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顺： 1930年出生，湖南耒阳市人。武汉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班（函授）毕业。先后在耒阳、北京、云南等地从事教育、科技图书情报管理和期刊编辑等工作。1979年调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校对组长、文教编辑组长、总编室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83年开始协助总编辑终审书稿，1991年离休。由于他的编审才能“社会公认，作者佩服，同行称赞”，离休后相当长的时间仍然被出版社返聘为审读员、审读室主任、书稿终审。至今，他仍在担任宁夏几家期刊杂志的特约编审，90岁高龄的他“离”而未“休”，仍继续为出版事业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曾撰文赞扬文学翻译家韦素园，说他“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在我看来，龙城顺也正属于这类基石型人物，虽然平凡却很踏实，虽不显赫却很厚重。几十年来，他坚守在“编辑”这个并不时髦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岗位上，远离名利，辛勤耕耘，任凭金钱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在头顶喧嚣，也丝毫不为所动。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出色的业务水平、执著的敬业精神，不仅使他成为出版领域的一个标杆，也成为宁夏乃至全国文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龙城顺常说：“无论社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舞台，我都要尽心竭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对于工作，他从来都是一些不苟，精益求精，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979年，他在宁夏人民出版社校对组工作时，碰上全国有名的法学家吴家麟的书稿《故事里的逻辑》，原稿吴先生曾油印多份，广泛征求国内逻辑学家审阅过，校样吴先生也亲自校核过3次，并签了字准备付型。按照一般人心理，名人自己已经把关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付型吧。但他却不，仍然认认真真地通读了一遍书稿，竟然从中发现了各类讹误数百处，与吴先生商榷，吴先生佩服之余，颇为诧异，说这么有水平的人怎么在校对组？向社长力荐，他被调到了文教编辑组任组长。
　　文教编辑组的编辑大都是由教师职业改行的新手，为带好这支队伍，他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精心编稿外，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复审上，他复审书稿与责编书稿一样，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发现责编漏改的差错，他总是用铅笔改过来，全稿改完后返还给责编，要求责编细看一遍，然后用红笔改定，将铅笔痕迹擦掉。这种做法可谓用心良苦：一是责编看过复审样后，知道错在哪里，既加深对差错的认识，又能增长知识，提高编辑水平;二是不让原稿上過多地出现复审改动的笔迹，“否则，要让社领导（总编、副总编）看到，我改的比责编改的多，会对那个编辑留下不好的印象，这很不利于他（她）的成长”。正是这种无私的、独特的培养方式，使编辑们感受到了一种比批评说教更富有震撼力的殷切希望，他们也因此比学赶帮，不断探求，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出版社的骨干力量。
　　1983年以后，他开始协助总编辑终审书稿。并负责抽查原稿或成品质量。对于这份“得罪人”的工作，他仍做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每次检查图书质量，他都要写出书面总结，列出差错类型，分析致错原因，提出纠错办法，每到此时，每一位编辑都能感觉到：他是踢开了同事间的利害关系，完全凭着一颗对工作负责、对事业负责的真心不伪不饰地在从事这项工作。因此，他虽身为质量检查的负责人，处于矛盾前沿，但编辑们对他没有怨言。
　　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十几年里，他凭着一颗对作者、读者都高度负责的精神，十几年如一日，在“编辑”这个并不被时代推崇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以苦为乐，他也因此赢得了同行与读者、作者的赞誉。曾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树江这样评价他：“老龙简直成了衡量图书编校质量的一把尺子，经他量出的尺寸，宽严适度，没有水分。”许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也因为编校往来而认识了他，并且对他“既感激且钦佩”（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语）。给他写过感谢信的还有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梓坤，《美国新数学》丛书中译本责编徐信之，修辞学家、南京大学教授王希杰等。王希杰在信中还热情洋溢地说：“你的来信便是一篇学术论文，我将设法在什么地方发表。”“实在佩服！”修辞学家、杭州大学教授、中国首届陈望道修辞学奖得主倪宝元也在信中说：“我出版过20多本书，跟不少编辑打过交道，从我所认识的编辑看，我认为您是水平最高责任心最强的一位……”
　　1991年，已年过花甲的他从出版社离休，但他并没有离开“编辑”岗位，离开他钟爱的出版事业，仍继续奋斗在出版战线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专门成立了图书审读室，发出聘书，返聘他担任审读室主任，协助终审书稿。而且，他的编审才能也已为社会所公认，宁夏多家刊物争相聘请他为特约编审。其中《宁夏党校学报》编辑部为请到他，不惜先去走他亲家的“后门”。他在73岁时仍然担任宁夏7家期刊、2家年鉴的特约编审，经过他的严格把关，这些期刊大都进入了宁夏一类期刊行列，其中《宁夏社会科学》更是闯入了全国社会科学期刊二百强，并获第二届中国期刊奖。这7家刊物、2家年鉴涉及的专业多、学术性强，再加上审读时间的要求，对于当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其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面对这样一位本应颐养天年却仍在为宁夏的出版事业不停“燃烧”、奉献光和热的老人，你怎能不油然而生敬意！
　　早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龙城顺就出手不凡。经他责编的图书，优秀率达80%，重印率达50%，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他责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策划的“作家语言修改艺术丛书”的第一本）—— 《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曾获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书一出来就备受关注。《光明日报》《语文报》《中国青年报》《中学语文教学》、香港《文汇报》等报刊都发表了评论文章，称其“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研究作家语言修改情况的专著”“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责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一书，获第二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二等奖;《痴呆儿童的教育及医疗》获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二等奖;另有两种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一种获宁夏大学学术著作一等奖，一种获陕西省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奖。社内获奖的图书更是不胜枚举。 　　由于业绩突出，他被誉为出版社的“金矿”“富矿”，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选送评奖书，抽查，找老龙;社里重点书，审读，找老龙;图书质量合格与否，检验，找老龙！就连宁夏的专家学者如吴家麟、李范文、陈育宁、田伟等同志的著作，有的虽在外地出版，但为了保证质量，或是请他帮助定稿，或是请他审读清样。他已成为宁夏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说起来，宁夏文化界的高级编辑不算少，为什么他能独尊一家呢？
　　因为龙城顺有他的“绝活”：能够又快又准地发现稿件中的各种问题。常常是他到出版社去找人，和你说着话，只向你桌子上的稿子那么一扫，手指头就伸出来了，说“这个字错了，应该是……”那个快、那个准，令人叫绝。他因此得了一个绰号——电子扫描器。用出版社同行的话来说：“他仿佛有一种特异功夫，不是在找，倒像一块磁铁，只要在一堆杂物上面一晃，就能把其中的碎铁钉之类的东西吸出来。”
　　事实确实如此，《汉语大词典》把“寒暄”误为“寒喧”，“兖州”误为“衮州”，等等，他都一一作了订正。“发菜”是一种沙生植物，耐旱怕涝，但《简明生物词典》和《辞海》中都让它“分布……流水中”，他在《咬文嚼字》上刊文纠正。《标点符号用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应是绝对权威，但到了“电子扫描器”手里一扫描，竟发现了3处错，他写信给中国标准出版社，在后来出版的文本里，改过来了。《咬文嚼字》是全国唯一专门纠正语言文字差错的刊物，请了好多专家把关，每期校样至少校改10次，够权威的，也多次被他咬出“文疵”嚼出“字误”来，以至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也知道“宁夏有个龙城顺！”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凡是他看过的书，几乎都有他的改笔，有的甚至满页皆朱。至于令编辑们头痛的如历史纪年、人名、地名等知识，不管它有多偏僻甚至闻所未闻，到了“电子扫描器”手里，都一定会让它水落石出，清清楚楚！
　　其实，世上哪有什么轻易学到的本事，在这看似轻松的“扫描”背后，积淀着龙城顺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探求和积累。他的求学生涯，是在極其贫困的条件下，“饿着肚子、光着脚板、借别人的被子盖、借同学的书读”，才硬是读到了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图书馆工作时，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积累了大量知识，以至被设计院的同志称为“活目录”“活资料”;1969年，他被发配到冶金部设在云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正是“文革”时期，没有别的书读，手头只有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和一本《四角号码词典》，他一遍遍地读，选集和词典都被他翻烂了。几十年里，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视学习为生命中头等大事，永不放松。还有，他32岁上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51岁上银川中山业余学校学日语、57岁上中国文化书院就读“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60岁学习世界语……不管学什么，都要学到毕业，没有半途而废的。直到今天，社里社外的编辑，都把他当百科全书，有不懂的问题都向他请教，他从不嫌烦，还说：“人家问你，是对你的信任，问到你不懂的问题更好，学嘛，搞懂了，你的知识面就又扩大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要成为标杆的动机，但他的经历与成就，却在无形中为他人树起了一面极具昭示意义的旗帜！
　　甘做基石 培养传人
　　1991年，当花甲之年的龙城顺从出版社离休的时候，就有人疾呼：谁是“龙”的传人？并提出：如果让他带徒弟，把1条“龙”变成3条、5条不更好吗？ 从此，龙城顺在繁忙紧张的审稿工作的同时，又义务做起了先生。他很清楚：“培养一批赶上和超过我的编辑，等于延长了我的编辑寿命。”为此，他为图书报刊的编辑们义务授课，介绍自己的经验，把金针度与人。在有空闲的时候，撰写一些论文如《历史纪年及其他》《论著中的地名讹误及其审辨》《咬住一千形似字 消灭错误百出书》等，都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并在宁夏的编辑人员中流传。同时，向书刊责任编辑或执行编辑讲解一本书或一本刊的修改情况，如解剖麻雀，举一反三。搜集整理有关编辑业务的参考资料并向编辑们推介，买不着的由他提供抄件或复印件。展示自己批改过的书件，供编辑借鉴。由他牵头，建立各期刊编辑部之间的横向交流，集中优点，普遍推广。有时，为了向编辑们反馈某一期刊物的审读修改情况，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顶着冬日寒风，步行近1小时到期刊社去，其情其景，足以震撼每一位聆听他教海的后继者，生怕辜负了他的殷切期望，因而不敢懈怠，自觉探求，以点点滴滴的进步作为回报。而每当看到编辑的进步，哪怕只是小小一点，他也会像孩子一样毫不掩饰地喜形于色，并连连称赞。
　　凡认识龙城顺的人，除了交口称赞他渊博的学识，出色的业务水平外，还一致说他是个“好人”，这个评价一如他的人品一样朴实无华。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他获得了事业和品格的双丰收，这种丰收虽然辛苦，却很踏实;虽不显赫，却令人敬仰。看着他白发苍苍仍伏案灯下的身影，聆听着他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一首诗也倏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学海探珠六十秋，银丝赚来半满头。黄牛负轭桑榆路，该罢休时不罢休！”以此诗表达一位后继者的无限敬佩之情，真正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