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需要一种魔力，一种把读者的兴趣、注意力、想象力，紧紧吸引住并推激起来的魔力。它是任何艺术都需要的，但对小说来讲，则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长篇作品，如果没有这种魔力，那么，它就不能吸摄住读者，并推促他欲罢不能地读完它。小说家营造这种魔力的手段有多种，曲折起伏的情节，复杂而圆整的人物形象，强烈的悲剧冲突，氤氲着诗性意味的景物描写，甚至别具一格的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都可以产生出这种魔力来。
　　《白鹿原》是一部充满魔力的小说。它的魔力来自于它的语言形式、叙述方式、人物塑造和情节组织。但是，还有一种因素，也起到了增强小说的魔力的作用。那就是神秘性事象。可以说，倘若没有这种因素的存在，不仅《白鹿原》的意义构成中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层面，而且，也必然不会像现在这样勾人心魂，令人震撼，让人在恐怖、惊奇、惝恍的复杂感受中，接近了另一个幽暗而本真的生命世界，看到了陈忠实人性视境中深邃远的一面。
　　冥漠恍惚的玄妙的梦境：《白鹿原》柔曼的轻纱
　　福斯特说：“小说家能支配一切隐秘生活，他不应被剥夺这种特权。” 梦，就是小说家经常支配的一种“隐秘生活”。梦是《白鹿原》中显而易见的一种神秘因素。
　　梦乃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是人人都有过的一种心理活动体验。但由于做梦是人在睡眠状态中的一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它不期而业，忽焉而去，有时甚至琐碎、零散、杂乱，比最不经心写来的意识流小说还要让你莫名其妙！这就为人们理解这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带来了诸多的不便，甚至在人的心灵上造成神秘乃至恐怖的影响。我们总是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固然也不错，但梦之复杂远远不是这种固然不错的简单理论所能说明的。人在夜间梦境中实在有着与人的白天清醒时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生命空间，也就是说，梦远比人们简单的认识要复杂得多，神秘得多，也有意思得多。
　　梦的神秘性、梦的茫漠、飘忽的不可解性，甚至梦境的恐怖性，都有助于形成小说的魔力。尼采说：“梦的静观有一种深沉内在的快乐。我仍然主张，不管表面看来多么荒谬，就我们身为其现象的那一本质的神秘基础来说，梦恰恰应当受到人们所拒绝给予的重视。” 一部《红楼梦》写了多少梦境！它把梦转化成了小说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梦在这部伟大的小说带给人不安，带给人一种不巡中探知究竟的好奇心和强烈愿望，最终呈示给人的，是包含了预言性质、哲理内涵的隐喻形式。而在当代小说家中，陈忠实无疑属于重视对梦的描写，重视梦在小说中的价值和作用的作家之一。
　　在《白鹿原》里有两种梦：一种是可以解释的与某种经验联系直接的简单的梦；一种是神秘得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的梦。前者是那种能从人白天的经验中寻找到阐释依据和因缘的梦。如第十章，写鹿兆鹏的妻子鹿冷氏，在被兆鹏拒绝和冷淡的漫长日子里，陷入痛苦的性压抑和性幻想中，这样，到夜里，她就做起了梦，“梦里她和他（兆鹏）一起厮搂着羊痫风似地颤抖，奇妙的滋味从梦中消失以后就再也难以入眠，整夜睡不着，对于那种颤抖再不觉得好笑而变成一种焦灼的渴望。” 这种梦她反复做。后来，竟然梦见与自己的阿公鹿子霖“在一搭颤抖，阿公在她身上扬起脸时一下子羞了，仓皇跑了。种种怪梦整得她心虚气弱，不敢扬起脸看任何成年人的眼睛，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按照精神分析说，这类性质的梦，其实是人物的性压抑的一种释放方式，它是人的本能愿望，在潜意识层，摆脱具有道德规范的自我和超我的控制，而获得的一种象征性满足。这是存在于人的无意识领域中的一种可以解释的真实的心理活动。
　　荣格说：“只要我们准备对梦的分析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承认无意识的存在。” 他进而指出属于无意识范畴的梦的“复杂性及其内容的丰富性”：“梦可以表现出必然的真理、哲学的见解，可以表现出幻觉、狂想、回忆、计划，可以表现出对将来的预测和非理性的经验，甚至还可以表现出心灵感性的幻象。” 如果一个小说家，一味地写那些具有理性内容或可以根据他的日常经验进行明确解释的简单的梦，那他的作品，就会缺少那种几乎不可索解的神秘性和奇异性，就会失却对读者的吸摄力，最重要的，是它就很难以写出人物生命体验中的那个混沌而真实的领域。因此，荣格最后属于复杂的梦范畴的两种情况，似乎就最宜于在小说中营造神秘的氛围，最宜于揭示人物的巨大的心灵痛苦和难以明言的复杂体验。《白鹿原》把這两种情况的梦境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陈忠实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写的奇异神秘的梦，通常是通过心灵感应，来对人物“将来”的命运进行预测。白嘉轩和他的家人做的与白灵之死有关的梦，就属于这样的梦。
　　白灵是白嘉轩的掌上明珠，是他最“稀欠的宝贝女儿”，他一反平常的板正严肃，对这个女儿娇惯溺爱得有些没样子。他咬她的胖乎乎的手腕，“咬得女儿哎哟直叫，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脸。他把疼哭了女儿架在脖子上在院子里颠着跑着，又逗得灵灵笑起来。” 女儿长大了，到城里的教会学校去上学了。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她参加政治活动。白嘉轩预感到了逼压过来的危险。他把女儿锁起来。但性格洒泼天性自由的白灵，终于挣脱了。父亲气急了，对所有问及她的人，只有冷冷一句话：“死了。甭问了。”她果然死了。被活埋了。被自己的“同志”活埋了。她死得太惨了。她的死，对于那些真正爱她的亲人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伤痛和不幸，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她惨死的那一天夜里，梦见了她。先是白嘉轩，他突然受到失眠袭扰，直熬到下半夜才入睡，这是平生很少发生过的现象。“刚睡着又被一个奇异的梦惊醒来，再也无法重新入睡，例（便）拄着拐杖在茫茫雪原上连滚带爬朝北走去，天明时便跨进白鹿书院，让大姐夫朱先生给他解梦。” 他告诉朱先生自己做的梦“怪得很”，然后向他描述自己睡不着觉时的“心慌气短”、“烧躁瞀乱”的异常情状，“……折腾到后半夜才睡着。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白鹿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我答应了一声，就惊醒了……”随后，“我越加睡不着，听见咱娘在屋里呻唤。我穿上衣服过去看咱娘怎么了。咱娘说她做了个梦……那梦跟我的梦一模一样！我的老天爷，天下竟有这等奇事！……”而更奇的是，白嘉轩的姐姐，朱先生的夫人朱白氏竟也做了几乎同样的梦：“天哪！我咋个黑也梦见了白鹿了，可没有看出灵灵的模样。白鹿飘着飘着忽儿栽进一道地缝里……” 听完这些话，“朱先生心里说：白灵完了，昨夜完的。” 但他没有给妻弟白嘉轩说这种凶兆。然而不幸被他言中，“白灵正是在这一夜走向她生命的尽头的”。白嘉轩虽然没有从姐夫得到肯定的答案，但他记住了这个异常而神秘的日子。以至于在这个奇异的梦过后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一个春天，当几个共产党的干部来到他家，把一块黄地上刻着“革命烈士”的牌子交给他，而对他的“怎样死”和“死亡的具体时间”的问题却闪闪烁烁的时候，他“突然把靠在腿旁的拐杖提起来，往地上一拄，斩钉截铁地说：‘阴历十一月初七！’六个人惊讶地面面相觑，问他怎么知道的？白嘉轩以不可动摇的固执和自豪大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 　　对白嘉轩和他的家人的这些冥漠恍惚的梦，如果不是用某种独断而教条的认识来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潜入人的深层的心理世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那么，我们即使不能给出凿凿有据的结论，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是一种令人恐惧和震惊的心理真实。我们中间不少人，都有过怪异的梦。爱克曼的梦，也许也助于说明问题。他告诉歌德，他小时候养过三只小红雀，他“把整个心神都灌注在它的身上，爱它们超过爱任何东西。” 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它们飞走了。爱克曼满世界找不着心爱的小红雀。他带着悲痛睡着了。他梦见那些鸟在花园后邻居家的屋顶上。第二天，他果然找回了自己的鸟儿。听完爱克曼的故事，歌德说：“你那段少年时代的经历倒顶奇怪的。不过自然界类似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奥妙。我们都在神秘境界中徘徊着，四周都是一种我们不认识的空气，我们不知道它怎样起作用，它和我们的精神怎样联系起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灵魂的触角可以伸到身体范围之外，使我们能一种预感，可以预见最近的未来。” 他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他上述的观点。伟大的歌德真是个心理学家。他的话至少告诉我们，人的精神世界有多么幽隐、复杂、神秘。而我们之所说陈忠实是个极为优秀的小说家，说《白鹿原》是21世纪后50年几乎首屈一指的优秀长篇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陈忠实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对梦的真实描叙，为我们敞亮了人的心灵世界的另外一个领域，从而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神秘引发恐惧，也刺激人的好奇心。因此这样的描写，不仅给作品萦绕上一层奇幻的神秘色彩，而且还有助于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换句话说，《白鹿原》对于梦境描写，不仅具有表现人的心理意识活动的真实性，而且还具有通过对神秘因素的成功利用以征服读者的修辞性和艺术性。
　　其实，描写在梦境中凌越幽明两界的心灵感应、人鬼相通的情景，在《白鹿原》第一章就有描写。白嘉轩的第六个女人胡氏突然从梦中惊醒，“浑身哆嗦如同筛糠”，“眼睛里满是狐疑惊恐之色，目光恍惚不定。” 直到白嘉轩挖来一升豌豆，从顶棚到炕角，摔打过之后，她才缓过气来，“才敢于开口说出昨晚梦见的鬼怪”：“她说她梦见他前房的五个女人了。那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抠她抓她打她唾她，都争着拉他去睡觉。令嘉轩大惑不解的是，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 后来虽然请了法官来驱鬼禳灾，而且，“此后果真不再闹鬼”，但是“胡氏的精神却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她最后在流产之后，在恐惧中死去。
　　胡氏的梦，给她带来巨大的恐惧，无疑是造成她死亡的一个心理原因。她的梦同样也充满神秘色彩。一方面，它带给读者的是混杂着惊惧感与趣味性的复杂感受，另一方面，也确实利用超常现象展现一个浑涵、幽暗的生命世界，正是《白鹿原》让我们觉得充满魅力意味隽永的一个深在的原因。
　　一个充满梦意的事象体系，给《白鹿原》披上了柔纱，使它给人一种似欲飘然远举的神秘、妙曼的印象。
　　幽明相接：《白鹿原》中的鬼魂附体事象
　　在一个缺乏安全感与心灵慰藉的生存环境中，人会感觉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并非人间的所在，而如果情况比这还要糟，即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同时承受着野蛮、残酷的凌辱与伤害，甚至人的生命也像旷野中没有掩护的小草，常常遭受无情风雨的欺凌和摧折。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是活在地狱之中，分不清自己像人还是像鬼。这正应了宋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郑义娘的一句话：“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郑义娘当时处于风雨如晦的乱世。她的这句话，道出了乱离时代几乎所有人的感受：哪里有了太多不正常的死亡，那里就會出现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这种“鬼魂附体”现象也许很复杂，很难解释，再加上由于迷信因素的夸饰和歪曲，它更多地让人感受到的是恐惧，更容易让人产生简单否定它的“唯物主义”冲动。其实，揆情度理，这种现象，似乎还是可以找到一部分解释的原因和依据的：它是在死者不甘死，生者也难于心安地活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种复杂的心理会通现象。陕西民间把这种现象叫作通串，即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凭附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诉说自己的冤屈、不满或愿望。
　　陈忠实就曾有过“见到鬼”的经历：
　　有月亮的夜晚，往往是村里孩子聚合玩耍的天赐良机。我平生仅有一次碰见过鬼，就发生在一个冬天的月色朦胧的村巷里。我跟着比我稍高一点的哥哥到村子东头去玩耍，刚走到离家门不过百十步的一户人家的围墙口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不许我跟他走了。眼睁睁看着他和几个伙伴往前走去，我很失落地转身回家。就在刚转过身的一瞬，看见不过五步远的一个茅厕里有一个怪物，体形像一头半大的牛，又像一只超大的猪。但这并不是我每天都能看见的活牛生猪，而是如同过年时乡村集市上叫卖的纸扎的动物造型的灯笼，从头到脚涂着红的黄的绿的色彩鲜艳的圆形和方块形的图案，似乎还有一缕亮光透出。好奇心驱使我停住了脚步，突然，我看到那纸扎的“四不像”怪物竟走动起来。那时候的乡间茅厕，多是三堵半土墙围成的一方避身遮丑的小小空间，那怪物笨拙地移动着纸扎的躯体，竟然还扭过头来看着我。恰是在这一瞬间，我的毛发倒竖、后脊发冷，恐惧顿时攫住了我的心，腿都软了。我已经记不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也不记得母亲后来施用了民间的哪种措施为我驱鬼除邪，随后似乎也未遭遇什么灾祸或病痛。然而，那个纸扎的却会移动的“四不像”怪物的身影，却铸成永久的记忆，及至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描绘出曾经眼见的形态和色彩。
　　他还曾亲眼看见过“鬼魂附体”的事情：
　　我小时候见过被鬼附体的人，成年及至中年也都见过和听过。印象深的是一个接近成年的女孩，昏倒在灞河岸边的浅水里，被午后出工的人发现救回家中，恢复知觉后便自说自话，竟然说什么她被淹死在灞河的事，亏了什么他的妻子养大了孩子……那口吻显然不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说话的习性，她说着说着又昏厥过去，围着的女人们便往她身上扣一簸箕，用桃树枝条抽打簸箕（桃树枝条驱邪），她竟又苏醒过来，又自说那些鬼话。我看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我在《白鹿原》中写田小娥鬼魂附着鹿三的情节，得益于许多年前亲眼看见的鬼事。
　　这些的恐怖记忆，使他克服了“不怕鬼的”的僵硬的“唯物主义”教条，给他提供了独特而宝贵的经验资源，深刻地影响了他写作《白鹿原》时的想象和叙述。
　　如果我们暂放下从科学的角度说明这种现象的真伪以及从心理学角度揭示它形成的心理机制等夹缠不清的问题不谈，单从修辞及增强小说的吸摄力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陈忠实对“鬼魂”事象和灵魂附体这一心理现象的描述是非常成功的。在《白鹿原》的整体事象结构中，这些奇异事象显得那样神秘，那样真实，让人油然联想起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开始老哈姆雷特幽灵显现时的那种强烈的感受。也就是说，《白鹿原》虽然写了人鬼相通，即鬼魂附体的神秘现象，但它带给人的不是一种纯粹的阴冷的恐惧之感，而是推激着读者走向更深广的意义世界，在那里反思被害人的冤情和命运，以及其他种种更为复杂、重要的问题。
　　在《白鹿原》中，鬼魂附体这种神秘、异常的现象，成功而集中地体现在鹿三身上。陈忠实把这一神秘现象发生的心理过程，揭示得非常充分，即把鹿三杀死小娥以后的不安、惊恐的复杂心理写得真实而细致，这样，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公公刃杀儿媳的这一悲剧事件所包含的文化及人性内涵的深思方面来了。另外，小娥的“鬼魂”依附到鹿三身上，也反讽性地替小娥鸣了冤，或者说，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构成了人物间的一种强烈的冲突关系，并使冲突的力量间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
　　按理说，鹿三是最不可能杀小娥的，因为他是那样善良、那样忠厚，但鹿三又是最有可能杀小娥的人，因为他是那样爱面子，那么自尊，对他的主人白嘉轩所垂范的仁义道德是那么推崇。另外，鹿三性格中，其实也有极为粗豪、勇武或者说冷硬、凶悍的一面，他在闹交农中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以至于在交农取得胜利以后，白嘉轩在门口迎接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 小娥在鹿三看来，是“烂货”、“婊子”、“祸害”，是断送了儿子前程的祸根，败坏了他家门风的荡妇，最主要的，是这个烂女人竟然把白嘉轩的接班人白孝文也拉下水，这是最让鹿三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觉得惭愧和愤怒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点，才最终促使他下了杀人的决心。他杀小娥前，最需要充分的心理勇气的，于是他想象着自己那年“交农”的情景，“他领着众人进逼县府又被五花大绑着投进县牢，没有后悔也没有害怕过。鹿三心里说：我要做成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了，去杀一个婊子去除一个祸害。” 然而，尽管鹿三残杀一个“婊子”的行为，在白鹿村获得了普遍的道德支持，因为无论大人小孩“没有一个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但“鹿三完成了这个人人称快的壮举却陷入忧郁”，而且，这忧郁是回到马号以后就开始了的。他从水缸中看到小娥惊诧凄怆的眼睛。他的耳边响起小娥临死时那声“啊……大啊……”的声音。这个声音总是在他耳边响起。在他睡觉、干活、吃饭、甚至与别人聊天的时候，这个声音都会突然冒出来，并进一步把他“陷入无法排解的忧郁之中……” 在他把真相告诉前来找白嘉轩问罪的黑娃以后，他的忧郁也暂得到了“超脱”。
　　但作者反复交代鹿三在任何场合都产生对小娥临死那一声呼喊声的幻听这一细节，等于已经为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提供了充分的情节推激因素和必然的逻辑关联因素。白嘉轩的妻子仙草在瘟疫中患病，进入弥留状态，出现幻视状况，说她看到被刺伤的小娥，来给她看自己的伤口。这个细节更是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这一个信息：一个屈死的冤魂，已开始了申冤和复仇的行动。她终于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缠住了鹿三，并借他的嘴来讲自己的话。小娥“通串”到鹿三身上以后所说的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己的冤屈进行辩白，另一类是对白嘉轩进行揶揄、嘲弄和威胁。前一类话是针对鹿三的：“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过旁人的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有搡截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这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怎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这段话，其实是鹿三杀人以后，处于极度不安、痛苦的状态中会经常想到的问题。这段话具有两功能：一方面，它显然传达出了小娥真实的声音，说明了小娥其实不仅与人无害，而且值得同情，她是无辜的。她的惨死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话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田小娥，并进而从同情的角度，反思给她造成不幸的深层原因。这段话的另一个功能，是它以一种他者的话语，显示了鹿三的深在的意识活动，也就是说，这些从他者角度讲出来的话，其实可能正是鹿三心中曾经想过的、至少也是他应该想的，否则，我们就没法理解决定于他的内在心理活动的鬼魂附体这一复杂现象。因此，这段话正像A.C.布拉德雷在谈到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超自然的因素”时所说的那样“它对于已经出现并在发生影响的内心活动给予一种确认，并且提供一种明晰的形式” 。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小说家把两种声音包纳汇通在一起的双重话语。从小说修辞的角度看，它显示了陈忠实过人的才华，也可以看出他对人物复杂的深层心理活动的准确把握和成功表现。
　　小娥借鹿三之口讲的另一类话，是对白嘉轩、甚至整个的白鹿原社会表达她的愤怒、嘲弄和复仇愿望的：“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族长老先生给我侍候饭食哩！族长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哩。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我是个啥人嘛族长？我是个婊子是个烂婆娘！族长你给婊子烂婆娘端饭送食儿，你不嫌委窝了你的高贵身份吗……” 这段话里有对白鹿原人辱骂她的话语的讽拟，有对白嘉轩的直接嘲讽；作者拟声模态，惟妙惟肖，既是个性化的口语，又极具戏剧语言的那种内在的冲突性和争辩气氛。总之，在小说的第二十五章中的類似话语，成功地营造出了神秘和恐惧的氛围，又蕴含了丰饶的意义内涵，从而使这一章成为《白鹿原》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持久影响的章节之一，也为整个《白鹿原》增加了一个让人含茹唾弃的迷离的事象层面。 　　荣格曾将艺术作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它所包容的一切都可以解释的心理型艺术，另一种是其表现内容是人们心灵深处的陌生之物，而且“使我们惊愕不已，使我们困惑迷乱”的幻觉型艺术。这后一种艺术“提醒我们的不是人类生活中的日常事件，而是梦、夜间的恐惧，以及我们不时怀着不安的心情所感觉到的那种心灵的黑暗。” 他要求人们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类艺术所表现的内容，“幻觉经验看起来确实与人的一般经验大相径庭，这就使我们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更不幸的是它还带着某种晦涩玄妙与神秘主义的色彩，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以善良、合乎情理的态度来对待它。” 当然，从整体上来看，《白鹿原》并不属于荣格所讲的那种幻想型艺术，而毋宁说倒是具有充分现实依据的写实性作品，但《白鹿原》中确又存在着一个“幻想”的事象层面，在对这个事象层面进行认识评价的时候，具体地说，在对《白鹿原》中的“鬼魂附体”现象进行认识和评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抱荣格所说的“善意的、合乎情理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作者在把握人物深层心理活动上的过人之处，才能看到这部小说之所以令人震撼的一个重要原因，才有可能最终深化对人性、对人的幽邃、冥漠的内心世界的认识，才能完整地认识人本身，才能公正地评价《白鹿原》。
　　怪异的征兆：小说内部的精灵
　　福斯特在他的名著《小说面面观》中有这么一句在我看来很值得玩味的话：“可悲的是人为不能同时既给人以深刻印象又只说实话。” 换言之，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小说是必须不说“实话”的。它必须给小说添加一些虚幻、神秘的成分，在小说中形成一种悬念性的紧张感，从而紧紧地吸引读者对诸如命运、天道等冥冥中的力量和问题进行正面思索。怪异的征兆，就是小说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常用的手段。
　　从表面上看，异兆，即过于离奇的征兆，往往纯是一种人为的设计或无稽的附会。但即便是这样，它在小说中，却是一个允许巧妙使用的技巧。一般来讲，小说家用它并不是真的要说明它是一种多么真实的客观存在，而是企图用它在小说营造一种具有神秘意味的吸摄力，或给小说增加一个写小说的主题（往往是反讽性的主题）有关的意义层面。异兆是征兆中最为怪异、奇特的一种。征兆是人类据以判断事情变化的可能性及趋势的外在表征，是认识论可以解释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征兆的兆示符号与它喻示的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有必然联系的，月晕知风，础润知雨，这种自然界中的现象自不用说，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征兆性的事象也是所在多有的，如普遍的腐败现象和颓废心理的存在，往往是社会进入新的变构阶段的征兆，因为，这些现象是旧有的社会制度机制和对人的精神生活进行引领的价值体系失去功能和作用的结果，这就需要对旧的结构进行调整，以维持社会的平衡和有序。换言之，一般的征兆是包含了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但异兆就不同了。它往往是意绪性的，是氛围性的，具有幻想的性质，往往是人们比附的结果。这种比附放到一定的情节或事象结构中，会给人心理上造成惊奇、甚至恐怖的感觉，但它没有从事理上可以解释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把异兆因素当作一个修辞性因素来看，而不可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胶柱鼓地非得弄清出个究竟来。如《红楼梦》中写过许多异兆，最典型的是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挨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竦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那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尤氏道：“必是墙外边的家里人，也未可知。”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
　　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槅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
　　这就是异兆了。在这个异兆出现以后，随即发生的便是晴雯的死，迎春的“误嫁”。总之，异兆神秘、恐怖，给人一种情绪上的影响，暗示着小说中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的突转或毁灭性的局面的即将出现。如《红楼梦》第九十回叙怡红院的海棠树，本来枯萎了的，却突然在冬月天开了花。众人都往好处想，独“探春虽不言语，心里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但只不好说出来。” 事实上，这个异兆起到的作用，正是强化《红楼梦》的悲剧性，兆示接踵而来的重大悲剧事件的发生：先是元妃“薨逝”，再是黛玉之死，又是探春远嫁，妙玉遭劫，总之，香消玉殒，哀音不绝。
　　话说远了。且来看看《白鹿原》的情况。
　　异兆在《白鹿原》中是一个在可见的修辞性存在。这些异兆，一方面，有制造悬念和营造氛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作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演变运势。它们一出现往往就能在读者身上产生一种紧张感，紧紧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调动起读者探知内里、弄清究竟的强烈的好奇心。
　　这部小说的第二章，写白嘉轩在雪地里看到刺蓟，这太让他惊诧了：“怪事！万木枯谢百草冻死遍山遍野也看不见一丝绿色的三九寒冬季节里，怎么会长出一株绿油油的小蓟来？他蹲下来用手挖刨湿土，猛然间出现了奇迹，土层里露出来同样颜色的叶片。再往深挖，露出一根嫩乎乎的同样粉白的秆儿，直到完全刨出来，那杆儿上缀着五片大小不一的叶片。” 他觉得这太异乎寻常了，于是就去向他的姐夫博学的朱先生去请教。朱先生看过他画下的笨拙的图画，告诉他：“你画的是一只鹿啊”。这就赋予了这株草以超常的性质，因为，小说接下来就告诉人们，神奇的白鹿，在鹿原人的神话中，是一个象征着幸福、吉祥的圣物。这就等于告诉白嘉轩这株草其实是个吉兆，而他也确实认为这是“神灵把白鹿的吉兆显示我白嘉轩”的。这样，这个异兆便被当作了“吉兆”，而且直到最后，当白嘉轩在一次镇压“反革命”的大会上，“远远瞅见高台正中位置就座的儿子孝文，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的鹿精灵的情景。” 最后，还煞有介事地向已经疯了的鹿子霖道歉。不管作者的原意是什么，小说的事象体系事实上早已把这个“吉兆”变成了异兆，甚至凶兆，把这个貌似端肃方正的“征兆”，变成具有悲剧色彩的反讽。因为，白嘉轩最后几乎失掉了一切他认为宝贵的东西：家族的事业、女儿、如同兄弟的鹿三，还有他所信奉的道德體系，都被无法抗拒命运和势不可挡的新势力终结了、摧毁了。可见，那株蓟草和那块从鹿子霖手中骗来的坡地给他什么也没带来。如果说它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带给白嘉轩的绝不是幸福和吉祥，而是一连串的灾难和打击。 　　如果说状似白鹿的蓟刺草是多重视境的反讽性异兆，那么，白狼就是直接的单一视境的异兆。对白狼这个异兆，朱先生的解释是：“皇帝再咋说是一条龙啊！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这是自然的。” 似乎白狼之出现，是皇帝被推翻带来的结果。这显然不是我们理解白狼这个异兆时应该依循的思路。出现白狼这个异兆，同一切真正的异兆一样，不是过去的某个原因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因果关系的终点，而是恰恰相反，它指向未来状态的，它预示着即将发生巨大的事件，或者用小说中的一个词来说，它不过是一个“凶讯”的异兆一出现，整个白鹿原就被抛入了惶惶然的恐惧和不安中。随后发生一连串的重大的甚至灾难性的事件都是对“异兆”的坐实。
　　在《白鹿原》中，除了这些刻意经营的宏观“异兆”事象，还有一些微观“异兆”事象，如相面、数字、预言性话语中所包含的征兆。
　　在这部小说的第二十三章，朱先生细细地端评过白灵的面相，并且告诉她：“你的左方有个黑洞。你得时时提防，不要踩到黑洞里去。跷过黑洞，你就一路春风了。” 白灵信仰唯物论，自然是不信的。朱先生正告她：“你还是防备着点儿好。”但这个荒唐的异兆，还是被比异兆更荒唐的生活证实了。这与其说证明了确实存在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他的命运与遭遇的神术，毋宁说，恰好说明了残酷、荒唐的生活，是多么容易被用来证明荒诞不经的预言和“异兆”。所以，这样的异兆，并不证明说出“异兆”的人有多么高明，而只不过说明了生活是多么混乱，多么愚蠢，多么残酷。所以，这类异兆引发的就不是对异兆本身的认可，或对异兆“发现”者的宾服，而是对被“异兆”有幸言中的不幸事件的反思。
　　与面相中类似的微观“异兆”事象，是第十二章朱先生对围攻西安的刘军长所做的预言（“见雪即可开交”）和第五章关于白鹿村住房超过二百、人口超过一千就会有灾祸降的传说中的神秘数字。其实，这些“异兆”似乎都不难做出解释，前者事实上是朱先生对城外的情况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无论是城内的守方还是城外的攻方，都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解决问题，这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寒冷的冬天无论对哪一方来讲，都是一道越不过去的槛儿。后边的两个数字，其实，也不过是由白鹿原恶劣的生存环境（如常常发生干旱等自然灾害）和外部现象，而不是一个足以造成灾难结果的充分条件。所以，这两个异兆在小说中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与事实有多么准确的因果对应关系，而在于它们强化了读者对灾难的悲剧性体验，并引发读者对这些悲剧进行更加深入的把握。这其实是小说出“奇”制胜、以“异”超常的文体规定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怪异的征兆，就仿佛夜空里的猫头鹰，它的叫声听来肯定让人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但它本身却是无害的。从小说修辞或作者控驭读者在小说中的反应这一角度看，异兆就是小说中的猫头鹰。异兆是在小说的暗夜中不安地飞着、叫着的精灵，它在小说内部搅动着一种不安、甚至不详的气氛，但它同时证明这夜是活着的，是有生命存在着的。《白鹿原》的夜空里，就有这样的精灵飞来飞去，凄凉地叫着，拣尽寒枝不肯栖。它让我们感受到了恐怖，但也让我们在夜空惊醒过来，睁开了沉沉的睡眼。
　　诺斯洛普·弗莱在他的经典之作《批评的剖析》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好故事’是指构思清晰的作品。对一预兆或前兆的引示，或者说在故事开始时就预言整个故事如何展开这一手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手法若作为人类生存境况的投射而言，是喻示出不可避免的命运或潜藏的全能意志这一概念的。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结构，使故事的开头与结尾有一种对称关系，而唯一的不可避免的意志正是作者的意志。因此，我們发现，甚至那些在气质上并不怎么喜欢用凶兆的作家也运用这一手法。例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故事开始时铁路搬运工之死被安娜认为是她自己的一个不祥之兆。” 弗莱要人们把各种的前兆或预兆，都当作作者的包含了文学目的的自觉经营，是一种艺术手段或结构方式，它包含的其实不过是作者的目的和意志而已。这就对了。但还不够。我们还要联系作品的事象体系，联系读者阅读小说的反应，来考察这些手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种种怪异的征兆性事象。
　　总之，本文对《白鹿原》中的怪梦、通串、异兆等个体神秘性质的事象进行考察时，着重说明它们在小说中的作用，在整个小说事象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对读者进入作品、理解作品的修辞性功能。本文认为，这些神秘的事象，为《白鹿原》创造了一个广漠的想象空间，使这部作品充满了神奇的魔力，并推激着读者在这个想象世界里情夺神移，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