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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李平是国内外知名的油画家，讲他的故事其实并不是源于他独特的创作之路或者他在艺术界取得的成就，而仅仅因为他画笔下的主角里农民工。从他的画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更可以了解到最原色的农民工心理。
我画的是油画，油画的内容都是农民工。熟悉的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打老远一看，画板上黑压压的一片，不用想，这是李平的画。”
我也赞同他们的观点，因为我画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活计以及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黑压压的，这是一种感觉，我画的就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选农民工作为题材，这和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曾经和他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1979年，我毕业于大连师专美术专业，主修国画和版画。毕业后，我先后当过美术老师、文化馆的美术辅导员，这些貌似稳定却平淡无味的“铁饭碗”，无法留住我那颗不安分的心，于是几年后，我下海了，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轨迹。
我离开老家前往正在兴起的大连，那里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变革。那时候，装修刚刚兴起，大连正在刮起“刷房子”热。当地人发了疯似的往自家临街的墙体上刷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于是有一定绘画基础的我突发奇想：何不在墙体上“刷”画，既是自己的本行，又可以赚钱养家？
说干就干，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很快开了个装修公司。由于具有一定的绘画功底，没多久，我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刷房子“工头”：设计图纸，绘出图案，指挥农民工调色涂抹，大连街头很多五颜六色的墙体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装修公司，我和农民工结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名气大了，接的活就多了起来，自然招的工人也跟着与日俱增，很多来自不同省份的农民工都涌到我的门下。其实，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个“工头”，我和他们一样也是农民工。我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干活，接触久了，我对他们的善良、朴实、厚道，他们的小农意识、小心眼儿，包括他们乐什么、愁什么、想什么，都很了解，有时比他们自己都清楚。
就这样，和农民工一起摸爬滚打，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直到2003年我去了北京。
去北京是因为一个同学，他说在那里接了一个大项目，缺少一个像我这样既会绘画又懂装修的人，让我去帮忙，我暂时搁置了大连这边的活计，来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和中央美院的一帮老师讨论这个项目的设计方案时，他们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再次激起了我心底被压抑已久的绘画欲望。“你底子好，太想画的话，就去考中央美院研修班吧。”一位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再次回到了课堂，在中央美院研修班，我重新拾起了扔下十几年的画笔，开始学起了油画。
2004年，学校放暑假，同学们都相约到风景宜人的大连去采风。在大家都画山画水时，我感到一种空前的寂寞，这些好像都不是我想表达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最想展现的东西在哪里。这时，一个曾经的合作伙伴邀我到他工地上玩，提起来工地，我心中莫名地生出一种亲切，我毫不犹豫地赶到了那里。
虽说不远，但等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是吃中午饭的时间。这时，一大群农民工熙熙攘攘地从工地上下班回来，揣着饭碗往打饭的工棚赶去。打远处一看，黑压压的一片，除了黄色的安全帽加了点亮色，其余全是暗色调：黑黝黝的面孔、布满灰土或者颜料的手、脏乱不整的衣着以及被太阳暴晒后黝黑发亮的强劲的筋骨和肌肉。在夏日的午阳下，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挤闹，好像一个胜利大军朝我这边袭来。此时，正苦于寻找创作题材的我，突然灵感跃动，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人物吗？这不就是我最熟悉的生活吗？
当时我也顾不得等候已久的朋友了，支起画架，蹲在打饭的工棚前，开始画起来。疲惫饥饿的农民工这时也顾不得我在做什么了，各顾各挤着去打饭。这时，我酣畅地欣赏着这个久违的场面，农民工放工时的疲惫、打饭时的急切和他们的各种眼神、表情，甚至从他们的脸色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吃饭的渴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触动着我的神经。那一刻，我就在想，我这一辈子的艺术生涯恐怕都离不开农民工了。
这一画就是两个月，和农民工熟悉了以后，他们也乐于做我的模特。不需要化妆，不需要摆姿势，只要最自然的人，最自然的表情，照着他们的真实模样画。那个暑假，我创作了两幅大的作品——《打饭》和《涂料工》。画得很顺，很自然，画中的农民工像现实中一样具有憨厚朴实、勤劳能干的秉性，后来，我拿着让工地上的人看，他们竟然能清楚地说出画面中人物的名字。
我的画作后来也赢得了艺术界的赞誉，当然这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画画的路子。农民工，这个群体我曾经和他们朝夕相处，同欢笑共哀愁，我和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无法割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我最熟悉的，我这支画笔也只有和他们相连才真正有了灵魂。
如今，每个城市都日新月异，而每个城市的建设能离开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吗？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标志性人群。他们虽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往往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但是作为一个画家，我要记录下这个群体，记录下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所创造的这个阶段。
农民工，从此走上了我的画板。
最本色的农民工
其实比我画得好的人多的是，但是我和他们不同，我是走出画室的，我走进农民工的生活，我用手中的画笔画出底层农民工最本色的生活。最本色的农民工和画室里那些模特有天壤之别，即使再好的化妆师，也无法让模特彰显出那种生龙活虎，浑身蛮力的韵味儿。农民工天生的粗糙、粗壮，强健有力的筋骨和黝黑发达的肌肉，饱含沧桑的面容都是无法塑造的，这些都是浑然天成、活灵活现的。
为了有更多的机会走近农民工，我辗转在工地、火车站、广场以及他们吃饭睡觉的工棚，只要是农民工多的地方，我都去。有时候来不及画，我就先照下来，我的整个生活就是围着农民工画画、拍照。广场是农民工找活儿的地方，我经常在那里长待，有时会一连半个月都不离开。因为我想了解更多：除了吃饭干活，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广场上，他们围在一起打牌、看电视，看城市老太太跳广场舞等。这些我都随时抓拍下来，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我都不放过，有时我甚至去试探着了解他们远离家乡、夫妻分居的私生活，这些才是他们最本色的生活状态。 由于和他们厮混熟了，一个私交不错的农民工告诉我一个集体娱乐的地方。在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在一座立交桥底下找到了那个地下小广场。那种场面，让我一下震惊了。嘈杂吵闹得像个集贸市场，男男女女，黑压压一片，足足上千人，吸烟的、喝酒的、吵嚷的，乱哄哄的。但是灯一闭，动感的流行歌曲一响，所有的人都蹦跳起来，整个广场都沸腾起来。遗憾的是，太黑了，我一张照片都没有拍到。但是我能想象他们在黑暗的遮盖下，一颗颗完全自由奔放的内心。
很多画家也想画农民工，但是往往无法走进工地，无法接近农民工。可能是他们脸皮儿太薄吧，往往被保安吼两句就脸红了，不敢再坚持下去。其实和他们打交道是有技巧的，我的方法就是请他们吃饭，和他们真正交朋友。我每次去工地，都会到农民工经常光顾的小饭馆等着，他们收工回来，我就主动搭讪，“老哥”“老弟”地叫着，再掏钱请他们吃饭，不长时间就和他们熟悉起来。
一旦混熟，农民工就会让你随便照。刚开始他们有些紧张，姿势摆得很正，还时不时地捋捋头发，整整衣领。时间一长，他们就自然了，甚至不再关心镜头这回事，只顾吃饭聊天。
有些农民工，好奇心很强，总是围着我问“画这个干啥用”，这时我会说：“好看呗，你们往墙上涂抹，为了美观，我往画布上涂抹，也是为了一种美！”“黑压压的，没看出来有啥美的！”他们往往不理解，也不需要你更深的解释。很快，他们又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上去了。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无奈的事，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一个工地上拍照，工棚里几个正在吃饭的农民工彼此低语了一会儿，向我走来。“你是记者吧，我们4个多月没有领到工钱了，能不能帮我们报道一下？”领头的农民工有些忐忑地说。“我不是，我只是过来照相的！”我只好解释道，他们当时突然黯淡的眼神让我至今难忘。
几年下来，我已经积攒了几万张农民工的照片，足够我画好多年。有时翻看这些照片时，他们或喜或悲、或苦或乐的表情都会让我想起和他们一起待过的日子。
有时候看着心里发酸
经常在工地上混，很多工地的门卫见了我就主动打开大门，我会顺手塞给他一包香烟，工地的包工头也很我熟络，任由我转着取景取材。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工棚，因为那里是农民工最长待的地方，也是他们吃喝睡觉的最本色生活的场所。
刚开始进工棚，那叫一个味儿啊，臭鞋臭袜子味儿、烟味儿、汗渍味儿，潮湿霉变味儿等等，迎面扑来。好在，我早已经熟悉了这种味道。有些刚来的农民工不明白咋回事，看到摄像头就躲着、藏着，甚至钻到被窝里。后来也慢慢熟了，和其他熟络的农民工一样，在镜头前不再拘谨，任由我拍，他们一如既往地吃饭、打牌、聊天甚至脱衣服睡觉。我也好不顾忌，见什么拍什么，吃饭、喝酒、打架、洗澡……
有时候闲下来时，我会打开电脑，不停地翻看他们的照片。他们打饭时的迫不及待、喝酒时的爽快带劲儿、打牌时的起劲专注、睡觉时的酣畅淋漓，看到这些，我似乎能听到他们前拥后挡的熙攘声，幺五喝六的叫喊声，鼾声如雷的酣睡声……有一张照片我很喜欢，照片上五六个农民工排成一队，正走向工地。他们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扛着铁锨，衣服单薄，寒风中脸已冻得通红，在飘着细雪的清晨，显得格外醒目。这样的照片我拍了很多，也画了很多，他们打饭、干活的场景充满了十足的生活味儿。
中午，我有时会跟着农民工在工地上吃饭，他们一收工就成群结队地往工棚赶，饭菜随便吃。菜都是时令菜，萝卜、芹菜、大白菜等，大锅炖制，多放盐，少搁油，除了咸，没啥味道，但是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打完饭，他们一手端着半缸子菜，一手拿着筷子，筷子上穿着两三个馒头。说到馒头，工地上的馒头特好吃，手工揉制，大锅蒸熟，冒着麦香的味道，有些出大力的小伙子有时一顿能吃三四个，用筷子一穿一串，边啃馒头边吃菜，吃得相当有食欲。
因为菜太咸，加上干力气活要出很多汗，工地上的人就特别能喝水。他们喝水不是论碗喝，而是提起一大壶凉白开仰着脖子往嘴里灌，眨眼功夫，一壶水就进肚了。有时水还没有烧开，人已经渴得不行，干脆对着水龙头咕咚咕咚地喝上一通，喝完接着干活。
为了解乏，他们吃饭有时会喝些啤酒，量不多，一瓶就行，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面下午还要干活，不能多喝。工地上的啤酒大多是粗制滥造的，没有正规包装，但是便宜，一块左右，这对平时节俭的农民工来说，也是对自我辛苦的一种犒劳。一瓶啤酒拿到手，不用起盖器，拿牙一咬，“啪”的一声瓶盖就开了。有时他们会比赛开瓶盖，有的能用肚皮把瓶盖吸开，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高手在民间呀！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农民工都是五六十岁的，其实很多人年纪并不大，只是从事的活计太累太苦，靠出卖苦力透支着健康和青春。尤其到了夏天，工程赶得紧时，他们一天要加班加点地干上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再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吃的伙食简单，很多刚40岁的人就过早地走出了壮年。记得一个工友面对镜头时曾经对我说：“干建筑这活太累了，很多农民工能干活挣钱的日子并不长，往往过了40岁就开始疾病缠身，干不动了，这都是过分透支身体的结果。”有时候也会碰见五六十岁的农民工，每当看到他们已经完全变形的手指时，我的心都在颤抖……身体累垮的农民工不得不离开工地，但是一波离去，会有另一波农民工涌进工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建造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同时也构筑着他们各自家庭的温暖梦想。
记得一天上午，我在常去的一个工地转悠着找素材。不远处，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老民工在附近的小卖铺门口东张西望，神情紧张。我一下子好奇起来，就偷偷地在十米外的远处望着他。这个老民工迟疑了一会，还是不舍得离去，左看看，右看看，眼神不时地朝他脚前方张望。我也顺着他的眼光望去，原来有一个被踩碎的茶叶蛋。等他弯下身准备捡起茶叶蛋时，我连忙把镜头对准他。不巧的是，他发现了我，立马收手，朝我不好意思地傻笑，我瞬即按下了快门。接着，他挽了挽裤腿，装作抓痒痒。过了一会，他还是原地不动，迟迟不愿意离开。我也想抓拍下这个镜头，他又不愿意让我看见他的意图，我们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愿意离开。后来，我对他挥了挥手，说：“你捡吧，我不拍了！”便准备转身走，这时，他很快弯下身去捡茶叶蛋，然后，在安全帽的遮挡下，又很快把整个鸡蛋变进了肚里。 如今，这张照片成了我最珍爱的一张，我把它变成了我最得意的一张画作。画面上老民工太有意思了，当时都把我逗乐了。那憨厚而有些尴尬的傻笑，那有些可笑又让人心酸的眼神，有时候看着看着，我会不自觉地泪流满面。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找这个老民工，想请他吃个饭，但是再也没见过他。一个工地的工友说他回老家了，小儿子要结婚，他回去盖房子去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我有一个“野心”
或许有人会质疑：绘画艺术是一种高雅的东西，很多人买张画挂到家里也是为了美感，你看你画的农民工，总是黑压压的一片，一点儿也不美。作为一位职业画家，你这些东西怎么卖出去？你又拿什么来养家呢？
其实这样的担心我也有过，但是就在几年前，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是我去上海参加的一场艺术拍卖会，也是我第一次卖自己的画。当时我的妻子也去了拍卖现场，看到不少美院教授的画作流拍了，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他们名家的画都卖不出去，我的会有人看上吗？”我心里十分忐忑。
很快轮到我的《打饭》了。刚被挂出来，有人就报出了15万的报价，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这幅画以19.8万的价格成交，另一幅画《涂料工》也以16.5万的价格被人买去。我当时真的有些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压根没想到自己的画会这么好卖。或许是农民工的题材更能触及人最柔软的神经吧，他们不仅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更多的艺术爱好者。
难忘2007年，那是全国“两会”期间，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了一场“新农村画展”，会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两会代表都被邀请过去参观。当时我的农民工油画《钢筋班合影》就挂在大厅中央，吸引了很多代表委员前来观看和合影留念。这种情景让我很难忘，我想在这些代表委员的心中，这幅油画不再是一幅画作或者艺术，而是整个农民工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底蕴的呈现。
当然买我画的人都不是挂在家里的，而是收藏。我有一个来自日本的朋友，他说看到我的画就想起来他的祖国。在日本也曾经出现过农民工现象，当时很多北海道的农民进城务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这个阶层逐渐消失，农民工现象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他收藏了我的不少画作，他说这是历史的载体。
当时我就想，农民工在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社会不断演进，农民工这个群体以及这个词也会消失。所以，趁现在我的共鸣还在，农民工行业热火朝天，我要用我的画笔把这个历史符号、文化现象保存下来。当然，我和农民工还有一定的隔阂，我还没有完全渗入他们的生活，我还没有完全自主的能力把我内心那股强烈的感受表达出来。我有一个“野心”，在进一步加强我的绘画技艺的基础上，让中国的农民工，以世界性的绘画语言，走出去，让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农民工。
我画的是油画，油画的内容都是农民工。熟悉的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打老远一看，画板上黑压压的一片，不用想，这是李平的画。”
我也赞同他们的观点，因为我画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活计以及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黑压压的，这是一种感觉，我画的就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选农民工作为题材，这和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曾经和他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1979年，我毕业于大连师专美术专业，主修国画和版画。毕业后，我先后当过美术老师、文化馆的美术辅导员，这些貌似稳定却平淡无味的“铁饭碗”，无法留住我那颗不安分的心，于是几年后，我下海了，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轨迹。
我离开老家前往正在兴起的大连，那里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变革。那时候，装修刚刚兴起，大连正在刮起“刷房子”热。当地人发了疯似的往自家临街的墙体上刷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于是有一定绘画基础的我突发奇想：何不在墙体上“刷”画，既是自己的本行，又可以赚钱养家？
说干就干，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很快开了个装修公司。由于具有一定的绘画功底，没多久，我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刷房子“工头”：设计图纸，绘出图案，指挥农民工调色涂抹，大连街头很多五颜六色的墙体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装修公司，我和农民工结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名气大了，接的活就多了起来，自然招的工人也跟着与日俱增，很多来自不同省份的农民工都涌到我的门下。其实，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个“工头”，我和他们一样也是农民工。我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干活，接触久了，我对他们的善良、朴实、厚道，他们的小农意识、小心眼儿，包括他们乐什么、愁什么、想什么，都很了解，有时比他们自己都清楚。
就这样，和农民工一起摸爬滚打，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直到2003年我去了北京。
去北京是因为一个同学，他说在那里接了一个大项目，缺少一个像我这样既会绘画又懂装修的人，让我去帮忙，我暂时搁置了大连这边的活计，来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和中央美院的一帮老师讨论这个项目的设计方案时，他们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再次激起了我心底被压抑已久的绘画欲望。“你底子好，太想画的话，就去考中央美院研修班吧。”一位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再次回到了课堂，在中央美院研修班，我重新拾起了扔下十几年的画笔，开始学起了油画。
2004年，学校放暑假，同学们都相约到风景宜人的大连去采风。在大家都画山画水时，我感到一种空前的寂寞，这些好像都不是我想表达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最想展现的东西在哪里。这时，一个曾经的合作伙伴邀我到他工地上玩，提起来工地，我心中莫名地生出一种亲切，我毫不犹豫地赶到了那里。
虽说不远，但等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是吃中午饭的时间。这时，一大群农民工熙熙攘攘地从工地上下班回来，揣着饭碗往打饭的工棚赶去。打远处一看，黑压压的一片，除了黄色的安全帽加了点亮色，其余全是暗色调：黑黝黝的面孔、布满灰土或者颜料的手、脏乱不整的衣着以及被太阳暴晒后黝黑发亮的强劲的筋骨和肌肉。在夏日的午阳下，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挤闹，好像一个胜利大军朝我这边袭来。此时，正苦于寻找创作题材的我，突然灵感跃动，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人物吗？这不就是我最熟悉的生活吗？
当时我也顾不得等候已久的朋友了，支起画架，蹲在打饭的工棚前，开始画起来。疲惫饥饿的农民工这时也顾不得我在做什么了，各顾各挤着去打饭。这时，我酣畅地欣赏着这个久违的场面，农民工放工时的疲惫、打饭时的急切和他们的各种眼神、表情，甚至从他们的脸色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吃饭的渴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触动着我的神经。那一刻，我就在想，我这一辈子的艺术生涯恐怕都离不开农民工了。
这一画就是两个月，和农民工熟悉了以后，他们也乐于做我的模特。不需要化妆，不需要摆姿势，只要最自然的人，最自然的表情，照着他们的真实模样画。那个暑假，我创作了两幅大的作品——《打饭》和《涂料工》。画得很顺，很自然，画中的农民工像现实中一样具有憨厚朴实、勤劳能干的秉性，后来，我拿着让工地上的人看，他们竟然能清楚地说出画面中人物的名字。
我的画作后来也赢得了艺术界的赞誉，当然这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画画的路子。农民工，这个群体我曾经和他们朝夕相处，同欢笑共哀愁，我和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无法割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我最熟悉的，我这支画笔也只有和他们相连才真正有了灵魂。
如今，每个城市都日新月异，而每个城市的建设能离开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吗？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标志性人群。他们虽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往往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但是作为一个画家，我要记录下这个群体，记录下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所创造的这个阶段。
农民工，从此走上了我的画板。
最本色的农民工
其实比我画得好的人多的是，但是我和他们不同，我是走出画室的，我走进农民工的生活，我用手中的画笔画出底层农民工最本色的生活。最本色的农民工和画室里那些模特有天壤之别，即使再好的化妆师，也无法让模特彰显出那种生龙活虎，浑身蛮力的韵味儿。农民工天生的粗糙、粗壮，强健有力的筋骨和黝黑发达的肌肉，饱含沧桑的面容都是无法塑造的，这些都是浑然天成、活灵活现的。
为了有更多的机会走近农民工，我辗转在工地、火车站、广场以及他们吃饭睡觉的工棚，只要是农民工多的地方，我都去。有时候来不及画，我就先照下来，我的整个生活就是围着农民工画画、拍照。广场是农民工找活儿的地方，我经常在那里长待，有时会一连半个月都不离开。因为我想了解更多：除了吃饭干活，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广场上，他们围在一起打牌、看电视，看城市老太太跳广场舞等。这些我都随时抓拍下来，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我都不放过，有时我甚至去试探着了解他们远离家乡、夫妻分居的私生活，这些才是他们最本色的生活状态。 由于和他们厮混熟了，一个私交不错的农民工告诉我一个集体娱乐的地方。在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在一座立交桥底下找到了那个地下小广场。那种场面，让我一下震惊了。嘈杂吵闹得像个集贸市场，男男女女，黑压压一片，足足上千人，吸烟的、喝酒的、吵嚷的，乱哄哄的。但是灯一闭，动感的流行歌曲一响，所有的人都蹦跳起来，整个广场都沸腾起来。遗憾的是，太黑了，我一张照片都没有拍到。但是我能想象他们在黑暗的遮盖下，一颗颗完全自由奔放的内心。
很多画家也想画农民工，但是往往无法走进工地，无法接近农民工。可能是他们脸皮儿太薄吧，往往被保安吼两句就脸红了，不敢再坚持下去。其实和他们打交道是有技巧的，我的方法就是请他们吃饭，和他们真正交朋友。我每次去工地，都会到农民工经常光顾的小饭馆等着，他们收工回来，我就主动搭讪，“老哥”“老弟”地叫着，再掏钱请他们吃饭，不长时间就和他们熟悉起来。
一旦混熟，农民工就会让你随便照。刚开始他们有些紧张，姿势摆得很正，还时不时地捋捋头发，整整衣领。时间一长，他们就自然了，甚至不再关心镜头这回事，只顾吃饭聊天。
有些农民工，好奇心很强，总是围着我问“画这个干啥用”，这时我会说：“好看呗，你们往墙上涂抹，为了美观，我往画布上涂抹，也是为了一种美！”“黑压压的，没看出来有啥美的！”他们往往不理解，也不需要你更深的解释。很快，他们又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上去了。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无奈的事，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一个工地上拍照，工棚里几个正在吃饭的农民工彼此低语了一会儿，向我走来。“你是记者吧，我们4个多月没有领到工钱了，能不能帮我们报道一下？”领头的农民工有些忐忑地说。“我不是，我只是过来照相的！”我只好解释道，他们当时突然黯淡的眼神让我至今难忘。
几年下来，我已经积攒了几万张农民工的照片，足够我画好多年。有时翻看这些照片时，他们或喜或悲、或苦或乐的表情都会让我想起和他们一起待过的日子。
有时候看着心里发酸
经常在工地上混，很多工地的门卫见了我就主动打开大门，我会顺手塞给他一包香烟，工地的包工头也很我熟络，任由我转着取景取材。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工棚，因为那里是农民工最长待的地方，也是他们吃喝睡觉的最本色生活的场所。
刚开始进工棚，那叫一个味儿啊，臭鞋臭袜子味儿、烟味儿、汗渍味儿，潮湿霉变味儿等等，迎面扑来。好在，我早已经熟悉了这种味道。有些刚来的农民工不明白咋回事，看到摄像头就躲着、藏着，甚至钻到被窝里。后来也慢慢熟了，和其他熟络的农民工一样，在镜头前不再拘谨，任由我拍，他们一如既往地吃饭、打牌、聊天甚至脱衣服睡觉。我也好不顾忌，见什么拍什么，吃饭、喝酒、打架、洗澡……
有时候闲下来时，我会打开电脑，不停地翻看他们的照片。他们打饭时的迫不及待、喝酒时的爽快带劲儿、打牌时的起劲专注、睡觉时的酣畅淋漓，看到这些，我似乎能听到他们前拥后挡的熙攘声，幺五喝六的叫喊声，鼾声如雷的酣睡声……有一张照片我很喜欢，照片上五六个农民工排成一队，正走向工地。他们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扛着铁锨，衣服单薄，寒风中脸已冻得通红，在飘着细雪的清晨，显得格外醒目。这样的照片我拍了很多，也画了很多，他们打饭、干活的场景充满了十足的生活味儿。
中午，我有时会跟着农民工在工地上吃饭，他们一收工就成群结队地往工棚赶，饭菜随便吃。菜都是时令菜，萝卜、芹菜、大白菜等，大锅炖制，多放盐，少搁油，除了咸，没啥味道，但是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打完饭，他们一手端着半缸子菜，一手拿着筷子，筷子上穿着两三个馒头。说到馒头，工地上的馒头特好吃，手工揉制，大锅蒸熟，冒着麦香的味道，有些出大力的小伙子有时一顿能吃三四个，用筷子一穿一串，边啃馒头边吃菜，吃得相当有食欲。
因为菜太咸，加上干力气活要出很多汗，工地上的人就特别能喝水。他们喝水不是论碗喝，而是提起一大壶凉白开仰着脖子往嘴里灌，眨眼功夫，一壶水就进肚了。有时水还没有烧开，人已经渴得不行，干脆对着水龙头咕咚咕咚地喝上一通，喝完接着干活。
为了解乏，他们吃饭有时会喝些啤酒，量不多，一瓶就行，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面下午还要干活，不能多喝。工地上的啤酒大多是粗制滥造的，没有正规包装，但是便宜，一块左右，这对平时节俭的农民工来说，也是对自我辛苦的一种犒劳。一瓶啤酒拿到手，不用起盖器，拿牙一咬，“啪”的一声瓶盖就开了。有时他们会比赛开瓶盖，有的能用肚皮把瓶盖吸开，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高手在民间呀！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农民工都是五六十岁的，其实很多人年纪并不大，只是从事的活计太累太苦，靠出卖苦力透支着健康和青春。尤其到了夏天，工程赶得紧时，他们一天要加班加点地干上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再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吃的伙食简单，很多刚40岁的人就过早地走出了壮年。记得一个工友面对镜头时曾经对我说：“干建筑这活太累了，很多农民工能干活挣钱的日子并不长，往往过了40岁就开始疾病缠身，干不动了，这都是过分透支身体的结果。”有时候也会碰见五六十岁的农民工，每当看到他们已经完全变形的手指时，我的心都在颤抖……身体累垮的农民工不得不离开工地，但是一波离去，会有另一波农民工涌进工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建造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同时也构筑着他们各自家庭的温暖梦想。
记得一天上午，我在常去的一个工地转悠着找素材。不远处，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老民工在附近的小卖铺门口东张西望，神情紧张。我一下子好奇起来，就偷偷地在十米外的远处望着他。这个老民工迟疑了一会，还是不舍得离去，左看看，右看看，眼神不时地朝他脚前方张望。我也顺着他的眼光望去，原来有一个被踩碎的茶叶蛋。等他弯下身准备捡起茶叶蛋时，我连忙把镜头对准他。不巧的是，他发现了我，立马收手，朝我不好意思地傻笑，我瞬即按下了快门。接着，他挽了挽裤腿，装作抓痒痒。过了一会，他还是原地不动，迟迟不愿意离开。我也想抓拍下这个镜头，他又不愿意让我看见他的意图，我们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愿意离开。后来，我对他挥了挥手，说：“你捡吧，我不拍了！”便准备转身走，这时，他很快弯下身去捡茶叶蛋，然后，在安全帽的遮挡下，又很快把整个鸡蛋变进了肚里。 如今，这张照片成了我最珍爱的一张，我把它变成了我最得意的一张画作。画面上老民工太有意思了，当时都把我逗乐了。那憨厚而有些尴尬的傻笑，那有些可笑又让人心酸的眼神，有时候看着看着，我会不自觉地泪流满面。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找这个老民工，想请他吃个饭，但是再也没见过他。一个工地的工友说他回老家了，小儿子要结婚，他回去盖房子去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我有一个“野心”
或许有人会质疑：绘画艺术是一种高雅的东西，很多人买张画挂到家里也是为了美感，你看你画的农民工，总是黑压压的一片，一点儿也不美。作为一位职业画家，你这些东西怎么卖出去？你又拿什么来养家呢？
其实这样的担心我也有过，但是就在几年前，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是我去上海参加的一场艺术拍卖会，也是我第一次卖自己的画。当时我的妻子也去了拍卖现场，看到不少美院教授的画作流拍了，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他们名家的画都卖不出去，我的会有人看上吗？”我心里十分忐忑。
很快轮到我的《打饭》了。刚被挂出来，有人就报出了15万的报价，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这幅画以19.8万的价格成交，另一幅画《涂料工》也以16.5万的价格被人买去。我当时真的有些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压根没想到自己的画会这么好卖。或许是农民工的题材更能触及人最柔软的神经吧，他们不仅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更多的艺术爱好者。
难忘2007年，那是全国“两会”期间，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了一场“新农村画展”，会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两会代表都被邀请过去参观。当时我的农民工油画《钢筋班合影》就挂在大厅中央，吸引了很多代表委员前来观看和合影留念。这种情景让我很难忘，我想在这些代表委员的心中，这幅油画不再是一幅画作或者艺术，而是整个农民工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底蕴的呈现。
当然买我画的人都不是挂在家里的，而是收藏。我有一个来自日本的朋友，他说看到我的画就想起来他的祖国。在日本也曾经出现过农民工现象，当时很多北海道的农民进城务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这个阶层逐渐消失，农民工现象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他收藏了我的不少画作，他说这是历史的载体。
当时我就想，农民工在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社会不断演进，农民工这个群体以及这个词也会消失。所以，趁现在我的共鸣还在，农民工行业热火朝天，我要用我的画笔把这个历史符号、文化现象保存下来。当然，我和农民工还有一定的隔阂，我还没有完全渗入他们的生活，我还没有完全自主的能力把我内心那股强烈的感受表达出来。我有一个“野心”，在进一步加强我的绘画技艺的基础上，让中国的农民工，以世界性的绘画语言，走出去，让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