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因仍从事图书业务，就遇到三件有关图书借阅、咨询的趣事。光阴如流水悠悠，至今仍记忆犹新。
　　因为《天演论》军代表要我向管理员道歉
　　那是在1968年军宣队进驻时，有天军代表张营长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就批评我态度不好，要我主动前去向管理书库的张善信先生道歉，说我对他不尊重，不礼貌。
　　道歉什么？面对富有威严、一本正经的军代表，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在张营长责问中，我才清楚来龙去脉。
　　原来，当时社会上传闻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提出要读三本书，一本是近代严复的《天演论》，一本是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还有一本《人是机器》。既然领袖提出，大家关心，就有几家单位、个人打电话前来请教这是什么书？讲些什么内容？
　　当时图书馆负责读者咨询的葛正慧先生已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于是找到了我。我可是浅薄，一本都没有读过，即使是《天演论》，也仅是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略知其人其事。出自本职工作，于是到书库找到了此三本书，并通过正常手续从管理员张善信先生处借用。
　　当时图书馆机器大致停顿，书库多无人问津，遑论借阅。张善信问我借用这些书是何用意，声色皆厉。我出于习惯，数年如一日，当然也不须向他仔细作说明，就按正常手续取走了，也就是当天浏览后交还了。
　　张善信先生似乎很有警戒心，将此作为新动向向军代表张营长做了汇报。张营长相当重视，在百忙之中找了我，我如实作了交代，并讲了此三书大致内容。他也算是个明白人，总算没有把我和这三本书挂上钩，但仍要我认错，要我端正态度，向张善信当面道歉。这时他又不讲是非曲直，只是因为张先生原是打扫书库的工人，被提拔为管理员的，现在又是阶级觉悟高，敢于发现新动向，勇于揭发、检举。张营长说得振振有词：“你们要尊重工人阶级，也要尊重本单位的工人。你的态度不好，必须向他道歉。”
　　可是我却有悖于他的命令，因为觉得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也没有态度问题，如何道歉呢？好在事后张营长再也没有追查，张善信也没有过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把一切献给党》里的一句话被误认是反动的
　　70年代初期，社会上不少单位在忙于为本单位领导干部落实政策。这些是遗留问题，有些触及图书的，说来更是有趣。
　　有天，已经结合的党总支书记潘皓平同志找我去，说有个单位要“解放”他们的领导人，就是有一件事总是查不清楚，落实不了，因为牵涉到图书，于是找到了圖书馆。
　　原来该单位在对此位领导人抄家时，查封、翻阅了他的日记。日记中有一句话：睁开眼看都是共产党员，闭着眼那就一个都没有。
　　审查者认定这是一句抹煞共产党、否定审查者共产党的反动话。但被审查者不承认，并说这也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从一本常见的书上摘录下来的。什么书，书名忘了。
　　审查者由此认定，此人不老实，但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作为悬案，他还是被撤销了职务，靠边了几年。
　　潘皓平介绍得相当清楚，我当即就笑了。
　　我说：这句话是在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工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分别出版）书上的。说的是20年代安源工人罢工时，军阀逮捕罢工领导人、共产党员黄静源，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严刑拷打，逼他交代工人中哪些人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当即理直气壮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睁开眼看都是共产党员，闭着眼那就一个都没有。
　　我还说《把一切献给党》在60年代初出版，先后发行达100多万册，且被列入向青少年推荐的优秀读物。当时的中学生多知道，也多读过。
　　潘皓平当即就要书库送来这本书核实。该书先后出过多种版本，有初版本、增订本，都有这句话。这可是一位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名言呐。
　　潘皓平当即介绍这家单位，且说：“你救了一个人。”还说，“这个人是部队的师政委”。
　　有人来问图书馆如何定性《官场现形记》
　　还有一本书，是晚清李伯元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
　　那是某厂专案组人员执此书前来，要求鉴定此书性质为该厂某领导人定案的。
　　此事我没有经手，由我的同事阮恒辉先生（后为上海大学教授）经手的。事后阮先生对我作了介绍：这位专案组先生小心翼翼打开几层纸取出这本书。问他是什么，他说没有看，只知书名《官场现形记》，那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竟在家中收藏。
　　那是从本厂一个领导家抄来的。
　　那位领导也说不清是什么内容，只是说本人也没有读过。但有此书就有嫌疑，因而要来图书馆问询：图书馆是否有这种反动书？如何处理定性？据阮先生介绍，此人说得非常严谨，但他却是当场就笑了，而且还是哈哈大笑，致使那位专案组人员不知所措。阮先生对他说：这是半个世纪前，连孙中山辛亥革命还没有闹起来前推出的章回小说，是讽刺晚清官场阴暗面的，重版此书，而且公开出版，说是借古讽今，亦对不上号。那只是为扩大知识面，认识旧中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