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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讲过“党性与个性”问题。虽然“党性与个性”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但把“党性与个性”与财产、财产所有权能联系起来的说法并不多见。现在党中央多次号召科研人员、企业家围绕国家任务，攻克难关，“揭榜挂帅”，我认为号召十分鼓舞人心，“打擂”“揭榜” 都是中国文学、小说中，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谁会想到在延安掀起的“大生产运动”中，就有不少英雄人物“揭榜挂帅”的故事，值得纪念。
一、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1941 年 1 月，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断绝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切粮饷供应。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军队都面临着生存或解散的危险。边区政府下达了向老百姓新的征粮任务，从二十万石，提高到四十万石，还要老百姓负担上交、运输公盐、购买公债的任务。这无疑是边区政府给全体军民张贴的一张严令告示，犹如过去说的一纸“皇榜”。
当时中央领导带头，以身作则，毛泽东在窑洞门前种了一块菜地。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种菜地三亩。任弼时获得了中央机关和警卫团纺织比赛的头名状元，揭得“皇榜”。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群众的劳动大军和部队。
部队很快行动起来，三五九旅一名叫郝树才的战士，揭得生产第一名的“皇榜”。在94个开荒能手的比赛中，他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厘地。又在一次比赛中，活活累死农民马长福的一头耕牛。毛泽东接下郝树才手中的“皇榜”，授其封号“气死牛”。
当时延安有个最有名的“南区合作社”，合作社号召农民入股，一只鸡，一把锄头也能入股，每年都能分红。帮助入股农民储粮，代交公粮，帮助群众运盐，带动全边区 15 万妇女纺线织布，棉花种植最高年份达到 40 多万亩，产棉 170 万斤。毛泽东将其事迹写入《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并在西北局高岗的办公室接见了合作社的领导人刘建章和刘世昌同志。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同志还请刘世昌同志到家中吃过一次饭。
延安的劳动模范吴**，1941 年他收粮 34 石，缴公粮 14 石，缴公草 1000 斤，购买公债与“盐代金”815 元。1943 年，他给毛泽东写信，申请为毛泽东代耕 3 石细粮的耕地，以后成为毛泽东家的常客。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以后，毛泽东特意送他到吴**家中，从春种到夏收，参加劳动半年。这时又发生安塞劳动模范杨朝臣发来的打擂邀战书，邀战书很具体，要在六个方面开展劳动赛。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提高了比赛层次，提议两人的比赛应让两村的农民齐上擂台。一经报纸宣传报道，两方的对擂竞赛引起全边区的热烈反响，吴**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吴**的生产经营规模变大了，雇有两个长工，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有短工。所以延安有人指责吴**是“新富农”，他的方向即是“富农方向”，又有人提到吴**给毛泽东写信是否是投机行为呢？毛泽东对此问题，不能不考虑。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这篇讲话从理论上回答了所谓富农和财产权等问题。
李强作为我党无线电技术和收发报机研制的功臣，沈鸿作为延安“茶坊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都是陕甘宁边区表彰的特等劳动模范，榜上有名。
二、从“党性与个性”中引申出来的若干问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指导思想、军事战争、根据地建设、干部整风、经济财政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此做了科学总结。
首先，毛泽东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可见，毛泽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承认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党中央落脚陕北，这时已有九年之久，对此毛泽东不无骄傲地说：“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1945 年，只要是来过延安的民主人士、中外记者、美军观察团无不对边区啧啧称奇，若把延安和国统区做一比较，很多人都认为是两种天地，还留下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的治国佳话。
其次，他講到：“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和个人关系的问题。”“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为纸糊泥塑的人。”说到兴奋之处，他情不自禁地背诵了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接着他又补上一句，“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何要补上这么一句？我认为，这是延安成功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加在广大干部头上的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人们的党性与个性的观念发生了极为可喜的变化。
第三，他还讲到“人格”问题，何谓“人格”？人格为人类所独有，它表现在人们的性格、气质、品位、信仰、良心等方面，是人们灵魂、价值观的外在体现，毛泽东讲：“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都是人，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人民的人格，共产党员的人格。
第四，毛泽东不否认个性，也不笼统承认个性。他认为：“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他表彰“创造性的个性”。就是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党政军民学，凡能脱颖而出的翘楚人物，都能成为“揭榜挂帅”的状元郎。
第五，他还讲了一种观点：“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此话怎么理解呢？毛泽东的道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破坏、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所以也破坏、剥夺了人民人性中的独立性、个性、人格。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抗日就是要夺回自己的财产权，也就是说独立性、个性、人格是对财产所有权的一种觉醒，没有这种觉醒，人性是空洞抽象的。马克思没有说这样的观点，但确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新观点。 这五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改革政策不但是一种富民政策，而且还要使广大人民有相应的财产权，但已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去取得，而是要通过改革的方法，建设的方 法去获得。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凡是能够揭榜、打擂、挂帅的英雄模范人物，不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他们都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那就有是充实的个性、透明的人格，完全能够独立承担起自己的工作和责任，并在全党全民中起到先进、带头作用。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揭榜挂帅”
近两年，多次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知识经济时代“揭榜挂帅”“赛马”规则的思想动员。细想起来，延安时期政府把生产任务张榜公布全边区，号召英雄人物出来揭榜，开展多种竞赛、打擂的形式鼓励士气，这不就是延安版、原始版的“揭榜挂帅”吗？虽无必要把现在的“揭榜挂帅”和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劳模完全等同起来，但其历史传承，基因排序毕竟是一脉相承的。
现在我国经济情况和延安时期已迥然不同，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即数字经济、智能产业、区块链技术、生物制造、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其核心架构就是基础科学的发明和应用技术的紧密结合，既能发明智能科技成果，又能进行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知识经济也有它的伦理学。它告诉人类，既要继续发展经济，又要把生态污染治理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两者必须平衡发展。为此，世界各国达成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共识。这种要求，似乎有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味道。但知识经济中的高新技术，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类悖论的问题了。有些成果，我已亲眼所见。
大家知道，化石能源是天量排污的源头，又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已有企业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使植物纤维经过生物酶的作用，可以生产出代替化石原料加催化剂生产的化工产品，这是一种新的生物产品。这种生产只排放少量二氧化碳，所需资源又可再生。再如，我在某市还见到一处工厂，该厂不再把二氧化碳视为污染物，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工业原料，并可以加工生产出多种工业材料：碳基材料、碳纳米管材料、碳导电材料、碳塑材料。4吨二氧化碳可以生产1吨碳纳米管材料。
知识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它的身后动力是什么呢？我认为，知识经济背后是人的力量，人的背后是知识的力量。人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人的自然属性的底线要求就是对衣食住行和种族繁衍的要求。人也有社会性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知识要求日甚一日。获取知识是各个社会各个阶级的共同要求，统治阶级有此要求，被统治阶级也有此要求，但历来的解决方式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今世界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理应放在知识经济权重的首位。就是对熟练的技术工人，各行各业工匠艺人不应排除在外。马克思认为：“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812-813 页）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完全可能出现一个普遍的改进工具和创新工具的群众性的运动。今后，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的部分劳动，甚至部分复杂劳动。如果企图取代人的全部劳动，这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妄想，也是奴隶主的一种妄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知识经济的背后既然有人的力量，有知识的力量，那就应该承认所有权中知识产权权重的优先位置。在经典著作中，人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所有权关系的确立问题。人们过去常常关注对资源、固定资产、金融资产等所有权的占有，不注意知识产权的拥有。自发明权、专利权、著作权意识的逐渐苏醒。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知识所有权与其他所有权相比更是占据了三军之帅的地位。
毛泽东在延安，当然不会有知识产权的观念，但从他的讲话中，我也十分明白他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思考的深度：即他認为凡属独立性、个性、人格创造出来的物质财产，若又被社会承认，都有所有权的属性，如对新富农合法性的承认。那么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否也有所有权的属性呢？我认为也不必回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的学说，就是一笔精神财富，有无知识产权的属性？有，肯定有。《资本论》的稿酬虽极其有限，但其著作权只属于他一人。总之人的个性、独立性、人格和所有权密不可分，尤其和知识产权密不可分。
第三点，知识经济的背后既然是人，是人的力量，那么除了知识力量之外，还有什么力量呢？我认为还有一种力量，就是热情的力量，追求真理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人性中升华提炼出来的独立性、个性、人格。因为人的独立性、个性、人格中含有巨大的价值观能量，这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是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有党性的党员，绝不是一块木头。”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那句有关自由的名言。
为了不增加无谓的争论，我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民主、个性、独立性、人格都有一个个人的空间和群体的空间，也就是严复说的“群己权界论”。只要有这样清楚的界线，就不会产生社会秩序的无序和人们头脑的混乱。相应而起的就是人们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极大发挥。毛泽东说的那种“革命的标新立异”“揭榜挂帅”的人物就会层出不穷。
延安“揭榜挂帅”内容的原始版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人民的事业，一切革命事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改革开放事业，人是一切伟大事业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最大的优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特著此文，以迎未来。
（注：本文所有引文请阅《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 415 - 417 页）
（责任编辑 李秀江）
一、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1941 年 1 月，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断绝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切粮饷供应。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军队都面临着生存或解散的危险。边区政府下达了向老百姓新的征粮任务，从二十万石，提高到四十万石，还要老百姓负担上交、运输公盐、购买公债的任务。这无疑是边区政府给全体军民张贴的一张严令告示，犹如过去说的一纸“皇榜”。
当时中央领导带头，以身作则，毛泽东在窑洞门前种了一块菜地。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种菜地三亩。任弼时获得了中央机关和警卫团纺织比赛的头名状元，揭得“皇榜”。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群众的劳动大军和部队。
部队很快行动起来，三五九旅一名叫郝树才的战士，揭得生产第一名的“皇榜”。在94个开荒能手的比赛中，他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厘地。又在一次比赛中，活活累死农民马长福的一头耕牛。毛泽东接下郝树才手中的“皇榜”，授其封号“气死牛”。
当时延安有个最有名的“南区合作社”，合作社号召农民入股，一只鸡，一把锄头也能入股，每年都能分红。帮助入股农民储粮，代交公粮，帮助群众运盐，带动全边区 15 万妇女纺线织布，棉花种植最高年份达到 40 多万亩，产棉 170 万斤。毛泽东将其事迹写入《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并在西北局高岗的办公室接见了合作社的领导人刘建章和刘世昌同志。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同志还请刘世昌同志到家中吃过一次饭。
延安的劳动模范吴**，1941 年他收粮 34 石，缴公粮 14 石，缴公草 1000 斤，购买公债与“盐代金”815 元。1943 年，他给毛泽东写信，申请为毛泽东代耕 3 石细粮的耕地，以后成为毛泽东家的常客。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以后，毛泽东特意送他到吴**家中，从春种到夏收，参加劳动半年。这时又发生安塞劳动模范杨朝臣发来的打擂邀战书，邀战书很具体，要在六个方面开展劳动赛。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提高了比赛层次，提议两人的比赛应让两村的农民齐上擂台。一经报纸宣传报道，两方的对擂竞赛引起全边区的热烈反响，吴**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吴**的生产经营规模变大了，雇有两个长工，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有短工。所以延安有人指责吴**是“新富农”，他的方向即是“富农方向”，又有人提到吴**给毛泽东写信是否是投机行为呢？毛泽东对此问题，不能不考虑。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这篇讲话从理论上回答了所谓富农和财产权等问题。
李强作为我党无线电技术和收发报机研制的功臣，沈鸿作为延安“茶坊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都是陕甘宁边区表彰的特等劳动模范，榜上有名。
二、从“党性与个性”中引申出来的若干问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指导思想、军事战争、根据地建设、干部整风、经济财政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此做了科学总结。
首先，毛泽东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可见，毛泽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承认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党中央落脚陕北，这时已有九年之久，对此毛泽东不无骄傲地说：“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1945 年，只要是来过延安的民主人士、中外记者、美军观察团无不对边区啧啧称奇，若把延安和国统区做一比较，很多人都认为是两种天地，还留下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的治国佳话。
其次，他講到：“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和个人关系的问题。”“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为纸糊泥塑的人。”说到兴奋之处，他情不自禁地背诵了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接着他又补上一句，“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何要补上这么一句？我认为，这是延安成功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加在广大干部头上的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人们的党性与个性的观念发生了极为可喜的变化。
第三，他还讲到“人格”问题，何谓“人格”？人格为人类所独有，它表现在人们的性格、气质、品位、信仰、良心等方面，是人们灵魂、价值观的外在体现，毛泽东讲：“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都是人，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人民的人格，共产党员的人格。
第四，毛泽东不否认个性，也不笼统承认个性。他认为：“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他表彰“创造性的个性”。就是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党政军民学，凡能脱颖而出的翘楚人物，都能成为“揭榜挂帅”的状元郎。
第五，他还讲了一种观点：“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此话怎么理解呢？毛泽东的道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破坏、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所以也破坏、剥夺了人民人性中的独立性、个性、人格。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抗日就是要夺回自己的财产权，也就是说独立性、个性、人格是对财产所有权的一种觉醒，没有这种觉醒，人性是空洞抽象的。马克思没有说这样的观点，但确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新观点。 这五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改革政策不但是一种富民政策，而且还要使广大人民有相应的财产权，但已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去取得，而是要通过改革的方法，建设的方 法去获得。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凡是能够揭榜、打擂、挂帅的英雄模范人物，不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他们都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那就有是充实的个性、透明的人格，完全能够独立承担起自己的工作和责任，并在全党全民中起到先进、带头作用。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揭榜挂帅”
近两年，多次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知识经济时代“揭榜挂帅”“赛马”规则的思想动员。细想起来，延安时期政府把生产任务张榜公布全边区，号召英雄人物出来揭榜，开展多种竞赛、打擂的形式鼓励士气，这不就是延安版、原始版的“揭榜挂帅”吗？虽无必要把现在的“揭榜挂帅”和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劳模完全等同起来，但其历史传承，基因排序毕竟是一脉相承的。
现在我国经济情况和延安时期已迥然不同，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即数字经济、智能产业、区块链技术、生物制造、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其核心架构就是基础科学的发明和应用技术的紧密结合，既能发明智能科技成果，又能进行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知识经济也有它的伦理学。它告诉人类，既要继续发展经济，又要把生态污染治理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两者必须平衡发展。为此，世界各国达成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共识。这种要求，似乎有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味道。但知识经济中的高新技术，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类悖论的问题了。有些成果，我已亲眼所见。
大家知道，化石能源是天量排污的源头，又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已有企业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使植物纤维经过生物酶的作用，可以生产出代替化石原料加催化剂生产的化工产品，这是一种新的生物产品。这种生产只排放少量二氧化碳，所需资源又可再生。再如，我在某市还见到一处工厂，该厂不再把二氧化碳视为污染物，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工业原料，并可以加工生产出多种工业材料：碳基材料、碳纳米管材料、碳导电材料、碳塑材料。4吨二氧化碳可以生产1吨碳纳米管材料。
知识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它的身后动力是什么呢？我认为，知识经济背后是人的力量，人的背后是知识的力量。人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人的自然属性的底线要求就是对衣食住行和种族繁衍的要求。人也有社会性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知识要求日甚一日。获取知识是各个社会各个阶级的共同要求，统治阶级有此要求，被统治阶级也有此要求，但历来的解决方式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今世界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理应放在知识经济权重的首位。就是对熟练的技术工人，各行各业工匠艺人不应排除在外。马克思认为：“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812-813 页）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完全可能出现一个普遍的改进工具和创新工具的群众性的运动。今后，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的部分劳动，甚至部分复杂劳动。如果企图取代人的全部劳动，这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妄想，也是奴隶主的一种妄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知识经济的背后既然有人的力量，有知识的力量，那就应该承认所有权中知识产权权重的优先位置。在经典著作中，人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所有权关系的确立问题。人们过去常常关注对资源、固定资产、金融资产等所有权的占有，不注意知识产权的拥有。自发明权、专利权、著作权意识的逐渐苏醒。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知识所有权与其他所有权相比更是占据了三军之帅的地位。
毛泽东在延安，当然不会有知识产权的观念，但从他的讲话中，我也十分明白他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思考的深度：即他認为凡属独立性、个性、人格创造出来的物质财产，若又被社会承认，都有所有权的属性，如对新富农合法性的承认。那么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否也有所有权的属性呢？我认为也不必回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的学说，就是一笔精神财富，有无知识产权的属性？有，肯定有。《资本论》的稿酬虽极其有限，但其著作权只属于他一人。总之人的个性、独立性、人格和所有权密不可分，尤其和知识产权密不可分。
第三点，知识经济的背后既然是人，是人的力量，那么除了知识力量之外，还有什么力量呢？我认为还有一种力量，就是热情的力量，追求真理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人性中升华提炼出来的独立性、个性、人格。因为人的独立性、个性、人格中含有巨大的价值观能量，这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是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有党性的党员，绝不是一块木头。”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那句有关自由的名言。
为了不增加无谓的争论，我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民主、个性、独立性、人格都有一个个人的空间和群体的空间，也就是严复说的“群己权界论”。只要有这样清楚的界线，就不会产生社会秩序的无序和人们头脑的混乱。相应而起的就是人们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极大发挥。毛泽东说的那种“革命的标新立异”“揭榜挂帅”的人物就会层出不穷。
延安“揭榜挂帅”内容的原始版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人民的事业，一切革命事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改革开放事业，人是一切伟大事业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最大的优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特著此文，以迎未来。
（注：本文所有引文请阅《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 415 - 417 页）
（责任编辑 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