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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角丛书》是著名编辑出版家赵家璧主编的第一套丛书。该套丛书在形式上借鉴西方出版丛书，与赵家璧的生活、学习经历以及求索精神息息相关。但是，该套书最初并未因新的形式而畅销，其出版畅销肇始于“九一八事变”下赵家璧紧捕热点向罗隆基、胡愈之约稿而陆续取得的，以此带动了相关图书的持续销售。在《一角丛书》出版后期，赵家璧也出于个人旨趣向名家约稿，并对出版内容做出调整，在市场实践中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关键词] 形式 内容 赵家璧 《一角丛书》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1-0121-04
[Abstract] One-corner Series are the first series books which were edited by the well-known editor Zhao Jiabi. The series books were in the form of Western publishing series of forms and tha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Zhao Jiabi's lif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he spirit of the search. However， the books were not originally sold out in the new form， and their best-selling publications began under the hot spots of the "September Eighteen Incident”， and Zhao asked Luo Longji and Hu yuzhi to write books. In the One-corner Series published later， Zhao Jiabi asked famous writers to write books， and began to make adjustments in the market practice to achiev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unity.
[Key words] Form Content Zhao Jiabi One-corner Series
赵家璧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他卓越的编辑成就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出版领域他以主编《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晨光文学丛书》等为业界所津津乐道，尤其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以恢宏不凡的出版规模、不凡的见识，开创了中国“大系”出版的先河。后辈承其前续，沿袭其出版理念，分别推出“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等系列著作。
《一角丛书》是趙家璧主编的第一套丛书，该套书以低定价、小开本开一时图书形式之新，从1931年到1933年前后共出版80种，畅销50余万册，成为后来《五角丛书》《六角丛书》成功的先导。晚年赵家璧认为，“这些从外国书刊七拼八凑编译而成的小册子，说明这套丛书早已患了先天不足之病”[1]，承认该套丛书存在巨大缺憾。该套丛书在当时取得不菲销量，其内在缘由值得探究。本文从图书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内在关联的角度进行分析，探求赵家璧出版实践过程中编辑思想的变化，以期对编辑出版范例作出部分阐释，并求教于方家。
1 “图书形式决定出版内容”编辑思想的形成与发端
一人编辑思想的形成并非仅与出版实践相连，还与实践者学习、生活以及社会经历息息相关。赵家璧的编辑意识正是根植于其生活土壤。他于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于上海，大学选读英国文学，为了学习的需要，经常往图书馆西洋文学部门的藏书库去找书读，深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全集吸引。其时，上海的出版事业极为繁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林立，各种丛书迭出，仅就目前统计的民国出版的6000余种丛书中，上海就占了2524种[2]。赵家璧见到成套的《万有文库》《ABC丛书》等遐想不已。赵家璧回忆，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开设在南京路四川路附近的别发洋行和中美图书公司等几家西书铺。
午休时间或下班以后，我常在那里徘徊欣赏、乐而忘返。各种进口图书，特别是成套的文学丛书，例如《哈佛大学文学丛书》《万人丛书》和《近代丛书》等，一律开架陈列，随你翻阅。……有一次，我在西书铺里看到一套用淡蓝色书面纸做封面的袖珍小丛书。六十四开骑马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有，一个专题薄薄一册，都出自专家学者之手，售价一律美金五分。丛书名《蓝皮小丛书》（Little Blue Book），几十种小书排满在一张小方桌上任你选购[3]。
显然，赵家璧是被《蓝皮小丛书》的装帧形式吸引，“就在这张桌子前站住了，呆呆地想出了神”。因此，他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就同专管出版印刷和成本的同事商量，经过反复核计，拟定了一个初步规划。“用半张白报纸六十四开，可开得六十四页，能排一万五六千字，售价一角，销三千册可保本”。第一套丛书的蓝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描绘了出来。
图书出版一般是内容决定形式，即根据图书内容来决定图书的装帧、定价等外在因素。而赵家璧策划《一角丛书》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根据装帧、成本、定价来反推图书的盈利平衡点，然而仅仅大致确认图书具备可操作性后就认为整套丛书可行显然是仓促的。赵家璧后来也承认，“当时手头并无大量存稿，更没有一个事先考虑周到的规划。当这样一个事先不收预约，成本有限，规模不大，可进可退的丛书计划，送给伍联德审阅时，他认为颇有新意，点头同意了”[4]，究其原因，广告中这样写道：
我们鉴于杂志和丛书，两都有其缺点；杂志的文章，短而且杂，收集既不易，携带又不便。丛书呢，目前都是些大纲概要，低的人不要看，高的人不屑看，而那些大块文章，时间精力，两具耗费，加之定价既贵，内容又缺少时间性。我们创办定期出版的一角丛书，便是把杂志、丛书的短处丢掉，而把两者的长处，兼收并蓄[5]。 自九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五出版，六十四开装订丛书一厚册，有哲学文艺科学政治小说等类，用重磅报纸精印，封面美丽可爱。每册约二三万字。较之普通杂志及丛书，定价既廉；而本书题材，又适合一般人之脾味。按此次为本公司七周纪念年，为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切实之贡献起见，故本书定价之低廉，为从来所未见[6]。
广告内容中虽然提及“六十四开”图书开本，但是，普通读者对开本并无直观概念，而售价低廉则直指读者内心需求。低廉之价格实际上正是图书内容含量以及载体开本的外在反映。
2 一角丛书编纂内容与丛书形式的内在矛盾分析
赵家璧最初策划《一角丛书》时，并非没有意识到自身作者资源有限所导致的内容上的缺陷。赵家璧本人爱好文学毋庸置疑，但考虑到自己认识的知名作家寥寥无几，三年来编的《中国学生》上发表的文艺作品为数不多，一开始就编一套限于文学方面的丛书条件尚不成熟。所以，丛书所选精度不足，以多收门类来弥补。“丛书内容，将包罗多种门类，计划关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等知识性方面选题将占半数，小说、散文、传记等将作为争取的重点”。
在实际出版过程中，《一角丛书》只是一个形式框架，入选的丛书内容驳杂，除最初设定的学科外，自然、军事、科学、教育、医学、音乐、艺术等稿子都被收录其中。可见，早期赵家璧在选稿标准上比较简单随意，主要视手头可得的稿子而定。
《一角丛书》内容之杂也源于赵家璧作者队伍的有限，除中国作者外，还有国外作者的译作；既有畅销书作者更有藉藉无名之辈，而且显然后者占了多数。在前期作者中，主要是赵家璧的朋友、老师、同学以及同事（见表1），当然也有自己以笔名编译的著作。
《良友画报》刊登广告时声称，作者队伍中“徐志摩、胡适之、施蛰存、甘乃光、梁得所、明耀五、潘予且等，悉属国内知名之士”[7]，实际言过其实。尽管徐志摩答应赵家璧写一本《秋》，但是仅有一篇文章，答应的另外一篇文章却迟迟未交。直到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赵家璧为凑篇幅亲自动笔，耗时三天三夜写了一篇《写给飞去了的志摩》，并在书后附英文版《翡冷翠日记》才勉强凑成一本书。《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的自述》封面署名胡适等著，实际是胡适、韦尔斯、爱因斯坦、杜威发表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四篇《我的信仰》译文的合集。梁得所、明耀五是良友画报公司的员工，虽然写过专栏文章，但影响力有限。潘予且是大学老师，影响力主要限于学界。甘乃光是国民党要员，在此之前虽编纂《国父全集》，但是其著作并未列入80种出版书目中。施蛰存当年刚刚主编《现代》杂志，才崭露头角，与盛名在外的胡愈之、鲁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一角丛书》囿于作者相对狭小的作者圈子和组稿范围，妨碍了这套书体现内容上的价值，导致丛书在内容上没有鲜明的特色”[8]，整套丛书内容良莠不一，因此，除了少数收藏者会购买全套外，大多数读者只会就自身感兴趣的内容购买，以致每本书的销量不尽相同，有的差别还很大。在此过程中，赵家璧不断尝试，寻求突破口并积累着编辑出版经验。
3 热点引爆与丛书出版的效应累积
《一角丛书》甫初上市的新书共有5种：《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的自述》《史太林传》《不开花的春天》《生命知识之一瞥》《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几天后，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全国人们所关心的只有两个字——东北。读者迫切知道东北事变的原因何在？东北现状如何？是否会引起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因此而发生？这些从外国书刊七拼八凑编译而成的小册子，“放在门市部简直无人问津，外地书商反应冷淡”。这表明，纯粹以低价、小开本的图书形式来吸引读者而不注重内容质量，不了解读者喜好，并不能取得市场的成功。赵家璧进行反思，“再细细检查第一批十二种选题和作者队伍，才发觉即使不发生‘九一八’事变，这样内容的丛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回顾这一段时间，虽然估计不过两三天，在我漫长的编辑生涯中，可以说是关键性的。我开始认识到必须大胆地冲向社会，向具有影响的作家组稿”[9]。
赵家璧当时基于自身的人脉网络考量，先到光华大学校园里找执教的罗隆基，请他为丛书写稿。第二天一早，罗隆基就写了一篇《沈阳事件》。文章不够一本，赵家璧就加了两篇资料作附录，在排字房和印刷厂工友的配合下，五天后出书。这本突击出版的第六种丛书在各报上刊出广告后，十天中销了两版，共印九千册。就靠这一本书，把已出的五种书也带动了。
随后，赵家璧又于1931年10月初向《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约稿，不到一星期《东北事变之国际观》稿件如约而至。该书作为《一角丛书》第9种，又是一本轰动全国的畅销书。在追踪热点问题过程中，赵家璧又约其他专家写了《东北抗日的铁路政策》《日俄对峙中的中东铁路》《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剖视》等书稿，这些有关时事问题的内容为丛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秋》一书的出版。作为《一角丛书》第13种，该书是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九天后出版的，甫一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一角丛书》声名远播。
截至1931年底，四个月内《一角丛书》共出版20种图书，紧贴时事的作品就占据了6种。在整个热点事件追踪过程中，由知名作者畅销书的出现引爆市场，同时一系列相同类型图书的出版，也加深了读者以及经销商对《一角丛书》认知，形成了丛书出版的累积效应，加之价格低廉的优势，由此《一角丛书》相关图书的销量节节攀升，图书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四个月内销售达十余万册。
4 以名家作品作为常态化追求的出版路径转向
热点追踪只是编辑的一种非常态化行为，在捕捉热点过后，如何保证图书销量，赵家璧不免陷入迷茫困顿，何况赵家璧一直在工作上孤军奋战，还从未有过出版社供职的经验。1932年郑伯奇入职良友公司后，与赵家璧“朝夕相对”，对其影响颇深。
赵家璧将自身工作中的苦闷以及想主编文学丛书的理想向郑伯奇和盘托出。郑伯奇不仅仅在思想上给予鼓励，还将一批进步作家介绍给赵家璧，解了“作者荒”燃眉之急。因此，在郑伯奇的帮助下，赵家璧主编《一角丛书》的编辑思想，转向了以名家名作为思路的出版方向。通过郑伯奇，赵家璧结识了鲁迅、周扬、欧阳山、袁殊、丁玲、张天翼、钱杏邨等进步作家，他们都成为《一角丛书》的作者。从1932年4月开始，《一角丛书》开始出现许多左联、社联、剧联作家的作品。“这种状况始于郑伯奇用笔名郑虚舟创作的《日本的泛系运动》”[10]，该书列入《一角丛书》第33种。随后，作家丁玲的《法网》，钱啸秋的《苏联的新妇女》也在同月出版。紧随其后的钱杏邨《创作与生活》于次月出版，林伯修的《第二次五年计划》，茅盾的《高尔基传记》也接踵面世。这些作品兼具时代性与群众性的特点，深受廣大读者欢迎。
5 结 语
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于1933年底囿于紧张的形势出满80种而谢幕。作为一套最初以出版形式决定内容的丛书，赵家璧在其间展现了不凡的出版素养，其捕捉热点、结交作者的出版能力，在良友公司平台上将奄奄一息的《一角丛书》起死回生，并持续引爆市场。在图书出版的实践中，他从形式出发最终转换为将内容作为出版的主要考量的因素，并在市场实践运作中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编《一角丛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为随后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五角丛书》《六角丛书》的成功，正是建立在《一角丛书》所遵循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内在逻辑上而实现的。
注 释
[1][3][4][9]赵家璧.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J].新文学史料，1983（8）：227-237
[2]贾洪雁.民国时期丛书出版述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2）：63-66
[5][6][7]广告[J].良友画报，1931（9）
[8][10]芦珊珊.中国出版家：赵家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4，60
（收稿日期：2017-08-03）
[关键词] 形式 内容 赵家璧 《一角丛书》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1-0121-04
[Abstract] One-corner Series are the first series books which were edited by the well-known editor Zhao Jiabi. The series books were in the form of Western publishing series of forms and tha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Zhao Jiabi's lif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he spirit of the search. However， the books were not originally sold out in the new form， and their best-selling publications began under the hot spots of the "September Eighteen Incident”， and Zhao asked Luo Longji and Hu yuzhi to write books. In the One-corner Series published later， Zhao Jiabi asked famous writers to write books， and began to make adjustments in the market practice to achiev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unity.
[Key words] Form Content Zhao Jiabi One-corner Series
赵家璧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他卓越的编辑成就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出版领域他以主编《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晨光文学丛书》等为业界所津津乐道，尤其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以恢宏不凡的出版规模、不凡的见识，开创了中国“大系”出版的先河。后辈承其前续，沿袭其出版理念，分别推出“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等系列著作。
《一角丛书》是趙家璧主编的第一套丛书，该套书以低定价、小开本开一时图书形式之新，从1931年到1933年前后共出版80种，畅销50余万册，成为后来《五角丛书》《六角丛书》成功的先导。晚年赵家璧认为，“这些从外国书刊七拼八凑编译而成的小册子，说明这套丛书早已患了先天不足之病”[1]，承认该套丛书存在巨大缺憾。该套丛书在当时取得不菲销量，其内在缘由值得探究。本文从图书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内在关联的角度进行分析，探求赵家璧出版实践过程中编辑思想的变化，以期对编辑出版范例作出部分阐释，并求教于方家。
1 “图书形式决定出版内容”编辑思想的形成与发端
一人编辑思想的形成并非仅与出版实践相连，还与实践者学习、生活以及社会经历息息相关。赵家璧的编辑意识正是根植于其生活土壤。他于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于上海，大学选读英国文学，为了学习的需要，经常往图书馆西洋文学部门的藏书库去找书读，深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全集吸引。其时，上海的出版事业极为繁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林立，各种丛书迭出，仅就目前统计的民国出版的6000余种丛书中，上海就占了2524种[2]。赵家璧见到成套的《万有文库》《ABC丛书》等遐想不已。赵家璧回忆，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开设在南京路四川路附近的别发洋行和中美图书公司等几家西书铺。
午休时间或下班以后，我常在那里徘徊欣赏、乐而忘返。各种进口图书，特别是成套的文学丛书，例如《哈佛大学文学丛书》《万人丛书》和《近代丛书》等，一律开架陈列，随你翻阅。……有一次，我在西书铺里看到一套用淡蓝色书面纸做封面的袖珍小丛书。六十四开骑马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有，一个专题薄薄一册，都出自专家学者之手，售价一律美金五分。丛书名《蓝皮小丛书》（Little Blue Book），几十种小书排满在一张小方桌上任你选购[3]。
显然，赵家璧是被《蓝皮小丛书》的装帧形式吸引，“就在这张桌子前站住了，呆呆地想出了神”。因此，他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就同专管出版印刷和成本的同事商量，经过反复核计，拟定了一个初步规划。“用半张白报纸六十四开，可开得六十四页，能排一万五六千字，售价一角，销三千册可保本”。第一套丛书的蓝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描绘了出来。
图书出版一般是内容决定形式，即根据图书内容来决定图书的装帧、定价等外在因素。而赵家璧策划《一角丛书》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根据装帧、成本、定价来反推图书的盈利平衡点，然而仅仅大致确认图书具备可操作性后就认为整套丛书可行显然是仓促的。赵家璧后来也承认，“当时手头并无大量存稿，更没有一个事先考虑周到的规划。当这样一个事先不收预约，成本有限，规模不大，可进可退的丛书计划，送给伍联德审阅时，他认为颇有新意，点头同意了”[4]，究其原因，广告中这样写道：
我们鉴于杂志和丛书，两都有其缺点；杂志的文章，短而且杂，收集既不易，携带又不便。丛书呢，目前都是些大纲概要，低的人不要看，高的人不屑看，而那些大块文章，时间精力，两具耗费，加之定价既贵，内容又缺少时间性。我们创办定期出版的一角丛书，便是把杂志、丛书的短处丢掉，而把两者的长处，兼收并蓄[5]。 自九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五出版，六十四开装订丛书一厚册，有哲学文艺科学政治小说等类，用重磅报纸精印，封面美丽可爱。每册约二三万字。较之普通杂志及丛书，定价既廉；而本书题材，又适合一般人之脾味。按此次为本公司七周纪念年，为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切实之贡献起见，故本书定价之低廉，为从来所未见[6]。
广告内容中虽然提及“六十四开”图书开本，但是，普通读者对开本并无直观概念，而售价低廉则直指读者内心需求。低廉之价格实际上正是图书内容含量以及载体开本的外在反映。
2 一角丛书编纂内容与丛书形式的内在矛盾分析
赵家璧最初策划《一角丛书》时，并非没有意识到自身作者资源有限所导致的内容上的缺陷。赵家璧本人爱好文学毋庸置疑，但考虑到自己认识的知名作家寥寥无几，三年来编的《中国学生》上发表的文艺作品为数不多，一开始就编一套限于文学方面的丛书条件尚不成熟。所以，丛书所选精度不足，以多收门类来弥补。“丛书内容，将包罗多种门类，计划关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等知识性方面选题将占半数，小说、散文、传记等将作为争取的重点”。
在实际出版过程中，《一角丛书》只是一个形式框架，入选的丛书内容驳杂，除最初设定的学科外，自然、军事、科学、教育、医学、音乐、艺术等稿子都被收录其中。可见，早期赵家璧在选稿标准上比较简单随意，主要视手头可得的稿子而定。
《一角丛书》内容之杂也源于赵家璧作者队伍的有限，除中国作者外，还有国外作者的译作；既有畅销书作者更有藉藉无名之辈，而且显然后者占了多数。在前期作者中，主要是赵家璧的朋友、老师、同学以及同事（见表1），当然也有自己以笔名编译的著作。
《良友画报》刊登广告时声称，作者队伍中“徐志摩、胡适之、施蛰存、甘乃光、梁得所、明耀五、潘予且等，悉属国内知名之士”[7]，实际言过其实。尽管徐志摩答应赵家璧写一本《秋》，但是仅有一篇文章，答应的另外一篇文章却迟迟未交。直到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赵家璧为凑篇幅亲自动笔，耗时三天三夜写了一篇《写给飞去了的志摩》，并在书后附英文版《翡冷翠日记》才勉强凑成一本书。《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的自述》封面署名胡适等著，实际是胡适、韦尔斯、爱因斯坦、杜威发表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四篇《我的信仰》译文的合集。梁得所、明耀五是良友画报公司的员工，虽然写过专栏文章，但影响力有限。潘予且是大学老师，影响力主要限于学界。甘乃光是国民党要员，在此之前虽编纂《国父全集》，但是其著作并未列入80种出版书目中。施蛰存当年刚刚主编《现代》杂志，才崭露头角，与盛名在外的胡愈之、鲁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一角丛书》囿于作者相对狭小的作者圈子和组稿范围，妨碍了这套书体现内容上的价值，导致丛书在内容上没有鲜明的特色”[8]，整套丛书内容良莠不一，因此，除了少数收藏者会购买全套外，大多数读者只会就自身感兴趣的内容购买，以致每本书的销量不尽相同，有的差别还很大。在此过程中，赵家璧不断尝试，寻求突破口并积累着编辑出版经验。
3 热点引爆与丛书出版的效应累积
《一角丛书》甫初上市的新书共有5种：《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的自述》《史太林传》《不开花的春天》《生命知识之一瞥》《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几天后，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全国人们所关心的只有两个字——东北。读者迫切知道东北事变的原因何在？东北现状如何？是否会引起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因此而发生？这些从外国书刊七拼八凑编译而成的小册子，“放在门市部简直无人问津，外地书商反应冷淡”。这表明，纯粹以低价、小开本的图书形式来吸引读者而不注重内容质量，不了解读者喜好，并不能取得市场的成功。赵家璧进行反思，“再细细检查第一批十二种选题和作者队伍，才发觉即使不发生‘九一八’事变，这样内容的丛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回顾这一段时间，虽然估计不过两三天，在我漫长的编辑生涯中，可以说是关键性的。我开始认识到必须大胆地冲向社会，向具有影响的作家组稿”[9]。
赵家璧当时基于自身的人脉网络考量，先到光华大学校园里找执教的罗隆基，请他为丛书写稿。第二天一早，罗隆基就写了一篇《沈阳事件》。文章不够一本，赵家璧就加了两篇资料作附录，在排字房和印刷厂工友的配合下，五天后出书。这本突击出版的第六种丛书在各报上刊出广告后，十天中销了两版，共印九千册。就靠这一本书，把已出的五种书也带动了。
随后，赵家璧又于1931年10月初向《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约稿，不到一星期《东北事变之国际观》稿件如约而至。该书作为《一角丛书》第9种，又是一本轰动全国的畅销书。在追踪热点问题过程中，赵家璧又约其他专家写了《东北抗日的铁路政策》《日俄对峙中的中东铁路》《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剖视》等书稿，这些有关时事问题的内容为丛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秋》一书的出版。作为《一角丛书》第13种，该书是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九天后出版的，甫一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一角丛书》声名远播。
截至1931年底，四个月内《一角丛书》共出版20种图书，紧贴时事的作品就占据了6种。在整个热点事件追踪过程中，由知名作者畅销书的出现引爆市场，同时一系列相同类型图书的出版，也加深了读者以及经销商对《一角丛书》认知，形成了丛书出版的累积效应，加之价格低廉的优势，由此《一角丛书》相关图书的销量节节攀升，图书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四个月内销售达十余万册。
4 以名家作品作为常态化追求的出版路径转向
热点追踪只是编辑的一种非常态化行为，在捕捉热点过后，如何保证图书销量，赵家璧不免陷入迷茫困顿，何况赵家璧一直在工作上孤军奋战，还从未有过出版社供职的经验。1932年郑伯奇入职良友公司后，与赵家璧“朝夕相对”，对其影响颇深。
赵家璧将自身工作中的苦闷以及想主编文学丛书的理想向郑伯奇和盘托出。郑伯奇不仅仅在思想上给予鼓励，还将一批进步作家介绍给赵家璧，解了“作者荒”燃眉之急。因此，在郑伯奇的帮助下，赵家璧主编《一角丛书》的编辑思想，转向了以名家名作为思路的出版方向。通过郑伯奇，赵家璧结识了鲁迅、周扬、欧阳山、袁殊、丁玲、张天翼、钱杏邨等进步作家，他们都成为《一角丛书》的作者。从1932年4月开始，《一角丛书》开始出现许多左联、社联、剧联作家的作品。“这种状况始于郑伯奇用笔名郑虚舟创作的《日本的泛系运动》”[10]，该书列入《一角丛书》第33种。随后，作家丁玲的《法网》，钱啸秋的《苏联的新妇女》也在同月出版。紧随其后的钱杏邨《创作与生活》于次月出版，林伯修的《第二次五年计划》，茅盾的《高尔基传记》也接踵面世。这些作品兼具时代性与群众性的特点，深受廣大读者欢迎。
5 结 语
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于1933年底囿于紧张的形势出满80种而谢幕。作为一套最初以出版形式决定内容的丛书，赵家璧在其间展现了不凡的出版素养，其捕捉热点、结交作者的出版能力，在良友公司平台上将奄奄一息的《一角丛书》起死回生，并持续引爆市场。在图书出版的实践中，他从形式出发最终转换为将内容作为出版的主要考量的因素，并在市场实践运作中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编《一角丛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为随后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五角丛书》《六角丛书》的成功，正是建立在《一角丛书》所遵循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内在逻辑上而实现的。
注 释
[1][3][4][9]赵家璧.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J].新文学史料，1983（8）：227-237
[2]贾洪雁.民国时期丛书出版述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2）：63-66
[5][6][7]广告[J].良友画报，1931（9）
[8][10]芦珊珊.中国出版家：赵家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4，60
（收稿日期：2017-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