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1910—1996）， 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蒋海澄，笔名莪伽、克阿、林壁等。浙江金华人。自幼由一位贫苦农妇养育，直到5岁才回到家中。1928年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在狱中写了不少诗，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举成名。1935年出狱，翌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泥土气息浓郁，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从此蜚声文坛。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此后两年间，艾青以高昂的激情，奋笔疾书，写出了《北方》、《向太阳》、《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诗篇。
　　
　　亲历重庆大轰炸
　　
　　
　　1940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湘桂正面战场步步进逼，大片国土惨遭沦丧。原本在湖南新宁县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执教的诗人艾青，趁新宁尚未沦陷，便偕同夫人韦荧奔赴抗战大后方四川。他们从新宁走水路，辗转多日，终于在6月5日抵达重庆。
　　上午10点多钟，船靠朝天门码头，此时的山城仍然笼罩在雾霭之中。他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阶梯拾级而上，来到繁华的市区。由于身上的盘缠已花光，只好徒步走到临江门，去寻求文艺家们的靠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帮助。
　　当时“文协”的总务部主任是老舍（舒庆春，字舍予），实际上就是“文协”的总负责人。老舍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协’迁来重庆后……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援助贫病作家基金）接济，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艾青夫妇在“文协”得到了“招待”和“安慰”，暂时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栖身之所。
　　“文协”会址在临江门横街33号，这幢房子是徐悲鸿夫人蒋碧微为“文协”物色的。她认为临江门横街这幢房子紧临闹市，交通便利，又面对滔滔嘉陵江，可动中取静。老舍也认为这地段不错，于是便租赁下来。
　　艾青夫妇在一间北面有窗的小屋住下。草草安顿之后，艾青凭窗远眺，只见嘉陵江上白帆点点，江风迎面吹拂，神情不禁为之一爽，多日的旅途劳顿随风而去。看着眼前美景，诗人却陷入了沉思：一路上众多民众逃难的情景在他脑海里翻腾。他们衣衫褴褛，神色凝重而悲愤，扶老携幼地向大后方流亡。艾青想起这些同胞，想起大片国土遭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他的心情难以平静……
　　在战争烽火四处燃烧的时刻，陪都重庆也不是一个安乐窝，也成了日机疯狂攻击的重要目标。6月5日中午1时左右，浓雾刚刚消散，天空才放晴，突然警报声此起彼伏，日寇的飞机又来了！
　　艾青夫妇与同住在“文协”的另外三人，赶紧躲进附近的防空洞。这天，有117架次日机空袭重庆，炸毁民房约100余栋，死伤民众多人。由于日机扔的多是燃烧弹，街上一片火海。6月11日，126架次敌机分4批空袭重庆，投弹200余枚，市民死伤60余人，炸毁房屋约70余栋。
　　空袭警报解除后，艾青走到被炸的街巷，只见一幢幢房屋变成断壁残垣，平坦的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失去亲人的民众在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一些人在瓦砾灰烬中刨掘尸体……
　　6月11日这天，义愤填膺的艾青在屋子北窗下铺开了稿纸，写下了《抬》一诗：“这是一个妇人／她的脑盖已被弹片打开／……／让我们抬起她送回她的家／让她的家属用哭泣与仇恨安排／／这是一个服务队的队员／灰色的制服上还挂着他的臂章／……／请向他表示悲哀／他已为了减少你们的牺牲而被残害。”在诗的结尾，艾青怒不可遏地写道：“让我们抬着舁床的走来／请大家记住／这些都是血债……”（此诗发表在1940年9月20日的《新蜀报》·《蜀道》副刊上。）
　　6月12日，日机再度轰炸重庆，艾青在防空洞里能清晰听见敌机从头顶飞过的轰鸣声和惊心动魄的爆炸声。声音比前几次更刺耳，强度也更大。当警报解除，艾青走出防空洞，只见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而他们赖以存身的“文协”在这次大轰炸中也难逃厄运，整幢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被褥、毛毯、衣帽、茶壶、书籍、信函、稿件散落一地，全被石灰、泥土、碎玻璃埋住了。
　　面对这一切，艾青都快气炸了，他欲哭无泪，欲吼无声。事后不久，艾青在一篇题为《炸后》的文章里悲愤地追述道：“走过了狼藉着电线杆子与电线与瓦砾的十字街口，我们来到我们居住的地方。房子被震坏了……一切都改变了位置，一切都被压在灰里。弹片从墙上进来，洞穿了天花板出去。窗子上的玻璃完全被打碎，撒满了房子……四面墙上是弹孔，地板上也是弹孔……我们从石灰和泥土和玻璃的堆积里，寻着了友人的信件，我们所爱的书籍和稿子。在那些稿子上，几乎一律地写着对日本法西斯的嫌恶和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赞美。在那些稿子上，几乎全部是火一般的句子，中国的诗人就每日用着这些句子去烧起中国人民比火更粲然的仇恨，去摧毁一个企图灭亡他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强盗。”（《艾青全集》第5卷）
　　艾青心里燃烧起复仇的火焰，山河破碎，有家难归，更令他感到一阵愤慨、一阵悲凉。他发誓要用手中的笔去战斗，直到把日本法西斯赶出中国。
　　
　　在育才学校任教
　　
　　“文协”被炸后，会所准备迁往市郊的南温泉，艾青只得暂住在小旅馆里，听候朋友带来消息。他想找胡风，可是胡风已从两路口迁到北碚去了，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虽然陶行知先生早就聘他为育才学校教师，他也是由于这个原故，才千里迢迢从新宁奔波而来，但现在住房一时未能解决，所以只有暂且在城里听候佳音。还好，他的好友、以前在苏州反省院监狱里相识的作家叶以群正为此事奔忙。不几日，叶以群便通知他们速去北碚。
　　育才学校是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由生活教育社出面，依据陶行知的办学理念，并经他一手操持建立起来的一所专门培育人才幼苗的学校，成立于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亲任校长。最初，育才学校开设在北温泉内，主要收留流亡的失学儿童。学童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不过倒能反映陶行知不拘一格为社会培养实用人才的教育思想，“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之成为抗战建国人才”。
　　艾青夫妇到北碚后，先在蔡锷路24号一间小洋房里住了一个多月。小洋房是林语堂购置的，后来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他索性出国避难，将小洋房交“文协”北碚分会使用，并代为看管。
　　艾青到北碚后，与韦荧一道去拜访了住在嘉陵江对岸黄桷树的胡风夫妇。此时，胡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住在学校教职工宿舍。自1938年夏天在武汉分手后，他们差不多有两年没见面了。胡风夫妇热情接待了老朋友，艾青发现胡风还像从前一样，身着蓝布长衫，面容略显疲惫，宽阔饱满的天庭仿佛更加凸出了，而飘逸潇洒的诗人气质仍然不减当年；夫人梅志还是那样年轻漂亮，光彩照人，虽然已生育了两个小孩，但江南女子秀外慧中的青春风韵犹存。
　　胡风和艾青在茶几旁相对而坐，一面饮茶一面畅谈分手后的情况，还有当前的时局。风云变幻、人世沧桑，令他们无限感慨。
　　隔日，艾青偕韦荧去拜访了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待人热忱、态度和蔼，一副长者风范。寒暄客套之后，话题自然转到艾青来育才学校任教一事。陶校长不仅聘艾青上“文学讲话”课，还请他担任文学组主任。艾青从陶行知的谈话里得知，音乐组主任是贺绿汀，美术组主任是陈烟桥，戏剧组主任是章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仅凭一点稿费是难以养家糊口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然是艾青求之不得的事。
　　1940年7月下旬，育才学校从北温泉迁到合川县草街子乡的古圣寺。古圣寺始建于明朝隆庆年间，清咸丰元年重建。它坐东朝西，有四重殿，分别为牛王殿、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后有藏经楼，是一座有几十间房屋的大庙宇。古圣寺坐落在离场镇五里的凤凰山上，环境清幽、风景秀丽，四周长满苍松翠竹，山门前面有一大片开阔的稻田，山下不远处流淌着一条清彻透明的小溪。这是合川县与北碚实验区的交界处，沿嘉陵江而下，距北碚城区只有15公里，离重庆市区也不过百余里。
　　办学初期，学校分设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六组。来授课的都是学有专长的名家，郭沫若、翦伯赞、马寅初、李公朴等著名学者都曾到育才学校讲过课。
　　艾青也随学校迁到草街子，落户在凤凰山下的“明家院子”。据说，明家原系当地大户，后来老少主人相继去世，家道中落，明家的孙子是个大烟鬼，家业日益衰败，如今一家六七口守着偌大一个院子，显得极为萧疏荒凉。
　　来到这远离城嚣、静谧安详的小山村，艾青突然有一种解脱之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于是以梵高、彭斯自诩，在山野间无拘无束地拥抱大自然。每天他很早就起床，写些东西后再用早餐。上午如果没有课，干脆足不出户，躺在床上读些杂书，有时是俄国作家的小说，有时是理论书籍，或者拿起莫奈、塞尚、梵高的画集，一幅幅仔细欣赏。除了上厕所，他一般是不下床的。有段时间，午后1时左右，天空中总有敌机的马达声响起，因事先知道飞机只是途经这里，目标是重庆和北碚，故并不惊慌。偶尔，他会披衣下床出门观看，心里数着架次，发现机群很有规律，总是27架。飞机过去之后，他久久站在那里，悲天悯人的心又为那即将遭劫的市民担忧起来。
　　有时，艾青在院子外面散步时，看着前面的小树林，忽发奇想：“改天，我还想找几个小朋友帮忙搬几块石头做凳子，这样，我们岂不是可以在林子里朗诵诗人的《奥涅金》和其他的诗作吗？”（《夏日书简》）
　　在文学组读书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从沦陷区来，经受过战争的磨难，具有坚强的毅力和好学的精神，不少同学胸怀远大抱负，立志要成为高尔基、鲁迅，很多同学都是诗歌爱好者。
　　艾青很乐意与这些少年相处，第一次与同学们见面时，他诚恳地说道：“我将要向你们学习，我要向比我年轻的一代学习，因为假如不向年轻一代学习，中国是没有希望的。”6月29日，艾青给《现代文艺》的朋友们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担忧，我的气质和我的习惯，会不会妨害他们对于我的接近？但我必须努力使自己和他们生活得和洽，至少使我成为他们可以坦白相处的朋友。”艾青就是这样虚怀若谷，以一颗坦诚的心来对待这些学生，对待这份神圣的教书育人的工作。
　　明家大院前面是一块狭长的低洼地，苍松翠柏长得郁郁葱葱。艾青常带领文学组的学生来这里活动。学生们为纪念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将这片树林命名为“普希金林”。他们还在林间修了一条小道，照艾青的意思搬来些石头，便于休憩或搞活动，并给这条小道取名为“奥涅金路”。课余时间，艾青便带领学生来“普希金林”漫步，或坐在石头上给学生们谈诗论文、朗诵诗歌。有时，艾青还带领学生到镇上去出壁报、贴街头诗等。
　　一些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少年，在这良好的氛围中茁壮成长，诗人炼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几家人在天井里乘凉，“摆龙门阵”，我讲了“星星的故事”，从大熊星、小熊星讲到牛郎织女星，加油添醋，讲得天花乱坠。艾青夸我“想像力丰富，具有诗人的秉性”。我听了感到非常鼓舞，十分高兴，当即决定一生以诗为业，后来写了我的第一本诗集《育才诗草》。
　　40年之后，艾青和炼虹在北京相见，各自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艾青感慨地说：“想不到我一句话，害苦了你一辈子！”但炼虹并不后悔。（炼虹：《我是怎样学习写诗的》，载于《浙江青年》1982年第2期）
　　进入1940年秋季，抗战形势非常紧张，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一面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由于陶行知坚决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寻借口封闭育才学校。
　　就在这困难时刻，9月22日夜，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乘一辆黑色轿车，沿着嘉陵江边来到北碚一个土坡上的碉堡里。为防不测，陶行知一家人及一些同事，便搬到碉堡里来住。大家热情欢迎周副主席的到来，他听了育才学校教导主任吴勃的详细汇报后，深刻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鼓励大家要坚持工作，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念。
　　第二天，陶行知陪同周恩来到北温泉一个旅馆里就餐，陶行知、胡风分别邀请了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复旦大学的教授前来参加聚餐，周恩来与大家进行了亲切交谈。正是这一天，艾青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艾青事后记述道：“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好的时刻”，他“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艾青还在一首诗中写道：“他从高高的石级上／毫不犹豫地走下来／我迎上去／迎向光明／他伸出毫不迟疑的手／我感到他的手／和他的性格一样／坚决而又开朗……”（艾青：《清明时节雨纷纷》）
　　第三天，也就是9月24日，陶行知陪同周恩来等人，乘船从北温泉来到了草街子，徒步登上了凤凰山上的育才学校。周恩来参观了学校后，向欢迎他的师生作了重要讲话，他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国内外斗争形势和中国的光明前景，鼓励大家学习先烈奋斗不息的精神，为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周恩来在讲话中关切地提到：“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可以到延安去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这简短的几句话，像春天里的阳光温暖着诗人的心。
　　虽然战时的生活比较清苦，但育才学校安静宽松的教书环境，倒也令艾青感到闲适。因为课程不多，业余时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写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年深秋，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临近，国统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对陶行知的迫害也随之加剧，一连数天他都收到恐吓信，声称若再不辞职，当心吃子弹！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刻，陶行知欲将校长大权交艾青执掌，自己隐退出国。艾青本来就不愿出头露面，在这种情势下便更不愿意接手了，但念及当初自己身处困境时，陶行知毅然决然地伸出援手，因此他没有当面回绝，委婉地表示回去想想再说。
　　由于重庆人民在两年多的大轰炸中表现出不怕牺牲、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让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重庆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不得不在对华战略上稍作调整，减少了对重庆的轰炸。于是，原先避居乡间的文化人便纷纷搬回市区。此时，艾青的作品经常见诸报刊，稿酬收入更为丰厚，《文艺阵地》杂志又聘他任编委，并请他参与编辑刊物。在写作与教书难以兼顾的情况下，艾青婉谢了陶行知的美意，抽身返回重庆，草街子那种乡间闲云野鹤般的生活随之而结束了。
　　1940年秋，重庆张家花园65号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所在地。它在市区的观音岩下面，从观音岩正街要下几百级石梯才能到达。这地方很偏僻也很幽静，附近就是有名的张家花园，北面紧邻嘉陵江。日机的轰炸，曾使它伤痕累累，看上去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但它却是文艺界的堡垒，名副其实的作家和艺术家之家。它是一幢三层楼房，共有18间屋子，叶以群住底楼，史东山、宋之的、郑君里住二楼，三楼上住的是葛一虹、章泯、郁文哉等，艾青、王亚平住三楼西边的后房。
　　在这里，艾青一方面为抗战刊物《文艺阵地》编辑文稿，一方面仍笔耕不辍，完成了许多诗歌、散文和论文的写作，同时还热心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一直住到1941年2月离开重庆为止。
　　
　　勤奋写诗作文
　　
　　艾青一到重庆，就碰上日机对山城进行大轰炸，但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他又沉浸在专心致志的创作状态之中，心无旁骛，不受干扰。1940年6月5日这天，他上午刚到重庆，中午躲空袭，晚上居然能把《旷野》诗集编辑成册。他在《旷野》“前记”中说：“《旷野》集所收20首诗，均系作者在西南山岳地带（指湖南、广西）所作。”数月后，这本诗集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6月11日，艾青把一腔悲愤化成了诗篇《抬》，6月中旬他迁到北碚后，又写了前面已提及的控诉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檄文《炸后》。6月14日，德国法西斯攻占法国首都巴黎，艾青次日闻讯后写成《哀巴黎》一诗。艾青曾在巴黎生活了3年，对巴黎和法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诗人在斥责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同时，对法兰西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声援，坚信爱自由、爱民主的法兰西人民一定会胜利。在此前后，他还写了一首《欧罗巴》的诗，声讨希特勒的残暴罪行。
　　艾青在北碚和草街子的生活与工作，是比较宽松悠闲的，他抓住战争年代这种难得一遇的机会，勤勉地从事诗歌创作。这年秋天，他在致常任侠的信中，曾对“生活变动极大”深感不满，而对“清静的写作生活”则心向往之。于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的一篇篇诗文佳作相继问世，这时期成了艾青文学创作历程中一个小小的丰收季节。
　　每天，当启明星高挂天空，月亮的光辉还在房间里逡巡的时候，艾青就披衣而起。凌晨是他文思泉涌的时候，他每天黎明伏案潜心写作。上午是读书的时间，他习惯把读书的心得、零碎的思绪、灵感的火花记录在红布皮的本子上，据说这样的本子他已写完了20多个，有厚厚的一摞呢。
　　1940年7月8日，艾青在北碚蔡锷路24号，作诗《旷野（又一章）》。这与他年初在新宁写的《旷野》，可以说是两幅色彩和情调反差很大的图画：一幅灰色、荒凉、冷寞；另一幅鲜茂、成熟、阳光，但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篇诗作都充满了诗人发自肺腑的对旷野的眷顾情怀。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天气闷热，难以成眠。他良久地伫立窗前，注视着月光下寂静无声的原野，一股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在他眼里，沉睡的山林、田野，与农人的命运竟有几分相像，不由得在心底发出叹息：“我知道，它们也有痛苦啊……他们在白天淌尽了乌黑的汗，换取了这夜间深沉的睡眠。”
　　8月30日夜，艾青站在明家院子旁边的山坡上，眺望树林边正在燃烧的篝火。禾田里晃动着无数诱捕青蛙的火把，那是一种用干竹块扎成的、火势能燃得很旺的火把，它能把在田垅上乘凉的青蛙照得呆若木鸡。有感于此，他写成了《篝火》、《捉蛙者》二诗。《篝火》描写的是，黄昏时分在原野上升起的“快乐的火焰”，这是一道迷人的晚景，恍若一幅西欧的风情画，欢快的篝火映衬着乡野的宁静，是那样的安详、那样的和美。《捉蛙者》描写的是农夫和孩子凶残地捕捉人类的朋友、害虫的天敌青蛙的场面，诗中表露了作者对这种愚昧、野蛮举动的反感和批评。
　　艾青这些“田园诗”陆续发表后，文艺界褒贬不一，但赞美和肯定者占了上风，这在当时受到抗战文学大气候影响的文学评论界，是个有意思的现象。黄药眠在香港《大公报》上著文评论说：“他的诗是很好的，它的好处是能忠实于自己，在简练的句子里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虽然这情感有时候并不十分健康。”欧阳凡海在文章里称：“我读过的诗里，最多的是艾青的诗。”他对别人批评艾青的忧郁感到气愤，他说：“忧郁是谁都有的，这正如欢乐是谁都有的一样；假如不反对诗里的情绪，作为情绪之一的忧郁也不用反对。”据当时身居陪都的诗人林林回忆说，在重庆或在其他地方，艾青并不是被“注意”的焦点，故他始终未遇到多少“麻烦”。
　　不过，对于《火把》的批评，艾青却没有表示缄默。艾青的《火把》于1940年6月18日在重庆出版的《中苏文化》半月刊上发表后，陪都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重庆文化氛围浓厚，朗诵文学作品之风盛行，《火把》语言明快、格调激昂，成为人们争相传诵的佳作。
　　《火把》是艾青在湖南某客栈等待去重庆的日子里写的，时间是1940年5月1日至4日，千行长诗一气呵成。在火热的抗战声中，诗人投入了沸腾的生活洪流，“乘着热情的轮子”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这期间，他的诗一扫忧郁的情调，充满了高昂的激情，《火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这首叙事长诗，写的是内地某城市一场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展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决心、意志和激情。它讴歌了不畏强暴、不惧艰险，在暗夜里高擎火把奋勇前进的民众，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新华日报》载文称，它的发表“展开了史诗叙事诗的幕景”。郭沫若在一次座谈会上，把它和老舍的《剑北篇》放在一起，作了高度评价。朱自清在《抗战与诗》一文中评论道：“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力量的表现。”
　　但是，也有人撰文对它进行批评。1940年7月27日，《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发表了璧岩的《评艾青的〈火把〉》一文，对《火把》作了近乎刻薄的批评。艾青认真研读了璧岩的文章之后，于8月10日写成《关于〈火把〉——答璧岩先生的批评》（载于《新蜀报》1940年10月12日、14日）。艾青对璧岩的批评与指责作了反驳，首先强调他创作《火把》的宗旨，是要歌颂群众本身所赋有的民主精神和集体的伟力，以及全民族争取光明的热情和意志，“一篇作品所具有的严肃的革命精神是不容曲解的”。
　　艾青1940年9月底住进“文协”张家花园54号后，一方面编辑《抗战文艺》，一方面继续写诗作文。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正式结成轴心军事同盟。10月1日，艾青作《三国公约》一诗，声讨其妄图“重新分割世界”的罪恶行径。
　　1940年10月2日，艾青写成《鲁迅——写在他逝世的四周年》一诗，赞颂鲁迅是“人中的完全人／战士中之最勇猛者”，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鲁迅的敬仰之情。此后不久，又写成《播种者——为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而作》。
　　1940年11月6日，艾青为即将付印的《诗论》写了“后记”。该书由上海新新出版社出版，1941年9月桂林三户图书社也出版了《诗论》。
　　12月27日，艾青作《迎1941年》一文，希望新的一年应该是反击日寇的一年，“军事的反攻！政治的反攻！文化的反攻！诗的反攻！”在新的一年里，他给自己提出了读书、写作及深入前线的任务，对重庆社会现状的改变提出了由衷的希望，并衷心地向为祖国独立而战的人们致敬和慰问。当月，桂林微光出版社出版了艾青的《土地集》，收录了诗人抗战以来创作的诗歌、散文19篇。
　　在全民族抗战走向高潮之时，文坛的一些作家、批评家强烈呼吁诗人们应该创作出表现这个英雄时代的英雄史诗。诗人穆木天撰文说：“伟大的时代必须有伟大的诗歌，伟大的民族革命的时代，必须有伟大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很多诗人都跃跃欲试，艾青也是其中之一。他说：“最近我正集中全力写长诗《溃灭》，它描述的是法兰西政府拂逆民意，驱逼人民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但到危急时刻又惧怕武装民众，最后不得不屈膝求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经过。”但由于计划庞大，生活又不安定，写作时断时续，最终未能成篇，只有几个断章发表在报刊上，这些断章也因作者缺少实地生活的体验及灵感的激发，难免陷入说教和概念化。
　　
　　频繁参与文学活动
　　
　　艾青到重庆后，除了写作、授课、编刊以外，还频繁参与陪都文艺界的各种活动。
　　 “文协”研究部在主任胡风和郑伯奇主持下，举办过多次活动，诸如“战地文艺活动讨论晚会”、“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晚会”、“鲁迅先生纪念晚会”、“诗歌座谈会”等等。1940年重庆雾季开始后，“诗歌座谈会”改为“诗歌晚会”。到年底，“诗歌晚会”共举办了3次，艾青每次都参加，并且是第二次“诗歌晚会”的主席。
　　第一次“诗歌晚会”是胡风任主席，到会的“文协”会员及非会员共60多人。艾青在会上作中心报告，题目是《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他首先扼要回顾了新诗的战斗历程，对有些敏感问题及一些新诗的开拓者们，作了富有统战意味的、得体的评价；接着他审视了抗战以来的新诗，认为作为新诗传统承袭者的抗战诗人的诗作，必然是“与中国的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的”；随后他对各种流派的诗人作了具体的分析与估价；继之又对抗战3年来的诗集、诗刊和诗歌活动，作了一番鸟瞰式的回顾；最后还指出了3年来抗战诗歌存在的一些通病。
　　这是一个相当全面且有分析深度、评价科学的报告，当时就有人说：“艾青先生做这工作是非常的客观而且非常细心的”，“从这里不难看出，艾青先生起草诗歌报告的审慎和搜集的周密”。艾青的这篇报告，也是为苏联《国际文学》杂志撰写的论文。该杂志为了反映中国抗日战争中文学活动的实况，委托中苏文化协会代为征求有关中国抗战文艺的论文，以便出版“中国抗战文艺专号”。艾青的这篇报告曾发表在1941年7月25日在重庆出版的《中苏文化》月刊上。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苏文化协会于1940年11月初在重庆举办了“全苏农业照片展览会”，人们纷纷前往参观。艾青认真地观看了整个展览会，即兴写成《新的伊甸集》组诗9首，刊登在1940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苏文化》上。组诗是应政治表态之需而作，难有出于灵性、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诗篇，艾青感叹道：“这是一种苦役！”
　　天官府原是重庆通远门内的一条僻静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所赐吏部尚书蹇义的一座府第。这条小街因日军的大轰炸而变得残破不堪，一片凄凉景象。自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迁到天官府7号后，这里才热闹起来，经常有文化界的朋友进出，周恩来也常在此召集会议。
　　11月24日这天下午，天官府热闹异常，不断有人坐黄包车或步行而至。参加会议的有诗歌界、音乐界、戏剧界的人士60余人。茶话会上，艾青见到了两年前在武汉相识的诗人高兰，老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语。老舍在会上唱了三段京戏，地道的京腔京韵赢来满堂喝彩。
　　同日晚，“文协”在黄家垭口附近的中苏文化协会二楼会议室举办第二次“诗歌晚会”，艾青担任主席。到会的“文协”会员及非会员共70余人。讨论的题目是《诗与语言》，徐迟、高长虹、任钧、王平陵、姚蓬子、老舍等作了发言。前3位是诗人，以切身的体验谈出了自己的见解；王平陵、姚蓬子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虽不善写诗却善于周旋；老舍自称是诗的“门外汉”，本不想多言，但因有讽刺幽默的天赋，常被拉来凑趣，他生动风趣的语言，乐得众人前仰后合，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讨论会之后是诗朗诵，光未然、常任侠、艾青都朗诵了自己的作品。艾青朗诵了长诗《火把》，由于是他的得意之作，因而朗诵得十分投入。据臧云远回忆：“听的人很多，会议室坐得满满的。艾青同志念一段，又解释几句，断断续续朗诵，清清楚楚讲解。大家既欣赏到了抑扬顿挫、音韵铿锵的朗诵艺术，也领略到了诗中深邃悠远的意境，在座的人无不击掌赞叹。”
　　
　　从重庆到延安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1月18日，周恩来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天窗”上。《新华日报》的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特务也加强了对革命文化人的监视和威胁，艾青出门时常有“尾巴”追随。
　　2月2日，叶剑英离开重庆回延安，并带去周恩来写给陈云和党中央的信，及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党与非党干部部分人员撤留名单。
　　这些天来，韦荧发现叶以群频繁地进出“文协”，步履急促、神色凝重；周恩来的秘书张颖也不时来“文协”造访。韦荧把她观察到的情况悄悄告诉了艾青，从种种迹象看来，艾青意识到事态一定相当严重。有一天，张颖又来了，碰到艾青时她不经意地问道：“艾先生有何打算呀？”而好友叶以群的问话更明白无误：“艾兄，何去何从，想好了吗？”
　　这个问题艾青也一直在思索着。一日，艾青与胡风在“文协”相遇，两人都喜饮咖啡，于是要了两杯咖啡，找一僻静处坐了下来。艾青问胡风是否有去延安的打算？胡风沉吟了片刻，然后坚决摇头道：“他在那儿，我去干什么？”这个“他”显然是指周扬。两人积怨之深令艾青感到惊诧。艾青不由得也想起了在延安的何其芳，他与何其芳的芥蒂也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他有意南去香港，但韦荧却一心要北上延安，夫妻俩闹得极不愉快。
　　不几日，办事处有车去延安，车队里有一辆小汽车，韦荧便真的与叶剑英的妻子吴博、周恩来的秘书许明等几个女同志同乘这辆小汽车去了延安。
　　韦荧走后，艾青的心情格外郁闷，在街上行走时常感觉特务就在身后跟随。他知道，这不仅因自己是进步文化人士，也跟他曾拒绝出席国民党方面举办的“总理纪念周会”有关。在这期间，艾青曾作诗《潭》，彷徨黯然的心绪暴露无遗：“黑色的潭／无底的潭／在紫色的悬崖下／张开了恐怖。”
　　经过多日的犹豫和思考，艾青最后还是决定去延安，他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对他“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的期望。周恩来为保护革命力量，及时组织重庆进步文化人士撤退，茅盾（沈雁冰）、宋之的、章泯、叶以群等疏散到香港；艾青、欧阳山、草明、张仃、罗烽等去延安。
　　艾青得知组织上同意了他去延安的请求，心里既高兴又紧张，他把此事悄悄告诉了徐迟。徐迟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回忆道：“皖南事变后，他（指艾青）要走，事先给我透露了。我们正在上坡（往观音岩去），他附着我的耳朵说‘我要去延安了，这里是连电线杆都长了耳朵的呵！’一边说，一边就指着坡边上立着的电线杆子。可见他有点害怕，不过他这种神气就不大高明，不长眼睛的电线杆都会看得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的。”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办妥了艾青等人去延安的一切事宜。与他同行的还有东北作家罗烽、画家张仃。艾青以前不认识罗烽，与张仃倒还熟悉，因他们在上海曾见过几次面，如今老友重逢，不免感慨。
　　考虑到国民党对去延安的进步文化人和热血青年，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刁难，得有一个应对之策。事也凑巧，就在他们搜索枯肠寻找对策之际，艾青和曾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共过事的沈求我不期而遇。沈如今已是国民政府一名官员，正要派一辆盐务局的汽车去宝鸡。艾青向他道出原委，希望他能鼎力相助。沈求我尚念旧情，不仅让他们搭乘去宝鸡的汽车，还为艾青弄来一张“榆林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证件，又将证件上的“一人”改写为“三人”，算是解决了“身份”问题。艾青穿上一套笔挺的“高参”制服，青年作家罗烽则一身副官的打扮。
　　临行前，周恩来差人送给艾青1000元作路费，并嘱咐道：“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万一被扣留了，就打电报给郭沫若。”艾青深深体会到周恩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他们三人在2月上旬的一天，乘坐国民政府盐务局的汽车先到陕西宝鸡，然后绕道耀县进入陕北。离开山城时，为了不惊动当局，他们悄悄地走了。艾青坐在汽车里，望着曾与他朝夕相伴的山水田园、屋宇楼阁，心中默念道：“再见了雾都！再见了重庆！”
　　艾青的确走得很匆忙，甚至连放在寝室里的许多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拣。艾青走后，徐迟住进了他原来的寝室，发现艾青的抽屉里放满了珠宝、黄金等细软，还有他的三四十幅图案画。艾青曾留学法国，并专攻绘画。
　　徐迟一一欣赏了他的画作，认为美极了，尤其是其中一幅《黄河水车》特别美。但后来徐迟要去香港，这些画又留给了章泯，再后来就不知所终了。不过，他把艾青遗留的《诗论零札》原稿及其他一些文稿，经整理后用艾青的名义寄给一个刊物发表了。这份战友之情、朋友之谊，令艾青铭感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