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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一大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以来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最终通过党史工作者的考证确定为13人。
【关键词】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
Concerning medium total"a big" representative number of a few parlance
Chen de- ming
【Abstract】Medium total a big have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 count for much function, but medium total a big of representative number always existence a few kind dissimilarity of parlance, but end pass a party history a research of worker assurance is 13 people.
【Key words】Medium total a big;The number of the representative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这一问题上,亲历者的回忆往往相互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几十年来,党史研究者经过研究考证了不同的说法,但在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谜团。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54人,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小小的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一大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一大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彰显出来了。参加一大的代表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地位。就有了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的不同说法。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的人数是15人。但这个代表人数确定的过程并不像现在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的说法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三个,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他的观点就带权威性。
此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的说法就没有采用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在列出的名单里又去掉了何叔衡。为什么是何叔衡?他给出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何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他因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离开了。
在1959年之前,董必武一直坚持13位代表的说法,还给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在1959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的苏共移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一大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12人,他就表示愿意放弃13人的这个说法。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的闭幕会议,上报共产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自然没有他的名字。董必武是受了这个材料的影响,有没有受毛泽东确认12人说的影响,恐怕难以排除。
11人的说法,则将两位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0人的说法理由是,何叔衡提前走了。在遭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之后,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李汉俊、陈公博又未能赴会,最后的代表是10人。
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排除了包惠僧。他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有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又不是代表。董必武说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参加一大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这么一来,12人说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那么,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呢?其中的原因确实耐人寻味。首先一点是为了证明毛泽东12人说的正确;其次是因为包惠僧后来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新中国成立已成必然的时候,仍在观望;再次,是不是其中含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是不是包含对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且说包惠僧可以代表自己有反感?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当时,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发出与会通知的时候,只是让各地的小组派出两位代表,并没有指定由谁参加,只要是小组派出的与会者无疑就是当然的代表。有人说包惠僧来自武汉,这没错,但只要广州推荐他参加会议,他就是广州的代表。这一点,除了海外代表一人,其他各地方小组的代表都是二人,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
【关键词】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
Concerning medium total"a big" representative number of a few parlance
Chen de- ming
【Abstract】Medium total a big have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 count for much function, but medium total a big of representative number always existence a few kind dissimilarity of parlance, but end pass a party history a research of worker assurance is 13 people.
【Key words】Medium total a big;The number of the representative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这一问题上,亲历者的回忆往往相互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几十年来,党史研究者经过研究考证了不同的说法,但在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谜团。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54人,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小小的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一大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一大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彰显出来了。参加一大的代表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地位。就有了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的不同说法。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的人数是15人。但这个代表人数确定的过程并不像现在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的说法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三个,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他的观点就带权威性。
此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的说法就没有采用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在列出的名单里又去掉了何叔衡。为什么是何叔衡?他给出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何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他因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离开了。
在1959年之前,董必武一直坚持13位代表的说法,还给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在1959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的苏共移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一大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12人,他就表示愿意放弃13人的这个说法。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的闭幕会议,上报共产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自然没有他的名字。董必武是受了这个材料的影响,有没有受毛泽东确认12人说的影响,恐怕难以排除。
11人的说法,则将两位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0人的说法理由是,何叔衡提前走了。在遭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之后,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李汉俊、陈公博又未能赴会,最后的代表是10人。
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排除了包惠僧。他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有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又不是代表。董必武说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参加一大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这么一来,12人说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那么,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呢?其中的原因确实耐人寻味。首先一点是为了证明毛泽东12人说的正确;其次是因为包惠僧后来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新中国成立已成必然的时候,仍在观望;再次,是不是其中含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是不是包含对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且说包惠僧可以代表自己有反感?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当时,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发出与会通知的时候,只是让各地的小组派出两位代表,并没有指定由谁参加,只要是小组派出的与会者无疑就是当然的代表。有人说包惠僧来自武汉,这没错,但只要广州推荐他参加会议,他就是广州的代表。这一点,除了海外代表一人,其他各地方小组的代表都是二人,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