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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大师巴菲特被全球的投资者顶礼膜拜，他有3条赖以成功的选股法则：选择有“壁垒”的公司集中持股；以“安全边际”买卖；只买看得懂的公司。在中国也有这么一位基金经理，矢志不渝地践履着这3条选股铁律，在1年多的时间内为持有人赚取了111％的回报。南方高增长基金经理吕一凡，用他与巴菲特一样平凡的哲理，走出了一条不凡之路。
“壁垒”选股独辟蹊径
“壁垒”是论及每只重仓股时，吕一凡必说的词。巴菲特的“壁垒”是特许经营权或者垄断经营地位，吕一凡的“壁垒”同样地道而实用。“壁垒简单地说就是我能做到的，你做不到；或者我做了挣钱，你做了不挣钱；或者说我卖高价，你只能卖低价。”
G太钢一直沉沦在缺乏生气的钢铁股中，是吕一凡发现了这块璞玉。“太钢在钢铁股中不为人所知，但它在不锈钢产品和成本方面有壁垒。太钢所做的不锈钢属于小批量的高端钢，它在这方面的研发和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生产不锈钢的原料包括煤、镍和有色金属3个方面，太钢自身就控股有能生产这3种原料的矿厂，故能以超低价获取原料。有这两个壁垒，在全行业都亏损的时候太钢仍能赚钱。”基于对太钢“壁垒”的判断，南方高增长在2006年1季度对G太钢大举建仓至8．56％，之后从对G太钢的长期持有中大有斩获，成为吕一凡“壁垒”选股的经典案例。
2005年年底，南方高增长开始不温不火地对福耀玻璃加仓，仓位一路由1．46％上升到
2006年3季度末的5．14％。“福耀做的玻璃没什么与众不同，但全国5大汽车基地的汽车玻璃都得由它来做。它在每个基地旁边都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和工厂，与这些大企业研发对接、生产对接，如同其车间一般，几乎是天然地排斥了它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壁垒。”吕一凡不假思索地道出了挖掘这只大牛股的思路。
对于G招行这只众多基金青睐的重仓股，吕一凡2006年1～3季度的仓位由7．22％上升到史无前例的9．3361％。难怪有人说吕一凡对招行爱得彻底。“我不是因为招行是银行股而买它，而是因为招行有壁垒，”吕一凡对“壁垒”的理解炉火纯青，“招行很早就开始打造自己的个人业务品牌，如今已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而其他银行个人业务起步晚，投入较少，后发劣势不可避免。再从内部治理等方面综合考察，我判定招行这些长期积累的壁垒不是短期能打破的。”
有壁垒的公司能够规避行业性的同涨同跌，在长跑中胜出。“退潮之后，就知道谁在裸泳。”吕一凡不自觉地重复着巴菲特的这句名言，对他的“爱就爱得彻底”作了诚恳的注解。“坚守好的公司看似容易，但经常都受到挑战。南方高增长在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中换手率不低，因此我一直都在不断地试图降低换手率。如果基金经理对自己看好的股票都频繁进出，又如何能要求持有人对基金长期持有呢?”
集中持股显过人胆识
在巴菲特的字典里，集中持股与选择有“壁垒”的公司是孪生兄弟。“我非常满意于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这种状况。”巴菲特在他堪称经典的《所有者指南》中写道。他的中国门徒吕一凡2006年1、2、3季度的前10大重仓股持股集中度高达54．77％、61．85％、64．25％，头号重仓股仓位高达8．99％、8．95％、9．34％，直逼证监会10％的上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中鹤立鸡群。
“如果一个基金经理连集中持股也不敢的话，只能说明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信心，”吕一凡的话斩钉截铁，“虽然我们不能像巴菲特那样参与企业的管理，但我们可以选择质地较好、内部管理卓越的公司长期持有，与之同舟共济。”G太钢、G万科、G招行、福耀玻璃、中石化等吕一凡的“爱将”，在持续陪伴南方高增长的2006年3个季度中，成了后者的业绩增长引擎。
价值投资者有句名言，“选择正确的鸡蛋放入篮子，远比选择结束后再留心这只篮子重要。”对于集中持股的风险，吕一凡凸现了一个价值投资者的理解。“基金最大的风险不是流动性问题，而是选股错误的风险。研究做好了可以规避90％的风险，研究很透、成长空间很大的一只股票，比买10只研究不透、空间很难说的股票风险要小。”
南方高增长2006年4季度集中持股的恒瑞医药，近来突遭法国竞争对手起诉，消息传开当天股价接近跌停，吕一凡的集中持股理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研究做好了也很难排除突发事件，恒瑞遭起诉并非基本面出了问题，是国际竞争引发的外部事件。”吕一凡的语气异常冷静。“我们马上就联系了恒瑞，希望了解事实真相，公司也不久就召开了机构投资者的电话会议，对事件作了解释，两天后股价就回复原位。尽管法院近期作出了不利于恒瑞的判决，但我们认为其基本面无变化，仍将继续持有。”
巴菲特说，“如果发现自己在一艘漏损的船上，那不如换艘船。”“集中持股的前提是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吕一凡也峰回路转。“若某只重仓股的公司领导被采取了法律强制措施，那就说明我们对其个人品质和管理层的判断可能存在问题，如果进一步考察发现支持判断的最基本因素发生动摇，那我们宁可止损，也要出去。”
把握安全边际成竹于胸
“投资之父”格雷厄姆提出的“安全边际”概念，在价值投资者那里转化成“价格足够低才买入”的铁律。也许将“价格足够低”理解为“市盈率足够低”并不难，但要像吕一凡这样始终将“低市盈率”作为投资纪律贯彻谈何容易。“高市盈率需要高成长作为依托，高成长一旦不能兑现，股价就会大跌，而预测成长性是投资最为困难的事，”吕一凡的话微言大义，“为了避免亏钱，我选股时尽量选择市盈率低的股票。”
吕一凡对低市盈率的苛守，让人联想起格雷厄姆最纯粹的门徒、伟大的价值投资者塞斯·科拉曼，他总是遨游在少人问津的非传统板块和领域，像敏捷的狐狸一样捕捉那些有上涨空间和可以低价买入的机会。“我的思路是‘人弃我取’。”吕一凡对国阳新能的操作充分贯彻了他的这一理念。2005年3季度国阳新能每股盈利超1元，而股价徘徊在7～8元钱，是一只显著被市场低估的品种。“我们认为当时7倍多的市盈率足够安全，故大举建仓达净值的5．92％，果然在股价的上涨中获利丰厚。”后来国阳新能的股价涨到17、18元钱时，吕一凡毫不犹豫地清仓。“这么高的市盈率已经不够安全。”他的逻辑简单而有力。
南方高增长曾在2005年底重仓火箭股份，在2006年2季度全部清仓，也堪称吕一凡运用“安全边际”原则的浓墨重彩之笔。火箭股份属军工股，当时业界公认军工股是一个很难判断的板块，市场炒作大部分是资产注入。“但火箭股份是有业绩作支撑的，当时并未和其他军工股区分开来，股价徘徊在9元钱左右。我们认为这一估值下买入是安全的。”在吕一凡建仓后，火箭股份果然慢慢涨了起来，但涨到14元钱时南方高增长就完全退出。“市盈率升高加上军工股的不确定性，已经使我觉得不再安全了，而火箭股份也真的没再涨起来。”对吕一凡来说，“安全边际”作为纪律，无需更多注解。
明得失取中庸平和
也许因老家是辽宁抚顺的缘故，吕一凡的东北乡音清晰可辨，不改的还有东北人的率真与坦诚。中兴通讯是南方高增长2005年年底和2006年1季度持有的一只重仓股，仓位一度达到5．15％和4．58％。“买中兴通讯时我有失误。虽然2005年我们是在几元钱的价位上拿的，但这只股票在我们持有的4～5个月中没有涨，”吕一凡对自己的检讨令人触动，“失误的原因在于我对中兴通讯的业绩下降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被它的外表迷惑了。”2006年上半年中兴通讯在国外受到强大阻击，客观地说对这种外来竞争的预测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哪怕总体业绩骄人，吕一凡对自己也决不轻饶。“这里面确实有研究的困难，但困难不能成为理由。没看懂就不该买，但我却自以为能看懂。”有过能改，善莫大焉，之后吕一凡就再不轻易买入过看不懂的股票了。
吕一凡称自己一直在向投资大师巴菲特学习。“巴菲特虽然高山仰止，但我觉得并不是他的理念有什么我们学不到的地方，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实践这种理念的能力，和长期坚守的意志力，”吕一凡的语气变得充满敬意，“我们看重内部管理，选择有壁垒的公司，买估值低的股票，走‘人弃我取’的思路，都是在追随大师的足迹。”
吕一凡好读史，喜欢从中国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他声称自己绝非那种激进和追逐高风险的人。“我比较欣赏儒家的中庸平和思想，它对调整心态非常有用。我认为作为一个基金经理，能够为投资者获取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就算完成任务。不应该追求暴利，或承担过大的风险。”吕一凡平静如水。
“壁垒”选股独辟蹊径
“壁垒”是论及每只重仓股时，吕一凡必说的词。巴菲特的“壁垒”是特许经营权或者垄断经营地位，吕一凡的“壁垒”同样地道而实用。“壁垒简单地说就是我能做到的，你做不到；或者我做了挣钱，你做了不挣钱；或者说我卖高价，你只能卖低价。”
G太钢一直沉沦在缺乏生气的钢铁股中，是吕一凡发现了这块璞玉。“太钢在钢铁股中不为人所知，但它在不锈钢产品和成本方面有壁垒。太钢所做的不锈钢属于小批量的高端钢，它在这方面的研发和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生产不锈钢的原料包括煤、镍和有色金属3个方面，太钢自身就控股有能生产这3种原料的矿厂，故能以超低价获取原料。有这两个壁垒，在全行业都亏损的时候太钢仍能赚钱。”基于对太钢“壁垒”的判断，南方高增长在2006年1季度对G太钢大举建仓至8．56％，之后从对G太钢的长期持有中大有斩获，成为吕一凡“壁垒”选股的经典案例。
2005年年底，南方高增长开始不温不火地对福耀玻璃加仓，仓位一路由1．46％上升到
2006年3季度末的5．14％。“福耀做的玻璃没什么与众不同，但全国5大汽车基地的汽车玻璃都得由它来做。它在每个基地旁边都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和工厂，与这些大企业研发对接、生产对接，如同其车间一般，几乎是天然地排斥了它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壁垒。”吕一凡不假思索地道出了挖掘这只大牛股的思路。
对于G招行这只众多基金青睐的重仓股，吕一凡2006年1～3季度的仓位由7．22％上升到史无前例的9．3361％。难怪有人说吕一凡对招行爱得彻底。“我不是因为招行是银行股而买它，而是因为招行有壁垒，”吕一凡对“壁垒”的理解炉火纯青，“招行很早就开始打造自己的个人业务品牌，如今已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而其他银行个人业务起步晚，投入较少，后发劣势不可避免。再从内部治理等方面综合考察，我判定招行这些长期积累的壁垒不是短期能打破的。”
有壁垒的公司能够规避行业性的同涨同跌，在长跑中胜出。“退潮之后，就知道谁在裸泳。”吕一凡不自觉地重复着巴菲特的这句名言，对他的“爱就爱得彻底”作了诚恳的注解。“坚守好的公司看似容易，但经常都受到挑战。南方高增长在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中换手率不低，因此我一直都在不断地试图降低换手率。如果基金经理对自己看好的股票都频繁进出，又如何能要求持有人对基金长期持有呢?”
集中持股显过人胆识
在巴菲特的字典里，集中持股与选择有“壁垒”的公司是孪生兄弟。“我非常满意于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这种状况。”巴菲特在他堪称经典的《所有者指南》中写道。他的中国门徒吕一凡2006年1、2、3季度的前10大重仓股持股集中度高达54．77％、61．85％、64．25％，头号重仓股仓位高达8．99％、8．95％、9．34％，直逼证监会10％的上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中鹤立鸡群。
“如果一个基金经理连集中持股也不敢的话，只能说明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信心，”吕一凡的话斩钉截铁，“虽然我们不能像巴菲特那样参与企业的管理，但我们可以选择质地较好、内部管理卓越的公司长期持有，与之同舟共济。”G太钢、G万科、G招行、福耀玻璃、中石化等吕一凡的“爱将”，在持续陪伴南方高增长的2006年3个季度中，成了后者的业绩增长引擎。
价值投资者有句名言，“选择正确的鸡蛋放入篮子，远比选择结束后再留心这只篮子重要。”对于集中持股的风险，吕一凡凸现了一个价值投资者的理解。“基金最大的风险不是流动性问题，而是选股错误的风险。研究做好了可以规避90％的风险，研究很透、成长空间很大的一只股票，比买10只研究不透、空间很难说的股票风险要小。”
南方高增长2006年4季度集中持股的恒瑞医药，近来突遭法国竞争对手起诉，消息传开当天股价接近跌停，吕一凡的集中持股理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研究做好了也很难排除突发事件，恒瑞遭起诉并非基本面出了问题，是国际竞争引发的外部事件。”吕一凡的语气异常冷静。“我们马上就联系了恒瑞，希望了解事实真相，公司也不久就召开了机构投资者的电话会议，对事件作了解释，两天后股价就回复原位。尽管法院近期作出了不利于恒瑞的判决，但我们认为其基本面无变化，仍将继续持有。”
巴菲特说，“如果发现自己在一艘漏损的船上，那不如换艘船。”“集中持股的前提是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吕一凡也峰回路转。“若某只重仓股的公司领导被采取了法律强制措施，那就说明我们对其个人品质和管理层的判断可能存在问题，如果进一步考察发现支持判断的最基本因素发生动摇，那我们宁可止损，也要出去。”
把握安全边际成竹于胸
“投资之父”格雷厄姆提出的“安全边际”概念，在价值投资者那里转化成“价格足够低才买入”的铁律。也许将“价格足够低”理解为“市盈率足够低”并不难，但要像吕一凡这样始终将“低市盈率”作为投资纪律贯彻谈何容易。“高市盈率需要高成长作为依托，高成长一旦不能兑现，股价就会大跌，而预测成长性是投资最为困难的事，”吕一凡的话微言大义，“为了避免亏钱，我选股时尽量选择市盈率低的股票。”
吕一凡对低市盈率的苛守，让人联想起格雷厄姆最纯粹的门徒、伟大的价值投资者塞斯·科拉曼，他总是遨游在少人问津的非传统板块和领域，像敏捷的狐狸一样捕捉那些有上涨空间和可以低价买入的机会。“我的思路是‘人弃我取’。”吕一凡对国阳新能的操作充分贯彻了他的这一理念。2005年3季度国阳新能每股盈利超1元，而股价徘徊在7～8元钱，是一只显著被市场低估的品种。“我们认为当时7倍多的市盈率足够安全，故大举建仓达净值的5．92％，果然在股价的上涨中获利丰厚。”后来国阳新能的股价涨到17、18元钱时，吕一凡毫不犹豫地清仓。“这么高的市盈率已经不够安全。”他的逻辑简单而有力。
南方高增长曾在2005年底重仓火箭股份，在2006年2季度全部清仓，也堪称吕一凡运用“安全边际”原则的浓墨重彩之笔。火箭股份属军工股，当时业界公认军工股是一个很难判断的板块，市场炒作大部分是资产注入。“但火箭股份是有业绩作支撑的，当时并未和其他军工股区分开来，股价徘徊在9元钱左右。我们认为这一估值下买入是安全的。”在吕一凡建仓后，火箭股份果然慢慢涨了起来，但涨到14元钱时南方高增长就完全退出。“市盈率升高加上军工股的不确定性，已经使我觉得不再安全了，而火箭股份也真的没再涨起来。”对吕一凡来说，“安全边际”作为纪律，无需更多注解。
明得失取中庸平和
也许因老家是辽宁抚顺的缘故，吕一凡的东北乡音清晰可辨，不改的还有东北人的率真与坦诚。中兴通讯是南方高增长2005年年底和2006年1季度持有的一只重仓股，仓位一度达到5．15％和4．58％。“买中兴通讯时我有失误。虽然2005年我们是在几元钱的价位上拿的，但这只股票在我们持有的4～5个月中没有涨，”吕一凡对自己的检讨令人触动，“失误的原因在于我对中兴通讯的业绩下降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被它的外表迷惑了。”2006年上半年中兴通讯在国外受到强大阻击，客观地说对这种外来竞争的预测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哪怕总体业绩骄人，吕一凡对自己也决不轻饶。“这里面确实有研究的困难，但困难不能成为理由。没看懂就不该买，但我却自以为能看懂。”有过能改，善莫大焉，之后吕一凡就再不轻易买入过看不懂的股票了。
吕一凡称自己一直在向投资大师巴菲特学习。“巴菲特虽然高山仰止，但我觉得并不是他的理念有什么我们学不到的地方，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实践这种理念的能力，和长期坚守的意志力，”吕一凡的语气变得充满敬意，“我们看重内部管理，选择有壁垒的公司，买估值低的股票，走‘人弃我取’的思路，都是在追随大师的足迹。”
吕一凡好读史，喜欢从中国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他声称自己绝非那种激进和追逐高风险的人。“我比较欣赏儒家的中庸平和思想，它对调整心态非常有用。我认为作为一个基金经理，能够为投资者获取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就算完成任务。不应该追求暴利，或承担过大的风险。”吕一凡平静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