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的文本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但在其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又存在相似性，这种潜藏在文本深处的相似性透露出他们曾经拥有相同的文学传统。单从文本出发，在阿肯手里的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更偏向于取悦观众，无论是复杂的叙事结构还是高明的艺术手法，都服务于弹唱者，以便牢牢吸引住观众。鄂尔多斯史诗则完全将自己局限在程式之中，史诗的演唱者并不在乎观众的感觉，而是将演唱的重心放在了表达每一个母题的核心意义上，这种观念仿佛传统一般，使鄂尔多斯史诗或者东蒙古诸部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保持了基本情节结构的稳定。
关键词：哈萨克民间达斯坦;鄂尔多斯史诗;文本;叙事诗听众;演唱传统
蒙古民族与突厥语诸民族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经历过共同的历史时期。蒙古族与哈萨克族共享许多东北亚草原的文化遗产，如相似的生产方式、原理相近的乐器、类似的装饰图案以及二者之间都曾兴盛过的弹唱长篇叙事诗。但整个东部蒙古史诗篇章较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而言实属短小，并且其中也包涵过多的神话色彩。在晚期民族分化后，文化、经济、政治上有大量的交融，尤其是哈萨克族与地处东蒙古西侧的鄂尔多斯部地理上也比较相近。虽然鄂尔多斯史诗较东部蒙古其他史诗略带现实主义的色彩，但相较地缘相近的偏卫拉特史诗和民间故事的的乌拉特史诗而言，鄂尔多斯史诗还保留着东部蒙古史诗原有的基本特征，颇具代表性。
一、同源而来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相比较，乍一看除了均是长篇叙事诗外，好像再无联系。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对英雄与美女的爱情常常进行细致的描述，甚至有些学者在对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进行分类时直接会单独分出一类达斯坦为爱情达斯坦[1]。反观鄂尔多斯史诗，极少有赞美爱情的片段，只有在某些介乎于史诗与民间故事之间的叙事诗中才会描写一些英雄与女子相遇的场景，以及女子对英雄的爱慕[2]，但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相比，无论是在篇幅、数量、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都相去甚远。还有就是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有一批产生年代较晚的描写英雄事迹的达斯坦如《英雄阿布赉》《英雄哈班拜》《英雄贾尼别克》[3]等，其中的英雄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其原型，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哈萨克人面对的敌人也是十分的明确，如波斯人、卡尔梅克人，甚至于可以准确到噶尔丹[4]50这样的历史人物。与之相比鄂尔多斯史诗中的人物则完全难以与历史中的人物相对应，无论是英雄还是敌人。在鄂尔多斯史诗中的敌人大多以班布尔岱钦或蟒古斯的形象出现，多头的蟒古斯形象在蒙古史诗中非常常见;班布尔岱钦的形象是由于人民在封建时期经历了封建主之间的战争而留下的印记[5]，这二者均无法与历史上的人物相对应。史诗对英雄身份的交代虽然有时会占一定篇幅，但大多是程式性的句子，无法准确地将英雄与某位历史人物相对应。如在史诗《呼勒格泰莫日根》[2]345-365中是这样描写英雄的身世的：
在北山的山腰，
在连绵山峰的顶端，
在图里可河的源头，
有一座和谐漂亮的宫殿。
……
一位大可汗阿穆古朗，
正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大可汗阿穆古朗的儿子，
名叫呼勒格泰莫日根[2]345
根据以上描写，我们只能得到两个名字，并不能得到任何可以准确判断英雄身份的信息。
虽然鄂尔多斯史诗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相差极大，但其内部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大的方面来说，二者在情节结构上有相似之处，我们以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英雄霍布兰德》[4]61-263为例，将其中英雄的主要行动抽离出来与鄂尔多斯史诗进行比较（由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描写，而鄂尔多斯史诗中缺乏对爱情的描写，所以我们在提取与英雄行动相关的内容时选择放弃与爱情相关的内容）。
（一）托合塔尔拜（霍布兰德的父亲）求子。（二）英雄外出娶妻。（三）英雄打败敌人娶到妻子。（四）英雄外出征战。（五）英雄在外受难。（六）英雄受到女子帮助而脱难。（七）英雄家乡受到攻击家人被俘。（八）英雄征战入侵家乡的敌人。（九）英雄与入侵的敌人作战。（十）英雄与曾经帮助过他的女子结婚（此处省略了很多的情节）。
从以上提取出的英雄的主要行动与鄂尔多斯史诗中英雄的行动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极其相似。如史诗《呼勒格泰莫日根》中外出征战娶妻的情节与霍布兰德出征娶妻时的情节十分相似，他们均打败了其他的求婚者，都在婚前得到了未婚妻的认可。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2]1-40中英雄经历了外出征战并娶妻，回到家乡后家乡被毁妻子父母被俘，英雄再次出征战胜入侵家乡的敌人。在打败敌人回到家乡后发现又有人入侵了他的家乡，英雄再次战胜了入侵的敌人。这里英雄与霍布兰德的整个人生经历都比较相似，均经历过外出娶亲、征战、征战后家乡被毁、出征毁掉家乡的敌人等，虽然在每个小情节上有的相差较远，但有些也会比较相似。当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绝不仅仅一部作品是这样的，像《英雄哈姆巴尔》[4]1-60如果单单只看英雄的经历，那么英雄也只是进行了征战、娶妻两个主要事件，还有如《英雄塔爾根》[4]263-315中的英雄如果忽略其他情节，也可以清晰地得出英雄的主要行为便是征战、娶亲、征战。甚至于对描写的爱情叙事诗《少女别姬克》[4]315-578进行相似的处理，会发现在《少女别姬克》中英雄外出娶亲的过程由一个人变为了两个人。并且蒙古史诗中的母题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许多母题均有相似之处，这点在乌日古木勒教授的《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6]一书和仁钦道尔吉的《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7]中进行过详细的比较，笔者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其次鄂尔多斯史诗不仅在情节结构上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有相似之处，甚至于在某些情节点对固定事件或对某些特定场景的描述也有相似之处。如二者在描写女子的面容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写道： 她悄悄来到了霍布兰德身边。
突然，天上无月却照进一缕月光，
突然，空中无日却洒下一抹阳光。
兩位勇士仔细抬打量，
才知晓是美人光鲜照人的容颜，
照的大牢墙壁通亮闪光。[4]154
在鄂尔多斯史诗中则是这样描写的：
伴侣红润的脸颊，
映得宫宇清新明亮，
她那红润的嘴唇，
也使毡壁熠熠生光。[2]366
这两处在描述女子姣好的面容时，均比喻女子的美貌可以发出光亮。而这种比喻面容可以发光发亮的修辞方式在蒙古史诗中也经常用以形容英雄，如“脸上放光，眼里冒火”。[2]338对英雄战斗时的描写两者也有相似的地方，如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鄂尔多斯史诗中，英雄与敌人如果选择了以相互射箭或砍杀的方式来进行战斗，英雄与敌人在开战前争辩谁先动手时，势必会是敌人先动手，比如：“唉，霍然，请你先动手吧，你一路追来太多辛苦”[4]521-522“你来自近处，理应先展示射技。”[2]9战斗时敌人射出的箭不是射偏了，便是无法穿透英雄的盔甲，而英雄射出的箭则一下便杀死敌人。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二者也有相似的地方。如与英雄相关的女性（姐妹或妻子），在英雄出征前会预言英雄出征时的遭遇并劝阻其出征。当英雄在外、家乡被毁回到家乡时，也会得到妻子的帮助或指引再次征战。英雄的性格也有相似之处，如他们都是执拗的，在出征前都不听劝阻执意出行，像《英雄霍布兰德》中他的妻子在他出行前劝阻他出行，而他完全不理会;《阿拉腾西胡尔图汗》[2]119-136中英雄的同伴甚至杀死了劝阻他们出行的喇嘛。
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虽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的差异较大，但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明确地得出，二者在文本的深处有非常强的相似性，这些相似的内容应该产生于它们最初曾经拥有相同的文学传统的时期，并且这种文学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二者在后期的发展。但两者从相同文学传统中如何继承发展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学风格与样式还要分别论述。
二、侧重于听众的哈萨克民间达斯坦
在讨论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走向问题时，必须先要确定这种叙事长诗在民间的存在形态。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属于口头叙事文学，虽然在晚期也产生了一些手抄本，但大多数都是演唱者用以记录已有的演唱底本，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改写，使演唱文本进一步完善。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演唱者被称为阿肯①，一般在阿肯对唱结束后，由失败的阿肯邀请胜利的阿肯演唱达斯坦。但在平时，也会有群众要求阿肯在特定场合演唱叙事长诗。出于这种存在形式，演唱者在每一次演唱时都无法避免地会结合在场听众的反馈而对已有的底本进行改造[8]。所以，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在阿肯手里应当是变得越来越富有表演性，以便于其在每一次弹唱时都可以牢牢地吸引听众。
这种改变体现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方方面面，首先在叙事上，演唱者会在不改变结局的情况下，为长诗增加情节或人物，以便使其更富有戏剧性。如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中均有一个情节是英雄外出征战，征服敌人后娶敌人女儿为妻。这一情节在鄂尔多斯史诗中非常直接，而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英雄霍布兰德》对该情节的改写堪称典范。在《英雄霍布兰德》中当英雄战胜入侵的波斯人后，受同伴蛊惑攻打阔布克特的领土而被俘，这时敌人的女儿出现，并且深深的爱上了霍布兰德。她帮助霍布兰德战胜了自己的父亲，与英雄和其同伴一起回家，路上却被英雄送给了他的同伴，到这里产生了第一次情节上的波动，女子为了爱情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结局却是不能与自己爱慕的人在一起，还被不解风情地送与了他人。后来通过征战女子用两个抢来的女俘虏换回了自己的自由身，又在关键时刻打败了自己的弟弟救了英雄的命，但英雄在胜利后虽与妻子结婚但却完全冷漠了女子，至此，可以说是情节上的第二次波动。后来又有敌人入侵，女子却在背后袭击了英雄，这时可以说达到了这个故事的高潮，但最后故事的结局还是英雄与女子结婚，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到这里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支线情节虽然跌宕起伏，但并未对主线故事的结局产生影响，反而会让听众对女子的命运产生怜悯，使他们更容易沉浸在弹唱这个过程中。与这个类似的还有《英雄哈姆巴尔》，卡尔梅克人通过武力威胁来强迫哈萨克女子嫁给他时， 演唱艺人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使者的角色，这个角色其实并未对史诗的主线情节产生影响，但他却对听众的情绪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原本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哈萨克族是不会将女儿嫁给敌人卡尔梅克人的，而这里出现的使者，他得势时的傲慢与失势时的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贪婪与丑恶，更使听众对这样一个使者产生了厌恶之情，并随之反对这桩婚事。像这样扩展出的子情节或人物用以使听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的现象还有很多。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喜欢穿插一些富有悲剧意味的情节，但这些情节并不会对整个故事的走向产生改变，它们穿插进来的最重要的意义可能便是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如《英雄塔尔根》中，英雄与敌人交战后将女子送与了敌人，但史诗艺人在后面立刻让女子说服了敌人，将他放回英雄身边。
在艺术手法上，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也要胜过鄂尔多斯史诗。在描绘一个女子的容貌时，鄂尔多斯史诗会直接描写，如“一口牙齿洁白晶莹，一双宛如柳叶的细眉，朱砂红色的温润嘴唇，说话的声音柔和优美。”或者比喻，如“像一株莲花开放”[4]254等。虽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也会用这些的方法来描写女子的容貌，但在描写女子的美貌时技法更为高超，如在《少女别姬克》中对别姬克美貌的描写。演出者先是进行了许多铺垫，夸赞别姬克的美丽，随后便让主人公追赶转场的队伍，从中寻找别姬克。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每追到一个美丽的女子，便以为这个美丽的女子是别姬克，演唱者便要仔细描写这个女子的美丽，但每次追到的姑娘都不是别姬克，这即从侧面烘托出了别姬克的美丽，也吸引了听众，使他们更加好奇别姬克的美丽，从而增强了演唱活动的表现力。 从阿肯们对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进行的改编，我们可以看出，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演唱过程中听众的感受应当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使演唱者们在改编文本时，不得不偏重于如何吸引聽众，使其更加投入到演唱活动中。如1989年时，一位担任水果公司经理的阿肯认为，那时即使是在乌鲁木齐也没有人对他的演唱感兴趣[8]。由这位阿肯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在阿肯弹唱活动中，听众可能要比他本人进行这项活动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便是演出活动中的主体应当是听众，阿肯的弹唱也需要向着讨好听众、吸引听众的方向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向着上面所论述的世俗化方向发展，其实这种发展也是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演唱形式的一种选择。
三、保守着程式的鄂尔多斯史诗
仁钦道尔吉先生对蒙古史诗的母题分类基本可以囊括鄂尔多斯史诗的母题，而且鄂尔多斯史诗似乎可以沿着他的分类方法进一步把每个母题的段落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发现，其实每位演唱者虽然使用了不完全相同的程式，但无论其差异有多大，在不违反情节结构的情况下，它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穿梭于任意一篇史诗的相同母题下。我们以史诗开篇的时间母题为例，选取三部差异较大的段落进行比较。
由以上三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母题的意义在于告知听众史诗所讲述的英雄事迹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无论是《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所描述的世界形成之时，还是《善良的孩子吉雅》中带有印度神话色彩的乳海须弥山的神话，或是像《英雄巴图乌力吉》这样的程式性段落，他们所承载的意义都是描述故事发生在久远的过去，所以完全可以进行互换。而这三者中选用哪一个，可能完全是演唱者在演唱活动中想到了哪个程式，他便用了哪个程式;也可能是史诗演唱者每个人都使用着固定的程式，由于出自不同演唱者之手，所以相互间差异较大。
正如朝戈金先生所说，母题是稳定的情节单元[10]。笔者结合上文认为，母题保持稳定的关键在于保留母题所蕴含的核心意义，只要保留着核心意义，史诗演唱者们便可以灵活地改编母体下的程式。这也就解释了《善良的孩子吉雅》时间程式中“达赖喇嘛还是个小沙弥，达延汗还是个顽皮的孩童”两句程式，它们并不是真实的指代历史中的二人，而是在演唱者生活的时代距离这二人已经比较遥远，演唱者通过编纂将这两位听众所熟悉的人物编入描述时间母题的程式中②，既丰富了这一程式，又使听众在听这一段时更有带入感。与这类似的改编如庆祝母题下，有的篇章里就产生了“宰杀了长有黑鬃的猪”[4]172这样并不应该出现在蒙古史诗中的情节，但其实这样的改写是为了丰富庆祝母题的程式。
鄂尔多斯史诗中同一母题下的程式长度也不尽相同，这其实也体现出史诗演唱艺人对同一母题下程式掌握度的不同，或者说不同的史诗演唱艺人对史诗的程式改编能力有差异。如描写英雄驻地的程式，在《阿力亚胡》[2]155-175中只有11行，而《阿拉腾西胡尔图汗》[2]119-137中却有53行之多，但这二者在两部史诗中所表达的意义却完全相同。这种同一母体下程式之间的相似性在两篇异文进行比较时尤为明显，但相同的程式下的母题有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情节。如《阿拉腾嘎鲁海可汗》的三个异文对可汗第一次战斗和外出娶妻的描写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节，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一）》中，英雄与班布尔泰的战斗是通过互相射箭，而《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二）》中则是二人见面交谈后便直接扭打在一起。在前者中，英雄出于不知如何处置班布尔泰的小女儿才将她纳为夫人，而《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三）》[2]71-119中则是斑布尔泰的小女儿主动要求嫁给英雄。虽然它们表现出了不同的情节，但它们所含的核心意义依然没有改变。有时也会发生史诗演唱者忘记程式的现象，如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一）》中时间母题的程式只剩“那是远古时代，故事发生在久远的过去”两句，失去了其他史诗中用繁复的话语描述或用创世神话来表述时间的久远，直接用直白的话语来表述其核心意义。
到这里，可以得出鄂尔多斯史诗的演唱者在对史诗进行加工时，重点是保留每个母题的核心意义。并且哪怕史诗演唱者忘记了这一母题下的程式或情节，他们也不会改变这一母题的核心意义。如在《好汉额日乐岱莫日根》[2]175-195中，额日乐岱莫日根在打败敌人返回家乡时，在路上遇到了八位老者，这八位老者邀请好汉观看下棋，文中既没有交代老者通过什么方式威胁了英雄，使英雄留下来观看下棋，也没有交代关于这八位老者的详细信息，只是无头无尾地插入了这一情节。但这个情节是有意义的，正因为英雄观看下棋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从而导致了家乡受到入侵。与这程式有相同意义的程式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则是英雄在外征战后娶妻导致耽误了时间。我们横向比较这两个程式时，会发现《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的娶妻情节在全文中都有意义，这个妻子在史诗的其他情节点上也有过多次出场，而《好汉额日乐岱莫日根》中的这一程式与民间故事中的情节结构类似。笔者认为，可能是演唱者在演唱这部史诗时，忘记了这一母题下的程式，从而从民间故事中借取了一个情节，用以表达这一母题要反映的核心意义。而这种借取势必会破坏史诗原本故事的完整性，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表明，在史诗演唱艺人的眼中，保留故事情节完整的必要性可能并不比保留每个母题所表达的核心意义重要。
还有一些史诗虽然已经没有了完整的情节，但依然保留着母题的核心意义。在《圣主博兀尔奇可汗》[2]236-270中，史诗对敌人的妻子与敌人的宫殿进行了赞美，而且从史诗对可汗与敌人的描写来看，二人应当是实力相当的对手，可汗也是通过小伎俩才战胜了敌人。虽然英雄最后收服敌人成为自己的将领，但通过史诗的情节并不能理解为何要将英雄的敌人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收服将领的母题在史诗《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也曾出现，可汗与被收服者在摔跤时也是难舍难分，但史诗《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并没有可汗使用伎俩与侧面赞美被收服者的母题。笔者结合这两点认为，这篇史诗应当产生了情节遗失的现象，但这样的现象发生后，史诗的弹唱艺人依然保留了赞美敌人妻子与敌人宫殿的母题。还有像《阿英嘎莫日根可汗》[2]137-155中，英雄在出征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劝他停止外出征战的少妇，但当英雄不听劝阻离开后，这个人物便再也没有出现在史诗中，但这里却出现了一个修饰少妇所居住的蒙古包的程式：“毡包只勒着缆绳，没有绑带箍”[4]149。与这一程式相似的形容方式在《聪明的苏不松·都日勒可汗格可汗》和《浩依图·莫根·泰蒙》中也有出现，它们是这样写的：“一顶洁白的蒙古包，周身无绕绳”[11]。和“我生活得非常好，住在没有围绳的白色帐房里”[13]297。前者中它代指了蟒古斯的住处，而后者则暗喻了牢房，这两者均有实际意义。通过比较可知，这一程式应当有实际意义，在这里可能暗示着少妇的身份，但史诗《阿英嘎莫日根可汗》中的情节并没有为我们解开这一谜题。综上，笔者认为这里史诗演唱者丢失了关于少妇的情节，但他却依然保留着关于少妇身份信息的程式。 结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知，鄂尔多斯史诗演唱艺人在传承史诗时，重点放在了程式或者母题上。从文本反映出的信息来看，史诗演唱艺人非常重视每个母题的核心意义，而史诗演唱艺人对已有史诗的改编，绝不会肆意改编史诗的情节，反而是小心翼翼地只在每个母题下的程式内部进行增删。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史诗传唱过程中使史诗保持情节稳定的重要因素。结合陈岗龙教授对鄂尔多斯史诗与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比较，史诗从16世纪至今在两地的传播过程中虽然产生了差异，但他们依然可以基本保持一致的故事情节。故此，笔者认为，这种对母题下核心意义的重视应当是东蒙古史诗流传过程中一个史诗演唱艺人所墨守的一个传统，正是由于这个传统，方使鄂尔多斯史诗呈现出现有的特征，当然，这与东蒙古地区并不繁盛的史诗演唱活动也有关系。
四、结语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之间的差距在于双方演唱者的侧重点不同，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注重听众感官的演出，鄂尔多斯史诗则墨守着史诗传唱的内部规律，这两点都在二者已被记录的文本中有所体现。但至于鄂尔多斯史诗墨守这种传承规律的意义是什么，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在脱离听众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文本中体现出的改编热情去继续传承，这些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才能弄清楚。从现有的文本资料来看，这二者确实是由于对演唱活动和传承传统的侧重不同而导致呈现出现有的状态。
注释：
①也称其为“吉拉乌”或“吉尔”，“吉拉乌”已经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吉尔”在达斯坦的传承过程中尤为重要，但他们几乎不会改写已有的底本，所以笔者认为，对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加工和改写的工作主要是有阿肯完成的。
②笔者认为，史诗的听众不一定都会了解乳海须弥山的神话，而达赖喇嘛和达延汗作为公众人物，更容易被听众所知。
参考文献：
[1]居玛吐尔地.论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类型及分类[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10.
[2]赵文工，等译编.鄂尔多斯史诗[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312.
[3]佚名.哈萨克民间达斯坦 第2卷[M].塔巴热克，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1-117.
[4]佚名.哈萨克民間达斯坦 第1卷[M].塔巴热克，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0.
[5]陈岗龙.鄂尔多斯史诗和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共性[J].民族文学研究，1999（2）：3-9.
[6]乌日古木勒.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仁钦道尔吉.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J].民族文学研究，2000（1）：17-25.
[8]克热木，居玛吐尔地，毕.中国突厥语诸民族民间达斯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9]赖希尔.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86.
[10]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 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243.
[11]郝苏民，选编.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84.
作者简介：海瑞，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哈萨克民间达斯坦;鄂尔多斯史诗;文本;叙事诗听众;演唱传统
蒙古民族与突厥语诸民族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经历过共同的历史时期。蒙古族与哈萨克族共享许多东北亚草原的文化遗产，如相似的生产方式、原理相近的乐器、类似的装饰图案以及二者之间都曾兴盛过的弹唱长篇叙事诗。但整个东部蒙古史诗篇章较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而言实属短小，并且其中也包涵过多的神话色彩。在晚期民族分化后，文化、经济、政治上有大量的交融，尤其是哈萨克族与地处东蒙古西侧的鄂尔多斯部地理上也比较相近。虽然鄂尔多斯史诗较东部蒙古其他史诗略带现实主义的色彩，但相较地缘相近的偏卫拉特史诗和民间故事的的乌拉特史诗而言，鄂尔多斯史诗还保留着东部蒙古史诗原有的基本特征，颇具代表性。
一、同源而来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相比较，乍一看除了均是长篇叙事诗外，好像再无联系。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对英雄与美女的爱情常常进行细致的描述，甚至有些学者在对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进行分类时直接会单独分出一类达斯坦为爱情达斯坦[1]。反观鄂尔多斯史诗，极少有赞美爱情的片段，只有在某些介乎于史诗与民间故事之间的叙事诗中才会描写一些英雄与女子相遇的场景，以及女子对英雄的爱慕[2]，但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相比，无论是在篇幅、数量、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都相去甚远。还有就是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有一批产生年代较晚的描写英雄事迹的达斯坦如《英雄阿布赉》《英雄哈班拜》《英雄贾尼别克》[3]等，其中的英雄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其原型，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哈萨克人面对的敌人也是十分的明确，如波斯人、卡尔梅克人，甚至于可以准确到噶尔丹[4]50这样的历史人物。与之相比鄂尔多斯史诗中的人物则完全难以与历史中的人物相对应，无论是英雄还是敌人。在鄂尔多斯史诗中的敌人大多以班布尔岱钦或蟒古斯的形象出现，多头的蟒古斯形象在蒙古史诗中非常常见;班布尔岱钦的形象是由于人民在封建时期经历了封建主之间的战争而留下的印记[5]，这二者均无法与历史上的人物相对应。史诗对英雄身份的交代虽然有时会占一定篇幅，但大多是程式性的句子，无法准确地将英雄与某位历史人物相对应。如在史诗《呼勒格泰莫日根》[2]345-365中是这样描写英雄的身世的：
在北山的山腰，
在连绵山峰的顶端，
在图里可河的源头，
有一座和谐漂亮的宫殿。
……
一位大可汗阿穆古朗，
正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大可汗阿穆古朗的儿子，
名叫呼勒格泰莫日根[2]345
根据以上描写，我们只能得到两个名字，并不能得到任何可以准确判断英雄身份的信息。
虽然鄂尔多斯史诗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相差极大，但其内部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大的方面来说，二者在情节结构上有相似之处，我们以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英雄霍布兰德》[4]61-263为例，将其中英雄的主要行动抽离出来与鄂尔多斯史诗进行比较（由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描写，而鄂尔多斯史诗中缺乏对爱情的描写，所以我们在提取与英雄行动相关的内容时选择放弃与爱情相关的内容）。
（一）托合塔尔拜（霍布兰德的父亲）求子。（二）英雄外出娶妻。（三）英雄打败敌人娶到妻子。（四）英雄外出征战。（五）英雄在外受难。（六）英雄受到女子帮助而脱难。（七）英雄家乡受到攻击家人被俘。（八）英雄征战入侵家乡的敌人。（九）英雄与入侵的敌人作战。（十）英雄与曾经帮助过他的女子结婚（此处省略了很多的情节）。
从以上提取出的英雄的主要行动与鄂尔多斯史诗中英雄的行动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极其相似。如史诗《呼勒格泰莫日根》中外出征战娶妻的情节与霍布兰德出征娶妻时的情节十分相似，他们均打败了其他的求婚者，都在婚前得到了未婚妻的认可。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2]1-40中英雄经历了外出征战并娶妻，回到家乡后家乡被毁妻子父母被俘，英雄再次出征战胜入侵家乡的敌人。在打败敌人回到家乡后发现又有人入侵了他的家乡，英雄再次战胜了入侵的敌人。这里英雄与霍布兰德的整个人生经历都比较相似，均经历过外出娶亲、征战、征战后家乡被毁、出征毁掉家乡的敌人等，虽然在每个小情节上有的相差较远，但有些也会比较相似。当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绝不仅仅一部作品是这样的，像《英雄哈姆巴尔》[4]1-60如果单单只看英雄的经历，那么英雄也只是进行了征战、娶妻两个主要事件，还有如《英雄塔爾根》[4]263-315中的英雄如果忽略其他情节，也可以清晰地得出英雄的主要行为便是征战、娶亲、征战。甚至于对描写的爱情叙事诗《少女别姬克》[4]315-578进行相似的处理，会发现在《少女别姬克》中英雄外出娶亲的过程由一个人变为了两个人。并且蒙古史诗中的母题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许多母题均有相似之处，这点在乌日古木勒教授的《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6]一书和仁钦道尔吉的《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7]中进行过详细的比较，笔者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其次鄂尔多斯史诗不仅在情节结构上与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有相似之处，甚至于在某些情节点对固定事件或对某些特定场景的描述也有相似之处。如二者在描写女子的面容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写道： 她悄悄来到了霍布兰德身边。
突然，天上无月却照进一缕月光，
突然，空中无日却洒下一抹阳光。
兩位勇士仔细抬打量，
才知晓是美人光鲜照人的容颜，
照的大牢墙壁通亮闪光。[4]154
在鄂尔多斯史诗中则是这样描写的：
伴侣红润的脸颊，
映得宫宇清新明亮，
她那红润的嘴唇，
也使毡壁熠熠生光。[2]366
这两处在描述女子姣好的面容时，均比喻女子的美貌可以发出光亮。而这种比喻面容可以发光发亮的修辞方式在蒙古史诗中也经常用以形容英雄，如“脸上放光，眼里冒火”。[2]338对英雄战斗时的描写两者也有相似的地方，如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鄂尔多斯史诗中，英雄与敌人如果选择了以相互射箭或砍杀的方式来进行战斗，英雄与敌人在开战前争辩谁先动手时，势必会是敌人先动手，比如：“唉，霍然，请你先动手吧，你一路追来太多辛苦”[4]521-522“你来自近处，理应先展示射技。”[2]9战斗时敌人射出的箭不是射偏了，便是无法穿透英雄的盔甲，而英雄射出的箭则一下便杀死敌人。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二者也有相似的地方。如与英雄相关的女性（姐妹或妻子），在英雄出征前会预言英雄出征时的遭遇并劝阻其出征。当英雄在外、家乡被毁回到家乡时，也会得到妻子的帮助或指引再次征战。英雄的性格也有相似之处，如他们都是执拗的，在出征前都不听劝阻执意出行，像《英雄霍布兰德》中他的妻子在他出行前劝阻他出行，而他完全不理会;《阿拉腾西胡尔图汗》[2]119-136中英雄的同伴甚至杀死了劝阻他们出行的喇嘛。
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虽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的差异较大，但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明确地得出，二者在文本的深处有非常强的相似性，这些相似的内容应该产生于它们最初曾经拥有相同的文学传统的时期，并且这种文学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二者在后期的发展。但两者从相同文学传统中如何继承发展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学风格与样式还要分别论述。
二、侧重于听众的哈萨克民间达斯坦
在讨论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走向问题时，必须先要确定这种叙事长诗在民间的存在形态。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属于口头叙事文学，虽然在晚期也产生了一些手抄本，但大多数都是演唱者用以记录已有的演唱底本，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改写，使演唱文本进一步完善。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演唱者被称为阿肯①，一般在阿肯对唱结束后，由失败的阿肯邀请胜利的阿肯演唱达斯坦。但在平时，也会有群众要求阿肯在特定场合演唱叙事长诗。出于这种存在形式，演唱者在每一次演唱时都无法避免地会结合在场听众的反馈而对已有的底本进行改造[8]。所以，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在阿肯手里应当是变得越来越富有表演性，以便于其在每一次弹唱时都可以牢牢地吸引听众。
这种改变体现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方方面面，首先在叙事上，演唱者会在不改变结局的情况下，为长诗增加情节或人物，以便使其更富有戏剧性。如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中均有一个情节是英雄外出征战，征服敌人后娶敌人女儿为妻。这一情节在鄂尔多斯史诗中非常直接，而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英雄霍布兰德》对该情节的改写堪称典范。在《英雄霍布兰德》中当英雄战胜入侵的波斯人后，受同伴蛊惑攻打阔布克特的领土而被俘，这时敌人的女儿出现，并且深深的爱上了霍布兰德。她帮助霍布兰德战胜了自己的父亲，与英雄和其同伴一起回家，路上却被英雄送给了他的同伴，到这里产生了第一次情节上的波动，女子为了爱情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结局却是不能与自己爱慕的人在一起，还被不解风情地送与了他人。后来通过征战女子用两个抢来的女俘虏换回了自己的自由身，又在关键时刻打败了自己的弟弟救了英雄的命，但英雄在胜利后虽与妻子结婚但却完全冷漠了女子，至此，可以说是情节上的第二次波动。后来又有敌人入侵，女子却在背后袭击了英雄，这时可以说达到了这个故事的高潮，但最后故事的结局还是英雄与女子结婚，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到这里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支线情节虽然跌宕起伏，但并未对主线故事的结局产生影响，反而会让听众对女子的命运产生怜悯，使他们更容易沉浸在弹唱这个过程中。与这个类似的还有《英雄哈姆巴尔》，卡尔梅克人通过武力威胁来强迫哈萨克女子嫁给他时， 演唱艺人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使者的角色，这个角色其实并未对史诗的主线情节产生影响，但他却对听众的情绪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原本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哈萨克族是不会将女儿嫁给敌人卡尔梅克人的，而这里出现的使者，他得势时的傲慢与失势时的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贪婪与丑恶，更使听众对这样一个使者产生了厌恶之情，并随之反对这桩婚事。像这样扩展出的子情节或人物用以使听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的现象还有很多。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中喜欢穿插一些富有悲剧意味的情节，但这些情节并不会对整个故事的走向产生改变，它们穿插进来的最重要的意义可能便是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如《英雄塔尔根》中，英雄与敌人交战后将女子送与了敌人，但史诗艺人在后面立刻让女子说服了敌人，将他放回英雄身边。
在艺术手法上，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也要胜过鄂尔多斯史诗。在描绘一个女子的容貌时，鄂尔多斯史诗会直接描写，如“一口牙齿洁白晶莹，一双宛如柳叶的细眉，朱砂红色的温润嘴唇，说话的声音柔和优美。”或者比喻，如“像一株莲花开放”[4]254等。虽然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也会用这些的方法来描写女子的容貌，但在描写女子的美貌时技法更为高超，如在《少女别姬克》中对别姬克美貌的描写。演出者先是进行了许多铺垫，夸赞别姬克的美丽，随后便让主人公追赶转场的队伍，从中寻找别姬克。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每追到一个美丽的女子，便以为这个美丽的女子是别姬克，演唱者便要仔细描写这个女子的美丽，但每次追到的姑娘都不是别姬克，这即从侧面烘托出了别姬克的美丽，也吸引了听众，使他们更加好奇别姬克的美丽，从而增强了演唱活动的表现力。 从阿肯们对哈萨克民间达斯坦进行的改编，我们可以看出，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的演唱过程中听众的感受应当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使演唱者们在改编文本时，不得不偏重于如何吸引聽众，使其更加投入到演唱活动中。如1989年时，一位担任水果公司经理的阿肯认为，那时即使是在乌鲁木齐也没有人对他的演唱感兴趣[8]。由这位阿肯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在阿肯弹唱活动中，听众可能要比他本人进行这项活动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便是演出活动中的主体应当是听众，阿肯的弹唱也需要向着讨好听众、吸引听众的方向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向着上面所论述的世俗化方向发展，其实这种发展也是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演唱形式的一种选择。
三、保守着程式的鄂尔多斯史诗
仁钦道尔吉先生对蒙古史诗的母题分类基本可以囊括鄂尔多斯史诗的母题，而且鄂尔多斯史诗似乎可以沿着他的分类方法进一步把每个母题的段落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发现，其实每位演唱者虽然使用了不完全相同的程式，但无论其差异有多大，在不违反情节结构的情况下，它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穿梭于任意一篇史诗的相同母题下。我们以史诗开篇的时间母题为例，选取三部差异较大的段落进行比较。
由以上三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母题的意义在于告知听众史诗所讲述的英雄事迹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无论是《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所描述的世界形成之时，还是《善良的孩子吉雅》中带有印度神话色彩的乳海须弥山的神话，或是像《英雄巴图乌力吉》这样的程式性段落，他们所承载的意义都是描述故事发生在久远的过去，所以完全可以进行互换。而这三者中选用哪一个，可能完全是演唱者在演唱活动中想到了哪个程式，他便用了哪个程式;也可能是史诗演唱者每个人都使用着固定的程式，由于出自不同演唱者之手，所以相互间差异较大。
正如朝戈金先生所说，母题是稳定的情节单元[10]。笔者结合上文认为，母题保持稳定的关键在于保留母题所蕴含的核心意义，只要保留着核心意义，史诗演唱者们便可以灵活地改编母体下的程式。这也就解释了《善良的孩子吉雅》时间程式中“达赖喇嘛还是个小沙弥，达延汗还是个顽皮的孩童”两句程式，它们并不是真实的指代历史中的二人，而是在演唱者生活的时代距离这二人已经比较遥远，演唱者通过编纂将这两位听众所熟悉的人物编入描述时间母题的程式中②，既丰富了这一程式，又使听众在听这一段时更有带入感。与这类似的改编如庆祝母题下，有的篇章里就产生了“宰杀了长有黑鬃的猪”[4]172这样并不应该出现在蒙古史诗中的情节，但其实这样的改写是为了丰富庆祝母题的程式。
鄂尔多斯史诗中同一母题下的程式长度也不尽相同，这其实也体现出史诗演唱艺人对同一母题下程式掌握度的不同，或者说不同的史诗演唱艺人对史诗的程式改编能力有差异。如描写英雄驻地的程式，在《阿力亚胡》[2]155-175中只有11行，而《阿拉腾西胡尔图汗》[2]119-137中却有53行之多，但这二者在两部史诗中所表达的意义却完全相同。这种同一母体下程式之间的相似性在两篇异文进行比较时尤为明显，但相同的程式下的母题有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情节。如《阿拉腾嘎鲁海可汗》的三个异文对可汗第一次战斗和外出娶妻的描写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节，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一）》中，英雄与班布尔泰的战斗是通过互相射箭，而《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二）》中则是二人见面交谈后便直接扭打在一起。在前者中，英雄出于不知如何处置班布尔泰的小女儿才将她纳为夫人，而《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三）》[2]71-119中则是斑布尔泰的小女儿主动要求嫁给英雄。虽然它们表现出了不同的情节，但它们所含的核心意义依然没有改变。有时也会发生史诗演唱者忘记程式的现象，如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一）》中时间母题的程式只剩“那是远古时代，故事发生在久远的过去”两句，失去了其他史诗中用繁复的话语描述或用创世神话来表述时间的久远，直接用直白的话语来表述其核心意义。
到这里，可以得出鄂尔多斯史诗的演唱者在对史诗进行加工时，重点是保留每个母题的核心意义。并且哪怕史诗演唱者忘记了这一母题下的程式或情节，他们也不会改变这一母题的核心意义。如在《好汉额日乐岱莫日根》[2]175-195中，额日乐岱莫日根在打败敌人返回家乡时，在路上遇到了八位老者，这八位老者邀请好汉观看下棋，文中既没有交代老者通过什么方式威胁了英雄，使英雄留下来观看下棋，也没有交代关于这八位老者的详细信息，只是无头无尾地插入了这一情节。但这个情节是有意义的，正因为英雄观看下棋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从而导致了家乡受到入侵。与这程式有相同意义的程式在《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则是英雄在外征战后娶妻导致耽误了时间。我们横向比较这两个程式时，会发现《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的娶妻情节在全文中都有意义，这个妻子在史诗的其他情节点上也有过多次出场，而《好汉额日乐岱莫日根》中的这一程式与民间故事中的情节结构类似。笔者认为，可能是演唱者在演唱这部史诗时，忘记了这一母题下的程式，从而从民间故事中借取了一个情节，用以表达这一母题要反映的核心意义。而这种借取势必会破坏史诗原本故事的完整性，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表明，在史诗演唱艺人的眼中，保留故事情节完整的必要性可能并不比保留每个母题所表达的核心意义重要。
还有一些史诗虽然已经没有了完整的情节，但依然保留着母题的核心意义。在《圣主博兀尔奇可汗》[2]236-270中，史诗对敌人的妻子与敌人的宫殿进行了赞美，而且从史诗对可汗与敌人的描写来看，二人应当是实力相当的对手，可汗也是通过小伎俩才战胜了敌人。虽然英雄最后收服敌人成为自己的将领，但通过史诗的情节并不能理解为何要将英雄的敌人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收服将领的母题在史诗《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也曾出现，可汗与被收服者在摔跤时也是难舍难分，但史诗《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并没有可汗使用伎俩与侧面赞美被收服者的母题。笔者结合这两点认为，这篇史诗应当产生了情节遗失的现象，但这样的现象发生后，史诗的弹唱艺人依然保留了赞美敌人妻子与敌人宫殿的母题。还有像《阿英嘎莫日根可汗》[2]137-155中，英雄在出征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劝他停止外出征战的少妇，但当英雄不听劝阻离开后，这个人物便再也没有出现在史诗中，但这里却出现了一个修饰少妇所居住的蒙古包的程式：“毡包只勒着缆绳，没有绑带箍”[4]149。与这一程式相似的形容方式在《聪明的苏不松·都日勒可汗格可汗》和《浩依图·莫根·泰蒙》中也有出现，它们是这样写的：“一顶洁白的蒙古包，周身无绕绳”[11]。和“我生活得非常好，住在没有围绳的白色帐房里”[13]297。前者中它代指了蟒古斯的住处，而后者则暗喻了牢房，这两者均有实际意义。通过比较可知，这一程式应当有实际意义，在这里可能暗示着少妇的身份，但史诗《阿英嘎莫日根可汗》中的情节并没有为我们解开这一谜题。综上，笔者认为这里史诗演唱者丢失了关于少妇的情节，但他却依然保留着关于少妇身份信息的程式。 结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知，鄂尔多斯史诗演唱艺人在传承史诗时，重点放在了程式或者母题上。从文本反映出的信息来看，史诗演唱艺人非常重视每个母题的核心意义，而史诗演唱艺人对已有史诗的改编，绝不会肆意改编史诗的情节，反而是小心翼翼地只在每个母题下的程式内部进行增删。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史诗传唱过程中使史诗保持情节稳定的重要因素。结合陈岗龙教授对鄂尔多斯史诗与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比较，史诗从16世纪至今在两地的传播过程中虽然产生了差异，但他们依然可以基本保持一致的故事情节。故此，笔者认为，这种对母题下核心意义的重视应当是东蒙古史诗流传过程中一个史诗演唱艺人所墨守的一个传统，正是由于这个传统，方使鄂尔多斯史诗呈现出现有的特征，当然，这与东蒙古地区并不繁盛的史诗演唱活动也有关系。
四、结语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与鄂尔多斯史诗之间的差距在于双方演唱者的侧重点不同，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注重听众感官的演出，鄂尔多斯史诗则墨守着史诗传唱的内部规律，这两点都在二者已被记录的文本中有所体现。但至于鄂尔多斯史诗墨守这种传承规律的意义是什么，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在脱离听众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文本中体现出的改编热情去继续传承，这些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才能弄清楚。从现有的文本资料来看，这二者确实是由于对演唱活动和传承传统的侧重不同而导致呈现出现有的状态。
注释：
①也称其为“吉拉乌”或“吉尔”，“吉拉乌”已经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吉尔”在达斯坦的传承过程中尤为重要，但他们几乎不会改写已有的底本，所以笔者认为，对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加工和改写的工作主要是有阿肯完成的。
②笔者认为，史诗的听众不一定都会了解乳海须弥山的神话，而达赖喇嘛和达延汗作为公众人物，更容易被听众所知。
参考文献：
[1]居玛吐尔地.论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类型及分类[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10.
[2]赵文工，等译编.鄂尔多斯史诗[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312.
[3]佚名.哈萨克民间达斯坦 第2卷[M].塔巴热克，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1-117.
[4]佚名.哈萨克民間达斯坦 第1卷[M].塔巴热克，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0.
[5]陈岗龙.鄂尔多斯史诗和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共性[J].民族文学研究，1999（2）：3-9.
[6]乌日古木勒.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仁钦道尔吉.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J].民族文学研究，2000（1）：17-25.
[8]克热木，居玛吐尔地，毕.中国突厥语诸民族民间达斯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9]赖希尔.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86.
[10]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 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243.
[11]郝苏民，选编.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84.
作者简介：海瑞，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