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距今8 000-7 000年跨湖桥文化和万年之久的上山文化的相继发现,浙江钱塘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环境考古工作也随之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通过该区域诸暨楼家桥遗址文化层的AMS14 C年代测定和孢粉详细分析,重建了遗址区距今约6 500年以来的植被环境及人类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对文化层中间的间歇层成因进行了重点剖析。结果表明在楼家桥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研究区孢粉组合以青冈属(Cyclobalanopsis)、栎属(Quercus)为主,指示了遗址点附近分布有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反映当时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人类渔猎和采集的定居生活,同时水稻农业已具一定规模。此时受人类干扰作用较小,地带性植被并未发生改变。随后距今约6 100年文化层中断,形成了自然沉积的间歇层,其孢粉组合面貌显得十分"异常",主要表现为松属(Pinus)骤增;少量的云杉属(Picea)、冷杉属(Abies)和铁杉属(Tsuga)组成的亚高山针叶植物首次出现;与海相相关的刺甲藻属(Spiniferites)、舌形藻属(Lingulodinium)首次集中出现;同时,淡水盘星藻属(Pediastrum)持续产出。结合钱塘江区域全新世环境演变特点,推断当时杭州湾已经形成,其强烈的海潮上涌顶托造成河水阻塞,受海水及河水淹没的共同作用,从而导致文化层突然中断,不利的环境迫使古人类放弃遗址居住点。此后,随着水灾等环境改善,河姆渡文化晚期先民重返楼家桥。此时,孢粉组合发生了显著改变,以栎属为优势的次生阔叶林形成,说明随着人类稻作农业活动强度的增大,森林植被受到了较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