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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艺作品中的重复比较常见，本文列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一是《诗经》中的《伐檀》的反复咏叹艺术；一是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的重复感情艺术；一是茹志娟的《百合花》中的人物故事重复的艺术效果；一是朱自清《背影》的细节重复。这些都构筑了文艺作品中的重复艺术。重复的艺术在艺术表现上不只是一种“集中”，也是一种“推进”。
【关键词】重复；人物；情感；艺术表现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艺术创作非独不能“重复”别人，且不能“重复”自己。雷同，向来被视为艺术创造的大忌。然而，这知识艺术品彼此之间的一种“对外政策”。作为艺术品的个体，还有一项“内部政策”，即容许某种“重复”的追求。一些着急安排的重迭和反复，往往可以产生独特的艺术效应。
句子、小节的“重复”在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还形成了一种“重沓格”。《诗经》中的《伐檀》抒写两千多年前华夏土地上胼手胝足的努力的满腔悲愤，就采用了“坎坎伐檀兮”的反复咏叹。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通过“我们织，我们织！”的重复诅咒，表达出“老德意志”的版图内，那“两脚还插在封建泥沼”而“身体已卷入资本主义旋风”的苦工们的深仇大恨。这些反复回环的叠句，不只显示出无边力役持续进行的节奏，更使诗中汹涌起伏的感情波涛，汇集为深沉的郁积，鼓荡起爆发的力量，回旋成紧迫的气势。这是“重复”的艺术效应。
茹志娟的《百合花》中，那位小战士军服肩部被划开的一个破洞“重复”出现了四次；那位新媳妇借出来给伤员用的被面上洒满百合花的被子，“重复”出现了三次。当我们督导新媳妇默默地、执拗地为已经牺牲了的小战士细针密线缝补那个生前未能得到缝补的破洞时，当我们督导新媳妇劈手夺过卫生员从小战士尸体上揭掉的被子，含着晶莹的泪花把它“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的时候，读者激动的泪水是怎么也难以忍禁的。设若密密缝补的是一个突然发现的破洞，设若铺上的是一床读者陌生的被子，设若它们不是在反复出现中已经浸染着、饱和着人物的浓烈感情，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断然无从产生。这同样是“重复”的艺术效应。
重复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之所以值得肯定，是因为它在艺术创作中，有助于“提挈”主旨，“集中”思想，“强化”感情。在作品的重要部分和节骨眼上，作者运用“重复”，一口咬住不放，反复、细密地加以表现，有助于丰富生活画面的姿彩，造成艺术表现的高光区。这种“提挈”、“集中”、“强化”的作用，往往通过不同的途径，表现于不同的侧面。
有的通过“立片言而居其要”，突出表现某种重大矛盾。奴隶社会“分田而耕”的奴隶对“受民、受疆土”的领主的怨恨是罄竹难书的，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是难以尽数的，而《伐檀》通过“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反复责诘，通过“彼君子兮……”的反复冷嘲，把艺术的聚光镜始终对准领主们不劳而获的形象画面，使生活的主要矛盾在“重复”中得到清晰的表现和深刻的揭示。
有的通过某一形象的反复出现，突出表现某种典型感情。朱自清的《背影》，表现的是缠绵悱恻的父子之情，灰暗凄凉的人情世态，而这种渗透于通篇字里行间的感情，都体现在反复出现的父亲的“背影”上，“背影”形象的反复描绘，使父子之爱这一典型感情的构筑取得了一个中心点。
也有的通过描写某种态度的反复变化，突出典型人物的主导性格。契诃夫的《变色龙》，着力描写奥楚蔑洛夫对狗的态度的五次变化，随着狗的主人是否是将军的判断，五次变化组成三次重复，正是这种变化的重叠描写，集中表现了作为统治者忠实奴才的主人公趋炎附势、媚上欺下的典型性格。
还有的通过某一行动过程的反复进行，突出表现一种典型的社会环境。蒲松龄笔下的席方平，为了给父亲申冤而反复告状，一告于城隍，再告于郡司，三告于冥王，正是通过这种“告阴状”的反复描写，通过屡告屡遭折磨的令人发指的情境刻画，充分展现了阴世（实际是人世的投影）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腐恶环境。
重复，在艺术表现上不只是一种“集合”，而且也是一种“推进”。在抒情作品中，这种“推进”表现为感情的跌宕腾挪，旋转向前。《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每节的重复，一方面“内向集中”着纺织工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切齿愤恨的炽烈感情，使得这种感情深沉、凝重；另一方面，每一次重复也“向外扩展”着诅咒的具体对象，由“上帝”到“国王”，进而到“虚假的祖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首歌暗中针对着一八一三年普鲁士人所叫嚣的“国王与祖国与上帝同在”这一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三重诅咒重复的过程，也就是感情回旋迸发的过程，也就是对“那个上帝”“阔人们的国王”，进而到“虚假的祖国”三位一体的“老德意志”的彻底否定的过程。
重复的艺术，在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的运用中是千变万化的，它并没有固定的程式，并不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然而，“随心所欲不逾矩”，重复，也不是没有适当的限度的。“三打祝家庄”“三气周瑜”“三大白骨精”“三进荣国府”……不是都有个“三”么？这当然不能说重复最好的就是三次。但在一般情况下，“事不过三”，多少也反映了重复应当适当、适度。如果无视矩度，一味重复下去，那就不能收到“复而不厌”的艺术效果。《三国演义》中的“六出祁山”“七擒孟获”，重来复去，并不能给人独特的艺术感受和生动的形象记忆，这该是个可以记取的教训。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29.
[2]班马.前艺术思想[M].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10（01）.
[3]韩进.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述评[M].中国文学研
究，1995（01）.
（编辑：龙贤东）
【关键词】重复；人物；情感；艺术表现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艺术创作非独不能“重复”别人，且不能“重复”自己。雷同，向来被视为艺术创造的大忌。然而，这知识艺术品彼此之间的一种“对外政策”。作为艺术品的个体，还有一项“内部政策”，即容许某种“重复”的追求。一些着急安排的重迭和反复，往往可以产生独特的艺术效应。
句子、小节的“重复”在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还形成了一种“重沓格”。《诗经》中的《伐檀》抒写两千多年前华夏土地上胼手胝足的努力的满腔悲愤，就采用了“坎坎伐檀兮”的反复咏叹。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通过“我们织，我们织！”的重复诅咒，表达出“老德意志”的版图内，那“两脚还插在封建泥沼”而“身体已卷入资本主义旋风”的苦工们的深仇大恨。这些反复回环的叠句，不只显示出无边力役持续进行的节奏，更使诗中汹涌起伏的感情波涛，汇集为深沉的郁积，鼓荡起爆发的力量，回旋成紧迫的气势。这是“重复”的艺术效应。
茹志娟的《百合花》中，那位小战士军服肩部被划开的一个破洞“重复”出现了四次；那位新媳妇借出来给伤员用的被面上洒满百合花的被子，“重复”出现了三次。当我们督导新媳妇默默地、执拗地为已经牺牲了的小战士细针密线缝补那个生前未能得到缝补的破洞时，当我们督导新媳妇劈手夺过卫生员从小战士尸体上揭掉的被子，含着晶莹的泪花把它“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的时候，读者激动的泪水是怎么也难以忍禁的。设若密密缝补的是一个突然发现的破洞，设若铺上的是一床读者陌生的被子，设若它们不是在反复出现中已经浸染着、饱和着人物的浓烈感情，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断然无从产生。这同样是“重复”的艺术效应。
重复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之所以值得肯定，是因为它在艺术创作中，有助于“提挈”主旨，“集中”思想，“强化”感情。在作品的重要部分和节骨眼上，作者运用“重复”，一口咬住不放，反复、细密地加以表现，有助于丰富生活画面的姿彩，造成艺术表现的高光区。这种“提挈”、“集中”、“强化”的作用，往往通过不同的途径，表现于不同的侧面。
有的通过“立片言而居其要”，突出表现某种重大矛盾。奴隶社会“分田而耕”的奴隶对“受民、受疆土”的领主的怨恨是罄竹难书的，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是难以尽数的，而《伐檀》通过“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反复责诘，通过“彼君子兮……”的反复冷嘲，把艺术的聚光镜始终对准领主们不劳而获的形象画面，使生活的主要矛盾在“重复”中得到清晰的表现和深刻的揭示。
有的通过某一形象的反复出现，突出表现某种典型感情。朱自清的《背影》，表现的是缠绵悱恻的父子之情，灰暗凄凉的人情世态，而这种渗透于通篇字里行间的感情，都体现在反复出现的父亲的“背影”上，“背影”形象的反复描绘，使父子之爱这一典型感情的构筑取得了一个中心点。
也有的通过描写某种态度的反复变化，突出典型人物的主导性格。契诃夫的《变色龙》，着力描写奥楚蔑洛夫对狗的态度的五次变化，随着狗的主人是否是将军的判断，五次变化组成三次重复，正是这种变化的重叠描写，集中表现了作为统治者忠实奴才的主人公趋炎附势、媚上欺下的典型性格。
还有的通过某一行动过程的反复进行，突出表现一种典型的社会环境。蒲松龄笔下的席方平，为了给父亲申冤而反复告状，一告于城隍，再告于郡司，三告于冥王，正是通过这种“告阴状”的反复描写，通过屡告屡遭折磨的令人发指的情境刻画，充分展现了阴世（实际是人世的投影）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腐恶环境。
重复，在艺术表现上不只是一种“集合”，而且也是一种“推进”。在抒情作品中，这种“推进”表现为感情的跌宕腾挪，旋转向前。《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每节的重复，一方面“内向集中”着纺织工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切齿愤恨的炽烈感情，使得这种感情深沉、凝重；另一方面，每一次重复也“向外扩展”着诅咒的具体对象，由“上帝”到“国王”，进而到“虚假的祖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首歌暗中针对着一八一三年普鲁士人所叫嚣的“国王与祖国与上帝同在”这一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三重诅咒重复的过程，也就是感情回旋迸发的过程，也就是对“那个上帝”“阔人们的国王”，进而到“虚假的祖国”三位一体的“老德意志”的彻底否定的过程。
重复的艺术，在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的运用中是千变万化的，它并没有固定的程式，并不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然而，“随心所欲不逾矩”，重复，也不是没有适当的限度的。“三打祝家庄”“三气周瑜”“三大白骨精”“三进荣国府”……不是都有个“三”么？这当然不能说重复最好的就是三次。但在一般情况下，“事不过三”，多少也反映了重复应当适当、适度。如果无视矩度，一味重复下去，那就不能收到“复而不厌”的艺术效果。《三国演义》中的“六出祁山”“七擒孟获”，重来复去，并不能给人独特的艺术感受和生动的形象记忆，这该是个可以记取的教训。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29.
[2]班马.前艺术思想[M].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10（01）.
[3]韩进.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述评[M].中国文学研
究，1995（01）.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