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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林林总总的著作中，从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关系入手，探索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方方面面的联系，可谓是一个新视角。开创这个研究新领域的代表人物，是江西省赣州市研究中央苏区史的专家舒龙先生。由他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成为这一新视角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舒龙，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赣州电视台专业作家，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从事“红土地文艺”研究与创作40多年，代表作有电视连续剧《封锁线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和《赤都财魁毛泽民》，被称为“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他还和凌步机等同志一道，共同研究并出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血铸赤国》等长篇著作。
在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的过程中，舒龙先生以敏锐的目光发现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紧密联系，因而从上世纪末开始了客家与红军关系史研究。已年过六旬的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研究精神丝毫没有消减。他不仅自己收集有关资料，撰写出一批可圈可点的论文，还高度关注和收集其他研究人员的成果，终于把自己多年的资料积蓄、研究冲动和理论思索变为现实，汇集成为一部引人注目、独树一帜的《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专著。
这部专著，是作者40多年来从事红土地文化研究、长期收集史料、进行研究的成果，是中央苏区史研究中第一部从客家和党史两个不同的范畴探讨研究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关系的专著。它的面世，令人耳目一新。它不仅为拓宽党史研究新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且给党史研究的视角转换以重要启迪，可谓是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笔者读完该书，深受启发，感受颇多。
一、敏锐地发现了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必然联系
尽管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是两个不同的学术范畴，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但目光敏锐的舒龙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将客家与朱毛红军、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探讨，实现了从红土地文化到客家文化研究的重大转型。
舒龙先生通过在客家聚居地长时间的深入调查采访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几乎都是客家人聚居地；红色根据地界与客家区域几乎重合；更为突出的是，朱毛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与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客家人；红军在客家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有着其独特的大背景；客家人的长途迁徙漫游的生存特性，在长期的生存谋求中演变成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术；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铸就了红军女战士的巾帼风采；客家人的创造精神和为历史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必然在这块红土地上创建一个红色的苏维埃国家。
这些必然的联系，不仅彰显出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不可分离的关系，同时告诉了我们舒龙先生为什么会实现他的研究转型。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历史‘巧合’现象，是发展的‘必然’。‘客家’与‘红色’虽是两个学术题，却是一篇大文章”。因此，研究客家文化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关系，是他红土地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关系的学术研究体系
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创立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体现这样一种开创性研究的专著，首先必须做到结构缜密，逻辑严密，自成体系。《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达到了这一要求。全书分“赣南、闽西既是客家更是朱毛红军的‘摇篮’与‘大本营’”、“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解读客家的历史鸿文”、“红色领袖的客家血统与精神基因”、“红土地的龙虎榜，客家籍的将帅谱”等4个部分，共45万字，并附一张光盘。这种构思和布局，突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客家关系密不可分的主题，体现了独树一帜的理论创新体系。全书围绕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的关系，真实地记录了赣南、闽西等红土地上客家人为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浴血奋斗的血与火的历史，表达了客家人惊人的红色情结。书中通过介绍当年“朱毛红军”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苏区战斗和生活的经历，从他们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中，彰显出客家人不屈不挠、敢于抗争、英勇善战、大智大勇的优秀品质，从他们的优秀品质中闪烁出一种客家人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其结果，不仅开拓了研究客家文化的新领域，也拓宽了研究党史的新领域。
三、有机地融合了红土地文化和客家文化
把红土地文化与客家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有人认为过于牵强。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与其它文化兼容的。更何况，红土地文化不是产生于空中楼阁，而是孕育于客家文化的怀抱中，扎根于客家文化的土壤里，他们本来就是密不可分同舟共济共同服务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舒龙认为，当年朱毛红军活动的地方，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市，几乎都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作为军事家的朱德、毛泽东，从井冈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征战乃至开始长征的整整7年，都生活和斗争在客家人的工农大众之中；作为诗人毛泽东，他在红土地上写下的10多首军旅诗，都是咏颂客家风光的；毛泽东的大量调查报告，大多是调查客家人的风俗民情。报告所涉及的社区、事件、人物、风俗、语境等，基本上都是客家的。红军的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等，其祖上都是客家人；红军将领中，如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萧华、张鼎丞、陈奇涵、赖传珠、古柏、袁文才、毛泽覃等，也都是客家人，他们都秉承了客家祖先的奋斗精神和品格美德，开创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事业。在书中第四部分“红土地的龙虎榜，客家籍的将帅谱”中，仅撷取的中央苏区与红军中县团级以上的领导人就达539人之多。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客家文化与红土地文化的相融，难道是人们可以用“牵强”二字来简单否定得了的么？既然不能否定，我们就要用舒龙的探索精神来肯定地回答，来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实现锐意创新。
四、充满新意的研究博得史学界高度赞誉
舒龙先生探索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孜孜以求的精神，得到史学界许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教授，在得知编辑出版此书时，欣然同意将其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一文作为代序，同时亲笔签名、题词，并给作者寄去照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主任陈铁健教授，两次给舒龙寄去亲笔题写的书名墨宝。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经面世，就获得史学界纷纷赞誉。近代史研究专家、客家史研究权威韩信夫教授，充分肯定了舒龙的开创性研究，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您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很有意义。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杰出的贡献。”叶楚伧先生说：“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民革命史。朱毛红军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过去讲革命史、党史，对客家人的作用没有着重阐述，应是一大缺陷……这一工作，可说是填补过去空白，功德无量，值得庆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说：“这部《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写得大气、豪气、虎虎有生气，写朱毛红军的客家背景，写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钩沉掘深、旁征博引，十分雄辩；写客家人的迁徙与红军的游击战术，写寻乌与毛泽东思想的发轫，也有理有据，一以贯之，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其他还有许多肯定的评价，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笔者一气读完《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深感犹如吹来一阵清新的风，给党史研究拓宽了新的领域。对此，虽有学者持不同见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理论的面世，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知，没有吃螃蟹精神的人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得尝螃蟹的美味。何况，一种新的理论创建之后，还有待于不断地完善。建议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人员，读一读舒龙主编的这部《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相信会给您带来新的感受，也会给党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不揣冒昧和孤陋，写了这些话。是否恰当，还是请读者自己去评价吧！○
责任编辑 晏蔚青
舒龙，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赣州电视台专业作家，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从事“红土地文艺”研究与创作40多年，代表作有电视连续剧《封锁线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和《赤都财魁毛泽民》，被称为“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他还和凌步机等同志一道，共同研究并出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血铸赤国》等长篇著作。
在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的过程中，舒龙先生以敏锐的目光发现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紧密联系，因而从上世纪末开始了客家与红军关系史研究。已年过六旬的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研究精神丝毫没有消减。他不仅自己收集有关资料，撰写出一批可圈可点的论文，还高度关注和收集其他研究人员的成果，终于把自己多年的资料积蓄、研究冲动和理论思索变为现实，汇集成为一部引人注目、独树一帜的《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专著。
这部专著，是作者40多年来从事红土地文化研究、长期收集史料、进行研究的成果，是中央苏区史研究中第一部从客家和党史两个不同的范畴探讨研究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关系的专著。它的面世，令人耳目一新。它不仅为拓宽党史研究新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且给党史研究的视角转换以重要启迪，可谓是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笔者读完该书，深受启发，感受颇多。
一、敏锐地发现了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必然联系
尽管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是两个不同的学术范畴，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但目光敏锐的舒龙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将客家与朱毛红军、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探讨，实现了从红土地文化到客家文化研究的重大转型。
舒龙先生通过在客家聚居地长时间的深入调查采访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几乎都是客家人聚居地；红色根据地界与客家区域几乎重合；更为突出的是，朱毛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与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客家人；红军在客家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有着其独特的大背景；客家人的长途迁徙漫游的生存特性，在长期的生存谋求中演变成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术；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铸就了红军女战士的巾帼风采；客家人的创造精神和为历史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必然在这块红土地上创建一个红色的苏维埃国家。
这些必然的联系，不仅彰显出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不可分离的关系，同时告诉了我们舒龙先生为什么会实现他的研究转型。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历史‘巧合’现象，是发展的‘必然’。‘客家’与‘红色’虽是两个学术题，却是一篇大文章”。因此，研究客家文化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关系，是他红土地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关系的学术研究体系
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创立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体现这样一种开创性研究的专著，首先必须做到结构缜密，逻辑严密，自成体系。《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达到了这一要求。全书分“赣南、闽西既是客家更是朱毛红军的‘摇篮’与‘大本营’”、“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解读客家的历史鸿文”、“红色领袖的客家血统与精神基因”、“红土地的龙虎榜，客家籍的将帅谱”等4个部分，共45万字，并附一张光盘。这种构思和布局，突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客家关系密不可分的主题，体现了独树一帜的理论创新体系。全书围绕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的关系，真实地记录了赣南、闽西等红土地上客家人为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浴血奋斗的血与火的历史，表达了客家人惊人的红色情结。书中通过介绍当年“朱毛红军”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苏区战斗和生活的经历，从他们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中，彰显出客家人不屈不挠、敢于抗争、英勇善战、大智大勇的优秀品质，从他们的优秀品质中闪烁出一种客家人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其结果，不仅开拓了研究客家文化的新领域，也拓宽了研究党史的新领域。
三、有机地融合了红土地文化和客家文化
把红土地文化与客家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有人认为过于牵强。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与其它文化兼容的。更何况，红土地文化不是产生于空中楼阁，而是孕育于客家文化的怀抱中，扎根于客家文化的土壤里，他们本来就是密不可分同舟共济共同服务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舒龙认为，当年朱毛红军活动的地方，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市，几乎都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作为军事家的朱德、毛泽东，从井冈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征战乃至开始长征的整整7年，都生活和斗争在客家人的工农大众之中；作为诗人毛泽东，他在红土地上写下的10多首军旅诗，都是咏颂客家风光的；毛泽东的大量调查报告，大多是调查客家人的风俗民情。报告所涉及的社区、事件、人物、风俗、语境等，基本上都是客家的。红军的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等，其祖上都是客家人；红军将领中，如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萧华、张鼎丞、陈奇涵、赖传珠、古柏、袁文才、毛泽覃等，也都是客家人，他们都秉承了客家祖先的奋斗精神和品格美德，开创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事业。在书中第四部分“红土地的龙虎榜，客家籍的将帅谱”中，仅撷取的中央苏区与红军中县团级以上的领导人就达539人之多。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客家文化与红土地文化的相融，难道是人们可以用“牵强”二字来简单否定得了的么？既然不能否定，我们就要用舒龙的探索精神来肯定地回答，来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实现锐意创新。
四、充满新意的研究博得史学界高度赞誉
舒龙先生探索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孜孜以求的精神，得到史学界许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教授，在得知编辑出版此书时，欣然同意将其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一文作为代序，同时亲笔签名、题词，并给作者寄去照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主任陈铁健教授，两次给舒龙寄去亲笔题写的书名墨宝。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经面世，就获得史学界纷纷赞誉。近代史研究专家、客家史研究权威韩信夫教授，充分肯定了舒龙的开创性研究，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您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很有意义。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杰出的贡献。”叶楚伧先生说：“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民革命史。朱毛红军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过去讲革命史、党史，对客家人的作用没有着重阐述，应是一大缺陷……这一工作，可说是填补过去空白，功德无量，值得庆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说：“这部《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写得大气、豪气、虎虎有生气，写朱毛红军的客家背景，写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钩沉掘深、旁征博引，十分雄辩；写客家人的迁徙与红军的游击战术，写寻乌与毛泽东思想的发轫，也有理有据，一以贯之，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其他还有许多肯定的评价，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笔者一气读完《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深感犹如吹来一阵清新的风，给党史研究拓宽了新的领域。对此，虽有学者持不同见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理论的面世，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知，没有吃螃蟹精神的人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得尝螃蟹的美味。何况，一种新的理论创建之后，还有待于不断地完善。建议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人员，读一读舒龙主编的这部《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相信会给您带来新的感受，也会给党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不揣冒昧和孤陋，写了这些话。是否恰当，还是请读者自己去评价吧！○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