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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指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5国），在东南亚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中国与GMS国家之间在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中所形成的同源异流、跨境而居、土生华人和华人华侨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关系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从学术意义上来说，一是反映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生性；二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样性；三是表达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性。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则有利于克服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和困扰。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同源异流；跨境而居；土生华人；华人华侨；民族关系；民族认同；民族基础
【作 者】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丁苏安，泰国东方大学博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6-061-007
Abstract：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 countries， namely Cambodia， Myanmar，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holds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Southeast Asia. Compared to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itnesses the uniqueness of diverse development with common origin， cross-border inhabitance，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identity between the local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formed in the long history and broad territory between China and GMS countries. The academic importance for the studies of the ethnic basis includes the co-existence， diversity and the in-depth exchang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bo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ethnic basis in this region is that it is favorable to overcome the Sino-centrism and its troubles.
Key Words：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 countries； diverse development with common origin； cross-border inhabitance； local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relations； ethnic identity； ethnic basis
“东南亚是中国得以施展其全面外交战略的唯一区域”[1]187，由于地理地缘的相联性，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指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5国）更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古以来，GMS国家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和频繁的交往，在现实中又是“当前我国周边外交中政治互信基础最好、战争风险机率最低的周边地带”[2]。GMS还是中国体现大国责任和善意，真正通过互利共赢来落实睦邻周边，变“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遇论”，“通过全面经济合作提升相互依存度，构筑周边战略依托，有效突破岛链封锁的关键区域”[3]361，是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地区。因此，中国广西于2005年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对广西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本文从人类学角度，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广西与GMS国家间的民族成份、民族关系或族群关系及认同等的分析研究，论证中国广西参与GMS合作的基础与合作发展潜力。
一、同源异流：中国与GMS民族本是同根生
中国与GMS民族关系源远流长，合作的民族基础非常深厚。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基因分析，按照国际主流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中国人与东南亚GMS国家的民族大约是在5万年前从非洲走来。对此，主攻东亚人群起源和进化方向的国际分子人类学学者、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和李辉教授有深入的论证，据他们的研究：
5万年前，黄种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已形成。基因突变大约发生在3万年前，这时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带有M122基因突变的一支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中国。距今1万多年前，其中分离出一支朝东南方向迁徙，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在南方的北部湾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他们又带着M119基因突变从越南和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东南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中国南方先秦著名的百越族群集团。此后，在千百年的互动、磨合、分化和融合中，先后演化成了水族、黎族、侗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傣族和壮族。
在东南亚多族群汇聚之地，粗略统计约有近2000个族群，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族群都在东南亚。在这里几乎一个岛就是一个族群，翻过一座山又是一个族群。[4]
中国人与GMS国家民族这种同源异流的民族渊源，从根本上证明了中国人与GMS国家的民族同源同根，而广西又处在北部湾澳泰语系祖先分化成壮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黎族等民族的交汇地区，这些民族与东南亚GMS国家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血浓于水的血缘联系和基因记忆。这种亲缘关系和基因记忆是与GMS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最深厚的基础。 二、跨境而居：中国与GMS民族分布态势
同源异流的渊源关系，使散布在GMS的民族或族群在国家产生并发展成主导世界的政治力量之后，必然会形成跨境而居的分布态势。
跨境而居的民族，人们称之为“跨界民族”。所谓跨界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现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构成跨界民族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是历史上形成的某一原生形态民族，其成员具有一定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2）同一民族的人们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具有不同的国籍。（3）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5]11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各国交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遂成为世界上跨界民族分布最为集中和广泛的一个地区。这些民族的分布具有4个特点：（1）分布较集中。在数千公里的国界线上，就有十几个民族跨国界而居，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区是很少见的。（2）其中一些民族分布地域较广，不仅跨界，而且跨区域、跨多国，如苗、瑶、傣、哈尼、拉祜都是分布在4个以上国家的跨界民族。（3）同一民族的居住地域基本连成一片，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分布格局。（4）这些民族的分布相互交错，任何地区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混居，跨界民族在各国都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其中苗、瑶、佤、傈僳、怒等民族多住在高山区，拉祜、哈尼、景颇等民族多居住在半山区，傣族、壮族和布依族则主要居住在河谷平坝和丘陵地带，在一个跨国的大范围内呈现出多个民族垂直分布的格局[5]83。
中国的壮族和越南的岱依族、侬族是沿中越两国边境而居的跨界民族。壮、岱、侬同源于古代中国南方至越南北部的“西瓯”、“骆越”族群，虽然现在已逐渐分化并有了不同的族称，但基本上还保持着共同的民族特征，语言均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可以互相交谈；在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也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信仰多神、崇拜祖先、居住干栏房、依歌择偶、穿蓝布衣等。长期以来，他们均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手工业较发达，边境地区的壮、岱依、侬人保持着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中国的壮族有170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区，其中有300多万人聚居于与越南毗邻的广西边境地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越南岱依族有119万人，侬族有70.5万人，主要分布在高平、谅山、北太、河江、黄连山、广宁等边境省份，最近在老挝的中、北部地区亦有发现，其自称和他称均同于越南的岱依族。越南岱依族居住在河谷丘陵地带，自称为“布岱”、“布偏”、“布安”、“布土”等。因为搬迁的时间不长，许多依人还记得他们在中国的祖籍并以祖居地的地名作为自称，如窝那依、窝杭依，意即从中国来的依人；万承依，是从崇善（今广西崇左县）迁来的依人；英依，是从龙英县（今属广西大新县）迁来的依人。越南侬族与壮族的分化则晚于岱依族。侬族来源于壮族中的侬人支系。他们在三四百年前，主要是明末和清代，从广西迁到越南，这种迁徙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才停止。侬人原以水稻种植为生，但因迁入越南的时间较晚，平原地区大都被其他民族占据，所以他们多定居在山区，耕种山地，同时也种一些水田。此外，越南的高栏—山斋族则是从岱依、侬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族体。1974年，越南政府正式将其确定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即高栏-山斋族[5]57-58。
在这种格局下，跨界民族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1.主体在内型。即该跨界民族人口大多数居住在中国一侧的民族，这样的跨界民族有壮、布依、彝、哈尼、拉祜、傈僳、苗、瑶等8个民族。
2.主体在外型。即该跨界民族在邻国的人口超过在中国一侧的民族，这样的跨界民族有景颇（克钦）、德昂（崩龙）、佤、傣、京等5个民族。
3.内外均衡型。即该跨界民族在中国和邻国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有阿昌族、怒族、独龙族、布朗族等4个民族[5]83-84。
在此，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毗邻的整个跨国民族地区，这些跨界民族，从历史上就友好互动，彼此相安，形成了“和平跨居”[6][7]的基本态势，是中国与GMS国家合作重要的民族基础。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三、土生华人：中国与GMS国家的深度交融
历史老人早就把中国与东南亚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除人类始祖从东非走出时走了一条从东南亚到中国的“历史通道”，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现代人同源异流的亚洲现象以外，从缅甸进入中国最后抵达黄河河套地区的现代人在几万年历史的演进中，最后经过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到秦汉，在中华大地上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化，形成为汉民族，而且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有一部分汉民族从黄河走向长江，又从长江走向珠江，再从珠江走向东南亚。在这个“返程”的迁徙中，中国的汉民族又与东南亚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在磨合中整合，在整合中融合，如水银泻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土生华人族群。在GMS国家中就有越南的明乡人、缅甸的桂家人、泰国的洛真人。对此三个土生华人，笔者曾分别撰文论述[8][9][10]，在此亦简述之：
1. 越南的明乡人
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一部分明朝遗民逃入越南。张九龄的不朽名篇《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启发了明朝海外遗民的爱国情怀，而“海上生明月”正好是海上建一个明王朝的一种隐喻。朱舜水1646年逃入越南会安，并于1650年前后建立明香社[11]483，以维持“明朝香火”。与此同时，许多抗清的仁人志士也被迫移民越南[8]。与此同时，华人因贸易而居留越南者也大有人在，所以，会安为广南对清朝贸易的主要港口，暂住或长住的“清商”以及其他各色华人络绎不绝[12]313。
面对大批中国汉民族移民的迁入，越南南方阮氏政权采取“广招流民”政策[13]643-649，为了管理的方便，1650年前后，首先在会安设立了华人村社——明香社。“明香社”一词最早出现在《大南实录》[12]313，但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这些华人移民与当地女子不断通婚，“明香”已失去原来特色，乃改“明香”为“明乡”。“明乡”指华裔而言，成为中越混血儿的总称。 2.缅甸的桂家人
中国移民迁入缅甸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期，及至清代，有大批东南沿海华人出海讨生活，俗称“下南洋”[14][15][16]。
据徐杰舜《缅甸的桂家人》的研究，桂家（Gwe Chia）人出现于17世纪，形成发展于18世纪。最初的桂家是入缅的南明永历帝文武官吏及其后裔组成的。此外，明末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等所部将士不下三四万人，从1659年到1662年先后转战于滇西、缅北和遏罗北部一带。到1662年仍有25000人散居缅北和滇缅边境一带，久之也成为桂家[9]。可见，桂家人开始是一个政治逃亡的移民集团，具有鲜明的“复明”政治特点。但随着时间推移，桂家人亦已定居通婚[9]，逐渐演化成为土生华人。
3.泰国的洛真人
汉族移民在暹罗（泰国）与暹罗女通婚所生的混血儿称为“洛真（Luk Chin；Lukjin）”[17]196。
迁入泰国的华人移民与泰国人的融合程度很深，基本上实现了泰化。据徐杰舜《泰国的洛真人》的研究，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是泰国各港口作短期停留或中长期侨居的中国商人。正如泰国历史之父——县降亲王所说：“中国亦自蓝甘杏王时代起，开始移民来暹。证之碑文勒记，蓝甘杏王之理国治民，虽至今日，犹堪称羡，如鼓励居民，使城与城贸易，国与国通商，取消阻碍交易之厘金局，使在中途不得征收货税。”[18]23
13世纪，素可泰王国、清迈王国、帕耀王国是在泰国北部先后建立过的三个国家。素可泰王国国力最强、疆域最广，其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暹国”。在素可泰王朝时期（1238～1438年），华人移民的情况还比较单纯，一是宋元之际不愿向元帝国投降而逃到暹国的宋帝国遗民；二是聘请到暹国从事陶瓷业的中国工匠。而在阿瑜陀耶王朝时代（1350～1767年），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汉族移民已成多元态势，据学者研究，大致有五种：（1）谋生移民；（2）技术移民；（3）垦殖移民；（4）商贸移民；（5）反清移民。于是，在暹罗国都大城，“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19]而18世纪中叶的吞武里王朝（1767～1782年）即为华裔郑信所建。
族际通婚是华人移民融入泰国社会普遍而有效的形式。据曹云华统计：“在泰国，20世纪初期以前的华人男子，一般都是与当地人通婚。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05年，华人人口占了全国人口（830万人）的10%左右，华人人口之所以占如此高的比重，实际上与族际通婚有关系。许多移民定居下来，与当地泰族通婚。号称‘洛真’（lukjin）的混血子孙，几乎都自认为华人。”[20]222暹化后的中国华人移民即为洛真人。
GMS国家土生华人旳形成，不仅是中国与GMS国家民族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体现，也改变了越南、泰国和缅甸的民族结构，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GMS国家合作的民族基础。
四、华侨华人：中国与GMS国家交往交流的桥梁
改变GMS国家民族结构的不仅有土生华人，还有近现代“下南洋”的华侨华人。
19世纪末以前，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海外移民并没有统一的称谓，一般民间著述和官书中，多用“唐山人”、“汉人”、“华人”、“华工”、“华商”等名称[21]。此后，对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称谓逐渐集中于“华侨”这个词。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变，从战前认同于中国转变为认同于当地政府。“华侨”这一隐含“中国侨民”概念的词语，逐渐为仅表示族群特性的词语“华人”所取代。其实，“华侨”、“华人”、“华裔”、“华族”诸称谓的使用和流行，反映了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这一群体的客观社会身份和主观认同的发展变化。
泰国华侨华人数量较大。19世纪以来，泰国华人人口数量一直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在泰国官方的人口资料中，向来只有中国人出入境的数据和人口普查时的中国籍侨民人数统计。据暹罗政府的出入境统计，1900年的暹罗华侨约60.8万人，占全国人口732万中的8.3%。美国学者史金纳教授根据对泰国内地所做的详细调查，估算1954～1955年泰国华人总数为231.5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10%[22]。南洋史学家庄国土赞同这个估计，2007年泰国总人口为65 068 149人，加上近20年涌入泰国的40至50万中国新移民，估计2007年的泰国华侨华人应在700万左右[22]。缅甸华侨华人数量的估计有多种说法。根据缅甸人口和侨民统计局统计，1988年缅甸华侨华人约有80多万，其中华侨只有73272人[23]15。根据民国政府驻仰光总领事馆的查报，1947年，缅甸华侨总数为36万[24]128，占当地总人口的2.3%。到1953年，缅甸内政部秘书在答复国会议员时也称：全缅华侨大概有35万人[25]125-133。以此为基础，据庄国土研究，考虑1973年以后缅华非正常减少的因素，以及1950年国民党军溃退缅甸和文革期间云南知青大批前往缅甸的非正常增长因素，缅甸的华侨华人2006年应为110万左右。改革开放以后，前往缅甸的云南商贩开始络绎于途，大批中国移民前往缅甸。据估计，在近10年间，有多达100万中国新移民前往缅甸[22]。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的自然增长率，则新移民及其后裔当在130万人以上。
越南华侨华人的总数一直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公布，但各学者对越南华人的估计基本一致，即约占越南总人口的1.4%～1.53%。l989年，越南人口普查时统计，全国人口总数为6441.2万人，其中华人总数为961712人，约占越南总人口1.5%[26]45。1996年，越南国家社科中心Tran IChanh博士认为，越南华族约105万，占越南7500万总人口的1.4%[27]268。因此，按越南华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的估计，到2006年，华人数量约为130万人。加上中国在越商务人员、常驻边贸商贩和台商及其眷属约20万人，越南华侨华人总数约在150万。 柬埔寨华侨华人1968年时约42.5万人，占柬埔寨总人口6.5%[28]7。在红色高棉和越南入侵柬埔寨时期，柬埔寨华人大批殉难和外逃。1987年，柬埔寨政府调整对华侨华人政策，金边当局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逃离柬埔寨的华人回柬定居，华侨华人数量回升。1999年，柬埔寨华侨华人约40万[29]57。最著名的柬埔寨华人研究专家、新西兰根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云达忠（W.E.WiihaoL）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柬埔寨华人大概有35万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20]，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4.3%。近10年来，由于中国和柬埔寨经贸关系飞速发展，“近年来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在5万至30万人之间，散布在柬埔寨各地”[30]。因此，如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10万新移民涌入柬埔寨，加上约占柬埔寨人口4.3%的原有华侨华人，则柬埔寨华侨华人总数应在70万左右[31]。
老挝华侨华人总数的估计差异较大，从l万余人（l997年）到21.2万（2000年）都有。据庄国土推估：2007年老挝华侨华人总数约为28万，约占老挝600万总人口的4.8%。
华侨华人在族群认同上特点鲜明：一是以同乡、家庭和亲属纽带为认同的基础；二是对祖国和家乡保持着深厚的情结；三是靠勤劳开拓掌握丰富的经济资源。
现在华侨华人已广布包括GMS在内的世界各地。他们“历经艰辛、艰苦创业，创造了无数令世人惊叹的业绩，优秀人才几乎遍及各行各业” [32]“华侨华人在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逐渐为其所接受，社会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 [32] 。中国与GMS各国未来的关系也将有赖于华侨华人发挥好二者之间交往交流的桥梁作用。
五、结语：去中国中心主义是协调东盟关系的关键
中国与GMS国家之间在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中所形成的同源异流、跨境而居、土生华人和华人华侨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关系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从学术意义上来说：一是反映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生性；二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样性；三是表达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性。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中国与GMS国家合作的内涵和底蕴。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一是有利于中国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外部世界，二是有利于中国克服大国中心主义，以真正平等的心态与GMS国家以及外部世界交往[33]。事实上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一直困扰着我们，如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意欲联手东南亚国家孤立“北极熊”，却发现这些邻国想共同孤立“中国龙”，他对此表现出极大的“错愕” [34]694-695。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在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影响下，我们对邻近国家政府与民众的不了解，以至于产生了在中美准结盟情况下东盟会对中国要求一呼百应的错觉。这件事情虽然过去近30年了，但仔细检讨起来，大国中心主义的幽灵仍在游荡。甚至在当下，尽管目前“中国威胁论”在邻近国家已不再有往日的市场，但是邻近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还远没有消失[33]。所以，我们在与GMS国家合作中，包括与其他东盟国家协调关系时，一定要去中国中心主义，要特别重视增强中国客观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动力和自觉意识。
总之，具有共生性质的民族关系是中国与GMS国家合作的民族基础。充分认识这个基础，在互为他者的合作中坦诚相见、坦诚相待，努力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才是名符其实的人类学他者视野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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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丽红〕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同源异流；跨境而居；土生华人；华人华侨；民族关系；民族认同；民族基础
【作 者】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丁苏安，泰国东方大学博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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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 countries， namely Cambodia， Myanmar，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holds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Southeast Asia. Compared to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itnesses the uniqueness of diverse development with common origin， cross-border inhabitance，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identity between the local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formed in the long history and broad territory between China and GMS countries. The academic importance for the studies of the ethnic basis includes the co-existence， diversity and the in-depth exchang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bo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ethnic basis in this region is that it is favorable to overcome the Sino-centrism and its troubles.
Key Words：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 countries； diverse development with common origin； cross-border inhabitance； local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relations； ethnic identity； ethnic basis
“东南亚是中国得以施展其全面外交战略的唯一区域”[1]187，由于地理地缘的相联性，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指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5国）更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古以来，GMS国家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和频繁的交往，在现实中又是“当前我国周边外交中政治互信基础最好、战争风险机率最低的周边地带”[2]。GMS还是中国体现大国责任和善意，真正通过互利共赢来落实睦邻周边，变“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遇论”，“通过全面经济合作提升相互依存度，构筑周边战略依托，有效突破岛链封锁的关键区域”[3]361，是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地区。因此，中国广西于2005年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对广西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本文从人类学角度，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广西与GMS国家间的民族成份、民族关系或族群关系及认同等的分析研究，论证中国广西参与GMS合作的基础与合作发展潜力。
一、同源异流：中国与GMS民族本是同根生
中国与GMS民族关系源远流长，合作的民族基础非常深厚。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基因分析，按照国际主流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中国人与东南亚GMS国家的民族大约是在5万年前从非洲走来。对此，主攻东亚人群起源和进化方向的国际分子人类学学者、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和李辉教授有深入的论证，据他们的研究：
5万年前，黄种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已形成。基因突变大约发生在3万年前，这时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带有M122基因突变的一支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中国。距今1万多年前，其中分离出一支朝东南方向迁徙，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在南方的北部湾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他们又带着M119基因突变从越南和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东南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中国南方先秦著名的百越族群集团。此后，在千百年的互动、磨合、分化和融合中，先后演化成了水族、黎族、侗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傣族和壮族。
在东南亚多族群汇聚之地，粗略统计约有近2000个族群，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族群都在东南亚。在这里几乎一个岛就是一个族群，翻过一座山又是一个族群。[4]
中国人与GMS国家民族这种同源异流的民族渊源，从根本上证明了中国人与GMS国家的民族同源同根，而广西又处在北部湾澳泰语系祖先分化成壮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黎族等民族的交汇地区，这些民族与东南亚GMS国家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血浓于水的血缘联系和基因记忆。这种亲缘关系和基因记忆是与GMS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最深厚的基础。 二、跨境而居：中国与GMS民族分布态势
同源异流的渊源关系，使散布在GMS的民族或族群在国家产生并发展成主导世界的政治力量之后，必然会形成跨境而居的分布态势。
跨境而居的民族，人们称之为“跨界民族”。所谓跨界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现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构成跨界民族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是历史上形成的某一原生形态民族，其成员具有一定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2）同一民族的人们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具有不同的国籍。（3）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5]11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各国交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遂成为世界上跨界民族分布最为集中和广泛的一个地区。这些民族的分布具有4个特点：（1）分布较集中。在数千公里的国界线上，就有十几个民族跨国界而居，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区是很少见的。（2）其中一些民族分布地域较广，不仅跨界，而且跨区域、跨多国，如苗、瑶、傣、哈尼、拉祜都是分布在4个以上国家的跨界民族。（3）同一民族的居住地域基本连成一片，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分布格局。（4）这些民族的分布相互交错，任何地区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混居，跨界民族在各国都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其中苗、瑶、佤、傈僳、怒等民族多住在高山区，拉祜、哈尼、景颇等民族多居住在半山区，傣族、壮族和布依族则主要居住在河谷平坝和丘陵地带，在一个跨国的大范围内呈现出多个民族垂直分布的格局[5]83。
中国的壮族和越南的岱依族、侬族是沿中越两国边境而居的跨界民族。壮、岱、侬同源于古代中国南方至越南北部的“西瓯”、“骆越”族群，虽然现在已逐渐分化并有了不同的族称，但基本上还保持着共同的民族特征，语言均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可以互相交谈；在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也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信仰多神、崇拜祖先、居住干栏房、依歌择偶、穿蓝布衣等。长期以来，他们均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手工业较发达，边境地区的壮、岱依、侬人保持着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中国的壮族有170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区，其中有300多万人聚居于与越南毗邻的广西边境地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越南岱依族有119万人，侬族有70.5万人，主要分布在高平、谅山、北太、河江、黄连山、广宁等边境省份，最近在老挝的中、北部地区亦有发现，其自称和他称均同于越南的岱依族。越南岱依族居住在河谷丘陵地带，自称为“布岱”、“布偏”、“布安”、“布土”等。因为搬迁的时间不长，许多依人还记得他们在中国的祖籍并以祖居地的地名作为自称，如窝那依、窝杭依，意即从中国来的依人；万承依，是从崇善（今广西崇左县）迁来的依人；英依，是从龙英县（今属广西大新县）迁来的依人。越南侬族与壮族的分化则晚于岱依族。侬族来源于壮族中的侬人支系。他们在三四百年前，主要是明末和清代，从广西迁到越南，这种迁徙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才停止。侬人原以水稻种植为生，但因迁入越南的时间较晚，平原地区大都被其他民族占据，所以他们多定居在山区，耕种山地，同时也种一些水田。此外，越南的高栏—山斋族则是从岱依、侬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族体。1974年，越南政府正式将其确定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即高栏-山斋族[5]57-58。
在这种格局下，跨界民族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1.主体在内型。即该跨界民族人口大多数居住在中国一侧的民族，这样的跨界民族有壮、布依、彝、哈尼、拉祜、傈僳、苗、瑶等8个民族。
2.主体在外型。即该跨界民族在邻国的人口超过在中国一侧的民族，这样的跨界民族有景颇（克钦）、德昂（崩龙）、佤、傣、京等5个民族。
3.内外均衡型。即该跨界民族在中国和邻国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有阿昌族、怒族、独龙族、布朗族等4个民族[5]83-84。
在此，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毗邻的整个跨国民族地区，这些跨界民族，从历史上就友好互动，彼此相安，形成了“和平跨居”[6][7]的基本态势，是中国与GMS国家合作重要的民族基础。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三、土生华人：中国与GMS国家的深度交融
历史老人早就把中国与东南亚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除人类始祖从东非走出时走了一条从东南亚到中国的“历史通道”，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现代人同源异流的亚洲现象以外，从缅甸进入中国最后抵达黄河河套地区的现代人在几万年历史的演进中，最后经过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到秦汉，在中华大地上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化，形成为汉民族，而且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有一部分汉民族从黄河走向长江，又从长江走向珠江，再从珠江走向东南亚。在这个“返程”的迁徙中，中国的汉民族又与东南亚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在磨合中整合，在整合中融合，如水银泻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土生华人族群。在GMS国家中就有越南的明乡人、缅甸的桂家人、泰国的洛真人。对此三个土生华人，笔者曾分别撰文论述[8][9][10]，在此亦简述之：
1. 越南的明乡人
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一部分明朝遗民逃入越南。张九龄的不朽名篇《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启发了明朝海外遗民的爱国情怀，而“海上生明月”正好是海上建一个明王朝的一种隐喻。朱舜水1646年逃入越南会安，并于1650年前后建立明香社[11]483，以维持“明朝香火”。与此同时，许多抗清的仁人志士也被迫移民越南[8]。与此同时，华人因贸易而居留越南者也大有人在，所以，会安为广南对清朝贸易的主要港口，暂住或长住的“清商”以及其他各色华人络绎不绝[12]313。
面对大批中国汉民族移民的迁入，越南南方阮氏政权采取“广招流民”政策[13]643-649，为了管理的方便，1650年前后，首先在会安设立了华人村社——明香社。“明香社”一词最早出现在《大南实录》[12]313，但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这些华人移民与当地女子不断通婚，“明香”已失去原来特色，乃改“明香”为“明乡”。“明乡”指华裔而言，成为中越混血儿的总称。 2.缅甸的桂家人
中国移民迁入缅甸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期，及至清代，有大批东南沿海华人出海讨生活，俗称“下南洋”[14][15][16]。
据徐杰舜《缅甸的桂家人》的研究，桂家（Gwe Chia）人出现于17世纪，形成发展于18世纪。最初的桂家是入缅的南明永历帝文武官吏及其后裔组成的。此外，明末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等所部将士不下三四万人，从1659年到1662年先后转战于滇西、缅北和遏罗北部一带。到1662年仍有25000人散居缅北和滇缅边境一带，久之也成为桂家[9]。可见，桂家人开始是一个政治逃亡的移民集团，具有鲜明的“复明”政治特点。但随着时间推移，桂家人亦已定居通婚[9]，逐渐演化成为土生华人。
3.泰国的洛真人
汉族移民在暹罗（泰国）与暹罗女通婚所生的混血儿称为“洛真（Luk Chin；Lukjin）”[17]196。
迁入泰国的华人移民与泰国人的融合程度很深，基本上实现了泰化。据徐杰舜《泰国的洛真人》的研究，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是泰国各港口作短期停留或中长期侨居的中国商人。正如泰国历史之父——县降亲王所说：“中国亦自蓝甘杏王时代起，开始移民来暹。证之碑文勒记，蓝甘杏王之理国治民，虽至今日，犹堪称羡，如鼓励居民，使城与城贸易，国与国通商，取消阻碍交易之厘金局，使在中途不得征收货税。”[18]23
13世纪，素可泰王国、清迈王国、帕耀王国是在泰国北部先后建立过的三个国家。素可泰王国国力最强、疆域最广，其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暹国”。在素可泰王朝时期（1238～1438年），华人移民的情况还比较单纯，一是宋元之际不愿向元帝国投降而逃到暹国的宋帝国遗民；二是聘请到暹国从事陶瓷业的中国工匠。而在阿瑜陀耶王朝时代（1350～1767年），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汉族移民已成多元态势，据学者研究，大致有五种：（1）谋生移民；（2）技术移民；（3）垦殖移民；（4）商贸移民；（5）反清移民。于是，在暹罗国都大城，“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19]而18世纪中叶的吞武里王朝（1767～1782年）即为华裔郑信所建。
族际通婚是华人移民融入泰国社会普遍而有效的形式。据曹云华统计：“在泰国，20世纪初期以前的华人男子，一般都是与当地人通婚。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05年，华人人口占了全国人口（830万人）的10%左右，华人人口之所以占如此高的比重，实际上与族际通婚有关系。许多移民定居下来，与当地泰族通婚。号称‘洛真’（lukjin）的混血子孙，几乎都自认为华人。”[20]222暹化后的中国华人移民即为洛真人。
GMS国家土生华人旳形成，不仅是中国与GMS国家民族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体现，也改变了越南、泰国和缅甸的民族结构，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GMS国家合作的民族基础。
四、华侨华人：中国与GMS国家交往交流的桥梁
改变GMS国家民族结构的不仅有土生华人，还有近现代“下南洋”的华侨华人。
19世纪末以前，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海外移民并没有统一的称谓，一般民间著述和官书中，多用“唐山人”、“汉人”、“华人”、“华工”、“华商”等名称[21]。此后，对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称谓逐渐集中于“华侨”这个词。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变，从战前认同于中国转变为认同于当地政府。“华侨”这一隐含“中国侨民”概念的词语，逐渐为仅表示族群特性的词语“华人”所取代。其实，“华侨”、“华人”、“华裔”、“华族”诸称谓的使用和流行，反映了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这一群体的客观社会身份和主观认同的发展变化。
泰国华侨华人数量较大。19世纪以来，泰国华人人口数量一直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在泰国官方的人口资料中，向来只有中国人出入境的数据和人口普查时的中国籍侨民人数统计。据暹罗政府的出入境统计，1900年的暹罗华侨约60.8万人，占全国人口732万中的8.3%。美国学者史金纳教授根据对泰国内地所做的详细调查，估算1954～1955年泰国华人总数为231.5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10%[22]。南洋史学家庄国土赞同这个估计，2007年泰国总人口为65 068 149人，加上近20年涌入泰国的40至50万中国新移民，估计2007年的泰国华侨华人应在700万左右[22]。缅甸华侨华人数量的估计有多种说法。根据缅甸人口和侨民统计局统计，1988年缅甸华侨华人约有80多万，其中华侨只有73272人[23]15。根据民国政府驻仰光总领事馆的查报，1947年，缅甸华侨总数为36万[24]128，占当地总人口的2.3%。到1953年，缅甸内政部秘书在答复国会议员时也称：全缅华侨大概有35万人[25]125-133。以此为基础，据庄国土研究，考虑1973年以后缅华非正常减少的因素，以及1950年国民党军溃退缅甸和文革期间云南知青大批前往缅甸的非正常增长因素，缅甸的华侨华人2006年应为110万左右。改革开放以后，前往缅甸的云南商贩开始络绎于途，大批中国移民前往缅甸。据估计，在近10年间，有多达100万中国新移民前往缅甸[22]。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的自然增长率，则新移民及其后裔当在130万人以上。
越南华侨华人的总数一直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公布，但各学者对越南华人的估计基本一致，即约占越南总人口的1.4%～1.53%。l989年，越南人口普查时统计，全国人口总数为6441.2万人，其中华人总数为961712人，约占越南总人口1.5%[26]45。1996年，越南国家社科中心Tran IChanh博士认为，越南华族约105万，占越南7500万总人口的1.4%[27]268。因此，按越南华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的估计，到2006年，华人数量约为130万人。加上中国在越商务人员、常驻边贸商贩和台商及其眷属约20万人，越南华侨华人总数约在150万。 柬埔寨华侨华人1968年时约42.5万人，占柬埔寨总人口6.5%[28]7。在红色高棉和越南入侵柬埔寨时期，柬埔寨华人大批殉难和外逃。1987年，柬埔寨政府调整对华侨华人政策，金边当局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逃离柬埔寨的华人回柬定居，华侨华人数量回升。1999年，柬埔寨华侨华人约40万[29]57。最著名的柬埔寨华人研究专家、新西兰根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云达忠（W.E.WiihaoL）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柬埔寨华人大概有35万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20]，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4.3%。近10年来，由于中国和柬埔寨经贸关系飞速发展，“近年来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在5万至30万人之间，散布在柬埔寨各地”[30]。因此，如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10万新移民涌入柬埔寨，加上约占柬埔寨人口4.3%的原有华侨华人，则柬埔寨华侨华人总数应在70万左右[31]。
老挝华侨华人总数的估计差异较大，从l万余人（l997年）到21.2万（2000年）都有。据庄国土推估：2007年老挝华侨华人总数约为28万，约占老挝600万总人口的4.8%。
华侨华人在族群认同上特点鲜明：一是以同乡、家庭和亲属纽带为认同的基础；二是对祖国和家乡保持着深厚的情结；三是靠勤劳开拓掌握丰富的经济资源。
现在华侨华人已广布包括GMS在内的世界各地。他们“历经艰辛、艰苦创业，创造了无数令世人惊叹的业绩，优秀人才几乎遍及各行各业” [32]“华侨华人在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逐渐为其所接受，社会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 [32] 。中国与GMS各国未来的关系也将有赖于华侨华人发挥好二者之间交往交流的桥梁作用。
五、结语：去中国中心主义是协调东盟关系的关键
中国与GMS国家之间在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中所形成的同源异流、跨境而居、土生华人和华人华侨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关系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从学术意义上来说：一是反映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生性；二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样性；三是表达了中国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性。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中国与GMS国家合作的内涵和底蕴。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一是有利于中国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外部世界，二是有利于中国克服大国中心主义，以真正平等的心态与GMS国家以及外部世界交往[33]。事实上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一直困扰着我们，如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意欲联手东南亚国家孤立“北极熊”，却发现这些邻国想共同孤立“中国龙”，他对此表现出极大的“错愕” [34]694-695。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在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影响下，我们对邻近国家政府与民众的不了解，以至于产生了在中美准结盟情况下东盟会对中国要求一呼百应的错觉。这件事情虽然过去近30年了，但仔细检讨起来，大国中心主义的幽灵仍在游荡。甚至在当下，尽管目前“中国威胁论”在邻近国家已不再有往日的市场，但是邻近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还远没有消失[33]。所以，我们在与GMS国家合作中，包括与其他东盟国家协调关系时，一定要去中国中心主义，要特别重视增强中国客观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动力和自觉意识。
总之，具有共生性质的民族关系是中国与GMS国家合作的民族基础。充分认识这个基础，在互为他者的合作中坦诚相见、坦诚相待，努力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才是名符其实的人类学他者视野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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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