党的党章写道：“民主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它从事政治活动的目标和行动。”
党纲规定：“民主社会主义党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向人民中间这样一些力量敞开大门，这些力量主张建立一个社会公正和人们亲密无间的社会。它特别重视工人和所有其他劳动者。它不追求垄断权力。它同精神上的排斥异己、妄自尊大、传教士式的布道宣传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格格不入。我们反对垄断真理。”这些主张今天仍然有效。
《财经》：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曾经总结道，苏联消亡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的三个垄断：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和垄断真理。
莫德罗：垄断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所以我们反对垄断，尤其反对垄断思想。罗莎·卢森堡认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也应享有自由。而卡尔·马克思认为，个人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前提。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是自由、正义和团结。
追求公正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仅仅是保存了下来。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的紧张程度日益加剧，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大自然和人受到无情的掠夺和剥削，社会和国家间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还有核战争的威胁和自我毁灭。
被认为是左派的政治力量已被唤醒，这种力量不仅批评现状，而且正在为未来探寻可行的方案，正在争取社会上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支持。狂妄的资本主义正统治全球——作为例外，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古巴和北朝鲜正在为生存而斗争，我们有理由和他们保持团结。
《财经》：苏联解体20多年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很活跃，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有些左翼政党甚至成为执政党。这是否说明，欧洲又开始向左转呢？
莫德罗：如果说在今天的国家杜马或者别国的议会中形成了一些左翼党团，这只是表明议会中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要据此回复到已被废掉的体制，是完全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新思维今天已经成为拉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无论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还是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情况都是如此。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替代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随着苏联的垮台而宣告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回答不了这个问题。20世纪那样的革命，也不会重新出现。但是，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内外发生的变化，已被提到日程上来。
当今世界的变化，昨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要求人们进行独立思考，要把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与此同时，还要开始重新评判财产问题、生产方式方法问题、生活方式方法问题，以及贫富之间的对立问题等，并为社会发展寻找新的途径。
感谢杜文棠先生为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