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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从美国归来不久年的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次年在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胡适说：“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胡适此言不虚，此书确实开启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大门，堪称典范之作。胡适1910年进入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不久转入文学院修哲学，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胡适掌握了西方近现代学理论和方法并加以运用。如，用进化观点和历史演进的眼光审查史料，用批判态度、考证方法和用严密的逻辑系统地研究和构建体系化的现代著述形式等。
胡适生于皖南绩溪县，他的家乡产生过乾嘉时代皖派学者“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孙三人）。他于青少年时期深受先贤影响，熟悉乾嘉考证方法。《中国哲学史大纲》熟练的运用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把经史研究贯通成有组织的系统，超越了乾嘉各家成就。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大纲》成为中国哲学史“开山之作”，尽管在《大纲》之前已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出版。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页）
中国古代至近代，只有经学、子学、道学、小学等，并无“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所谓哲学完全对应的学科，“哲学史”这一学科也是中国所没有的。“哲学”概念及其学科源自西方，经日本翻译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借助西方哲学中的概念、范畴、思路及叙述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创造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不应只局限于中国哲学范畴，而应该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哲学及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吸收西方思想的精华，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哲学史科学。胡适同样具有深厚的国学的功底，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第一个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任务，主张将西方近代学者审查史料的方法与眼光与中国乾嘉学派严禁考证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
《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史料的重要性：“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充分占有和把握丰富的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文物等，一切从史料出发，所有观点都必须在史料中找到根据。用胡适的话说就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根本工夫。
《中国哲学史大纲》充分体现了胡适的治学和研究方法，也即他的哲学方式，这就是一切从实证出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虽然是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口号，但是在《大纲》中已有体现。“大胆的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脱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的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细心地证明。小心求证是一种严谨务实的态度，即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因此“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体现出了疑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即不轻信古人，不轻信权威，一切以证据说话。
在胡适之前讲授《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虽然熟悉各种古代典籍，无法成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人，因为他迷信前人的观点。陈汉章讲哲学史先从上古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的《洪范》，其实大半只是传说和后人的编造而已。而胡适走上讲坛之后则重编讲义，开头便是“中国哲学结胎时代”一章，以诗经作为时代的说明，抛开三皇五帝以至夏商，径直从周宣王以后开始讲，以老子、孔子为中国哲学的开端。胡适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做史料，正难决定。梅賾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如《皋陶谟》的‘凤皇来仪’、‘百兽率舞’，如《金滕》的‘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乃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这岂可用作史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3-24页）
事实上，老子、孔子之前虽有哲学思想但无系统的哲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胡适在崇古思潮盛行的中国截断众流，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将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国哲学史的源头，博得蔡元培先生由衷赞叹：“这是何等的手段！”
《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了哲学史研究有三个目的，即明变、求因和评判，体现了胡适中国哲学史中研究的具体方法。明变是指研究古今思想严格变迁的线索，求因则是进一步寻找严格变迁的原因，评判是指研究者还须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所在。胡适认为，学说的价值大致可分为三种：学说在当时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以及学说的结果可以造出什么样的人格。胡适“三目的说”，表现出了高明的历史眼光和科学的精神，足以为后人师法。
胡适认为，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有很多前因后果的，一种学说只是其中的“一段”，起着承，如果不研究其后果便不能了解其在历史上的位置。学术思想的前因包括那一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以及当时思想潮流。“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54页）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
[2]《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4]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5]宋宽锋.《学院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
[6]金春峰.《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
[7]陈其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
胡适生于皖南绩溪县，他的家乡产生过乾嘉时代皖派学者“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孙三人）。他于青少年时期深受先贤影响，熟悉乾嘉考证方法。《中国哲学史大纲》熟练的运用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把经史研究贯通成有组织的系统，超越了乾嘉各家成就。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大纲》成为中国哲学史“开山之作”，尽管在《大纲》之前已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出版。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页）
中国古代至近代，只有经学、子学、道学、小学等，并无“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所谓哲学完全对应的学科，“哲学史”这一学科也是中国所没有的。“哲学”概念及其学科源自西方，经日本翻译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借助西方哲学中的概念、范畴、思路及叙述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创造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不应只局限于中国哲学范畴，而应该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哲学及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吸收西方思想的精华，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哲学史科学。胡适同样具有深厚的国学的功底，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第一个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任务，主张将西方近代学者审查史料的方法与眼光与中国乾嘉学派严禁考证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
《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史料的重要性：“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充分占有和把握丰富的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文物等，一切从史料出发，所有观点都必须在史料中找到根据。用胡适的话说就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根本工夫。
《中国哲学史大纲》充分体现了胡适的治学和研究方法，也即他的哲学方式，这就是一切从实证出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虽然是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口号，但是在《大纲》中已有体现。“大胆的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脱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的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细心地证明。小心求证是一种严谨务实的态度，即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因此“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体现出了疑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即不轻信古人，不轻信权威，一切以证据说话。
在胡适之前讲授《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虽然熟悉各种古代典籍，无法成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人，因为他迷信前人的观点。陈汉章讲哲学史先从上古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的《洪范》，其实大半只是传说和后人的编造而已。而胡适走上讲坛之后则重编讲义，开头便是“中国哲学结胎时代”一章，以诗经作为时代的说明，抛开三皇五帝以至夏商，径直从周宣王以后开始讲，以老子、孔子为中国哲学的开端。胡适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做史料，正难决定。梅賾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如《皋陶谟》的‘凤皇来仪’、‘百兽率舞’，如《金滕》的‘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乃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这岂可用作史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3-24页）
事实上，老子、孔子之前虽有哲学思想但无系统的哲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胡适在崇古思潮盛行的中国截断众流，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将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国哲学史的源头，博得蔡元培先生由衷赞叹：“这是何等的手段！”
《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了哲学史研究有三个目的，即明变、求因和评判，体现了胡适中国哲学史中研究的具体方法。明变是指研究古今思想严格变迁的线索，求因则是进一步寻找严格变迁的原因，评判是指研究者还须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所在。胡适认为，学说的价值大致可分为三种：学说在当时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以及学说的结果可以造出什么样的人格。胡适“三目的说”，表现出了高明的历史眼光和科学的精神，足以为后人师法。
胡适认为，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有很多前因后果的，一种学说只是其中的“一段”，起着承，如果不研究其后果便不能了解其在历史上的位置。学术思想的前因包括那一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以及当时思想潮流。“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54页）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
[2]《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4]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5]宋宽锋.《学院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
[6]金春峰.《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
[7]陈其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