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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在其第四部作品《爱妻》中以一个由跨种族婚姻和领养组成的混合式的家庭为着眼点,并由此反对以血源纯洁性来衡量一个家庭特别是一个美国家庭。以家庭为代表,任璧莲进而提出在当今多元化时代应重新界定美国人,由此她超越了族裔、文化和国家进行分类的本质主义式的身份模式,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了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在身份问题上产生的困惑。
关键词:任璧莲 《爱妻》 身份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任璧莲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
“身份”源自于英语里的“identity”,本义为“同一性”、“一致性”。在文化研究中,它多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
本质主义的身份观认为身份存在其内在的稳定性,它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结于某一族群或人群的身份上,认为个人的身份是自然拥有的或是生成的。反本质主义或者说非本质主义实际上是对本质主义理性的一种颠覆,所谓的反本质主义身份观就是把身份的形成视为一种建构的过程,主张身份是由其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来决定的,认为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是强加的、分裂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开放的。在另一个层次上,当我们疏离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主体观的关系时发现,前者与后者一脉相承。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的非中心化思潮、解构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质主义的那种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追求不随时空变化的永恒本质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在后现代的主体观念里,整体统一的、稳定的身份变得破碎了,“主体不只包含着一个,而是好几个,有时还是相互矛盾或者未决定的身份。”可以说,后现代的主体被界定为没有固定本质或者永恒的身份。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身份是建构的、流动的和变化的,这种后现代身份观实际上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异曲同工,这两者相互作用,对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众多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之中,任璧莲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思想完美的诠释者,其作品有着强烈的后现代性。在其作品中,她将华人移民问题与其它移民和族裔问题结合起来,超越了族裔、文化和国家进行分类的本质主义式的身份模式,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了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在身份问题上产生的困惑。可以说她“开辟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方向”,代表了华裔文学发展的另一种走向。任璧莲也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在一次与单德兴的访谈中表示:“身为反本质论者,我很相信改变”,同时她声称:“我的立场——是很反本质论式的。……每个所谓‘族裔集团’的族裔都是由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其中存在着自由。……许多人认为族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促使任璧莲对固定的、过去确定性的身份概念进行挑战,从而拓展身份建构新的可能性。
二 《爱妻》中体现的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
在《爱妻》中,任璧莲给我们刻画的是一个多种族的家庭,这个家庭里的孩子有领养的,也有婚生的不同种族的结晶,这个家庭是一个全新的美国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因为任璧莲本人以这一家庭为依托,试图展现给我们的是她的一个美好愿望:美国家庭应是超越种族、民族及国家的,同时对美国人的界定也应是这样的,这才是适应当今多元化社会的形式。
小说的男主人公卡内基是一个华裔美国人,他在心理上十分认同“美国公民”的身份,中国文化对他来讲是陌生的。兰的出现唤起了卡内基强烈的寻根愿望。他开始在网上搜寻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并学习中文。然而,在任璧莲的眼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一切身份都会随外界的语境的变化不断的转变,即便在一个家庭中,所有的成员的身份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暂时的。正当卡内基开始逐渐认同华裔身份的时候,一本家谱揭示了他的真正身份。他居然是被王妈妈收养的孩子,来自中国大陆的兰才是王妈妈的亲身女儿。卡内基从“自然”的身份滑向了被“收养”的身份。先前被认为是华裔后裔的卡内基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族裔身份是什么。这一主要人物身份出人意料的变化充分印证了任璧莲对身份所持的反本质主义观:每个人的身份都在变化之中,身份的本质就是流动的,身份的自由变化都基于人们对自由和各族裔平等的追求。
妻子布朗蒂真名叫珍妮,因为王妈妈一直不喜欢儿子娶这位白人女子为妻,所以一直都称珍妮为布朗蒂(Blondie)。就连丈夫卡内基都习惯了这种名字的叫法,甚至连珍妮本人也默认了这种称谓。无论从文化人类学还是从知识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给予陌生的东西以熟悉的名字,其根本的动机都是为了控制被呼唤的事物,使之成为主体的掌控之物。“布朗蒂”在英语里的意思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子,在王妈妈眼中,珍妮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布朗蒂”,她不拥有王妈妈所熟悉的黑头发和黄皮肤,在王妈妈眼中她就是一个陌生的、来自异族的“他者”。而王妈妈称她为布朗蒂,并不完全是为了控制这个“他者”,而主要是为了抵制这个闯入的“他者”,暗示珍妮虽然成为卡内基的妻子,但在这个家庭中,她的身份地位永远得不到承认。等王妈妈死后,兰的出现让她感到了危机,因为从外表上看兰和自己的丈夫及领养的两个女儿才是一家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倒像是外人一样。为此她辞掉工作,努力维持家庭,并介绍别人给兰认识让她和别人结婚,可最后转了一圈后她还是承认王妈妈赢了,自己输了,并与丈夫离婚搬出自己一直捍卫的家。搬出王家后,布朗蒂又重新起用自己原来的名字“珍妮”,恢复了自己原来的身份。此时的她可以不被任何人所控制,也不用在他者的凝视下生活。一直以来白人至上的美国主流社会都在对少数族裔美国人进行着一种无言式的压迫与歧视,后者一直处于“他者”的地位,被当成异类,但是在任璧莲的笔下情况却恰恰相反。在王家这个新式家庭里,处于“他者”的地位并被当成异类却是白人布朗蒂。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白人,她与儿子贝利是与其它几个家庭成员外貌差异最大的两个人,他们成为这个“即兴”家庭里的“他者”。小说中,温蒂多次通过镜子来建构布朗蒂作为母亲的形象,这也暗示了布朗蒂作为镜子中的“他者”,始终处于一种被凝视的状态中。布朗蒂在这个家中惶恐地扮演着母亲、妻子的角色。兰的到来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她认为兰是王妈妈从坟墓里给卡内基送来的爱妾。在白人为主流群体的美国社会里,在这样一个华裔家庭里,对身份危机感受最深却是布朗蒂,可以说,这完全打破了过去人们对族裔身份的刻板印象,颠覆了人们对少数族裔一直的错误看法。任璧莲以开阔的视野重新定义了美国人,“扩大了移民的经历,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把美国还给美国”。
在这个新式的美国家庭里,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家庭中维系父母与儿女的唯一纽带。卡内基夫妇与两个女儿都没有血缘关系。女儿丽兹慢慢懂事后开始有了身份意识。令她非常困惑的是她连自己属于哪个族裔都不清楚。丽兹初期建构自己的身份就是以母亲布朗蒂为参照物。从她被领养的那天开始,丽兹每天就在家中面对与自己外貌迥异的母亲,错位的认同感让她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她盲目地模仿布朗蒂的行为举止,将自己的黑色头发染成金色。然而参照布朗蒂,她无法建构自己的身份,而兰的出现让丽兹重新看到了身份建构的希望,她唤醒了自己内心世界潜藏的那种认同感。从兰的身上丽兹隐约地看到了真正的母亲的影子。兰给她带来熟悉、亲切的感觉,于是丽兹开始不自觉地以兰作为参照物,她开始学习汉语,将自己的头发又染成了黑色。丽兹这种建构身份的方式其实很符合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即婴儿通过对镜中影像的想象性认同而建立了最初的自我认同感。实际上,镜像阶段是一个自欺的瞬间,自我建立在一种想象性的认同上。在拉康看来,“我”这个概念的获得,是我们通过发现世界上的某个客体或个人映出了“我”。这个客体或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认同它——但它又不是我们自身,而是某种异己的东西。按照拉康镜像理论,自我身份的形成必然会依赖于对他者的参照,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媒介或作为一种先在模式,主动的自我形象才能被建构起来。丽兹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只能寻找身边的“他者”为参照物,建构自己的形象,这个人物的刻画再度反映出任璧莲想要揭示给读者的身份观及人在面对自己复杂的身份时的困惑心情。
而对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兰来讲,美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王家人除了布朗蒂和贝利之外,其它人都让她感到亲切,因为他们跟她一样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布朗蒂让她觉得“非常虚伪”,所以她与布朗蒂始终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但卡内基与他的两个女儿都很喜欢她,一个是他们外表上非常相近,同时兰儿也深深唤起他们对中国强烈的寻根愿望。小说接近结尾时,兰终于和他们在法律上成了一家人并以女主人的身份再次搬进了他家,可任璧莲并没有到此为止,故事的最后,不论是孩子还是卡内基自己都发现了虽然外表相同,但在心里他们爱的却是布朗蒂,而兰也发现自己与卡内基一家的距离。任璧莲在这里给我们设置这样一个突变,更深刻的让读者感受到身份流动变化而复杂的本质,可以说,这一结尾是出人意料的但又非常发人深省,同时作者还揭示出兰最终对美国人的认识也加深了,她知道:美国人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人了,我们可以结合任璧莲《莫娜在希望之乡》中的莫娜对美国人的理解“美国人意味着你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来印证兰对美国人的理解,由此表明任璧莲心中对美国人的全新阐释。
三 结语
任璧莲《爱妻》中各个人物的身份都是既“存在”又“变化”的,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他们的身份带有混杂性、可变性、转换性、临时性、偶然性和试验性,这些形象似曾相识又觉得陌生,可以说这些形象就是美国社会多元化下的真实写照。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创作,任璧莲为我们重新诠释了“美国家庭”的概念,提供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族裔新式家庭的可能性。她摒弃族裔间的区别,解构刻板过时的身份概念,为我们重新定义了美国人,有力地回击了以白人为标志来认定美国国家身份的本质主义式观念。反本质主义的文化立场在她作品中得到了积极地回应,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创作倾向的指引下,我们才得以在其作品中看到人物身份的流动、身份的表演。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当今的美国社会随着多元文化的渗透,过去那种对少数族裔身份认同方式已经成为过去,为此人们应摒弃以前对少数族裔的不正确想法,共同朝着各族裔真正平等、自由的目标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静:《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Stuart 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in Stuart Hall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ed.Modernity and its Features.Cambridge Polity Press,p276.
[3] 单德兴、何文敬:《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4年版。
[4] 单德兴、王德威:《对话与交流》,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5]Matsukawa,“JenGish-Interviews”.MELUS.Volume18,Number4(Winter1993),p111-112.
[6]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164.
[7] Gish Ren.The Love Wife[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
[8] Gish Jen.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Z].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
作者简介:关冬梅,女,1978—,黑龙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华裔文学,工作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关键词:任璧莲 《爱妻》 身份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任璧莲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
“身份”源自于英语里的“identity”,本义为“同一性”、“一致性”。在文化研究中,它多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
本质主义的身份观认为身份存在其内在的稳定性,它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结于某一族群或人群的身份上,认为个人的身份是自然拥有的或是生成的。反本质主义或者说非本质主义实际上是对本质主义理性的一种颠覆,所谓的反本质主义身份观就是把身份的形成视为一种建构的过程,主张身份是由其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来决定的,认为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是强加的、分裂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开放的。在另一个层次上,当我们疏离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主体观的关系时发现,前者与后者一脉相承。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的非中心化思潮、解构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质主义的那种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追求不随时空变化的永恒本质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在后现代的主体观念里,整体统一的、稳定的身份变得破碎了,“主体不只包含着一个,而是好几个,有时还是相互矛盾或者未决定的身份。”可以说,后现代的主体被界定为没有固定本质或者永恒的身份。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身份是建构的、流动的和变化的,这种后现代身份观实际上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异曲同工,这两者相互作用,对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众多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之中,任璧莲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思想完美的诠释者,其作品有着强烈的后现代性。在其作品中,她将华人移民问题与其它移民和族裔问题结合起来,超越了族裔、文化和国家进行分类的本质主义式的身份模式,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了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在身份问题上产生的困惑。可以说她“开辟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方向”,代表了华裔文学发展的另一种走向。任璧莲也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在一次与单德兴的访谈中表示:“身为反本质论者,我很相信改变”,同时她声称:“我的立场——是很反本质论式的。……每个所谓‘族裔集团’的族裔都是由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其中存在着自由。……许多人认为族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促使任璧莲对固定的、过去确定性的身份概念进行挑战,从而拓展身份建构新的可能性。
二 《爱妻》中体现的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
在《爱妻》中,任璧莲给我们刻画的是一个多种族的家庭,这个家庭里的孩子有领养的,也有婚生的不同种族的结晶,这个家庭是一个全新的美国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因为任璧莲本人以这一家庭为依托,试图展现给我们的是她的一个美好愿望:美国家庭应是超越种族、民族及国家的,同时对美国人的界定也应是这样的,这才是适应当今多元化社会的形式。
小说的男主人公卡内基是一个华裔美国人,他在心理上十分认同“美国公民”的身份,中国文化对他来讲是陌生的。兰的出现唤起了卡内基强烈的寻根愿望。他开始在网上搜寻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并学习中文。然而,在任璧莲的眼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一切身份都会随外界的语境的变化不断的转变,即便在一个家庭中,所有的成员的身份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暂时的。正当卡内基开始逐渐认同华裔身份的时候,一本家谱揭示了他的真正身份。他居然是被王妈妈收养的孩子,来自中国大陆的兰才是王妈妈的亲身女儿。卡内基从“自然”的身份滑向了被“收养”的身份。先前被认为是华裔后裔的卡内基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族裔身份是什么。这一主要人物身份出人意料的变化充分印证了任璧莲对身份所持的反本质主义观:每个人的身份都在变化之中,身份的本质就是流动的,身份的自由变化都基于人们对自由和各族裔平等的追求。
妻子布朗蒂真名叫珍妮,因为王妈妈一直不喜欢儿子娶这位白人女子为妻,所以一直都称珍妮为布朗蒂(Blondie)。就连丈夫卡内基都习惯了这种名字的叫法,甚至连珍妮本人也默认了这种称谓。无论从文化人类学还是从知识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给予陌生的东西以熟悉的名字,其根本的动机都是为了控制被呼唤的事物,使之成为主体的掌控之物。“布朗蒂”在英语里的意思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子,在王妈妈眼中,珍妮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布朗蒂”,她不拥有王妈妈所熟悉的黑头发和黄皮肤,在王妈妈眼中她就是一个陌生的、来自异族的“他者”。而王妈妈称她为布朗蒂,并不完全是为了控制这个“他者”,而主要是为了抵制这个闯入的“他者”,暗示珍妮虽然成为卡内基的妻子,但在这个家庭中,她的身份地位永远得不到承认。等王妈妈死后,兰的出现让她感到了危机,因为从外表上看兰和自己的丈夫及领养的两个女儿才是一家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倒像是外人一样。为此她辞掉工作,努力维持家庭,并介绍别人给兰认识让她和别人结婚,可最后转了一圈后她还是承认王妈妈赢了,自己输了,并与丈夫离婚搬出自己一直捍卫的家。搬出王家后,布朗蒂又重新起用自己原来的名字“珍妮”,恢复了自己原来的身份。此时的她可以不被任何人所控制,也不用在他者的凝视下生活。一直以来白人至上的美国主流社会都在对少数族裔美国人进行着一种无言式的压迫与歧视,后者一直处于“他者”的地位,被当成异类,但是在任璧莲的笔下情况却恰恰相反。在王家这个新式家庭里,处于“他者”的地位并被当成异类却是白人布朗蒂。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白人,她与儿子贝利是与其它几个家庭成员外貌差异最大的两个人,他们成为这个“即兴”家庭里的“他者”。小说中,温蒂多次通过镜子来建构布朗蒂作为母亲的形象,这也暗示了布朗蒂作为镜子中的“他者”,始终处于一种被凝视的状态中。布朗蒂在这个家中惶恐地扮演着母亲、妻子的角色。兰的到来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她认为兰是王妈妈从坟墓里给卡内基送来的爱妾。在白人为主流群体的美国社会里,在这样一个华裔家庭里,对身份危机感受最深却是布朗蒂,可以说,这完全打破了过去人们对族裔身份的刻板印象,颠覆了人们对少数族裔一直的错误看法。任璧莲以开阔的视野重新定义了美国人,“扩大了移民的经历,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把美国还给美国”。
在这个新式的美国家庭里,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家庭中维系父母与儿女的唯一纽带。卡内基夫妇与两个女儿都没有血缘关系。女儿丽兹慢慢懂事后开始有了身份意识。令她非常困惑的是她连自己属于哪个族裔都不清楚。丽兹初期建构自己的身份就是以母亲布朗蒂为参照物。从她被领养的那天开始,丽兹每天就在家中面对与自己外貌迥异的母亲,错位的认同感让她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她盲目地模仿布朗蒂的行为举止,将自己的黑色头发染成金色。然而参照布朗蒂,她无法建构自己的身份,而兰的出现让丽兹重新看到了身份建构的希望,她唤醒了自己内心世界潜藏的那种认同感。从兰的身上丽兹隐约地看到了真正的母亲的影子。兰给她带来熟悉、亲切的感觉,于是丽兹开始不自觉地以兰作为参照物,她开始学习汉语,将自己的头发又染成了黑色。丽兹这种建构身份的方式其实很符合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即婴儿通过对镜中影像的想象性认同而建立了最初的自我认同感。实际上,镜像阶段是一个自欺的瞬间,自我建立在一种想象性的认同上。在拉康看来,“我”这个概念的获得,是我们通过发现世界上的某个客体或个人映出了“我”。这个客体或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认同它——但它又不是我们自身,而是某种异己的东西。按照拉康镜像理论,自我身份的形成必然会依赖于对他者的参照,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媒介或作为一种先在模式,主动的自我形象才能被建构起来。丽兹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只能寻找身边的“他者”为参照物,建构自己的形象,这个人物的刻画再度反映出任璧莲想要揭示给读者的身份观及人在面对自己复杂的身份时的困惑心情。
而对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兰来讲,美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王家人除了布朗蒂和贝利之外,其它人都让她感到亲切,因为他们跟她一样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布朗蒂让她觉得“非常虚伪”,所以她与布朗蒂始终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但卡内基与他的两个女儿都很喜欢她,一个是他们外表上非常相近,同时兰儿也深深唤起他们对中国强烈的寻根愿望。小说接近结尾时,兰终于和他们在法律上成了一家人并以女主人的身份再次搬进了他家,可任璧莲并没有到此为止,故事的最后,不论是孩子还是卡内基自己都发现了虽然外表相同,但在心里他们爱的却是布朗蒂,而兰也发现自己与卡内基一家的距离。任璧莲在这里给我们设置这样一个突变,更深刻的让读者感受到身份流动变化而复杂的本质,可以说,这一结尾是出人意料的但又非常发人深省,同时作者还揭示出兰最终对美国人的认识也加深了,她知道:美国人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人了,我们可以结合任璧莲《莫娜在希望之乡》中的莫娜对美国人的理解“美国人意味着你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来印证兰对美国人的理解,由此表明任璧莲心中对美国人的全新阐释。
三 结语
任璧莲《爱妻》中各个人物的身份都是既“存在”又“变化”的,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他们的身份带有混杂性、可变性、转换性、临时性、偶然性和试验性,这些形象似曾相识又觉得陌生,可以说这些形象就是美国社会多元化下的真实写照。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创作,任璧莲为我们重新诠释了“美国家庭”的概念,提供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族裔新式家庭的可能性。她摒弃族裔间的区别,解构刻板过时的身份概念,为我们重新定义了美国人,有力地回击了以白人为标志来认定美国国家身份的本质主义式观念。反本质主义的文化立场在她作品中得到了积极地回应,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创作倾向的指引下,我们才得以在其作品中看到人物身份的流动、身份的表演。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当今的美国社会随着多元文化的渗透,过去那种对少数族裔身份认同方式已经成为过去,为此人们应摒弃以前对少数族裔的不正确想法,共同朝着各族裔真正平等、自由的目标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静:《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Stuart 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in Stuart Hall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ed.Modernity and its Features.Cambridge Polity Press,p276.
[3] 单德兴、何文敬:《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4年版。
[4] 单德兴、王德威:《对话与交流》,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5]Matsukawa,“JenGish-Interviews”.MELUS.Volume18,Number4(Winter1993),p111-112.
[6]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164.
[7] Gish Ren.The Love Wife[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
[8] Gish Jen.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Z].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
作者简介:关冬梅,女,1978—,黑龙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华裔文学,工作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