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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因仍从事图书业务,就遇到三件有关图书借阅、咨询的趣事。光阴如流水悠悠,至今仍记忆犹新。
因为《天演论》军代表要我向管理员道歉
那是在1968年军宣队进驻时,有天军代表张营长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就批评我态度不好,要我主动前去向管理书库的张善信先生道歉,说我对他不尊重,不礼貌。
道歉什么?面对富有威严、一本正经的军代表,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在张营长责问中,我才清楚来龙去脉。
原来,当时社会上传闻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提出要读三本书,一本是近代严复的《天演论》,一本是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还有一本《人是机器》。既然领袖提出,大家关心,就有几家单位、个人打电话前来请教这是什么书?讲些什么内容?
当时图书馆负责读者咨询的葛正慧先生已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于是找到了我。我可是浅薄,一本都没有读过,即使是《天演论》,也仅是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略知其人其事。出自本职工作,于是到书库找到了此三本书,并通过正常手续从管理员张善信先生处借用。
当时图书馆机器大致停顿,书库多无人问津,遑论借阅。张善信问我借用这些书是何用意,声色皆厉。我出于习惯,数年如一日,当然也不须向他仔细作说明,就按正常手续取走了,也就是当天浏览后交还了。
张善信先生似乎很有警戒心,将此作为新动向向军代表张营长做了汇报。张营长相当重视,在百忙之中找了我,我如实作了交代,并讲了此三书大致内容。他也算是个明白人,总算没有把我和这三本书挂上钩,但仍要我认错,要我端正态度,向张善信当面道歉。这时他又不讲是非曲直,只是因为张先生原是打扫书库的工人,被提拔为管理员的,现在又是阶级觉悟高,敢于发现新动向,勇于揭发、检举。张营长说得振振有词:“你们要尊重工人阶级,也要尊重本单位的工人。你的态度不好,必须向他道歉。”
可是我却有悖于他的命令,因为觉得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也没有态度问题,如何道歉呢?好在事后张营长再也没有追查,张善信也没有过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把一切献给党》里的一句话被误认是反动的
70年代初期,社会上不少单位在忙于为本单位领导干部落实政策。这些是遗留问题,有些触及图书的,说来更是有趣。
有天,已经结合的党总支书记潘皓平同志找我去,说有个单位要“解放”他们的领导人,就是有一件事总是查不清楚,落实不了,因为牵涉到图书,于是找到了圖书馆。
原来该单位在对此位领导人抄家时,查封、翻阅了他的日记。日记中有一句话:睁开眼看都是共产党员,闭着眼那就一个都没有。
审查者认定这是一句抹煞共产党、否定审查者共产党的反动话。但被审查者不承认,并说这也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从一本常见的书上摘录下来的。什么书,书名忘了。
审查者由此认定,此人不老实,但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作为悬案,他还是被撤销了职务,靠边了几年。
潘皓平介绍得相当清楚,我当即就笑了。
我说:这句话是在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工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分别出版)书上的。说的是20年代安源工人罢工时,军阀逮捕罢工领导人、共产党员黄静源,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严刑拷打,逼他交代工人中哪些人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当即理直气壮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睁开眼看都是共产党员,闭着眼那就一个都没有。
我还说《把一切献给党》在60年代初出版,先后发行达100多万册,且被列入向青少年推荐的优秀读物。当时的中学生多知道,也多读过。
潘皓平当即就要书库送来这本书核实。该书先后出过多种版本,有初版本、增订本,都有这句话。这可是一位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名言呐。
潘皓平当即介绍这家单位,且说:“你救了一个人。”还说,“这个人是部队的师政委”。
有人来问图书馆如何定性《官场现形记》
还有一本书,是晚清李伯元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
那是某厂专案组人员执此书前来,要求鉴定此书性质为该厂某领导人定案的。
此事我没有经手,由我的同事阮恒辉先生(后为上海大学教授)经手的。事后阮先生对我作了介绍:这位专案组先生小心翼翼打开几层纸取出这本书。问他是什么,他说没有看,只知书名《官场现形记》,那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竟在家中收藏。
那是从本厂一个领导家抄来的。
那位领导也说不清是什么内容,只是说本人也没有读过。但有此书就有嫌疑,因而要来图书馆问询:图书馆是否有这种反动书?如何处理定性?据阮先生介绍,此人说得非常严谨,但他却是当场就笑了,而且还是哈哈大笑,致使那位专案组人员不知所措。阮先生对他说:这是半个世纪前,连孙中山辛亥革命还没有闹起来前推出的章回小说,是讽刺晚清官场阴暗面的,重版此书,而且公开出版,说是借古讽今,亦对不上号。那只是为扩大知识面,认识旧中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 岚
因为《天演论》军代表要我向管理员道歉
那是在1968年军宣队进驻时,有天军代表张营长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就批评我态度不好,要我主动前去向管理书库的张善信先生道歉,说我对他不尊重,不礼貌。
道歉什么?面对富有威严、一本正经的军代表,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在张营长责问中,我才清楚来龙去脉。
原来,当时社会上传闻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提出要读三本书,一本是近代严复的《天演论》,一本是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还有一本《人是机器》。既然领袖提出,大家关心,就有几家单位、个人打电话前来请教这是什么书?讲些什么内容?
当时图书馆负责读者咨询的葛正慧先生已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于是找到了我。我可是浅薄,一本都没有读过,即使是《天演论》,也仅是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略知其人其事。出自本职工作,于是到书库找到了此三本书,并通过正常手续从管理员张善信先生处借用。
当时图书馆机器大致停顿,书库多无人问津,遑论借阅。张善信问我借用这些书是何用意,声色皆厉。我出于习惯,数年如一日,当然也不须向他仔细作说明,就按正常手续取走了,也就是当天浏览后交还了。
张善信先生似乎很有警戒心,将此作为新动向向军代表张营长做了汇报。张营长相当重视,在百忙之中找了我,我如实作了交代,并讲了此三书大致内容。他也算是个明白人,总算没有把我和这三本书挂上钩,但仍要我认错,要我端正态度,向张善信当面道歉。这时他又不讲是非曲直,只是因为张先生原是打扫书库的工人,被提拔为管理员的,现在又是阶级觉悟高,敢于发现新动向,勇于揭发、检举。张营长说得振振有词:“你们要尊重工人阶级,也要尊重本单位的工人。你的态度不好,必须向他道歉。”
可是我却有悖于他的命令,因为觉得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也没有态度问题,如何道歉呢?好在事后张营长再也没有追查,张善信也没有过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把一切献给党》里的一句话被误认是反动的
70年代初期,社会上不少单位在忙于为本单位领导干部落实政策。这些是遗留问题,有些触及图书的,说来更是有趣。
有天,已经结合的党总支书记潘皓平同志找我去,说有个单位要“解放”他们的领导人,就是有一件事总是查不清楚,落实不了,因为牵涉到图书,于是找到了圖书馆。
原来该单位在对此位领导人抄家时,查封、翻阅了他的日记。日记中有一句话:睁开眼看都是共产党员,闭着眼那就一个都没有。
审查者认定这是一句抹煞共产党、否定审查者共产党的反动话。但被审查者不承认,并说这也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从一本常见的书上摘录下来的。什么书,书名忘了。
审查者由此认定,此人不老实,但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作为悬案,他还是被撤销了职务,靠边了几年。
潘皓平介绍得相当清楚,我当即就笑了。
我说:这句话是在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工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分别出版)书上的。说的是20年代安源工人罢工时,军阀逮捕罢工领导人、共产党员黄静源,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严刑拷打,逼他交代工人中哪些人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当即理直气壮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睁开眼看都是共产党员,闭着眼那就一个都没有。
我还说《把一切献给党》在60年代初出版,先后发行达100多万册,且被列入向青少年推荐的优秀读物。当时的中学生多知道,也多读过。
潘皓平当即就要书库送来这本书核实。该书先后出过多种版本,有初版本、增订本,都有这句话。这可是一位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名言呐。
潘皓平当即介绍这家单位,且说:“你救了一个人。”还说,“这个人是部队的师政委”。
有人来问图书馆如何定性《官场现形记》
还有一本书,是晚清李伯元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
那是某厂专案组人员执此书前来,要求鉴定此书性质为该厂某领导人定案的。
此事我没有经手,由我的同事阮恒辉先生(后为上海大学教授)经手的。事后阮先生对我作了介绍:这位专案组先生小心翼翼打开几层纸取出这本书。问他是什么,他说没有看,只知书名《官场现形记》,那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竟在家中收藏。
那是从本厂一个领导家抄来的。
那位领导也说不清是什么内容,只是说本人也没有读过。但有此书就有嫌疑,因而要来图书馆问询:图书馆是否有这种反动书?如何处理定性?据阮先生介绍,此人说得非常严谨,但他却是当场就笑了,而且还是哈哈大笑,致使那位专案组人员不知所措。阮先生对他说:这是半个世纪前,连孙中山辛亥革命还没有闹起来前推出的章回小说,是讽刺晚清官场阴暗面的,重版此书,而且公开出版,说是借古讽今,亦对不上号。那只是为扩大知识面,认识旧中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