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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环保组织是‘问题制造者’还是‘麻烦解决者’？”
在今年3月的一场培训，忻皓一开场就向在场的浙江省环保厅环境稽查的支队长、大队长抛出了这个问题。这位80后的环境组织发起人所问的正是中国的环境目前面临的身份困境。在那场培训中，一半人认为民间环保组织是“问题制造者”，在惯性思维里，民间环保组织发现了环境问题，就意味着环保部门工作不到位。
然而，没有人能否认，这些来自民间的见证者在应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书写《中国水危机》的马军，到把环保工作定义为一种“社会信托”的冯永锋，再到专长地理信息系统，并曾在国外攻读环境科学与政策的忻皓……我们选择了这些中国环境的见证者，希望借他们来体现中国环境组织的执行力、推动力，以及他們对自身的思考。
用见证改变环境，马军是比较早的一个。1999年，这位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正式以“环保卫士”的身份走进公众视野。那一年是他做记者的第7个年头，《中国水危机》一书出版，引起轰动。
1998年的大洪水使全社会开始反思人与水的关系，马军也不例外，职业的便利性与特殊性使他有机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同时也让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中国水危机》一书序言的最后，他几乎按捺不住大声疾呼的渴望：“江河不死”。整本书的基调都是如此，马军用古代士大夫般的意气与欧洲先哲般的理性打量着中国的河流：与水有关的诗意将消失于龟裂的大地，祸不仅于此，真正的考验在于百年之后的存亡。
这本书改变了马军的人生。他走上专业环保之路，一定意义上还改变了中国——《时代周刊》评论说，对于中国而言，马军此书的意义也许如同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对于美国的意义。
2006年，马军被《时代周刊》列入“100位影响世界人物”名单。《中国水危机》出版7年，马军的“环保卫士”身份发生了变化：他出任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公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数据库。
大量零散的环境信息整合起来，供公众便捷地查阅、引导消费者绿色选择，最终，通过购买权迫使企业在环境问题上有所作为。到目前为止，公众能在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查阅到超过12万家企业的环境表现与监管信息。这些企业中，既包括了百事国际集团中国区和博世（中国）有限公司，也包括了黔西南的屠宰场。有一些企业已经在做出整改之后主动与研究中心联系，并提交反馈信息。
展现“见证”的威力，正是马军的一贯理念，在研究中心网站的首页上，以浮动图画的方式播放着如下标语：公众参与——为清除污染寻找终极动力；信息公开——助力公众有效参与环境管理；绿色选择——推动全球生产与采购实现绿色转变。
马军说：这是改变中国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模式的前提。要彻底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最终必须依赖于公众的知情和参与。
冯永锋有两个身份，光明日报记者和“自然大学”的创办者。他有句名言：“环保没有公众参与，一切都是假戏。”
自然大学是一所网络虚拟的社区环保大学，却一直希望做货真价实的行动。在它的网站标题上写着一行字：普通人的环保发动机。这是一个立足于公众，鼓励公众自主学习环保知识与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组织。它分为草木学院、水学院、鸟兽等学院，每个学院探讨不同的课题。它也鼓励人们向大自然学习、在大自然中学习、以最自然的方式学习。
成立之后的头三年是志愿者网络活动期。自然大学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形成了“挂靠型合作”关系。2009年，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注册改变了它自由运营的状态——求知社成为了自然大学的推进者。三年之后，由于社会识别问题，两个组织开始独立运营。在这三年，两个组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冯永锋口中那个“群情激昂的冬天”发生在2011年。
大家突然意识到空气质量已经开始危害人的健康。如何让公众了解空气质量信息、如何推动独立民间检测的问题摆在了环保组织的面前。自然大学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 公众募捐购买便携式PM2.5检测仪活动。这是中国首次民间有意识地联合起来，共同推进环保民间独立检测。不到一个月，共有至少1000人参与了此次活动。这也激发了一些企业的热情，他们给20个左右的民间机构免费发放了便携式PM2.5检测仪。由此，“中国民间空气独立检测网络”初步形成。
随之而来的却是公众对于民间检测是否违法的担忧。2012年2月，自然大学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组织向国务院法制办上书，要求《环境质量检测管理条例》中删除不许公众检测环境的相关条款。同年4月，自然大学垃圾学院开始关注北京的露天垃圾焚烧问题，并呼吁北京市相关部门重视露天垃圾焚烧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
随后，自然大学将关注目光投向了民间检测重金属。2012年8月，通过公众募捐、个人借贷、自然大学基金借款支持等手段，自然大学购买到了中国第一台服务于民间的重金属检测仪。截至目前，运转良好。
在自然大学所有的活动中，公众的自发参与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冯永锋对此的见解是：“环保本质依据的理论是‘社会信托’，即公众把保护环境的责任通过支持环保组织的方式，委托到了环保组织的身上。”基于此理念，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公众是不可发动的，也不能轻易发动的。
在浙大读书时，忻皓的专业是环境科学，19岁那年暑假，他用36天的时间骑自行车环浙江走了两千多公里，他的目的是宣传环保，也想了解自己脚下这块土地。那一年，他和一位老师共同发起建立了浙江首家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浙江”。2008年，拿到一笔国际奖学金，忻皓去克拉克大学攻读环境科学与政策，辅修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回国后，带着修读过的地理信息的印记，也带着极客青年的印记，忻皓号召人们“发现污染随手拍”—— 走在江河边，要是发现污染水源，就可以用手机拍摄照片并附上污染点具体信息，上传到绿色浙江的 “钱塘江水地图”——那是个公众互动信息平台。然后，“绿色浙江”派人去核实，经平台确认后，这个污染源就能在“水地图”上标示出来。公众点击“水地图”标示的污染点，就可以弹出相应的照片和信息。
在对“水地图”的介绍讲座中，忻皓提到了水地图背后的软件系统——那是个名叫Ushahidi的开源系统，在斯瓦西里语中，Ushahidi的意思是“见证”。这是一种“开源报警平台”，由几个非洲程序员共同研发。有了这个平台，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电邮等方式，去报道发生在危机地区的最新动态。
到目前为止，基于“见证”系统的“水地图”收集到的污染信息将近五十个，过半得到解决，解决的方法除了靠企业自觉，还包括寻求环保部门的协助。
忻皓说：“从解决污染上来讲，这个数量还算小的，毕竟正式开通不到一年，了解的人还不是特别多，但实践证明行得通。”他现在是“绿色浙江”的总干事。
一些小企业可能并不在乎企业形象，罚款后污染照旧。忻皓们提出，要向小企业真正在乎的上游的国际大品牌、大零售商施压，要他们关注供应商的环境表现，反过来起促进作用。这个被总结为“行动本土化和思想全球化的结合”的想法，也给了政府官员新的启发。
今年的5月18日，“绿色浙江”以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的全称成为浙江第一个正式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创办13年之后，已经颇有名气的“绿色浙江”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
在今年3月的一场培训，忻皓一开场就向在场的浙江省环保厅环境稽查的支队长、大队长抛出了这个问题。这位80后的环境组织发起人所问的正是中国的环境目前面临的身份困境。在那场培训中，一半人认为民间环保组织是“问题制造者”，在惯性思维里，民间环保组织发现了环境问题，就意味着环保部门工作不到位。
然而，没有人能否认，这些来自民间的见证者在应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书写《中国水危机》的马军，到把环保工作定义为一种“社会信托”的冯永锋，再到专长地理信息系统，并曾在国外攻读环境科学与政策的忻皓……我们选择了这些中国环境的见证者，希望借他们来体现中国环境组织的执行力、推动力，以及他們对自身的思考。
马军的7年
用见证改变环境，马军是比较早的一个。1999年，这位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正式以“环保卫士”的身份走进公众视野。那一年是他做记者的第7个年头，《中国水危机》一书出版，引起轰动。
1998年的大洪水使全社会开始反思人与水的关系，马军也不例外，职业的便利性与特殊性使他有机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同时也让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中国水危机》一书序言的最后，他几乎按捺不住大声疾呼的渴望：“江河不死”。整本书的基调都是如此，马军用古代士大夫般的意气与欧洲先哲般的理性打量着中国的河流：与水有关的诗意将消失于龟裂的大地，祸不仅于此，真正的考验在于百年之后的存亡。
这本书改变了马军的人生。他走上专业环保之路，一定意义上还改变了中国——《时代周刊》评论说，对于中国而言，马军此书的意义也许如同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对于美国的意义。
2006年，马军被《时代周刊》列入“100位影响世界人物”名单。《中国水危机》出版7年，马军的“环保卫士”身份发生了变化：他出任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公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数据库。
大量零散的环境信息整合起来，供公众便捷地查阅、引导消费者绿色选择，最终，通过购买权迫使企业在环境问题上有所作为。到目前为止，公众能在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查阅到超过12万家企业的环境表现与监管信息。这些企业中，既包括了百事国际集团中国区和博世（中国）有限公司，也包括了黔西南的屠宰场。有一些企业已经在做出整改之后主动与研究中心联系，并提交反馈信息。
展现“见证”的威力，正是马军的一贯理念，在研究中心网站的首页上，以浮动图画的方式播放着如下标语：公众参与——为清除污染寻找终极动力；信息公开——助力公众有效参与环境管理；绿色选择——推动全球生产与采购实现绿色转变。
马军说：这是改变中国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模式的前提。要彻底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最终必须依赖于公众的知情和参与。
环保本质依据的理论是“社会信托”
冯永锋有两个身份，光明日报记者和“自然大学”的创办者。他有句名言：“环保没有公众参与，一切都是假戏。”
自然大学是一所网络虚拟的社区环保大学，却一直希望做货真价实的行动。在它的网站标题上写着一行字：普通人的环保发动机。这是一个立足于公众，鼓励公众自主学习环保知识与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组织。它分为草木学院、水学院、鸟兽等学院，每个学院探讨不同的课题。它也鼓励人们向大自然学习、在大自然中学习、以最自然的方式学习。
成立之后的头三年是志愿者网络活动期。自然大学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形成了“挂靠型合作”关系。2009年，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注册改变了它自由运营的状态——求知社成为了自然大学的推进者。三年之后，由于社会识别问题，两个组织开始独立运营。在这三年，两个组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冯永锋口中那个“群情激昂的冬天”发生在2011年。
大家突然意识到空气质量已经开始危害人的健康。如何让公众了解空气质量信息、如何推动独立民间检测的问题摆在了环保组织的面前。自然大学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 公众募捐购买便携式PM2.5检测仪活动。这是中国首次民间有意识地联合起来，共同推进环保民间独立检测。不到一个月，共有至少1000人参与了此次活动。这也激发了一些企业的热情，他们给20个左右的民间机构免费发放了便携式PM2.5检测仪。由此，“中国民间空气独立检测网络”初步形成。
随之而来的却是公众对于民间检测是否违法的担忧。2012年2月，自然大学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组织向国务院法制办上书，要求《环境质量检测管理条例》中删除不许公众检测环境的相关条款。同年4月，自然大学垃圾学院开始关注北京的露天垃圾焚烧问题，并呼吁北京市相关部门重视露天垃圾焚烧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
随后，自然大学将关注目光投向了民间检测重金属。2012年8月，通过公众募捐、个人借贷、自然大学基金借款支持等手段，自然大学购买到了中国第一台服务于民间的重金属检测仪。截至目前，运转良好。
在自然大学所有的活动中，公众的自发参与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冯永锋对此的见解是：“环保本质依据的理论是‘社会信托’，即公众把保护环境的责任通过支持环保组织的方式，委托到了环保组织的身上。”基于此理念，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公众是不可发动的，也不能轻易发动的。
用“见证”改善环境
在浙大读书时，忻皓的专业是环境科学，19岁那年暑假，他用36天的时间骑自行车环浙江走了两千多公里，他的目的是宣传环保，也想了解自己脚下这块土地。那一年，他和一位老师共同发起建立了浙江首家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浙江”。2008年，拿到一笔国际奖学金，忻皓去克拉克大学攻读环境科学与政策，辅修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回国后，带着修读过的地理信息的印记，也带着极客青年的印记，忻皓号召人们“发现污染随手拍”—— 走在江河边，要是发现污染水源，就可以用手机拍摄照片并附上污染点具体信息，上传到绿色浙江的 “钱塘江水地图”——那是个公众互动信息平台。然后，“绿色浙江”派人去核实，经平台确认后，这个污染源就能在“水地图”上标示出来。公众点击“水地图”标示的污染点，就可以弹出相应的照片和信息。
在对“水地图”的介绍讲座中，忻皓提到了水地图背后的软件系统——那是个名叫Ushahidi的开源系统，在斯瓦西里语中，Ushahidi的意思是“见证”。这是一种“开源报警平台”，由几个非洲程序员共同研发。有了这个平台，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电邮等方式，去报道发生在危机地区的最新动态。
到目前为止，基于“见证”系统的“水地图”收集到的污染信息将近五十个，过半得到解决，解决的方法除了靠企业自觉，还包括寻求环保部门的协助。
忻皓说：“从解决污染上来讲，这个数量还算小的，毕竟正式开通不到一年，了解的人还不是特别多，但实践证明行得通。”他现在是“绿色浙江”的总干事。
一些小企业可能并不在乎企业形象，罚款后污染照旧。忻皓们提出，要向小企业真正在乎的上游的国际大品牌、大零售商施压，要他们关注供应商的环境表现，反过来起促进作用。这个被总结为“行动本土化和思想全球化的结合”的想法，也给了政府官员新的启发。
今年的5月18日，“绿色浙江”以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的全称成为浙江第一个正式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创办13年之后，已经颇有名气的“绿色浙江”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