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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出现和成熟最早的门类,在中国艺术长廊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中国人物画与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庄子思想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从基础理论、精神品格、构图三个角度剖析庄子思想与中国人物画之间的关系,以此诠释人物画与庄子哲学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更好地欣赏、创作中国人物画,并最终加深理解中国艺术之精神。
中图分类号:J2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在中国画的三大分科当中,人物画相对于山水画与花鸟画,对于普通艺术欣赏者来说显得相对陌生。其实,人物画是中国画门中起源及成熟最早的门类。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文物研究看,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帛画的人物造型就已初步成形。在汉代的画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构图的处理还是用线方面,其表达能力已得心应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理论和实践的迅速发展,涌现了大批重要画家和理论家,为整个中国画的发展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人物画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仅因为她奠定了中国画的绘画传统,更因为其中蕴含着的中国文化内核,尤其是以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绘画与庄子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精神密不可分。庄子思想中涵盖的美学思想及关于“道”的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润泽中国绘画及其理论,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养分之一。本文将从形神论的形成、人物画精神品格的养成和人物画构图三方面剖析庄子思想与中国人物画之间的关系,以此诠释人物画与庄子哲学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更好地欣赏、创作中国人物画,并最终加深理解中国艺术之精神。
1 庄子思想与“形神论”理论的成熟
形神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庄子思想对于形神论的成熟有着最为直接的贡献。形神论的关于形神关系的讨论始于先秦时代,主要是研究探讨人的形体和精神(灵魂)的关系,在人物画创作中充分体现着形与神的关系。关于形和神的关系问题,除道家以外的诸子也有所涉,但真正在先秦以后的思想史中产生影响的,还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形神观。庄子从其关于道的本体论立场出发,明确提出重神轻形的形神观。庄子指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庄子·知北游》)。庄子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甚至可以说庄子就是以画写神、以画抒情一脉的始祖也不为过。
由此可知,虽然形神论的出现与佛学等其他学派的关系也不可忽视,但但从审美思想角度,庄子思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物画发展到了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更是从人物画创作论的角度引入到艺术审美领域。顾恺之指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所谓“以形写神”,就是要通过人物的外貌形象画出其精神风韵和个性特征。
在此理论指导下,中国人物画家主张以神“君形”,紧紧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身姿与重要细节,强调分别主次,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顾盼呼应而略于环境描写。从此之后,中国画对于人物画魏晋以前以壁画宫廷绘画为主的工笔人物转向了以水墨写意为主的水墨人物画,中国人物画创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2 庄子 “游”的精神对人物画形象塑造的影响
庄子思想不仅从哲学高度奠定了“形神”之间的关系,还渗透进了历代中国画家的创作意识当中,渗透进了他们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其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的是庄子思想中“游”的精神。
庄子三十三篇,以内篇居首,内七篇又以逍遥游居首。逍遥游此篇实为庄子思想之代表,同时也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最足以表现其态度和为人风格。所谓逍遥游的境界,也就是想在無限生的痛苦与现实的凄楚中,追求自己能够超脱而出,拥有一个自由而快乐的境界,培育一个属於灵性的、而且充满无限自然和谐的广大精神世界。庄子的这一思想历来为历代画家所向往、追求并付诸绘画实践,并催生了写意人物画的出现。以宋代画家梁楷为例,他在人物画以线造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扬弃,保留并增强庄子精神中心灵的自由,相传《泼墨仙人图》便是他酒醉之后而来的。梁楷个性中的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不为外物所累的精神,与庄子“无待而游”的理想相契合,从而也达到了庄子艺术精神的最高境界。又如明代画家徐渭,他秉承庄子思想的自由精神,在人物画中更进一步发挥文人画不求形似而重神韵的特点,人物造型夸张,感情强烈,对不平的世情进行嘲弄。
可以说,水墨人物画人物画的发展,离不开庄子思想的“游”的精神与精神的神化。
3 庄子思想对中国人物画构图的影响
庄子思想对于中国人物画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奠定的传统绘画理论基础和绘画形象品格,其对中国人物画具体实践的直接指导同样不可忽略,尤其是在构图方面影响深远。
首先,中国人物画关注内在的观照和体验,它无所谓视点,无所谓明暗、色彩,全部的时空因素都必须围绕着心理逻辑来建造出一个艺术的整体。它可以将不同时空的物体和人物进行再组合,形成一种运动透视的视觉艺术效果。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将不同时间、不同场面的空间的人和景物构成分段式的画面,但其全貌又是统一的整体的画面。这是中国画构成的一大特色,也是庄子思想的直接体现。
其次,以“我”为中心构成画面主体形象的特点。中国画家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时刻都在寻找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按照人与自然的关系网络来构建心灵的框架。在中国人物画的构图中,中国画家作画不是站在离开对象的位置去观察、表现对象,而是站在对象之中去观察对象,身临其境地表现对象。画家们客观上是处在自然生活之中,主观上则是表现以“我”为中心的意境。因此画面的一切绘画要素皆服务于这个中心,以主体人物为中心来构建画面,主体人物显得非常突出。正因为画面以“我”为中心来构图,画面的一切绘画形体都随中心人物而集中,构图中的点、线、面向四周扩展,这就完全打破了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所以才出现了中国画构图中的反透视现象。目的是使画面突出以“我”为中心的主体形象,形成特定的画面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总之,庄子思想在构图形式上造就了中国画的随心所欲,在精神上空疏闲逸,使画面成为情感的宣泄之地。他们所表现的意境与其心态一致,往往追求一种逃避现实的世外桃园式的境界。这种因素也为中国人物画的构图注入了人的主观因素。带来一种新的艺术思潮,全新的主观精神上的享受,为今后的人物画的发展起了很强的促进作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中国绘画的基础理论到中国画人物精神的塑造再具体到人物画的构图,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人物画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物画的独特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的文艺精神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这种精神体现在人物画中,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不受金钱名利诱惑的精神,它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伦理精神等是溶为一体的。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1978年重印).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中图分类号:J2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在中国画的三大分科当中,人物画相对于山水画与花鸟画,对于普通艺术欣赏者来说显得相对陌生。其实,人物画是中国画门中起源及成熟最早的门类。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文物研究看,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帛画的人物造型就已初步成形。在汉代的画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构图的处理还是用线方面,其表达能力已得心应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理论和实践的迅速发展,涌现了大批重要画家和理论家,为整个中国画的发展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人物画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仅因为她奠定了中国画的绘画传统,更因为其中蕴含着的中国文化内核,尤其是以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绘画与庄子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精神密不可分。庄子思想中涵盖的美学思想及关于“道”的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润泽中国绘画及其理论,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养分之一。本文将从形神论的形成、人物画精神品格的养成和人物画构图三方面剖析庄子思想与中国人物画之间的关系,以此诠释人物画与庄子哲学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更好地欣赏、创作中国人物画,并最终加深理解中国艺术之精神。
1 庄子思想与“形神论”理论的成熟
形神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庄子思想对于形神论的成熟有着最为直接的贡献。形神论的关于形神关系的讨论始于先秦时代,主要是研究探讨人的形体和精神(灵魂)的关系,在人物画创作中充分体现着形与神的关系。关于形和神的关系问题,除道家以外的诸子也有所涉,但真正在先秦以后的思想史中产生影响的,还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形神观。庄子从其关于道的本体论立场出发,明确提出重神轻形的形神观。庄子指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庄子·知北游》)。庄子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甚至可以说庄子就是以画写神、以画抒情一脉的始祖也不为过。
由此可知,虽然形神论的出现与佛学等其他学派的关系也不可忽视,但但从审美思想角度,庄子思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物画发展到了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更是从人物画创作论的角度引入到艺术审美领域。顾恺之指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所谓“以形写神”,就是要通过人物的外貌形象画出其精神风韵和个性特征。
在此理论指导下,中国人物画家主张以神“君形”,紧紧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身姿与重要细节,强调分别主次,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顾盼呼应而略于环境描写。从此之后,中国画对于人物画魏晋以前以壁画宫廷绘画为主的工笔人物转向了以水墨写意为主的水墨人物画,中国人物画创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2 庄子 “游”的精神对人物画形象塑造的影响
庄子思想不仅从哲学高度奠定了“形神”之间的关系,还渗透进了历代中国画家的创作意识当中,渗透进了他们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其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的是庄子思想中“游”的精神。
庄子三十三篇,以内篇居首,内七篇又以逍遥游居首。逍遥游此篇实为庄子思想之代表,同时也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最足以表现其态度和为人风格。所谓逍遥游的境界,也就是想在無限生的痛苦与现实的凄楚中,追求自己能够超脱而出,拥有一个自由而快乐的境界,培育一个属於灵性的、而且充满无限自然和谐的广大精神世界。庄子的这一思想历来为历代画家所向往、追求并付诸绘画实践,并催生了写意人物画的出现。以宋代画家梁楷为例,他在人物画以线造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扬弃,保留并增强庄子精神中心灵的自由,相传《泼墨仙人图》便是他酒醉之后而来的。梁楷个性中的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不为外物所累的精神,与庄子“无待而游”的理想相契合,从而也达到了庄子艺术精神的最高境界。又如明代画家徐渭,他秉承庄子思想的自由精神,在人物画中更进一步发挥文人画不求形似而重神韵的特点,人物造型夸张,感情强烈,对不平的世情进行嘲弄。
可以说,水墨人物画人物画的发展,离不开庄子思想的“游”的精神与精神的神化。
3 庄子思想对中国人物画构图的影响
庄子思想对于中国人物画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奠定的传统绘画理论基础和绘画形象品格,其对中国人物画具体实践的直接指导同样不可忽略,尤其是在构图方面影响深远。
首先,中国人物画关注内在的观照和体验,它无所谓视点,无所谓明暗、色彩,全部的时空因素都必须围绕着心理逻辑来建造出一个艺术的整体。它可以将不同时空的物体和人物进行再组合,形成一种运动透视的视觉艺术效果。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将不同时间、不同场面的空间的人和景物构成分段式的画面,但其全貌又是统一的整体的画面。这是中国画构成的一大特色,也是庄子思想的直接体现。
其次,以“我”为中心构成画面主体形象的特点。中国画家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时刻都在寻找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按照人与自然的关系网络来构建心灵的框架。在中国人物画的构图中,中国画家作画不是站在离开对象的位置去观察、表现对象,而是站在对象之中去观察对象,身临其境地表现对象。画家们客观上是处在自然生活之中,主观上则是表现以“我”为中心的意境。因此画面的一切绘画要素皆服务于这个中心,以主体人物为中心来构建画面,主体人物显得非常突出。正因为画面以“我”为中心来构图,画面的一切绘画形体都随中心人物而集中,构图中的点、线、面向四周扩展,这就完全打破了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所以才出现了中国画构图中的反透视现象。目的是使画面突出以“我”为中心的主体形象,形成特定的画面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总之,庄子思想在构图形式上造就了中国画的随心所欲,在精神上空疏闲逸,使画面成为情感的宣泄之地。他们所表现的意境与其心态一致,往往追求一种逃避现实的世外桃园式的境界。这种因素也为中国人物画的构图注入了人的主观因素。带来一种新的艺术思潮,全新的主观精神上的享受,为今后的人物画的发展起了很强的促进作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中国绘画的基础理论到中国画人物精神的塑造再具体到人物画的构图,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人物画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物画的独特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的文艺精神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这种精神体现在人物画中,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不受金钱名利诱惑的精神,它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伦理精神等是溶为一体的。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1978年重印).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