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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发表以来，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进行解读的。现代人面临更加复杂的境况：碎片化、欲望充斥荒诞无处不在，人们无法找到一块心灵的栖息地。作者从“荒诞世界”中的生命体验的全新视角切入，重新解读陈染的女性观，探索倪抝抝面对价值失范的荒诞世界，以及作为女性个体如何找到生存的根据。
关键词： “荒诞世界” 《私人生活》 女性观
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新的时代，个人的自由意外地演变为身体的放纵和急于被满足的欲望。市场经济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某些固有的观念，使得我们原有的价值观摇摇欲坠，但新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清晰而正确地建立起来。“逻各斯”被各种主义肢解得四分五裂，“女性主义”面对的环境及分析文本也变得极为复杂，男/女主客二分法显得过于单薄。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作家，陈染经历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时代转向。面對时代的变迁，她在作品中不惮于将“我”的内心最复杂和最微妙的感情加以表达。这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对个体的忽略的一种突破，同时也是女性个体突破“群体”的概念性存在向自我的回归。
一、处身荒诞的存在之问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对荒谬这样描述：“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谬感。”[1]执著于追求仕途的父亲、受历史挤压变形的T老师、在欲望中翻滚的伊秋和西大望……荒诞无处不在。
“既然现代人已经逝去了宗教感，失去了精神上的安全感，迷失了自己的中心点，人唯一的也只有在自身中去寻找中心”。处在这种境况中，“人要么毁灭，要么自我更新，没有第三条路”[2]。这是一个诸神逝去、上帝已死的时代，人的自我更新必须通过自我反思，而这种反思只能通过向自己发问来完成。“提问是人企图揭示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根据和意义的基本活动，它首先展露出人对世界和自身的存在状况的无知，表明人承认自己是一个零，这个零为人不受荒唐和谎骗的愚弄提供了保证”[3]。
“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是一种形式，我不知道叫做‘倪拗拗’与叫做‘一只狗’有什么不同”[4]。一个事物，它的基本意义并不能靠自身来阐释，而必须用一个更高的意体来解释。同样这个更高意体的意义又必须找一个比它更高的意体来阐释。这个“解释的锁链”不可能达到一个结果，只能陷入无尽的循环，从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拥有至高的意义。若文化堕入了这个锁链之中，会属于哪一环呢？或者它根本就超越了循环解释而存在。每个人都生存在自己所置身的文化之中，没有文化的存在或者说文化的存在不再具有意义，那么存在的意义就无处可寻。“我”否认了文化，生命没有了意义，一切都变得荒诞起来，甚至堕入了无尽的虚无。然而，无意义存在的“我”内心恰恰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我的身边充满着如此多的荒诞无意义，“我”继续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与其说是在问问题，不如说把提问者自身的存在状况问出来了。因此，“我”经常退回到自己早年的那些故事中，拾起成长各个阶段中那些奇妙的浮光掠影。
二、独自在荒诞的世界摸索
陈染的《私人生活》所刻画的男性形象的性格、命运等大多受到历史理性的压抑。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指出：“黑格尔在反对浪漫派时提出抽象精神意识的历史，用辩证法的进程模式把形而上学理性升华为历史的内涵，毫无理性的历史便有了理性，历史理性由此确立。”对于黑格尔尊崇的“历史理性”，刘小枫引用克尔凯戈尔的话予以反驳：“历史理性只会导致荒诞。一旦不能相信荒诞反而不能活时，荒诞就成为最高的理性。”[5]在这里，历史理性不只是黑格尔所突发奇想的一个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时代不可违逆的规范和秩序。
“我”的父亲“是一个傲慢而且专横的官员，多年来，自我出生开始，他一直受着压抑和排挤，这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6]。T老师“是老三届的知青，1966年他作为一个倒台的高干子弟的叛逆者的形象，成为一名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一扎根就是八年，直到1974年他父亲平反，他才得以返城。可是，他父亲在平反后的第九天，忽然暴死去世，家道从此衰败”[7]。伊秋的父亲“再也承受不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那一场政治运动的格斗与厮杀。有一天夜里，他被勒令与两个死人睡在一起”[8]，最终伊秋的父亲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
胡少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中称陈染的《私人生活》是一本“愤怒的小说”，小说里“自始至终充满了对男性的怨气和恶意”[9]。的确，在陈染笔下，“我”周围的男人基本上都是某种负面性的存在：父亲的暴戾，T老师的专横，伊秋的父亲的懦弱，西大望的脑袋不正常，葛家女人的丈夫被猜测杀妻，禾的丈夫在外面偷情等。但那是一段受强烈意识形态支配的不正常的历史时期，或者被碾压得粉碎，或者是处身历史转型的荒诞中茫然不知所措。胡少卿所说的“愤怒的小说”多少是有失偏颇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只是爱的缺失。
《私人生活》中对女性人物形象本身所作的往往是生活性的描述，但这恰恰是作者描绘的核心。禾寡妇“祖上家境富有、知书达理”[10]。一只眼睛的奶奶“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11]。她们或者优雅，或者善良，或者勤劳质朴，她们在陈染笔下都是温柔、善良、充满爱的存在。
西蒙·德·波伏娃这样评价女性的历史境遇：“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他者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12]陈染似乎遵循波伏娃的意图，努力在作品中营造一种关于男/女的二元对立。可是陈染对尹楠的刻画却充满美好的意味：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优雅自如，现出颇有教养的风度”，他的“眉毛秀美而绵长，有一股柔软的坚硬，弹性的固执”[13]。初恋的出现似乎缓和了这种冷冰冰的二元对立，但是陈染并没有就此转向寻求“两性和谐”，沉浸爱河的“我”不会对父亲和T老师有任何改观，而她也始终倾向于表达“女性的特殊存在”。“这世上多一个故事或少一个故事无关紧要，但多一条人生体验或少一条人生体验却事关重大”[14]。也许“女性的特殊存在”指的正是女性个体所独有的生命体验。 在T老师的为难及父亲的影响下，“孤寂”成了“我”的残缺，正如陈染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考和选择道路的，而“我”偏偏要以头脑和思想来选择道路，因此“我”也就理应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
三、“死亡”与“离去”带来的“零女士”
正如加缪所揭示的那样：“这没有爱的世界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15]“我”的世界是荒诞的，尹楠的出现给“我”的世界补上了恋人的爱，禾的温柔和母亲的关怀让“我”的生活暂存爱的气息。陈染在《私人生活》中所营造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男/女二元对立。父亲虚假的价值观、T老师受历史重压的慢慢变形和尹楠的恋人之爱、母爱、禾的“姐妹情谊”，这种较量明显是“荒诞”与“爱”之间的激烈搏斗。
为什么是作为女性个体的“我”来承负在荒诞中寻找意义的重担呢？事实上，“他们”更加在乎政坛、商界、战场乃至情场的得失，“他们”聚集的地方也往往是斗争的手段最为高级、矛盾最为尖锐和残酷的地方。“他们”的意志迷失于外界的现象，深陷在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爱只是“他们”的猎物，用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这里的“他们”并不完全泛指男性整体，伊秋作为与“我”同龄的女孩却执著于肉欲的追求。“我”在这里不仅作为一个敏感的女性个体出现，而且是一个需要爱同时也付出爱的人的“存在”。
然而，亲人之爱、恋人之爱在死亡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死亡就是把生命咬碎。没有哪一种消失会比死亡走的离我们更远，没有哪一种解脱比死亡更加彻底，没有哪一种背叛比死亡所带来的对亲人和朋友的背叛更为深刻。死亡是一种不可更改的结束”[16]。面对亲人的“死亡”、爱人的离去，“我”珍视的爱慢慢逝去。
禾的死使我陷入瘫痪状态，我的眼前经常出现禾的影子，她的死使“我”几近面对空洞的虚无。然而，我还思念着尹楠，“现在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和安慰，他令我放心不下”，“还有，我的母亲，她正躺在一所医院里，忍受着由左心功能不全而引起的一阵阵窒息。这一切让我牵肠挂肚”[17]。正是怀着对尹楠和母亲的爱，“我”勉强承受住了失去禾的打击。可尹楠还是为了追逐自己的理想只身去了柏林，“我”的母亲最终也离开人世，只剩下孤独的“我”。
爱已逝去，世界只剩下荒诞，不再有意义。亲人之爱、恋人之爱并没有让“我”在躯体之外的荒诞中找到生存的根据，甚至当爱离去时还要面临崩溃和虚无。痛苦既深，必然要寻求慰藉和解脱的方法，而一劳永逸的办法则是自杀，终于“零女士”诞生了，这无异于抛却肉体的精神自虐。“我”堕入了另一种荒诞之中——自我制造的幻境。荒诞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意义，人可以在荒诞里生存，但是无法在荒诞里生活，“我”堕入幻境之中，从现实的荒诞中逃逸到自己营造的另外一个荒诞的影像中，这是一种本能的保存自我的逃离，也是一种对荒诞的消极的反抗。面对现实中亲人和恋人的死亡和离去，脆弱不堪，逃离、反抗能重新得到“我”存在的根据吗？显然，单纯地靠研究男/女二元对立无法回答“我”的疑问。
西西弗斯在不断推动巨石上山的荒诞过程中感受孤独、绝望，可也正是在这孤独、荒诞的绝望中，他看到了无情的石头在他的推动下所散发出的生命的动感，看到他与巨石搏斗时所迸发出的力量，这一切都饱含着西西弗斯的生命体验。正当他沉醉在这种幸福之中的时候，巨石不再是他的苦难，诸神也不再让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我”并没有在丧失爱的过程里放弃生存，但如果只是生存，就如同禽兽般，只是行尸走肉。
四、“我”的躯体，“我”的归属
在给医院的一封信中“我”写道：“我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待在家里，靠母亲的遗产过活为生了，我已经走出家门参加了社会工作。”[18]难道我真的丢弃了以往珍视的“孤独”，欢快地加入社会集体生活了吗？
“我”从来都懂得个人永远无法和社会脱离，但是“我”没有能跟得上时代的节奏，与潮流相反，在大家敞开大门进入恋爱的季节时“我”紧闭房门躲进浴室。“一幅立体的現代派图画，一个虚幻的世界”始终是“我”对这个荒诞的世界的体验，也正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向浴室里边望上一眼，立刻就会觉得自己刚刚完成一次遥远的旅程，喘息未定，身心倦怠，急需钻进暖流低徊的浴缸中，光裸的肢体鳗鱼一般静卧在沙沙的水流里，感受着仅存的摩挲的温暖”[19]。“我”选择了逃离，逃离喧嚣的世界。
面对冰冷的荒诞的世界，“我”真正需要的是拥抱自己的躯体，拥抱孤独。“我”的躯体体验了逝去的爱，更重要的是，这躯体经历了亲人和爱人的“死亡”和“离去”，只有这种体验和经历才能生发意义和价值。“浴缸”是“我”拥抱躯体的私密的地方，它无异于我的第二躯体，在这里，躯体抚摸自我，回忆曾经历和体验的爱，躯体的记忆抵消了死亡所带来的威胁，爱的体验已经内化为躯体自身。再次回到现实中去的时候，眼前才不会是干巴巴的令人生惧的尸体和满眼的荒诞。“我们从死者睁开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躯体的结束，而她的灵性并没有消失。当来自冥府的气息在一瞬间忽然覆盖了她的躯体，这个‘破裂’的人才会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真实地、强烈地‘活过’，如此地明白这个世界”[20]。单纯的人的死亡只是一种早就可以预知的未完成的事实，任何人都必须相信自己有终结，但是人无法观看自己的死亡，而通过参与他人的死亡，是一种死亡的最终的完成。在完成的过程中，死亡的他的生命在观照者的记忆中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死者的形象被观照者在记忆中不断加工、改造、最后定型，形成一种意义甚至于一种价值。“世界的有生有死的凡俗肉身所以能具有价值的意义，只是因为从他人的有生有死的心灵那里获得了生命。世界的这个肉身只在精神中瓦解（精神不是给它生命，精神对它实行裁决）”[21]。禾与母亲的死在“我”的体验中完成了他们的终结，“我”从他们的死亡获得了新生，这是饱含生命体验的重生，拒绝时间的流逝，听起来有点蚍蜉撼树的味道，但正是这样的生命努力才是对荒诞最有意义的反抗。这是来源于躯体的自我注视。反思在这里得到了答案，但是并没有在这里终结，意义就这样内化进了“我”的躯体之中。承负生命体验的“女性的特殊存在”在荒诞中产生了意义。
父母的离异、和T老师做爱、禾寡妇家失火、和尹楠恋爱、母亲的去世、确诊为“幽闭症”等，人人事事都在时间的流转中，无法逃离，然而“我”依然执著于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与思索的固执坚持。对于“我”来说，荒诞的世界里唯有“我”的躯体才是最真实的，唯有“我”的躯体才是真实的生命体验，“我”的归属。
参考文献：
[1]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3.
[2]刘小枫.诗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7.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7.
[4]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4.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48.
[6][7][8]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15，29，73.
[9]胡少卿.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77.
[10][11]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46，19.
[12]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86.
[13][14][15]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155，252，59.
[16]阿尔贝·加缪，著.顾方济，徐志仁，译.鼠疫.译林出版社，2003：218.
[17][18][19][20]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61，197，243，85.
[21]巴赫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32.
关键词： “荒诞世界” 《私人生活》 女性观
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新的时代，个人的自由意外地演变为身体的放纵和急于被满足的欲望。市场经济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某些固有的观念，使得我们原有的价值观摇摇欲坠，但新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清晰而正确地建立起来。“逻各斯”被各种主义肢解得四分五裂，“女性主义”面对的环境及分析文本也变得极为复杂，男/女主客二分法显得过于单薄。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作家，陈染经历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时代转向。面對时代的变迁，她在作品中不惮于将“我”的内心最复杂和最微妙的感情加以表达。这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对个体的忽略的一种突破，同时也是女性个体突破“群体”的概念性存在向自我的回归。
一、处身荒诞的存在之问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对荒谬这样描述：“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谬感。”[1]执著于追求仕途的父亲、受历史挤压变形的T老师、在欲望中翻滚的伊秋和西大望……荒诞无处不在。
“既然现代人已经逝去了宗教感，失去了精神上的安全感，迷失了自己的中心点，人唯一的也只有在自身中去寻找中心”。处在这种境况中，“人要么毁灭，要么自我更新，没有第三条路”[2]。这是一个诸神逝去、上帝已死的时代，人的自我更新必须通过自我反思，而这种反思只能通过向自己发问来完成。“提问是人企图揭示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根据和意义的基本活动，它首先展露出人对世界和自身的存在状况的无知，表明人承认自己是一个零，这个零为人不受荒唐和谎骗的愚弄提供了保证”[3]。
“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是一种形式，我不知道叫做‘倪拗拗’与叫做‘一只狗’有什么不同”[4]。一个事物，它的基本意义并不能靠自身来阐释，而必须用一个更高的意体来解释。同样这个更高意体的意义又必须找一个比它更高的意体来阐释。这个“解释的锁链”不可能达到一个结果，只能陷入无尽的循环，从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拥有至高的意义。若文化堕入了这个锁链之中，会属于哪一环呢？或者它根本就超越了循环解释而存在。每个人都生存在自己所置身的文化之中，没有文化的存在或者说文化的存在不再具有意义，那么存在的意义就无处可寻。“我”否认了文化，生命没有了意义，一切都变得荒诞起来，甚至堕入了无尽的虚无。然而，无意义存在的“我”内心恰恰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我的身边充满着如此多的荒诞无意义，“我”继续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与其说是在问问题，不如说把提问者自身的存在状况问出来了。因此，“我”经常退回到自己早年的那些故事中，拾起成长各个阶段中那些奇妙的浮光掠影。
二、独自在荒诞的世界摸索
陈染的《私人生活》所刻画的男性形象的性格、命运等大多受到历史理性的压抑。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指出：“黑格尔在反对浪漫派时提出抽象精神意识的历史，用辩证法的进程模式把形而上学理性升华为历史的内涵，毫无理性的历史便有了理性，历史理性由此确立。”对于黑格尔尊崇的“历史理性”，刘小枫引用克尔凯戈尔的话予以反驳：“历史理性只会导致荒诞。一旦不能相信荒诞反而不能活时，荒诞就成为最高的理性。”[5]在这里，历史理性不只是黑格尔所突发奇想的一个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时代不可违逆的规范和秩序。
“我”的父亲“是一个傲慢而且专横的官员，多年来，自我出生开始，他一直受着压抑和排挤，这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6]。T老师“是老三届的知青，1966年他作为一个倒台的高干子弟的叛逆者的形象，成为一名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一扎根就是八年，直到1974年他父亲平反，他才得以返城。可是，他父亲在平反后的第九天，忽然暴死去世，家道从此衰败”[7]。伊秋的父亲“再也承受不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那一场政治运动的格斗与厮杀。有一天夜里，他被勒令与两个死人睡在一起”[8]，最终伊秋的父亲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
胡少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中称陈染的《私人生活》是一本“愤怒的小说”，小说里“自始至终充满了对男性的怨气和恶意”[9]。的确，在陈染笔下，“我”周围的男人基本上都是某种负面性的存在：父亲的暴戾，T老师的专横，伊秋的父亲的懦弱，西大望的脑袋不正常，葛家女人的丈夫被猜测杀妻，禾的丈夫在外面偷情等。但那是一段受强烈意识形态支配的不正常的历史时期，或者被碾压得粉碎，或者是处身历史转型的荒诞中茫然不知所措。胡少卿所说的“愤怒的小说”多少是有失偏颇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只是爱的缺失。
《私人生活》中对女性人物形象本身所作的往往是生活性的描述，但这恰恰是作者描绘的核心。禾寡妇“祖上家境富有、知书达理”[10]。一只眼睛的奶奶“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11]。她们或者优雅，或者善良，或者勤劳质朴，她们在陈染笔下都是温柔、善良、充满爱的存在。
西蒙·德·波伏娃这样评价女性的历史境遇：“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他者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12]陈染似乎遵循波伏娃的意图，努力在作品中营造一种关于男/女的二元对立。可是陈染对尹楠的刻画却充满美好的意味：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优雅自如，现出颇有教养的风度”，他的“眉毛秀美而绵长，有一股柔软的坚硬，弹性的固执”[13]。初恋的出现似乎缓和了这种冷冰冰的二元对立，但是陈染并没有就此转向寻求“两性和谐”，沉浸爱河的“我”不会对父亲和T老师有任何改观，而她也始终倾向于表达“女性的特殊存在”。“这世上多一个故事或少一个故事无关紧要，但多一条人生体验或少一条人生体验却事关重大”[14]。也许“女性的特殊存在”指的正是女性个体所独有的生命体验。 在T老师的为难及父亲的影响下，“孤寂”成了“我”的残缺，正如陈染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考和选择道路的，而“我”偏偏要以头脑和思想来选择道路，因此“我”也就理应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
三、“死亡”与“离去”带来的“零女士”
正如加缪所揭示的那样：“这没有爱的世界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15]“我”的世界是荒诞的，尹楠的出现给“我”的世界补上了恋人的爱，禾的温柔和母亲的关怀让“我”的生活暂存爱的气息。陈染在《私人生活》中所营造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男/女二元对立。父亲虚假的价值观、T老师受历史重压的慢慢变形和尹楠的恋人之爱、母爱、禾的“姐妹情谊”，这种较量明显是“荒诞”与“爱”之间的激烈搏斗。
为什么是作为女性个体的“我”来承负在荒诞中寻找意义的重担呢？事实上，“他们”更加在乎政坛、商界、战场乃至情场的得失，“他们”聚集的地方也往往是斗争的手段最为高级、矛盾最为尖锐和残酷的地方。“他们”的意志迷失于外界的现象，深陷在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爱只是“他们”的猎物，用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这里的“他们”并不完全泛指男性整体，伊秋作为与“我”同龄的女孩却执著于肉欲的追求。“我”在这里不仅作为一个敏感的女性个体出现，而且是一个需要爱同时也付出爱的人的“存在”。
然而，亲人之爱、恋人之爱在死亡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死亡就是把生命咬碎。没有哪一种消失会比死亡走的离我们更远，没有哪一种解脱比死亡更加彻底，没有哪一种背叛比死亡所带来的对亲人和朋友的背叛更为深刻。死亡是一种不可更改的结束”[16]。面对亲人的“死亡”、爱人的离去，“我”珍视的爱慢慢逝去。
禾的死使我陷入瘫痪状态，我的眼前经常出现禾的影子，她的死使“我”几近面对空洞的虚无。然而，我还思念着尹楠，“现在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和安慰，他令我放心不下”，“还有，我的母亲，她正躺在一所医院里，忍受着由左心功能不全而引起的一阵阵窒息。这一切让我牵肠挂肚”[17]。正是怀着对尹楠和母亲的爱，“我”勉强承受住了失去禾的打击。可尹楠还是为了追逐自己的理想只身去了柏林，“我”的母亲最终也离开人世，只剩下孤独的“我”。
爱已逝去，世界只剩下荒诞，不再有意义。亲人之爱、恋人之爱并没有让“我”在躯体之外的荒诞中找到生存的根据，甚至当爱离去时还要面临崩溃和虚无。痛苦既深，必然要寻求慰藉和解脱的方法，而一劳永逸的办法则是自杀，终于“零女士”诞生了，这无异于抛却肉体的精神自虐。“我”堕入了另一种荒诞之中——自我制造的幻境。荒诞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意义，人可以在荒诞里生存，但是无法在荒诞里生活，“我”堕入幻境之中，从现实的荒诞中逃逸到自己营造的另外一个荒诞的影像中，这是一种本能的保存自我的逃离，也是一种对荒诞的消极的反抗。面对现实中亲人和恋人的死亡和离去，脆弱不堪，逃离、反抗能重新得到“我”存在的根据吗？显然，单纯地靠研究男/女二元对立无法回答“我”的疑问。
西西弗斯在不断推动巨石上山的荒诞过程中感受孤独、绝望，可也正是在这孤独、荒诞的绝望中，他看到了无情的石头在他的推动下所散发出的生命的动感，看到他与巨石搏斗时所迸发出的力量，这一切都饱含着西西弗斯的生命体验。正当他沉醉在这种幸福之中的时候，巨石不再是他的苦难，诸神也不再让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我”并没有在丧失爱的过程里放弃生存，但如果只是生存，就如同禽兽般，只是行尸走肉。
四、“我”的躯体，“我”的归属
在给医院的一封信中“我”写道：“我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待在家里，靠母亲的遗产过活为生了，我已经走出家门参加了社会工作。”[18]难道我真的丢弃了以往珍视的“孤独”，欢快地加入社会集体生活了吗？
“我”从来都懂得个人永远无法和社会脱离，但是“我”没有能跟得上时代的节奏，与潮流相反，在大家敞开大门进入恋爱的季节时“我”紧闭房门躲进浴室。“一幅立体的現代派图画，一个虚幻的世界”始终是“我”对这个荒诞的世界的体验，也正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向浴室里边望上一眼，立刻就会觉得自己刚刚完成一次遥远的旅程，喘息未定，身心倦怠，急需钻进暖流低徊的浴缸中，光裸的肢体鳗鱼一般静卧在沙沙的水流里，感受着仅存的摩挲的温暖”[19]。“我”选择了逃离，逃离喧嚣的世界。
面对冰冷的荒诞的世界，“我”真正需要的是拥抱自己的躯体，拥抱孤独。“我”的躯体体验了逝去的爱，更重要的是，这躯体经历了亲人和爱人的“死亡”和“离去”，只有这种体验和经历才能生发意义和价值。“浴缸”是“我”拥抱躯体的私密的地方，它无异于我的第二躯体，在这里，躯体抚摸自我，回忆曾经历和体验的爱，躯体的记忆抵消了死亡所带来的威胁，爱的体验已经内化为躯体自身。再次回到现实中去的时候，眼前才不会是干巴巴的令人生惧的尸体和满眼的荒诞。“我们从死者睁开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躯体的结束，而她的灵性并没有消失。当来自冥府的气息在一瞬间忽然覆盖了她的躯体，这个‘破裂’的人才会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真实地、强烈地‘活过’，如此地明白这个世界”[20]。单纯的人的死亡只是一种早就可以预知的未完成的事实，任何人都必须相信自己有终结，但是人无法观看自己的死亡，而通过参与他人的死亡，是一种死亡的最终的完成。在完成的过程中，死亡的他的生命在观照者的记忆中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死者的形象被观照者在记忆中不断加工、改造、最后定型，形成一种意义甚至于一种价值。“世界的有生有死的凡俗肉身所以能具有价值的意义，只是因为从他人的有生有死的心灵那里获得了生命。世界的这个肉身只在精神中瓦解（精神不是给它生命，精神对它实行裁决）”[21]。禾与母亲的死在“我”的体验中完成了他们的终结，“我”从他们的死亡获得了新生，这是饱含生命体验的重生，拒绝时间的流逝，听起来有点蚍蜉撼树的味道，但正是这样的生命努力才是对荒诞最有意义的反抗。这是来源于躯体的自我注视。反思在这里得到了答案，但是并没有在这里终结，意义就这样内化进了“我”的躯体之中。承负生命体验的“女性的特殊存在”在荒诞中产生了意义。
父母的离异、和T老师做爱、禾寡妇家失火、和尹楠恋爱、母亲的去世、确诊为“幽闭症”等，人人事事都在时间的流转中，无法逃离，然而“我”依然执著于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与思索的固执坚持。对于“我”来说，荒诞的世界里唯有“我”的躯体才是最真实的，唯有“我”的躯体才是真实的生命体验，“我”的归属。
参考文献：
[1]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3.
[2]刘小枫.诗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7.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7.
[4]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4.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48.
[6][7][8]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15，29，73.
[9]胡少卿.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77.
[10][11]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46，19.
[12]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86.
[13][14][15]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155，252，59.
[16]阿尔贝·加缪，著.顾方济，徐志仁，译.鼠疫.译林出版社，2003：218.
[17][18][19][20]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61，197，243，85.
[21]巴赫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