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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是陶瓷史上最后崛起的青瓷窑口，至迟到儿世纪初已经烧造出成熟的青瓷产品。13世纪初，龙泉窑自身风格确立并开始向外扩散，形成庞大的龙泉窑系。至15—16世纪，成为唯一可以和景德镇御窑并提的窑口，18世纪以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龙泉窑专烧青瓷，创烧了厚胎厚釉、如脂如玉的粉青釉、梅子青釉，同时灵活运用各种装饰技法，如戳印、贴塑、镂空、模印、刻划花等，风格独树一帜，国内外窑口都竞相仿烧，形成独特的龙泉式风格。
龙泉窑烧造历史概述
龙泉市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境内层峦叠嶂，溪流纵横。龙泉于唐乾元二年(759)置县，这时只有零星的窑业生产，集中在龙泉县以东地区，产品种类单一，质量不高，釉色青黄(详见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与日后盛极一时的龙泉青瓷差异较大。
北宋中期以后龙泉窑初步发展，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流行淡青、青黄色釉，刻划纹饰为主，器型丰富，与同时期其他窑口风格基本一致。南宋至元，龙泉窑以厚釉的青瓷产品著称，模印莲瓣、内底戳印都是其典型装饰特点。此时龙泉窑的瓷业体系和自身风格确立并向外扩张，影响了周边诸多窑口，形成了庞大的“龙泉窑系”，如江西吉安永和窑、瑞金径桥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等，都生产龙泉系青瓷器物。元明之际，在广东潮州、惠州也发现了烧造龙泉系青瓷的窑址。
《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将宫廷使用器皿“行移饶、处等府烧造”，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为龙泉“官器”的烧造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清宫旧藏的部分龙泉窑器物也证明了龙泉供烧朝廷的事实(详见王健华《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龙泉青瓷掇英》)。进入清代，龙泉窑只有孙坑等几处窑址，产量较少，产品仅供当地使用。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处州府龙泉县……道光二十四年”等文字的青瓷瓶，证明龙泉窑清中晚期仍在生产。
龙泉窑的烧造历史可达上千年，产品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对于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陶瓷装饰风格或者形制特点的转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胎、釉原材料的变化，技术工人的迁移，国内以及国外市场的需求，统治阶层的喜好等等，这些因素不完全是随着政权的改变而变化的。龙泉青瓷亦是如此。
龙泉窑分期及产品风格
目前龙泉窑考古发掘成果已初具规模，窑址遍布于大窑、金村、溪口、安福、大白岸、山头窑、上严儿、云和等地(详见各地的考古发掘报告)。通过对考古发掘以及部分传世龙泉窑产品分期排比，大致可以将不同窑区的龙泉窑系产品分为以下六期：
1 初创期，11世纪初到12世纪初(北宋中期到南宋初)
分期依据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出土的五管瓶和盘口瓶(见《浙江纪年瓷》图版201、202)，这两件器物均用刻花装饰，刀法刚劲有力，花叶间填以篦纹，五管瓶的上腹部还刻划斜条状纹；1976年龙泉县茶丰公社墩头大队出土与之形制相似的五管瓶，同时出土的还有长颈瓶和执壶；江苏溧阳发现的北宋元j；占六年(1091)墓也出土青釉碗、盘，侈口，圈足底部无釉，釉色泛青或者青中泛黄，碗外划直楞纹。
五管瓶是此时颇具时代特色的器型，南北方均有烧造，形制各异，一般瓶体分级呈塔式，肩部出直立的五管，有盖，盖出沿。五管瓶大多用于陪葬，也有说法称之为“谷仓罐”，是对灵魂永生的寄托。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这一时期龙泉窑明显受到温州地区瓯窑、金华地区婺州窑工艺的影响，器型以碗、盘为主，还有执壶、五管瓶、双层碗、盖盒、罐、钵、器盖等，实用性较强。碗、盘大多为侈口，口沿较薄。胎色灰白，但质地较为疏松，不够细腻。釉层薄，光泽度高，釉色多见青中泛黄或者青中显灰色。器物的生烧和过烧现象普遍。纹饰以刻划花为主，有主次之分，主题纹饰往往使用刻花，刀法犀利，划花作为陪衬。常见内壁刻团状花卉，花瓣上划篦纹，也有的间以锥刺纹，往往呈“Z”状，内底刻划旋涡式菊花图案，器物外壁常常装饰三、四条一组的折扇纹。
2 发展期，12世纪初到13世纪初(南宋早中期)
分期依据新昌县南门轴承厂工地南宋绍兴己卯墓(1159年)出土的葵口碗，圈足宽大，沿葵瓣处有白色出筋线；碗圾山窑址中出土带有“淳熙”字迹的束颈罐残片，淳熙乃宋孝宗年号(1174--1189年)；1959年浙江省丽水市保定风凰山南宋淳熙五年(1178)何偁墓出土的龙泉梅瓶(图三)，釉层薄且透明，器身素面，器盖外刻划莲瓣纹；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瓷碗，碗内用线刻、篦划的方法刻划赤裸婴孩和两朵团花，纹饰新颖生动，根据出土钱币推断为淳熙年间(1174--1189年)墓葬；1974年江西省清江县临江镇南宋淳熙年间墓葬出土的龙泉青瓷执壶，器物深腹上鼓下收，矮圈足，肩部饰一周弦纹，腹部饰细密均匀的变体莲瓣纹。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龙泉青瓷逐步形成自身风格，工艺水平也不断提高，胎体和釉色都更加成熟。器物以碗、盘为大宗，此外还有瓶、鼎式炉、尊式炉、水盂、钵等，已经开始出现陈设器皿。灰胎，釉色多为青灰色，部分呈青黄色，釉层较厚且有开片，部分器物釉面玻璃质感强。纹饰仍以刻划花为主，但风格有所变化，大都只是单面装饰，篦纹装饰也趋于减少。荷花、荷叶纹大量出现。碗内线刻瓣纹作为分区，内填“S”形纹或者云纹的纹饰组合十分流行，而且常做花口造型。器底印“金玉满堂”字款器物大多出现于此时期。
3 鼎盛期，13世纪初到14世纪初(南宋中晚期到元初)
分期依据1977年清江县临江镇南宋开禧元年(1205)墓出土的青釉长颈瓶，该瓶胎体厚重，光素无纹，是龙泉窑向厚釉过渡的代表器物；1963年武昌卓刀泉南宋嘉定六年(1213)墓出土的长颈瓶，施釉较厚，通体素面无纹；2005年丽水市下仓村嘉定壬午年(1222)李重妻姜氏墓出土的粉青釉盂形罐、粉青象钮盖罐、粉青釉牡丹纹粉盒、菊花鼓钉三足炉，这一批龙泉窑精品的出土为龙泉瓷器断代提供了新的标准；1986年德清县东郊发现的咸淳戊辰(1268)吴奥墓出土的鬲式炉、长颈瓶，长颈瓶器形古朴，颈和腹部饰数道弦纹，釉层较厚，细开片，足底无釉，呈朱红色；浙江省衢州市柯城王家瓜园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的葵口碗、敛口碗、莲瓣纹碗，充分代表了这一时期龙泉窑的时代特征；1963年丽水市三岩寺金桥头南宋德祜元年(1275)叶梦登妻潘孟光墓出土龙泉梅子青莲瓣纹碗、双耳六角扁瓶，尤其是六角扃瓶，印宝相如意头纹、垂帐纹、仰莲纹，釉色青灰且厚重；1984年，杭州市发现元大德六年(1301)书法家鲜于枢墓，出土龙泉窑青瓷贯耳瓶、鼎式炉，造型古朴，制作精美，通体素面，不排除是墓主生前收藏物品，因此这批龙泉窑瓷器下限为14世纪初。 龙虎瓶是龙泉窑此时期艺术巅峰之作，窑工在瓶的颈部堆塑龙或虎盘曲而上的形象，龙身、龙头、龙的四肢都捏塑的十分逼真，而且通体施青釉，烧造工艺精湛。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龙泉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窑址增多可达100佘处。窑工改良釉料配方，采用石灰碱釉，进行多次上釉，使得釉层丰润。器物除了碗、盘以外，还有折沿洗、敛口碗、壶、鬲式炉、罐、葫芦形器等。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色为最佳，釉层丰厚，呈现玉质感，观察剖面可以明显看到多次上釉的痕迹。器壁一般较薄，尤其是口部和圈足处修的很薄，垫托用瓷泥制作，做工精细，只垫于圈足下面，因此器底满釉，圈足一圈无釉，呈朱褐色，形成“铁足”。装饰纹样趋于单调，大多以釉色取胜。碗盘的装饰大多在外壁，凸鼓起脊的莲瓣纹最为常见。另外，折沿洗或盘内贴塑双鱼纹，小碗内贴塑一朵小梅花也十分常见。罐类器物腹体外部常常做出一道道等距离凸棱，形成瓜棱状。
4 扩展期，14世纪初到15世纪初(元代中晚期到明初)
分期依据1954年福建泉州元至大三年(1310)墓中出土的两件贴花奁式炉；1962年北京吕家窑村元铁可墓(1313)出土的玉壶春瓶、罐、碗、蔗段洗，碗心内印花卉纹，是此时期龙泉窑典型装饰方法；1989年河北涿鹿县元至元二年(1336)墓出土的豆青釉高足碗、盘，高足碗内壁印龙赶珠纹样，盘口沿呈荷叶式，并以竹节纹分区，内填印卷云纹；1986年江西樟树市张家村至正三年(1343)墓出土的弦纹奁式炉，内底和圈足无釉，呈火石红色，这也是元中晚期龙泉窑的典型特点；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发现的元代彰德分省粮船出土两件莲瓣龙泉盘，其中一件盘心印花及“天”字，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该船是至正十二年(1352)以后的粮船；1977年上海青浦县发现的任氏墓葬群出土龙泉窑碗和贴花奁式三足炉，根据墓志任氏家族墓在1338—1353年间1992年南京雨花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张云墓出土的玉壶春瓶、盏托、盏、碗，这几件器物均施釉较厚，釉面莹润匀净，其中盏托内底无釉，模印菊花纹，这批器物的下限在14世纪末。
瓷塑是此时龙泉窑极具特色的产品，尤以观音或佛像著称，脸部、胸脯及手脚往往不施釉。窑工们在胎体中掺杂一定数量的紫金土，使露胎部分呈现紫红色。龙泉窑瓷塑雕刻细腻生动，综合运用刻、划、模印、贴塑、镂雕等多种技法，青翠釉色与露胎的紫红色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社会需要和外销的扩大，龙泉窑产量激烈剧增，尤其是生活用瓷数量激增，产品呈现批量化和程式化。大型器物多见，一改前一时期秀美的造型风格，装饰手法多样，刻划、模印、贴塑、镂刻、点彩都有使用。
器型有碗、盘、炉、花盆、高足杯、瓶、蔗段洗、荷叶盖罐、砚滴等，器物口沿变化较多，花口、翻沿口、七角形口、海棠式口等等。器物造型更加浑圆，胎壁厚重，碗类产品至底端时弧折而向内缓收，整个底部显得宽平，底部无釉处呈朱红色，采用粗泥制成的垫饼承托器物。胎色灰白，含有气孔并夹杂沙粒，釉色青绿，有的青灰或青黄，釉层较前期变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常见有刻划流云、卷草、莲花等纹饰，或碗内壁印出杂宝、缠枝花卉，有的器物内部印“长命富贵”、“天下太平”和十二时辰字图，也有的在碗内壁模印出层层相叠的菊瓣纹。以莲瓣为分区，内填小昆虫或者花卉的纹样多见。新出现八宝、“卐”字、云龙纹样。(明初到明中期)
分期依据1960年南京中华门外永乐五年(1407)蔡晟墓及永乐十六年(1418)其夫人叶氏墓出土碗、盘、罐、花盆(奁式炉)、执壶(图十六)、小壶、玉壶春瓶，盘内印暗花牡丹或菊花，其中执壶腹部饰有凸出的暗花；江苏江阴县明永乐九年(1411)夏颧墓出土龙泉窑茶壶(图十七)，釉面光亮，应为日常实用器皿；1966年江西永修县明正统九年(1444)魏源墓出土的烛台、双耳瓶、菱口碟(图十八)，碟内暗刻缠枝花草纹样，外底一周涩圈，与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物垫烧方法相同；1982年江苏淮安县明弘治十八年(1505)王镇夫妇墓出土两件青瓷碗，其中一件内外壁口沿下刻划回纹一周，内壁暗刻四组人物故事纹，并分别题字“孔子忆颜回”、“韩信武之才”、“李白功书卷”、“贞子破棋开”，内底饰鹿纹和“宁”字，世俗吉祥寓意浓重。
《大明会典》记载，明初龙泉窑曾经为宫廷供烧，而且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亦有211件清官旧藏的明龙泉器物，其中包括梅瓶、执壶、三足炉、墩式碗、折沿盘、撇口碟等，纹饰主要是刻划和模印，纹样细腻精美，细密的缠枝花卉最为多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明代龙泉器物，尤其是大型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上都与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出土的明初青花瓷器十分相似。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清宫旧藏器物所体现的是当时龙泉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它与窑址发掘出土的一般民用瓷器呈现了明显的粗细两极分化。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为明代龙泉窑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了故宫所藏明龙泉的产地问题，印证了文献中对于龙泉窑供烧宫廷的记载，这类器物体型硕大，厚胎厚釉，纹样精细，圆器一般采用裹足垫烧，外底涩圈，刮釉一周的烧造方法，而且同种器型烧造素面和釉下暗刻两种。窑址发掘确定了明初地层，特别是窑具上“永乐九年”、“永乐辛卯”纪年文字的发现，为断代提供了有利依据(沈岳明《中国青瓷史上最后一个亮点——大窑枫洞岩明代龙泉窑址考古新发现》，《紫禁城》2007年第5期)。
日用瓷的器型趋于单调，仍沿袭前朝风格，碗、折沿盘、洗、竹节状高足杯、弦纹炉多见，器体厚重，但器物造型趋向深圆、瘦长发展。胎体灰白或者深灰，胎质较为细腻坚硬，釉色普遍呈青灰色，也有的呈青绿色，釉面润泽，但玻璃质感强。装饰技法以模印和刻划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尤其是动物、人物题材大量涌现，有云鹤、双鱼、双凤、鹿纹、云龙等，花卉同吉祥文字的纹饰组合继续流行。器物口沿内外装饰回纹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纹样。
6 衰落期，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明中晚期到清)
分期依据1978年浙江黄岩明嘉靖四十年(1561)王俯翠墓出土的盖罐，釉面玻璃质感强，通体划如意云纹、缠枝花卉、变形树叶纹，纹饰布局方式与此时期青花瓷器相同；1989年河南南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武略将军墓出土刻花炉、瓶，刻花使得花纹凸出，釉薄处透出白色胎骨，纹饰仍是缠枝花卉、团云纹等，该类龙泉窑产品为16--17世纪常见器型(图二十三)；1975年浙江嘉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项氏墓出土青釉弦纹奁式炉，釉面有细开片，该器是龙泉窑元明以来的常见器型，只是三足逐渐悬空而成为纯装饰。清代有确切纪年的龙泉窑产品更少，目前所见有“大清顺治八年制”瓶、“康熙壬辰岁振民武记”器盖、“大清乾隆庚寅年莲塘监制”大盘，它们共同特点是胎体厚重，釉色青绿，釉面玻璃质感强且有细开片，采用刻花装饰。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明嘉万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已广泛使用，海禁截断了外销途径，龙泉窑迅速衰落，窑址数量锐减，中心窑区多数窑口都已经停烧，只有个别小窑口仍在烧造粗瓷，以满足当地所需，如龙泉西北部住龙镇潘床口窑，烧造碗、盘、盏等日用器。
由此可见，15世纪开始龙泉窑青瓷受到了景德镇窑的强烈冲击，景德镇拥有丰富的制瓷资源和悠久的制瓷传统，在16世纪以后其已坐稳全国瓷业中心的位置，包括青花、斗彩、五彩等各种工艺都应用自如。龙泉窑一度利用复杂的装饰追赶景德镇的步伐，釉层透明，运用犀利的刀法突出花纹，但单一的青釉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社会审美，龙泉窑逐步走向衰落。
龙泉窑烧造历史概述
龙泉市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境内层峦叠嶂，溪流纵横。龙泉于唐乾元二年(759)置县，这时只有零星的窑业生产，集中在龙泉县以东地区，产品种类单一，质量不高，釉色青黄(详见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与日后盛极一时的龙泉青瓷差异较大。
北宋中期以后龙泉窑初步发展，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流行淡青、青黄色釉，刻划纹饰为主，器型丰富，与同时期其他窑口风格基本一致。南宋至元，龙泉窑以厚釉的青瓷产品著称，模印莲瓣、内底戳印都是其典型装饰特点。此时龙泉窑的瓷业体系和自身风格确立并向外扩张，影响了周边诸多窑口，形成了庞大的“龙泉窑系”，如江西吉安永和窑、瑞金径桥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等，都生产龙泉系青瓷器物。元明之际，在广东潮州、惠州也发现了烧造龙泉系青瓷的窑址。
《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将宫廷使用器皿“行移饶、处等府烧造”，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为龙泉“官器”的烧造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清宫旧藏的部分龙泉窑器物也证明了龙泉供烧朝廷的事实(详见王健华《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龙泉青瓷掇英》)。进入清代，龙泉窑只有孙坑等几处窑址，产量较少，产品仅供当地使用。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处州府龙泉县……道光二十四年”等文字的青瓷瓶，证明龙泉窑清中晚期仍在生产。
龙泉窑的烧造历史可达上千年，产品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对于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陶瓷装饰风格或者形制特点的转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胎、釉原材料的变化，技术工人的迁移，国内以及国外市场的需求，统治阶层的喜好等等，这些因素不完全是随着政权的改变而变化的。龙泉青瓷亦是如此。
龙泉窑分期及产品风格
目前龙泉窑考古发掘成果已初具规模，窑址遍布于大窑、金村、溪口、安福、大白岸、山头窑、上严儿、云和等地(详见各地的考古发掘报告)。通过对考古发掘以及部分传世龙泉窑产品分期排比，大致可以将不同窑区的龙泉窑系产品分为以下六期：
1 初创期，11世纪初到12世纪初(北宋中期到南宋初)
分期依据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出土的五管瓶和盘口瓶(见《浙江纪年瓷》图版201、202)，这两件器物均用刻花装饰，刀法刚劲有力，花叶间填以篦纹，五管瓶的上腹部还刻划斜条状纹；1976年龙泉县茶丰公社墩头大队出土与之形制相似的五管瓶，同时出土的还有长颈瓶和执壶；江苏溧阳发现的北宋元j；占六年(1091)墓也出土青釉碗、盘，侈口，圈足底部无釉，釉色泛青或者青中泛黄，碗外划直楞纹。
五管瓶是此时颇具时代特色的器型，南北方均有烧造，形制各异，一般瓶体分级呈塔式，肩部出直立的五管，有盖，盖出沿。五管瓶大多用于陪葬，也有说法称之为“谷仓罐”，是对灵魂永生的寄托。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这一时期龙泉窑明显受到温州地区瓯窑、金华地区婺州窑工艺的影响，器型以碗、盘为主，还有执壶、五管瓶、双层碗、盖盒、罐、钵、器盖等，实用性较强。碗、盘大多为侈口，口沿较薄。胎色灰白，但质地较为疏松，不够细腻。釉层薄，光泽度高，釉色多见青中泛黄或者青中显灰色。器物的生烧和过烧现象普遍。纹饰以刻划花为主，有主次之分，主题纹饰往往使用刻花，刀法犀利，划花作为陪衬。常见内壁刻团状花卉，花瓣上划篦纹，也有的间以锥刺纹，往往呈“Z”状，内底刻划旋涡式菊花图案，器物外壁常常装饰三、四条一组的折扇纹。
2 发展期，12世纪初到13世纪初(南宋早中期)
分期依据新昌县南门轴承厂工地南宋绍兴己卯墓(1159年)出土的葵口碗，圈足宽大，沿葵瓣处有白色出筋线；碗圾山窑址中出土带有“淳熙”字迹的束颈罐残片，淳熙乃宋孝宗年号(1174--1189年)；1959年浙江省丽水市保定风凰山南宋淳熙五年(1178)何偁墓出土的龙泉梅瓶(图三)，釉层薄且透明，器身素面，器盖外刻划莲瓣纹；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瓷碗，碗内用线刻、篦划的方法刻划赤裸婴孩和两朵团花，纹饰新颖生动，根据出土钱币推断为淳熙年间(1174--1189年)墓葬；1974年江西省清江县临江镇南宋淳熙年间墓葬出土的龙泉青瓷执壶，器物深腹上鼓下收，矮圈足，肩部饰一周弦纹，腹部饰细密均匀的变体莲瓣纹。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龙泉青瓷逐步形成自身风格，工艺水平也不断提高，胎体和釉色都更加成熟。器物以碗、盘为大宗，此外还有瓶、鼎式炉、尊式炉、水盂、钵等，已经开始出现陈设器皿。灰胎，釉色多为青灰色，部分呈青黄色，釉层较厚且有开片，部分器物釉面玻璃质感强。纹饰仍以刻划花为主，但风格有所变化，大都只是单面装饰，篦纹装饰也趋于减少。荷花、荷叶纹大量出现。碗内线刻瓣纹作为分区，内填“S”形纹或者云纹的纹饰组合十分流行，而且常做花口造型。器底印“金玉满堂”字款器物大多出现于此时期。
3 鼎盛期，13世纪初到14世纪初(南宋中晚期到元初)
分期依据1977年清江县临江镇南宋开禧元年(1205)墓出土的青釉长颈瓶，该瓶胎体厚重，光素无纹，是龙泉窑向厚釉过渡的代表器物；1963年武昌卓刀泉南宋嘉定六年(1213)墓出土的长颈瓶，施釉较厚，通体素面无纹；2005年丽水市下仓村嘉定壬午年(1222)李重妻姜氏墓出土的粉青釉盂形罐、粉青象钮盖罐、粉青釉牡丹纹粉盒、菊花鼓钉三足炉，这一批龙泉窑精品的出土为龙泉瓷器断代提供了新的标准；1986年德清县东郊发现的咸淳戊辰(1268)吴奥墓出土的鬲式炉、长颈瓶，长颈瓶器形古朴，颈和腹部饰数道弦纹，釉层较厚，细开片，足底无釉，呈朱红色；浙江省衢州市柯城王家瓜园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的葵口碗、敛口碗、莲瓣纹碗，充分代表了这一时期龙泉窑的时代特征；1963年丽水市三岩寺金桥头南宋德祜元年(1275)叶梦登妻潘孟光墓出土龙泉梅子青莲瓣纹碗、双耳六角扁瓶，尤其是六角扃瓶，印宝相如意头纹、垂帐纹、仰莲纹，釉色青灰且厚重；1984年，杭州市发现元大德六年(1301)书法家鲜于枢墓，出土龙泉窑青瓷贯耳瓶、鼎式炉，造型古朴，制作精美，通体素面，不排除是墓主生前收藏物品，因此这批龙泉窑瓷器下限为14世纪初。 龙虎瓶是龙泉窑此时期艺术巅峰之作，窑工在瓶的颈部堆塑龙或虎盘曲而上的形象，龙身、龙头、龙的四肢都捏塑的十分逼真，而且通体施青釉，烧造工艺精湛。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龙泉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窑址增多可达100佘处。窑工改良釉料配方，采用石灰碱釉，进行多次上釉，使得釉层丰润。器物除了碗、盘以外，还有折沿洗、敛口碗、壶、鬲式炉、罐、葫芦形器等。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色为最佳，釉层丰厚，呈现玉质感，观察剖面可以明显看到多次上釉的痕迹。器壁一般较薄，尤其是口部和圈足处修的很薄，垫托用瓷泥制作，做工精细，只垫于圈足下面，因此器底满釉，圈足一圈无釉，呈朱褐色，形成“铁足”。装饰纹样趋于单调，大多以釉色取胜。碗盘的装饰大多在外壁，凸鼓起脊的莲瓣纹最为常见。另外，折沿洗或盘内贴塑双鱼纹，小碗内贴塑一朵小梅花也十分常见。罐类器物腹体外部常常做出一道道等距离凸棱，形成瓜棱状。
4 扩展期，14世纪初到15世纪初(元代中晚期到明初)
分期依据1954年福建泉州元至大三年(1310)墓中出土的两件贴花奁式炉；1962年北京吕家窑村元铁可墓(1313)出土的玉壶春瓶、罐、碗、蔗段洗，碗心内印花卉纹，是此时期龙泉窑典型装饰方法；1989年河北涿鹿县元至元二年(1336)墓出土的豆青釉高足碗、盘，高足碗内壁印龙赶珠纹样，盘口沿呈荷叶式，并以竹节纹分区，内填印卷云纹；1986年江西樟树市张家村至正三年(1343)墓出土的弦纹奁式炉，内底和圈足无釉，呈火石红色，这也是元中晚期龙泉窑的典型特点；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发现的元代彰德分省粮船出土两件莲瓣龙泉盘，其中一件盘心印花及“天”字，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该船是至正十二年(1352)以后的粮船；1977年上海青浦县发现的任氏墓葬群出土龙泉窑碗和贴花奁式三足炉，根据墓志任氏家族墓在1338—1353年间1992年南京雨花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张云墓出土的玉壶春瓶、盏托、盏、碗，这几件器物均施釉较厚，釉面莹润匀净，其中盏托内底无釉，模印菊花纹，这批器物的下限在14世纪末。
瓷塑是此时龙泉窑极具特色的产品，尤以观音或佛像著称，脸部、胸脯及手脚往往不施釉。窑工们在胎体中掺杂一定数量的紫金土，使露胎部分呈现紫红色。龙泉窑瓷塑雕刻细腻生动，综合运用刻、划、模印、贴塑、镂雕等多种技法，青翠釉色与露胎的紫红色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社会需要和外销的扩大，龙泉窑产量激烈剧增，尤其是生活用瓷数量激增，产品呈现批量化和程式化。大型器物多见，一改前一时期秀美的造型风格，装饰手法多样，刻划、模印、贴塑、镂刻、点彩都有使用。
器型有碗、盘、炉、花盆、高足杯、瓶、蔗段洗、荷叶盖罐、砚滴等，器物口沿变化较多，花口、翻沿口、七角形口、海棠式口等等。器物造型更加浑圆，胎壁厚重，碗类产品至底端时弧折而向内缓收，整个底部显得宽平，底部无釉处呈朱红色，采用粗泥制成的垫饼承托器物。胎色灰白，含有气孔并夹杂沙粒，釉色青绿，有的青灰或青黄，釉层较前期变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常见有刻划流云、卷草、莲花等纹饰，或碗内壁印出杂宝、缠枝花卉，有的器物内部印“长命富贵”、“天下太平”和十二时辰字图，也有的在碗内壁模印出层层相叠的菊瓣纹。以莲瓣为分区，内填小昆虫或者花卉的纹样多见。新出现八宝、“卐”字、云龙纹样。(明初到明中期)
分期依据1960年南京中华门外永乐五年(1407)蔡晟墓及永乐十六年(1418)其夫人叶氏墓出土碗、盘、罐、花盆(奁式炉)、执壶(图十六)、小壶、玉壶春瓶，盘内印暗花牡丹或菊花，其中执壶腹部饰有凸出的暗花；江苏江阴县明永乐九年(1411)夏颧墓出土龙泉窑茶壶(图十七)，釉面光亮，应为日常实用器皿；1966年江西永修县明正统九年(1444)魏源墓出土的烛台、双耳瓶、菱口碟(图十八)，碟内暗刻缠枝花草纹样，外底一周涩圈，与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物垫烧方法相同；1982年江苏淮安县明弘治十八年(1505)王镇夫妇墓出土两件青瓷碗，其中一件内外壁口沿下刻划回纹一周，内壁暗刻四组人物故事纹，并分别题字“孔子忆颜回”、“韩信武之才”、“李白功书卷”、“贞子破棋开”，内底饰鹿纹和“宁”字，世俗吉祥寓意浓重。
《大明会典》记载，明初龙泉窑曾经为宫廷供烧，而且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亦有211件清官旧藏的明龙泉器物，其中包括梅瓶、执壶、三足炉、墩式碗、折沿盘、撇口碟等，纹饰主要是刻划和模印，纹样细腻精美，细密的缠枝花卉最为多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明代龙泉器物，尤其是大型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上都与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出土的明初青花瓷器十分相似。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清宫旧藏器物所体现的是当时龙泉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它与窑址发掘出土的一般民用瓷器呈现了明显的粗细两极分化。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为明代龙泉窑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了故宫所藏明龙泉的产地问题，印证了文献中对于龙泉窑供烧宫廷的记载，这类器物体型硕大，厚胎厚釉，纹样精细，圆器一般采用裹足垫烧，外底涩圈，刮釉一周的烧造方法，而且同种器型烧造素面和釉下暗刻两种。窑址发掘确定了明初地层，特别是窑具上“永乐九年”、“永乐辛卯”纪年文字的发现，为断代提供了有利依据(沈岳明《中国青瓷史上最后一个亮点——大窑枫洞岩明代龙泉窑址考古新发现》，《紫禁城》2007年第5期)。
日用瓷的器型趋于单调，仍沿袭前朝风格，碗、折沿盘、洗、竹节状高足杯、弦纹炉多见，器体厚重，但器物造型趋向深圆、瘦长发展。胎体灰白或者深灰，胎质较为细腻坚硬，釉色普遍呈青灰色，也有的呈青绿色，釉面润泽，但玻璃质感强。装饰技法以模印和刻划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尤其是动物、人物题材大量涌现，有云鹤、双鱼、双凤、鹿纹、云龙等，花卉同吉祥文字的纹饰组合继续流行。器物口沿内外装饰回纹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纹样。
6 衰落期，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明中晚期到清)
分期依据1978年浙江黄岩明嘉靖四十年(1561)王俯翠墓出土的盖罐，釉面玻璃质感强，通体划如意云纹、缠枝花卉、变形树叶纹，纹饰布局方式与此时期青花瓷器相同；1989年河南南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武略将军墓出土刻花炉、瓶，刻花使得花纹凸出，釉薄处透出白色胎骨，纹饰仍是缠枝花卉、团云纹等，该类龙泉窑产品为16--17世纪常见器型(图二十三)；1975年浙江嘉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项氏墓出土青釉弦纹奁式炉，釉面有细开片，该器是龙泉窑元明以来的常见器型，只是三足逐渐悬空而成为纯装饰。清代有确切纪年的龙泉窑产品更少，目前所见有“大清顺治八年制”瓶、“康熙壬辰岁振民武记”器盖、“大清乾隆庚寅年莲塘监制”大盘，它们共同特点是胎体厚重，釉色青绿，釉面玻璃质感强且有细开片，采用刻花装饰。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明嘉万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已广泛使用，海禁截断了外销途径，龙泉窑迅速衰落，窑址数量锐减，中心窑区多数窑口都已经停烧，只有个别小窑口仍在烧造粗瓷，以满足当地所需，如龙泉西北部住龙镇潘床口窑，烧造碗、盘、盏等日用器。
由此可见，15世纪开始龙泉窑青瓷受到了景德镇窑的强烈冲击，景德镇拥有丰富的制瓷资源和悠久的制瓷传统，在16世纪以后其已坐稳全国瓷业中心的位置，包括青花、斗彩、五彩等各种工艺都应用自如。龙泉窑一度利用复杂的装饰追赶景德镇的步伐，釉层透明，运用犀利的刀法突出花纹，但单一的青釉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社会审美，龙泉窑逐步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