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学中蕴含着原始形态的“人”的观念,它经由古罗马文学对后来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文学人文传统主要源头之一。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等文学现象,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派更迭、思潮相继的发展模式。这些思潮流派的深层始终蕴含和贯穿着深沉而深厚的人文观念。这种很深厚的人文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欧洲文人的性格,他们既包涵人性的光辉,又不回避人性的阴暗。他们的作品大多剥掉朦胧的面纱展示真实的“人性世界”,表达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美与丑、善于恶、忠贞与欺骗、欲望与理性、希望与绝望。
　　中国文学却充满了“圣性”,无论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的庄子,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心情的“竹林七贤”,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他们经过时间的涤荡饱含了“圣性”而让人不觉得他们人性中的平凡。他们总是以圣人的姿态站在高处来指引我们面对生活的平凡与困难。
　　瑞典古希腊、罗马研究专家安·邦纳认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他从人的需要出发,他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他同时探索着世界和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对另一方的反应,都是摆在彼此对立面的、互相照应”。他们强调“天人之别”,甚至“个体同整体分离开来也是一种天人之别”。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就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下的个体本位意识。阿喀琉斯是决定希腊联军生死存亡的主将。当主帅阿伽门农扬言要抢走他心爱的女奴时,他一怒之下退出战场,使希腊联军溃不成军。他的“愤怒”体现了他极强的个体本位意识,表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实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对个体生命意志和欲望的放纵。
　　中国在从庄子开始就强调“天人合一”,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使得中国文人的集体潜意识中拒绝自然原欲,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雄心入世,便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定出世。而“家天下”的历史渊源又使得中国文人的“艺术空间”与欧洲文人不一样。中国文人无视生存之“真”而在“趣味”中安居。就连曾倡导“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梁启超最后也如此写道:“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一点也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中国文人便在“趣味视野”而不是在“生存论视野”中展开创作,体现出一种超常普世的神圣关怀,却没有“我”对基本生存处境的担忧。
　　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渊明注重趣味,梭罗却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
　　欧洲的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无疑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大山,但是他们的人生在如今的我们看来都充满着人性,巴尔扎克最后的心愿是同韩斯卡夫人结婚。列夫·托尔斯泰在82岁的时候与家里人发生冲突,离家出走,11月20日病逝于阿斯塔波火车站。他们的人生经过时间的洗涤依然人性十足。名声,名誉统统抛开,他们始终都将自己放在“一个人”的姿态上,追求的是“一个人”权利与自由,是“人性”的文人。
　　同样,中国的李白和杜甫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但是他們的人生经过时间冲刷之后饱含了“圣性”,李白无论是在长安,还是浪迹江湖,他留给我们的形象总是仗剑执杯,狂放豁达,毫无尘世之气,民间传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这位浪漫的诗人死的也如此的富有诗意。杜甫一生心系天下,关心人民疾苦,他留下的形象是一根拐杖,半卷诗书,在秋风萧瑟中依然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他们在后人看来已不是单纯的人,而是一种光辉的精神形象,富于“圣性”。
　　“天人之别”和“天人合一”这便是欧洲文人和中国文人性格的不同。欧洲文人在天人之别中将艺术生活化,他们从艺术走向生活,就像柴米油盐。中国文人在天人合一中将生活艺术化,他们从生活走向艺术,好似嬉笑怒骂。
　　
　　吴明为,湖北省三峡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