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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神农山诗会的朗诵现场，阿顿·华多太用浑厚的藏语朗诵了一首《我的故乡》，在场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藏语并了解其内容，但全场无不为之触动，这种吸引依赖于声音和叙述节奏的影响，也依赖于一种快速为个体感觉所捕捉的思想。这首诗的汉语版本是这样开始的：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答应一群动物/我去了还会回来/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不知道生母与生父/是什么物种//很久很久以前/我也答应过一座山/如果能做我的故乡/她一旦缺水/我就做水，她缺花草/我就做花草//后来我做了一个人/因为我阿妈和阿爸/首先做了人，同时/还有一座红山/做了我的故乡/她眼看着我//慢慢地长大/然后离去/她一直缺水又缺花草……
诗人用想象和记忆的经验流在诗歌中建构出一种经验之上的现实，像谈论自己的思想一样谈论自己感受到的生命，把表示主观意愿的状态和反映客观的现实，作为故乡经验连续体的两端联结在一首诗中，表述想象和现实的语言偏向口语，在预设和实践的平衡中流露出一种遗憾和无奈，脱离知识本体的描述本身指向情感的流通路线。诗人专设的路线是类似考古学的久远，两节诗句均以“很久很久以前”的复沓节奏开始一个颇具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意象过程，由此引出并不纷繁的意象——山水花草，这些最为常见的自然之物在诗人的叙述中逐渐转换为能够向诗歌提供意义符号的情感结构——一种流动的根生的情愫和惦念。看似拟人化的叙述影射出线性的时间逻辑和循环的个人观念，山水花草以物质世界的具体形式所表达的真实世界，恰恰是诗人经由感官直接参与的抽象所演绎的真实世界。虽然诗人的愿望仅是以“补充物”的形式作为故乡的陪伴，却也难逃“长大——离去”的自然宿命“。长大——离去”这一主题模式似乎是任何时代通过知识谋求命运改变的人的必然路径，哪怕有太多的眷恋和不舍，最终也是为了“大山外”的梦想而离开“大山”。在积极的意义上，个体经历和命运的不可捉摸与不确定成为一个人必须敢于面对新世界的驱动，当驱动的力量克服风险成为一种成功经验的同时，曾经充满激情成功“离开”的人会表现出潜藏在情感深处的孤独与无助，而这种多变与强烈正是故乡作为一个特殊物体凝结的价值所在，故乡对于个体象征着一种精神力量和自我坐标。
更多的人会在歌唱家乡的美的同时倾诉自己的不舍，华多太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刻意放低的叙述视角和节制的情感获得反向的浓烈效果——我爱我的故乡，但我没能为它做出丝毫意向性的奉献——我为此感到抱歉和遗憾。当然，这种抱歉和遗憾也意味着现实生活本身的缺失和不完善，人人身在其中却人人身手无力，或许写作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世界的不圆满与想象预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石头，没有挡住我的去路/时间，没有让我老去/风，没有吹走我的决心/坐在村前那块大花岗石上/我就这样想起/我想告诉幽深的山谷/一个逃兵归乡了//我曾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我也曾为一只夭折的小狗/举行过隆重的葬礼，故乡啊/这会儿我又那么一点儿醉/我的手已不能偷偷打开老屋的门/门闩里有我陌生的火焰/它在我面前熄灭，又被点燃/所有的人进进出出/为这片贫瘠的土地穷尽一生/而我，只是个逃兵！（《一个逃兵》）
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的人对农村和城市都会有一种特定的感受方式，与之相伴的是他们同时对农村和城市作出的普遍认知和价值判断。华多太在故乡与自己之间建立一种类似港湾和游船的关系，故乡并没有被他形容为浪漫化的对立于城市生活的存在方式，却把自己形容为“逃兵”，一个交杂自责、内疚、失望的称呼，将醉酒后的主观感受指向自己的沮丧，其间的疑问在于：诗人现有的生活能否与自我达成一种自洽的状态？显然，这种自洽存在于故乡与自我、城市与自我、曾经与现在等各种阻隔和隔绝的取消，而取消这些或人为构建或自然形成的界限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现在的城市生活与曾经的故乡经验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热烈，虽然这两者时常会构成一个可以描写和讲述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乡愁与怀旧，这个体系的经典方式是离开与归来，但它从来只有熔铸时的尖锐和碰撞后的惨烈。华多太以相互对照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逃兵”的“观礼”，格格不入的结果回应着他对现有生活方式进行判断时参照的理想化标准。原来，当“我”以逃兵身份出现在故乡的时候，当“我”以自身体验的核心部分深入故乡的时候，故乡以一种匿名的非自然方式回应给“我”更大的疏离，故乡最终成为再度想象的乌托邦和自我的镜像。
“逃兵”的定位虽然是模糊的，但是逃兵一词在传递强烈的尺寸感和距离感。如果说《我的故乡》是诗人用声音和措辞表达一种有距离感的乡愁的话，《一个逃兵》则是诗人用声调的改变表现一种已经察觉到的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由窃窃私语到公开宣告，通过努力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故乡的形状意味着在每时每刻精确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故乡意识确定的方向感在“逃兵”身份面前变得短促而尖细。华多太的“逃兵”体验在当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预设的乡村观念和故乡情结在现实中不是遭遇“被抛弃”，就是在被美化的田园生活中遭遇一次次“溃败”。本想让故乡在精神原乡之外作为城市生存中的避难所，却发现这种诉求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力量的温床——我们终将无处可逃，这种境遇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社会的各种危机被对照性地意识到。对于故乡情结的书写，华多太也有更为温情和形象的表达：我要把每一座雪山/视作一个个年轻的乳房/用弹性回绝偷袭的卡路里/我要把年老的乳房/视作绿洲，安抚沙地的反叛/我还要把动物的乳房/视作碗，盛满白白糌粑/供给所有的人，所有的神/最后我会把所有乳房/视作我一代代，各种各样的母亲/我会把整个世界当做乳房/喜马拉雅在它中央/我的故乡在它的乳晕里……
这首《感谢乳房》被评为2017年十大好诗之一，诗人的语言像家庭相册中的照片一样抓住了那些来自过去的时刻，成人视角的感知范畴内掺杂着儿童时期经历印象式情感。生物学决定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条件，母体乳房的喂养功能在诗歌中被凝聚为大地的象征，从而扩大为婴儿与母体的联系、人类与大地的联系。“雪山”“绿洲”“糌粑”等一系列的意象，将更多的联系建立在华多太对藏族历史、文化、现实、情感、体验、精神、理念的翻译之中。人类生活的原型世界充满了丰富的特殊事物和持久事物，在每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建构过程及日常生活的方式和文化的体验中，大地皆承担着深远的共识意义，它在空间内建立和消解集体与个人的意义与身份认同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人类共同原型的大母神及大地文化，由多种历史和无数共生却又相互竞争的现实存在所组成，这些皆是研究一個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话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在我看来华多太试图用诗歌作这样一种努力和提醒：作为个体，不能无视历史和集体的维度，也不能隔断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联系。他深切地感知到，如果没有大地的集体性记忆，个人的身份与特性就是一个空洞的事物。没有记忆，生活就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机械的重复。即使是曾经的罪恶与苦难，也必须是靠记忆的功能来净化和沉淀，正如诗人在《父亲的荣耀》中的表述：第四十九天的清晨，我背着骨灰袋/背着爷爷，一位沉睡的婴儿/爷爷背我的年代，也该是这样的比例/人生不过是祖孙相互背过的一小段路/父子互相怀抱的一段距离/我随父母爬到先祖天葬的山梁…… 这首诗中爷爷、父亲和我祖孙三代建立的阳性象征与《感谢乳房》中大母神形象相对应，暗合阴阳相生的朴素哲学和生活观念。整首诗以略微缓慢的叙述速度一步步研究着自己的感受和记忆，但其中总是包含着一种完全沉浸之后游移出的紧张感，可能子孙对祖辈的感情是幼小的意识中最初的闪光，这也成为日后表达自我意识的起点。诗人在历史性的叙述中确定着自我的坐标，爷爷的一生是父亲的一生也是“我”的一生。在言说的维度，诗人在说“父亲的荣耀”时，也在讲述着自己的荣耀，时空转变中的体验虽然看上去只停留在表面而无法深入下去，但这种经验本身更接近自我的“真实”。诗人在成年后将萦绕于心头的记忆跃然于纸，其目的无外乎将早期经历所引发的情感联系于具体的生命物体，从而把较大的情感负荷牵引向个人经历层面的时间意义。
因此，不管诗人笔下描写的是自然之景还是主观之情，其写作的最终指向皆是他对自我（self）的寻找和对主体（subject）的辨识和认同。祖父的逝世像地质遗迹一样引“我”注意，在反思性的想象中诗人追溯着“根”的起点和开始，直接经验和亲切经验在对神秘性的探讨中指向时间的倒叙——回忆作为创造身份的一种途径，重塑着个体的身份认同感，作者从童年生活的片断中提取出了一个回忆中的形象——父亲，尽可能多地汲取关涉当下现实的意义，从而将主体性作为对自我身份和各种能力的认同。当然，对于主体性和族裔本位性的再确定，也是他在诗歌舞台上集中力量积极追求的目标。同样引人注意的是《第四医院》：很多来自基层的族人/像一根根晾在阴影下的虫草/在一张张病床上，排列/腰间垂挂的导液袋/与他们喝着山泉吸着清风/与灌满绿色的家园，极不匹配……
华多太以个人的方式参与普遍问题的交流，用主体的思考带动医院这一场所日常性的现场感。在明晰和真实的叙说中，第四医院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恐惧和担忧，这个并不亲切的场合要求人们在寻求安全感的同时保持对世界的开放，并时刻提醒我们注意自身的脆弱性。诗人书写的关键点在于自己看到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更是一种暗示性的隐喻性的行为。当看病就医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和城市街头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极不匹配”的诸种情形便是当下生活的真实所在。普遍性的医治医疗并不是集体创造的幻觉，而是工具主义在人体感官上的客观反映，它用各种数据和事实精确且毫不费劲地主导我们意识的焦点，作为依据支配我们的生活，程式化地降低我们天然的敏感性。同样，“极不匹配”已经根植于城市或乡村的各个角落，城市文化的若干要素都关联着乡村，但总有内在的矛盾无法解决。在城市生活终究有太多的不忍，诗人笔下的空气、水和行人仅是其中之一，为了使自己免于陷入城市生活潜在的不稳定和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在理性应对生活和他人之后变得感觉麻木、沉默寡言，有意无意地忽视着内心可能面临的碎裂和无法想象的精神状态之中，乡村的礼俗社会在城市变样，这是诗人最为心痛的看到，也是“极不匹配”的核心所在。
在城市的生活可能并不意味着迷失或者丢失，但是在自我地理学的意义上，城市并不能承担起诗人整个的情感空间，所以诗人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建立了后天的情感纽带。这个纽带是诗人关于故乡种种经验、记忆的容器，具有一种紧密的凝聚力，对于诗人在城市的生活则具有个体独立的重要意义和渐趋成熟的约束力。在经验共享的层面，这个纽带也是诗人在城市居住的内心空间，过去、现在、未来与故乡、城市都在那里凝聚。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城乡之别，他诗歌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品质，他对族群的认同、精神上的渴望和情感上的怀念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是来自对故土特性的持久性观察，将一己之情融入历史的脉络和对兄弟族群的参考和观照之中。面对经验中的城市，诗人以漫游者的身份体验和感受到的它隐含了太多关涉历史的记忆，这个记忆是两种文化碰撞、交替和渗透后的叙事，也是诗人用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对当下生活及现实的回应策略。亲缘文化的魅力常常存在于两种文化之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独特融合之中，诗人用时间上的超越和穿越，尝试开辟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城市生活进行阐释的另一种途径，历史的真实表述或许会替代想象的鲜活瞬间，我们习惯于否定或者忘记经验的真实性，但想象的巨大自由同样会干预描述时无意识的限制。或者说，诗人试图用时空与文化的特殊巧合，来建构一种特定时间和场所为基础的体验，比如以此建构个体城市身份的形成，比如创制城市生活的韵律等等。当然，华多太的诗歌也因此隐含一种回望的美学，《被阳光重新照耀》中有这样的诗句：当它重新唤起你的名字，所有的死亡/不过是针对灵魂的版本升级/就像一朵云在南山坡塑造的那小块阴影/过不了多久，就被阳光重新照耀。
瓦尔特·本雅明把光（aura）看作是世界的诗意之所在，自然中任何物质形态都散发着灵光，灵韵是人类免遭现代性重复、复制、异化的保护层，是一切生命与人与世界具有的神性底座，构成我们关于全部环境的诗意，诗意寻找光，光是大地，是气韵，是人之生命为之呼吸的一切养料。而现代性是一个机械的、工具性的技术，机械的一定是复制的，复制对灵韵造成伤害，灵韵的丧失消解了我们生存所依据的本真性，使我们的心灵被损伤为碎片状态。虽然诗人是以积极的态度和光影变换的独特方式来感受城市一隅的景观，而且創造出未被复制的灵韵，诗人的思绪和表达的终极目的却指向身份经验和原生体验的维度。因为，雪域高原无法阻挡现代性普遍发生的浪潮，华多太用诗人的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你在透明的外表下/潜伏了许多透明的背叛者/顽劣而有害/一棵巨柏轰然倒下/声明我已经一分为二/你在中间疯狂地流淌/在彼岸，另一个我/像一位被子弹射穿之后/倒下，又站起的战友……（《背叛的河流》）
华多太站在本土、本民族与现代性发生的交叉点上，看见了一种沉重和危险。诚然，此处的“看见”是对当下人类普遍生活、生存状态熟悉性的抽绎，也是扎根于地方的一种持久依恋。行走在高原，看着一辆辆金旋风半挂货车满载矿石、煤炭离开留下呛鼻的尾气；看着原本熟悉的草原因架起蜘蛛网般的高压电线而变得陌生；看着野驴、黄羊惊恐的眼神；看着逐年上升的雪线……感触到的复杂难以用描述现象本身来表述。华多太亲历着高原的每一丝变化，种种变化已然成为他深层经验中的意识现实，最让他心痛的莫过于自己心中的雪域圣地被动地面对和接受着现代性的侵蚀，甚至沮丧于无力抚慰被挖掘机、钻井机蹂躏过的高原大地，懊恼于看着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铁疙瘩挺进高原而自己势单力薄无能为力。尽管当下的现实或许确如诗人奥登所言，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对我们当今时代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各种苦难和困境，诗歌确实不能也无法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但是诗人的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把引起他心灵触动的、被我们有意或者无意隐藏的东西勇敢地说出来。这些所有种种，都是华多太写作最初的动机和写作最多的主题，都是唤醒华多太诗思的灵活背景。
作者简介：祁发慧，又名邦吉梅朵，1988年生于青海，文艺学博士，目前供职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发表学术文章三十余篇，偶有诗、文，散见于杂志。
诗人用想象和记忆的经验流在诗歌中建构出一种经验之上的现实，像谈论自己的思想一样谈论自己感受到的生命，把表示主观意愿的状态和反映客观的现实，作为故乡经验连续体的两端联结在一首诗中，表述想象和现实的语言偏向口语，在预设和实践的平衡中流露出一种遗憾和无奈，脱离知识本体的描述本身指向情感的流通路线。诗人专设的路线是类似考古学的久远，两节诗句均以“很久很久以前”的复沓节奏开始一个颇具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意象过程，由此引出并不纷繁的意象——山水花草，这些最为常见的自然之物在诗人的叙述中逐渐转换为能够向诗歌提供意义符号的情感结构——一种流动的根生的情愫和惦念。看似拟人化的叙述影射出线性的时间逻辑和循环的个人观念，山水花草以物质世界的具体形式所表达的真实世界，恰恰是诗人经由感官直接参与的抽象所演绎的真实世界。虽然诗人的愿望仅是以“补充物”的形式作为故乡的陪伴，却也难逃“长大——离去”的自然宿命“。长大——离去”这一主题模式似乎是任何时代通过知识谋求命运改变的人的必然路径，哪怕有太多的眷恋和不舍，最终也是为了“大山外”的梦想而离开“大山”。在积极的意义上，个体经历和命运的不可捉摸与不确定成为一个人必须敢于面对新世界的驱动，当驱动的力量克服风险成为一种成功经验的同时，曾经充满激情成功“离开”的人会表现出潜藏在情感深处的孤独与无助，而这种多变与强烈正是故乡作为一个特殊物体凝结的价值所在，故乡对于个体象征着一种精神力量和自我坐标。
更多的人会在歌唱家乡的美的同时倾诉自己的不舍，华多太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刻意放低的叙述视角和节制的情感获得反向的浓烈效果——我爱我的故乡，但我没能为它做出丝毫意向性的奉献——我为此感到抱歉和遗憾。当然，这种抱歉和遗憾也意味着现实生活本身的缺失和不完善，人人身在其中却人人身手无力，或许写作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世界的不圆满与想象预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石头，没有挡住我的去路/时间，没有让我老去/风，没有吹走我的决心/坐在村前那块大花岗石上/我就这样想起/我想告诉幽深的山谷/一个逃兵归乡了//我曾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我也曾为一只夭折的小狗/举行过隆重的葬礼，故乡啊/这会儿我又那么一点儿醉/我的手已不能偷偷打开老屋的门/门闩里有我陌生的火焰/它在我面前熄灭，又被点燃/所有的人进进出出/为这片贫瘠的土地穷尽一生/而我，只是个逃兵！（《一个逃兵》）
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的人对农村和城市都会有一种特定的感受方式，与之相伴的是他们同时对农村和城市作出的普遍认知和价值判断。华多太在故乡与自己之间建立一种类似港湾和游船的关系，故乡并没有被他形容为浪漫化的对立于城市生活的存在方式，却把自己形容为“逃兵”，一个交杂自责、内疚、失望的称呼，将醉酒后的主观感受指向自己的沮丧，其间的疑问在于：诗人现有的生活能否与自我达成一种自洽的状态？显然，这种自洽存在于故乡与自我、城市与自我、曾经与现在等各种阻隔和隔绝的取消，而取消这些或人为构建或自然形成的界限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现在的城市生活与曾经的故乡经验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热烈，虽然这两者时常会构成一个可以描写和讲述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乡愁与怀旧，这个体系的经典方式是离开与归来，但它从来只有熔铸时的尖锐和碰撞后的惨烈。华多太以相互对照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逃兵”的“观礼”，格格不入的结果回应着他对现有生活方式进行判断时参照的理想化标准。原来，当“我”以逃兵身份出现在故乡的时候，当“我”以自身体验的核心部分深入故乡的时候，故乡以一种匿名的非自然方式回应给“我”更大的疏离，故乡最终成为再度想象的乌托邦和自我的镜像。
“逃兵”的定位虽然是模糊的，但是逃兵一词在传递强烈的尺寸感和距离感。如果说《我的故乡》是诗人用声音和措辞表达一种有距离感的乡愁的话，《一个逃兵》则是诗人用声调的改变表现一种已经察觉到的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由窃窃私语到公开宣告，通过努力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故乡的形状意味着在每时每刻精确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故乡意识确定的方向感在“逃兵”身份面前变得短促而尖细。华多太的“逃兵”体验在当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预设的乡村观念和故乡情结在现实中不是遭遇“被抛弃”，就是在被美化的田园生活中遭遇一次次“溃败”。本想让故乡在精神原乡之外作为城市生存中的避难所，却发现这种诉求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力量的温床——我们终将无处可逃，这种境遇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社会的各种危机被对照性地意识到。对于故乡情结的书写，华多太也有更为温情和形象的表达：我要把每一座雪山/视作一个个年轻的乳房/用弹性回绝偷袭的卡路里/我要把年老的乳房/视作绿洲，安抚沙地的反叛/我还要把动物的乳房/视作碗，盛满白白糌粑/供给所有的人，所有的神/最后我会把所有乳房/视作我一代代，各种各样的母亲/我会把整个世界当做乳房/喜马拉雅在它中央/我的故乡在它的乳晕里……
这首《感谢乳房》被评为2017年十大好诗之一，诗人的语言像家庭相册中的照片一样抓住了那些来自过去的时刻，成人视角的感知范畴内掺杂着儿童时期经历印象式情感。生物学决定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条件，母体乳房的喂养功能在诗歌中被凝聚为大地的象征，从而扩大为婴儿与母体的联系、人类与大地的联系。“雪山”“绿洲”“糌粑”等一系列的意象，将更多的联系建立在华多太对藏族历史、文化、现实、情感、体验、精神、理念的翻译之中。人类生活的原型世界充满了丰富的特殊事物和持久事物，在每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建构过程及日常生活的方式和文化的体验中，大地皆承担着深远的共识意义，它在空间内建立和消解集体与个人的意义与身份认同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人类共同原型的大母神及大地文化，由多种历史和无数共生却又相互竞争的现实存在所组成，这些皆是研究一個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话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在我看来华多太试图用诗歌作这样一种努力和提醒：作为个体，不能无视历史和集体的维度，也不能隔断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联系。他深切地感知到，如果没有大地的集体性记忆，个人的身份与特性就是一个空洞的事物。没有记忆，生活就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机械的重复。即使是曾经的罪恶与苦难，也必须是靠记忆的功能来净化和沉淀，正如诗人在《父亲的荣耀》中的表述：第四十九天的清晨，我背着骨灰袋/背着爷爷，一位沉睡的婴儿/爷爷背我的年代，也该是这样的比例/人生不过是祖孙相互背过的一小段路/父子互相怀抱的一段距离/我随父母爬到先祖天葬的山梁…… 这首诗中爷爷、父亲和我祖孙三代建立的阳性象征与《感谢乳房》中大母神形象相对应，暗合阴阳相生的朴素哲学和生活观念。整首诗以略微缓慢的叙述速度一步步研究着自己的感受和记忆，但其中总是包含着一种完全沉浸之后游移出的紧张感，可能子孙对祖辈的感情是幼小的意识中最初的闪光，这也成为日后表达自我意识的起点。诗人在历史性的叙述中确定着自我的坐标，爷爷的一生是父亲的一生也是“我”的一生。在言说的维度，诗人在说“父亲的荣耀”时，也在讲述着自己的荣耀，时空转变中的体验虽然看上去只停留在表面而无法深入下去，但这种经验本身更接近自我的“真实”。诗人在成年后将萦绕于心头的记忆跃然于纸，其目的无外乎将早期经历所引发的情感联系于具体的生命物体，从而把较大的情感负荷牵引向个人经历层面的时间意义。
因此，不管诗人笔下描写的是自然之景还是主观之情，其写作的最终指向皆是他对自我（self）的寻找和对主体（subject）的辨识和认同。祖父的逝世像地质遗迹一样引“我”注意，在反思性的想象中诗人追溯着“根”的起点和开始，直接经验和亲切经验在对神秘性的探讨中指向时间的倒叙——回忆作为创造身份的一种途径，重塑着个体的身份认同感，作者从童年生活的片断中提取出了一个回忆中的形象——父亲，尽可能多地汲取关涉当下现实的意义，从而将主体性作为对自我身份和各种能力的认同。当然，对于主体性和族裔本位性的再确定，也是他在诗歌舞台上集中力量积极追求的目标。同样引人注意的是《第四医院》：很多来自基层的族人/像一根根晾在阴影下的虫草/在一张张病床上，排列/腰间垂挂的导液袋/与他们喝着山泉吸着清风/与灌满绿色的家园，极不匹配……
华多太以个人的方式参与普遍问题的交流，用主体的思考带动医院这一场所日常性的现场感。在明晰和真实的叙说中，第四医院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恐惧和担忧，这个并不亲切的场合要求人们在寻求安全感的同时保持对世界的开放，并时刻提醒我们注意自身的脆弱性。诗人书写的关键点在于自己看到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更是一种暗示性的隐喻性的行为。当看病就医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和城市街头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极不匹配”的诸种情形便是当下生活的真实所在。普遍性的医治医疗并不是集体创造的幻觉，而是工具主义在人体感官上的客观反映，它用各种数据和事实精确且毫不费劲地主导我们意识的焦点，作为依据支配我们的生活，程式化地降低我们天然的敏感性。同样，“极不匹配”已经根植于城市或乡村的各个角落，城市文化的若干要素都关联着乡村，但总有内在的矛盾无法解决。在城市生活终究有太多的不忍，诗人笔下的空气、水和行人仅是其中之一，为了使自己免于陷入城市生活潜在的不稳定和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在理性应对生活和他人之后变得感觉麻木、沉默寡言，有意无意地忽视着内心可能面临的碎裂和无法想象的精神状态之中，乡村的礼俗社会在城市变样，这是诗人最为心痛的看到，也是“极不匹配”的核心所在。
在城市的生活可能并不意味着迷失或者丢失，但是在自我地理学的意义上，城市并不能承担起诗人整个的情感空间，所以诗人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建立了后天的情感纽带。这个纽带是诗人关于故乡种种经验、记忆的容器，具有一种紧密的凝聚力，对于诗人在城市的生活则具有个体独立的重要意义和渐趋成熟的约束力。在经验共享的层面，这个纽带也是诗人在城市居住的内心空间，过去、现在、未来与故乡、城市都在那里凝聚。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城乡之别，他诗歌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品质，他对族群的认同、精神上的渴望和情感上的怀念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是来自对故土特性的持久性观察，将一己之情融入历史的脉络和对兄弟族群的参考和观照之中。面对经验中的城市，诗人以漫游者的身份体验和感受到的它隐含了太多关涉历史的记忆，这个记忆是两种文化碰撞、交替和渗透后的叙事，也是诗人用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对当下生活及现实的回应策略。亲缘文化的魅力常常存在于两种文化之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独特融合之中，诗人用时间上的超越和穿越，尝试开辟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城市生活进行阐释的另一种途径，历史的真实表述或许会替代想象的鲜活瞬间，我们习惯于否定或者忘记经验的真实性，但想象的巨大自由同样会干预描述时无意识的限制。或者说，诗人试图用时空与文化的特殊巧合，来建构一种特定时间和场所为基础的体验，比如以此建构个体城市身份的形成，比如创制城市生活的韵律等等。当然，华多太的诗歌也因此隐含一种回望的美学，《被阳光重新照耀》中有这样的诗句：当它重新唤起你的名字，所有的死亡/不过是针对灵魂的版本升级/就像一朵云在南山坡塑造的那小块阴影/过不了多久，就被阳光重新照耀。
瓦尔特·本雅明把光（aura）看作是世界的诗意之所在，自然中任何物质形态都散发着灵光，灵韵是人类免遭现代性重复、复制、异化的保护层，是一切生命与人与世界具有的神性底座，构成我们关于全部环境的诗意，诗意寻找光，光是大地，是气韵，是人之生命为之呼吸的一切养料。而现代性是一个机械的、工具性的技术，机械的一定是复制的，复制对灵韵造成伤害，灵韵的丧失消解了我们生存所依据的本真性，使我们的心灵被损伤为碎片状态。虽然诗人是以积极的态度和光影变换的独特方式来感受城市一隅的景观，而且創造出未被复制的灵韵，诗人的思绪和表达的终极目的却指向身份经验和原生体验的维度。因为，雪域高原无法阻挡现代性普遍发生的浪潮，华多太用诗人的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你在透明的外表下/潜伏了许多透明的背叛者/顽劣而有害/一棵巨柏轰然倒下/声明我已经一分为二/你在中间疯狂地流淌/在彼岸，另一个我/像一位被子弹射穿之后/倒下，又站起的战友……（《背叛的河流》）
华多太站在本土、本民族与现代性发生的交叉点上，看见了一种沉重和危险。诚然，此处的“看见”是对当下人类普遍生活、生存状态熟悉性的抽绎，也是扎根于地方的一种持久依恋。行走在高原，看着一辆辆金旋风半挂货车满载矿石、煤炭离开留下呛鼻的尾气；看着原本熟悉的草原因架起蜘蛛网般的高压电线而变得陌生；看着野驴、黄羊惊恐的眼神；看着逐年上升的雪线……感触到的复杂难以用描述现象本身来表述。华多太亲历着高原的每一丝变化，种种变化已然成为他深层经验中的意识现实，最让他心痛的莫过于自己心中的雪域圣地被动地面对和接受着现代性的侵蚀，甚至沮丧于无力抚慰被挖掘机、钻井机蹂躏过的高原大地，懊恼于看着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铁疙瘩挺进高原而自己势单力薄无能为力。尽管当下的现实或许确如诗人奥登所言，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对我们当今时代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各种苦难和困境，诗歌确实不能也无法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但是诗人的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把引起他心灵触动的、被我们有意或者无意隐藏的东西勇敢地说出来。这些所有种种，都是华多太写作最初的动机和写作最多的主题，都是唤醒华多太诗思的灵活背景。
作者简介：祁发慧，又名邦吉梅朵，1988年生于青海，文艺学博士，目前供职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发表学术文章三十余篇，偶有诗、文，散见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