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念书时,32楼前有一家咖啡馆。每天晚上,宿舍里的同学熄灯入睡后,我就去咖啡馆写诗。我写了一首二百多行的长诗《雨季》,被骆一禾拿去发表在第一期的《十月》上。后来,我因为此诗得了“十月文学奖”的诗歌奖。
　　颁奖典礼在复兴饭店举行。我那时老是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门卫拦着不让我进,我对他说:“这个会,那些穿得衣冠楚楚的都是来看的,我是来领奖的。”
　　《雨季》得奖之后,我开始成为有点重要的诗人,各种疯子、傻子、骗子都来骚扰我。一个村民幻想诗人有某种特权,写信给我告他们村干部的状。一个哨兵跑来找我,说他写了些诗歌,想给我看看。他写得比金斯堡还金斯堡,我说:“你这么写,领导也不管你?”他“嘿嘿”一笑:“我们领导也写诗。”我说:“你写得这么疯狂、野蛮,你们领导也不管?”他又“嘿嘿”一笑:“我在我们那些人里算是有文化的。”我从没意识到哨兵脑子里会想些什么,他们几个小时在那儿站着,脑子里一团诗歌的风暴,真是太好玩了。
　　当时,东四有一个青年会,我们一个月在那儿聚会一次。后来,我们去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家聚会。戴杰有一个一居室,外屋谈买卖,里屋谈诗歌。谈诗歌的房间里有一盏灯可以拉下来。大伙儿围着戴杰,他把腿往凳子上一搁,把灯拉到鼻子那儿,从怀里掏出几千元钱往桌子上一扔:“这就是我们的活动经费。”
　　其中有一个叫刑天的,头发烫得跟印第安人似的,倒腾服装,也写诗。当时,全国人民都倒腾生意。他吹嘘自己是打架的好手,能一个拳头打好几人。他拉着我的手说:“西川,你要是有三长两短,就找兄弟我。”我立马觉得有人给自己撑腰了。
　　现在,圆明园诗社的人都不怎么写诗了,戴杰好像去安徽办了个养鱼场,每个人的命运如此不同。
　　“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始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运动”。但是,全国人民都很兴奋,一会儿是上海编本杂志让我邮寄诗歌,一会儿又是四川人跑来要跟我见面,弄得我家鸡犬不宁。
　　那时,我对自己充满希望,对中国的文学充满希望。尤其是在北京,我会出现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正在和别人一起创造历史。
　　(摘自《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