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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近代西方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广受争议。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不道德的政治行为只是实现国家最大利益的手段，因而是合理的。但是这是基于当时意大利不适合建立共和制国家的现实而言的，并不能说明其对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也是摒弃的。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政治；道德；政治非道德主义
古典政治学同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区别
在古典政治学中，道德始终是政治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用以判断理想或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准。任何将政治和道德区分开来看的努力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柏拉图提出，城邦有三种不同的特性或美德，分别对应着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其中哲学家最有智慧，代表国家的理性，是最高的道德。因而他提出“哲学王”的概念，由哲学家来统治国家。亚里士多德则将国家视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认为国家的目的应该是公民道德的完善，而不能止步于经济上的富足和军力上的强盛。因而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看作是幸福和美德的统一，三者是一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只是古典政治学中的代表，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出现之前，对政治的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对道德的追求。
与古典政治学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人应当怎样生活不同，马基雅维利关注的是人们事实上怎样生活。基于此，马基雅维利才会在明知共和制的国家是一种理想的国家的状况下依旧主张建立君主制的国家，尽管他只是将君主独裁看作是挽救意大利的临时举措。
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提出的原因
顺应时代背景的需要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由于世界贸易中心已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经济发展迟缓，政治上四分五裂，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垄断、统一市场、扩大贸易；而此时已经建立起以国王为首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法等国也趁机而入，使得意大利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只有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人民才能获得幸福，而这单靠道德的手段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抗衡地方统治以解决分裂和混乱。
解决道德两难困境的要求
一个公德完美而私德不完美的人，即使行为符合政治要求，但是却违背了普通伦理道德规范，是可能的。针对这种现象，沃尔泽将其描述为：政治家们有时无可避免地要将手弄脏，进而陷入“不管怎样做都是错误的”两难困境，若要克服它，则要么是为了保持双手的干净而退出政坛，并且放弃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善的崇高目标；要么用邪恶的手段来实行公共目的，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侵害某些无辜者的权益。[1]所以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不道德的政治行为应运而生。沃尔泽将其称之为“政治脏手”现象。
巩固国家利益的需要
还有一点就是，既然是君主，就表明其不道德的政治行为是合理的。因为在君主身上没有公德和私德之分，他的个人利益即为国家利益。但是一旦这种初衷是为了实现更大国家利益的不道德的政治行为被滥用、盗用、冒用和挪用，那么君主公德之下的国家利益便会下沉到其下属各部的群臣手中，沦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其后果便是君主为这些以公谋私者背了黑锅，成为众矢之的和世人从伦理道德领域诟病的对象。
对马基雅维利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的评价
积极意义
其一，在政治与道德依旧捆绑在一起的年代，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马基雅维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政治非道德主义的概念，立足于当时意大利的时代背景，区分了实现共和制理想和建立君主制实际之间的关系。
其二，在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16世纪，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主义主张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垄断、统一市场、扩大贸易的利益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其三，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从道德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了一门独立于伦理学和神学之外的学科，这在近代西方政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是当之无愧的“近代西方政治学之父”。
消极意义
马基雅维利告诫君主：“对于新领地的居民要么善待，要不然就干脆消灭他们”。[2]“如果一些恶行是为了挽救国家，那么君主就不必为这些恶行受到的非议而惴惴不安”。[3]“他应该同时效仿狮子和狐狸。因为狮子会落入猎人的陷阱，而狐狸则抵御不了豺狼”。[4]由此不难看出，在马基雅维利构建的权力社会里，暴利和欺骗都是合理的，并且是美德本身所包含的一种完全真实的权力，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命运。然而，“他不适当地把国家抬到了人民头上，虽然在评价君主和人民时，他颂扬人民；但综观他的理论，其中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普通人的命运也似乎被国家的巨大阴影挡住，因而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所以，当君主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时，他完全不反对君主对人民采取包括镇压、屠杀在内的措施”。[5]“对他来说，道德上的善和正义是可以靠国家的强迫性权力来产生的。他对国家是何等敬仰，对一个个的人又是何等鄙视”。[6]
结语
如今，关于马基雅维利及其政治非道德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正如怀特对他的评价那样：“马基雅维利对理想国家和创建、维持这种国家所必需的统治手段之描述，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是诚实的，因为他实践着最重要的诚实形式：他对自己是诚实的……在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光芒，或许到了弥留之际，他仅有的希望还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他的思想总有一天会使意大利变得更好，使世界变得更好”。[7]
在今日之世界，马基雅维利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中的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成了国际交往当中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今日之中国，其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尽管其政治非道德主义思想有着暴力和欺骗的成份，但是还是无法挡住它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海东，张瑞臣.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脏手”的辩护[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3.
[2].[3].[4]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80、90.
[5]肖雪慧.复合人格—马基雅维利[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230.
[6]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2.
[7]迈克尔•怀特.马基雅维利—一个被误解的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0~201.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政治；道德；政治非道德主义
古典政治学同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区别
在古典政治学中，道德始终是政治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用以判断理想或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准。任何将政治和道德区分开来看的努力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柏拉图提出，城邦有三种不同的特性或美德，分别对应着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其中哲学家最有智慧，代表国家的理性，是最高的道德。因而他提出“哲学王”的概念，由哲学家来统治国家。亚里士多德则将国家视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认为国家的目的应该是公民道德的完善，而不能止步于经济上的富足和军力上的强盛。因而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看作是幸福和美德的统一，三者是一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只是古典政治学中的代表，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出现之前，对政治的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对道德的追求。
与古典政治学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人应当怎样生活不同，马基雅维利关注的是人们事实上怎样生活。基于此，马基雅维利才会在明知共和制的国家是一种理想的国家的状况下依旧主张建立君主制的国家，尽管他只是将君主独裁看作是挽救意大利的临时举措。
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提出的原因
顺应时代背景的需要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由于世界贸易中心已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经济发展迟缓，政治上四分五裂，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垄断、统一市场、扩大贸易；而此时已经建立起以国王为首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法等国也趁机而入，使得意大利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只有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人民才能获得幸福，而这单靠道德的手段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抗衡地方统治以解决分裂和混乱。
解决道德两难困境的要求
一个公德完美而私德不完美的人，即使行为符合政治要求，但是却违背了普通伦理道德规范，是可能的。针对这种现象，沃尔泽将其描述为：政治家们有时无可避免地要将手弄脏，进而陷入“不管怎样做都是错误的”两难困境，若要克服它，则要么是为了保持双手的干净而退出政坛，并且放弃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善的崇高目标；要么用邪恶的手段来实行公共目的，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侵害某些无辜者的权益。[1]所以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不道德的政治行为应运而生。沃尔泽将其称之为“政治脏手”现象。
巩固国家利益的需要
还有一点就是，既然是君主，就表明其不道德的政治行为是合理的。因为在君主身上没有公德和私德之分，他的个人利益即为国家利益。但是一旦这种初衷是为了实现更大国家利益的不道德的政治行为被滥用、盗用、冒用和挪用，那么君主公德之下的国家利益便会下沉到其下属各部的群臣手中，沦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其后果便是君主为这些以公谋私者背了黑锅，成为众矢之的和世人从伦理道德领域诟病的对象。
对马基雅维利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的评价
积极意义
其一，在政治与道德依旧捆绑在一起的年代，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马基雅维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政治非道德主义的概念，立足于当时意大利的时代背景，区分了实现共和制理想和建立君主制实际之间的关系。
其二，在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16世纪，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主义主张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垄断、统一市场、扩大贸易的利益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其三，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从道德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了一门独立于伦理学和神学之外的学科，这在近代西方政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是当之无愧的“近代西方政治学之父”。
消极意义
马基雅维利告诫君主：“对于新领地的居民要么善待，要不然就干脆消灭他们”。[2]“如果一些恶行是为了挽救国家，那么君主就不必为这些恶行受到的非议而惴惴不安”。[3]“他应该同时效仿狮子和狐狸。因为狮子会落入猎人的陷阱，而狐狸则抵御不了豺狼”。[4]由此不难看出，在马基雅维利构建的权力社会里，暴利和欺骗都是合理的，并且是美德本身所包含的一种完全真实的权力，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命运。然而，“他不适当地把国家抬到了人民头上，虽然在评价君主和人民时，他颂扬人民；但综观他的理论，其中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普通人的命运也似乎被国家的巨大阴影挡住，因而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所以，当君主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时，他完全不反对君主对人民采取包括镇压、屠杀在内的措施”。[5]“对他来说，道德上的善和正义是可以靠国家的强迫性权力来产生的。他对国家是何等敬仰，对一个个的人又是何等鄙视”。[6]
结语
如今，关于马基雅维利及其政治非道德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正如怀特对他的评价那样：“马基雅维利对理想国家和创建、维持这种国家所必需的统治手段之描述，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是诚实的，因为他实践着最重要的诚实形式：他对自己是诚实的……在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光芒，或许到了弥留之际，他仅有的希望还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他的思想总有一天会使意大利变得更好，使世界变得更好”。[7]
在今日之世界，马基雅维利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中的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成了国际交往当中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今日之中国，其政治非道德主义主张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尽管其政治非道德主义思想有着暴力和欺骗的成份，但是还是无法挡住它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海东，张瑞臣.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脏手”的辩护[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3.
[2].[3].[4]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80、90.
[5]肖雪慧.复合人格—马基雅维利[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230.
[6]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2.
[7]迈克尔•怀特.马基雅维利—一个被误解的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