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邓小平率北方局干部在单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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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开创冀南、冀鲁豫边区对敌斗争的新局面,1944年9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及军区司令部由山东省观城县红庙进驻清丰县单拐村,领导着东到津浦,南跨陇海,西临平汉,北靠石德的广大地区。这里成了联结华北、华中的战略枢纽。

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1944年7月,冀鲁豫分局书记黄敬因病离职,由宋任穷任代理书记。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冀鲁豫边区形势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特别是民主民生斗争方面是薄弱环节。在进行民主民生运动中曾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过火现象:在部分地方,由于不大相信群众,干部存在包办代替的做法。农村基本群众,主要是贫雇农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出现了群众工作消沉,对待上级命令冷淡的现象。而另一种大胆放手的做法忽略了用党的政策教育群众,运动中采取了推平的做法,伤害了中农。一些地方,对地主和富农打击过重,不分地主罪恶大小,守法不守法,一律重罚,个别村还发生了消灭地主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斗争中农、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这种与中央精神相悖的过左做法,严重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和冀鲁豫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根据冀鲁豫边区存在的问题,也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宋任穷代表冀鲁豫分局向中央发报请求支援。
  党中央、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经过认真考虑,给予的答复是:中央正准备召开七大,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延安不准备派人到冀鲁豫去,中央提议由邓小平率北方局机关到冀鲁豫地区去指导工作。当时邓小平已被选为七大代表,中央认为邓小平去冀鲁豫比参加七大更为重要。接着,中央于1945年1月23日发出了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的发展,人口近两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的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进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正规,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不巩固,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工作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發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对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机会,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区工作,至少半年到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根据中央指示,1945年2月起,邓小平即指示北方局组织部负责抽调干部,并指派专人负责做好向冀鲁豫进发的准备工作。3月初,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率北方局干部包括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秘书长陈鹤桥和新调来的彭涛、周惠等20余人,由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出发,奔向冀鲁豫地区。经十几天行程到达林县以南临淇一带,于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由太行军区部队掩护从淇县与汲县之间的塔岗口出山顺利通过平汉线,由冀鲁豫军区部队接应过了卫河,先到尚和县(今属濮阳市区)李家楼,次日进入冀鲁豫四分区驻地濮阳县,受到四分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的热烈欢迎,后转移到冀鲁豫分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清丰县单拐村,谱写了中原一带群众运动的新篇章。

初到单拐,了解民情


  邓小平到单拐村后住在地主陈学修家里。
  邓小平一到单拐,顾不上休息,立刻听取宋任穷等对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工作汇报。他边听边记边提问。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他说:“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警卫员几次催促他吃饭,他都拒绝了。汇报完后,大家请他作指示。他说:“1939年来过一次冀鲁豫边区,那时匆匆而过,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听了大家说的,你们的工作还是很好的,还是很有起色的。你们不但没有被敌人击垮、赶走,还扩大了冀鲁豫边区,保持了华北、华中的联系,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对这块根据地,怎样巩固发展它,实现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认为从现在起,应按照中央的指示,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如不迅速发动群众,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根据地就不会巩固,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总有一天敌人会把你们挤垮,挤走。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生活战斗在一起了,共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这一伟大任务。”
冀鲁豫边区抗战史展馆内的根据地领导人雕像

  一天下午,邓小平把清丰县东南十八庄联防雇工主席栗明山和副村长陈喜春等干部叫到他那里座谈。相互介绍后,大家都坐下来。军区民运部部长柴保忠首先问房东陈学修的家庭成员情况,这时军区组织部部长郭英解释道:“为什么要了解一些房东的情况呢?因为咱们的主要首长住在这里,弄清情况是为了首长的安全,以防意外,同时也便于开展工作。”
  “栗明山同志,你先介绍一下吧!”邓小平说。
  栗明山介绍说:“这家地主共有6口人,老掌柜的是个武秀才,现在78岁,吃饭不问事,跟官方没什么联系。少掌柜的叫陈学修,40多岁,好吃好喝吸大烟,流水脾气,不急不躁,不恶霸。老婆是个农村妇女,她娘家的弟弟叫张克成,是咱们的武委会主任。她还有三个闺女,大的才出嫁,二闺女在小学念书,三闺女是个毛孩子,这家人对外没啥事。”停顿了一下,栗又接着说:“房东陈学修的近门侄子叫陈喜保,他家有70亩地,只有母子二人,雇了个长工,一个做饭的,这家在村里不惹是生非,有时还有人欺负他哩。”
  紧接着,栗明山又介绍了东胡同的情况。他说:“那几家比陈学修家复杂些。那里有三个国民党员、一家地主、两家富农。”
  栗明山把全村的政治、经济情况一一介绍后,邓小平说:“你说的情况很重要,以前对你们不太了解,今后,有事可直接找柴保忠部长,他是搞民运工作的。你们是雇农、贫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咱们是一家人,有事多联系。”邓小平讲完后天已经晚了,他让人端来三个菜:大虾仁、竹笋和瓜菜,还有馒头、大米汤。邓小平谦逊又和颜悦色地说:“菜不好,竹笋、虾仁是从山里带来的,瓜菜是你们本地产的。一家人嘛,不搞特殊招待。”当看到大家有点拘谨,邓小平拿起筷子说:“别客气,来,来!大家一块吃。”说完便和大家谈笑风生地共进晚餐。

深入基层,联系群众


  没多久,邓小平便和群众熟悉了。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一天,他找到栗明山谈心,先从农民的日常生活谈起,家长里短,油盐酱醋,问这问那,无拘无束。
  “你家住哪里?家中有几口人,几亩地?生活得怎样?”
  “我家住栗留固村,父亲已经去世了,剩下我和母亲,家中一垄地也没有,全靠打长工维持生活。”栗明山一一作了回答。
  “你一年的工资有多少?顾得住吗?”
  “顾不住。一年只有29块钱,只够母亲吃半年,还得讨饭糊口。”
  “不够就得要求增加工资,要和地主斗。”邓小平热情地启发、鼓励说。
  “搞过一次,失败了。原因是,你要求增加工资地主就不用你,有的人不坚决,怕地主,搞明增暗退,像本村长工李双林白天开会增加工资,夜里地主陈敬仓找他,一说好话又把增加的工资退给了人家。这种人令人气愤,我们雇工会想开除他哩。”
  听到这里,邓小平既亲切而又语重心长地说:“开除,不行。像李双林这样的长工,是没有觉悟起来,对这样的人,要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只有教育、团结、争取他们,而决不能排斥他们。开除,会使我们失掉一个阶级兄弟。”接着,邓小平又讲了对地主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说:“他们不用你们,你们要组织起来,他们不用这个,得用那个,十八庄都联合起来,不增加工资,长工们都不干,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地主有那么多地,总得雇长工干活嘛,工钱多少,不能让地主自己当家,长工们也得当家,你是雇工主席嘛,要发动大家组织起来,开展增加工资斗争,肯定能取得胜利。将来还要搞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地分给贫雇农,实行耕者有其田,要彻底翻身做主人。今天搞增资斗争和减租减息,是为今后土改打基础的。”
  邓小平在单拐的日子里,尽管很忙,但他总是不忘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他身体力行带领官兵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在村外开垦了十几亩荒地,尽量自食其力。每次劳动,邓小平都是亲自荷锄操锨,拉犁拉耙,薅草灌水。这样一箭三雕,既解决了部队菜食问题,又减轻了群众负担,还密切了军民关系。
  有一次,农民正在打麦场上扬场,邓小平没见过这道工序,感到新鲜,于是脱掉鞋子,操起木锨扬起场来,并向老农学习。事后,他为了把扬场技术学到手,还在村东头封了一堆土当粮堆,练习扬场技术。有一天,他见到陈成修在犁地,便带头拉起犁来。此事不胫而走,群众知道了无不交口称赞。贫农陈秋柱感动地说:“当大官的还给群众拉犁子,军民一家,亲密无间,真是自古少有呀!”
  邓小平在单拐期间,冀鲁豫边区12个分区的首长和各级领导经常到这里集会聆听教导。在邓小平的亲切教导和指引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协会、雇工协会、民兵、妇女等群团组织迅速健全发动起来。他们的斗争性、组织性、策略性不断得到提高和加强。邓小平的谆谆教诲,无论是在抗日斗争还是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等一系列民主民生运动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反封反霸斗争及战略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力更生,发展军工


  1945年为适应战争形势对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的迫切需要,冀鲁豫军区奉上级命令决定在单拐村成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和军事工业部。在那里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兵工一、二、三、四厂和炸弹厂等20余个兵工厂。其中兵工一厂就设在单拐村,二、三、四厂和炸弹厂、皮革厂也设在单拐村附近。这时,单拐村又成了冀鲁豫边区军工生产的基地和中心。
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和其他首长对兵工厂的建设和投产十分关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邓小平从生产设备到人员组织都亲自过问,考虑得非常周到。他选派得力人员到厂里担负领导工作,有时还对军工生产搞调查研究作指导。兵工一厂设在清朝咸丰年间建立的陈氏祠堂里,原是八路军在解放封丘战役中缴获的一个小型兵工厂。工人中有一部分是原兵工厂留用的国民党技术人员,人员复杂。建厂伊始,条件差,机械设备十分简陋。虽然困难很多,但工人没有被困难吓倒,在邓小平等首长的带领下,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白手起家。没有动力机械,就四五十个人分两边,合力用手摇动铣床来制造零件;没有原料,就用扒来的铁轨放到火炉里熔炼;没有水源,就打水井;机器不够用,就建起十几盘烘炉,人工锻造。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军工生产中,邓小平非常重视工人队伍的思想建设,他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和工人谈心,作指示。为了改变工人队伍的成分,他采用“掺沙子”的办法,选派了大量出身好的当地农民进厂,不断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工人骨干。他经常请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进行忆苦思甜,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
  经过大家的艰苦创业,努力奋斗,兵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健全发展起来。设备不断完善,产量不断提高。人数由原来的5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车床由十几台增加到20多台,为八路军制造了大量的包括平射炮、炮弹、手榴弹、机枪零件等军工产品,并修复了许多旧枪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工人们发扬敢想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奇迹般地试制成功了解放军军工史上第一门70毫米大炮——“盖亮号”。该炮重量只有200公斤,射程3500米,一匹马可以拉得动,具有射程远、杀伤力大、拆卸容易、运输方便等优点,非常适合八路军游击作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均立下了赫赫战功。

灯塔照耀,永放光芒


  邓小平率领北方局机关进驻清丰县单拐村后,以军事家的博大胸怀,指挥冀鲁豫军民取得了对日伪斗争的节节胜利,仅4、5两个月就解放了南乐、南宫、大名、东平多座县城,解放区进一步扩大。他审时度势,同军区同志一起研究,认为抓住机遇巩固战斗成果,普遍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减租减息,是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的中心环节。同时认为,要充分发动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首先要了解不同地区的群众运动中执行政策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然后统一干群思想。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邓小平和宋任穷等研究确定北方局机关干部分三个组,于1945年春赴冀鲁豫中心区滑县、濮县、濮阳三县进行调查研究。他听取了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县长程建民的专题报告。经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基本掌握了全面情况。调查组回到机关后,他和分局机关的同志一起作了梳理,分析了不同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和问题,研究了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当时问题比较大、有争议的是严重地伤害中农的问题,根据中央土地政策的精神和平原地区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取得了一致。在此基础上,中共冀鲁豫分局于6月6日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发言。
  邓小平在讲话中既充分肯定了运动的成绩,又着重指出了“左”的倾向和造成的后果,明确指出了过去最沉痛的教训就是1940年、1941年没有真正执行中央1939年冬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这影响到我们根据地的深入和巩固的程度”,“形成一九四二年最严重的困难,从主观上讲,这是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冀南一九四二年后,敌情极严重,丧失了放手发动群众时机,最为可惜”。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认真执行中央政策,不抓当前运动的中心环节所造成的后果。尤其是冀南地区“在一九四○年以前大发展之后,我们产生了骄傲,对敌人丧失了警惕,结果遭到了敌人袭击,形成了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大退缩”。丧失了两年的时间,当时是冀南五一大“扫荡”后,根据地丧失殆尽,损失惨重,只有转移到外区坚持斗争,至今思之,令人痛心。讲话中,他教育广大干部,学习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指出“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们解决了立场问题、群众观点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着重批判了右的倾向。他又着重指出,更重要的是理论聯系实际问题,要事事从人民利益出发。
  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典型的重要意义,充分肯定了以雇农为核心,切实照顾贫雇农的利益,是发动群众和做好群众工作的主要方面。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以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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