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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兆忠 留学知识分子 “文化骡子”
一
作为分析留学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典型史学样本，李兆忠的《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以下简称《喧嚣的骡子》）[1]以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阐述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贡献与价值及存在的问题。这与之前李兆忠观察日本土著文化的《暧昧的日本人》《东瀛过客》《看不透的日本》等著作形成极大反差;《喧嚣的骡子》涉及留学生写作中的“弱国子民”心态及情感表现、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争、留学生形象的扫描，还有中国与欧美、日本在文化博弈界面上的冲撞与趋同，乃至交融，指出他们以先锋文化力量，促动了中国文化结构的移动与整合，但也存在对外来文化的误读、隔膜与夹生，进而展示了留学知识分子自身文化的先锋性、矛盾性与局限性。
其實，李兆忠无意建构宏大的留学与中国文化体系，而只对留学知识分子进行微观研究，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对13位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文坛上颇有建树的“文化骡子”，诸如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丰子恺、张闻天、徐志摩、老舍、傅雷、巴金，凸现其人生经验、样态，挖掘留学生的心灵世界与精神构成，梳理留学经历与其思想文化观念之关系等，构成了一部以“留学”为媒介的、内容丰富的现代中国文化论。
显然，作者对构设一本这样的著作的缘由是显见的，即对携带在留学群体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等“现代因子”进行探察，并进而找寻到构建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精神因子，也以审慎的态度与反思，重新发掘掣肘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事实上，对作为时代文化精英与使者的“文化骡子”的解读，作者有意识地脱去所谓的“时代精神”赋予的神性光环，采用还原历史的写法，回到历史本身，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资源及文化语境，以鲜为人知的“细节”与“史料”，诸如通过对当时的日记、书信、创作谈等第一手资料深入细嚼，深刻体悟留学知识分子的心灵，还原出作为个体的“人”所遭遇外部的反应，呈现被时代与历史遮蔽的文化史实。在这里，作者对承载源头留学文化、文学的最杰出“超级骡子”（留学人物），进行了群体的聚焦，并没有正面做出褒贬，也不做主观评判，尽可能地以史料陈述，勾勒出他们的留学经历、人生状态、留学背景等，诸如寻访脱去时代精神与光环的原鲁迅;揭示郁达夫的东瀛之怨;理性看待巴金简单的进化论;缕析被历史淡忘的缺少文化皈依感的“边缘人”陶晶孙;指出徐志摩的东方康桥的错位、逻辑概念框框;叙述丁文江的去意彷徨与适然;呈现丰子恺吸收日本文化之后的文化反哺;展示傅雷的法国之行游刃有余;等等。同时指出种族歧视、现代性与文化差异，造就了留学生“弱国子民”的复杂心态。从艺术的角度看待其文化选择与摄取的不同样式，并展示了两条超越之道：一条是苦难升华，另一条是乌托邦扩张。而由此演进中出现了暧昧的、复杂的、摇摆的“骡子文化”现象，是作者着力要挖掘的。
应该说，留学对中国文化构成、价值意义与存在问题乃是微观察的核心。在叙述、结构及话语方式上，作者脱离了主流文学史的章法，采取多方位的散点视角，深入肌理，聚焦了留学生文化/文学，完成了多层次的留学动态结构：既有对留学生主体与所在国文化风土、世相人情的冲突的展示，也对留学生的多重文化谱系、视界及思想资源予以探索，并揭示了留学生身上所携带的消极的中国式的沉疴文化以及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者也毫不隐讳地指出：“至少就中国而论，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确已为多数人接受，变成‘自身的东西’，然而‘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制度文化’，却远未被人们（尤其底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官员）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唯其如此，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硬实力’与‘软实力’失衡，呈现矛盾冲突的状态。”[2]正是对交织互动的多重文化进行有效的诊脉与把控，从而客观辩证地看待了复杂的留学生精神——文化生态、文化经验及内涵。梳理留学生文化思想主潮、内在逻辑发展，以及与现代文化的深层关系，并阐述了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留学生在多元文化架构中起到了积极的中介力量与先锋作用，也揭示了在文化整合内化过程中，存有正向与逆向的互动。他们被强势异质文化裹挟，以及自身文化选择上的偏颇与主观性，从而产生了消极的文化因子，甚至成为现代文化以来乃至今天文化生态发展不平衡的消极因子。而其实，留学生个体精神生产力的解放必然要体现在其本身精神自由、文化素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同时，所有留学的经验与智慧如何成为文化秩序构建的创造力，以能够促进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
事实上，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留学应该是一个不断被阐释与发现的过程，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留学生整体文化构成里的不同个体，挖掘其鲜活的个性，客观地阐释留学文化内涵本质，即杂交性及杂交后的不可复制性，进而揭示其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这又得益于两个辩证性的策略：一是客观地揭示留学生反帝、崇洋、抵制、爱国等复杂文化心理，揭示出时代精神与历史冲动;一是通过间接资料的参照，加之学理上的大胆推论，以辩证的立场来对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留学价值予以评估，既有对留学生文化/文学价值的肯定与认同，也有明晰的批判性。“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2]因此，留学成为中外文化博弈的一种存在：一方面，留学构成了前贤们的壮举，他们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了思想基石，并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另一方面，留学文化/文学的叛道典型地体现在，过度地崇洋媚外，这种对自家文化传统的轻视，对它的价值与好处熟视无睹，这本是“现代化”后出国的人们的通病。而李兆忠对“文化骡子”的文化异动，给出了细致的分析。 首先，把留学精英“文化骡子”嵌入历史的脉动中，缕析异域风情、风物、精神、文化秩序等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在，阐释了源头性的留学知识分子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基底构筑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在以鲁迅为个案的分析中，阐述了日本从根本上无法给鲁迅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但7年的留日生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影响至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一个平台，通过这个窗口和平台，鲁迅了解了世界，发现了自我，形成了“立人”与“摩罗文学救国”的思路。第二，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与非理性的悲情，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也有某种潜移默化之力;日本的留学对鲁迅形成“立人”与“摩罗诗力说”的思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摩罗诗力说”过分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与精神的作用。
其次，作者依据文本及史料，结合异域文化实际、历史背景及留学生接受异域文化的审美取向，大胆判析，见微知著，纠正一些偏颇或定论，提出了自己的創见。如指出以往的留日文学研究一般集中于政治层面的“反帝”，对日本的文化风土、人情世界与留日作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即便对于留日文学的颓废倾向的分析，也习惯于从“弱国子民”的苦闷这一角度做出解释;或者着眼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做批判性的阐发，衡量的尺度不外乎是直线型的“进步观”，再加之对日本文化“本土性”的隔膜，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缺乏观察，不免流于空洞粗疏，看不到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复杂的互动。如对成仿吾个案的分析，就有别于之前学界强调其对左翼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认为散文《东京》是违正常人性的“奇”文，文中对日本地震的幸灾乐祸，充满着对日本宽泛的恨意，不是从阶级、人道主义去看待，而是一种扭曲的留学文化心理作祟，为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革命的左翼斗士，做出了重要铺垫。在李兆忠看来，如果说长达11年的留日生涯造就了成仿吾激进气质的话，回国之后的颠沛流离、到处碰壁的人生际遇，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激进。这直接影响了成仿吾后来的文学批评事业，催生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坛“黑旋风”。而成仿吾的《东京》充斥着的非人道主义，对《呐喊》牛头不对马嘴的酷评，还有精神绑架味道极浓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一文，便是他在漫长的留日时期郁积的负能量，回国之后得不到疏导，将对日本的积怨、时代的苦闷与迷狂一起倾泻而下，达到了“井喷”。
再次，挖掘被历史忽视的被遮蔽的留学文化价值，强调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过程中，留学生群体所起到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如对创造社早期发起人元老、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先驱陶晶孙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从文化人格、思维方式和艺术趣味上来说，他是一个真正融入日本文化的中国人，成为沟通日本与中国的“浮桥”，在日本文化界，是仅次于鲁迅受到尊重和评价的作家，然而在国内处于寂寞状态。陶晶孙以和式汉语追摹日本的“新感觉派”，艺术上别开生面，却不被中国文坛接受。这是一种“历史的世故”，也是“进步”观念之下崇洋媚欧的文化心理在作祟。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角度看，陶晶孙的作品自有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最后，放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指出了留学知识分子存在对异质文化的误读。如对《神》有关异质文化误读现象的分析，指出巴金由于对日本民俗文化的常态化的宗教生活与风俗习惯等缺少足够的了解与审察，再加之激进的写作冲动，以及主观上的粗劣臆测与推断，认定武田从“无神论者”到“有神论者”转变，最终“跌入深渊”。其实，在“大厄之年”举行各种消灾降福之后，武田又恢复了常态。应该说，这种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人认为留学日本是屈就不得已的行为，内心深处存有文化上的抵抗性，这也决定了他们无法深入异域文化的核心肌理。这种将日本当作中国实现“现代化”“西化”的手段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当时留日思想的主流。在紧张险峻、势不两立的中日关系背景下，其结果之不妙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留学生存有主观上的接受偏好，而这种带有个人选择的“异质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张力。如对郭沫若《女神》的分析，认为其具有复杂的内涵，有托尔斯泰、卢梭等的忏悔取向，但这种速成的“忏悔”其实并不靠谱，带有主观意识上的强化，既不能够面对过去，也不能够面对现在，只能够逃避到未来，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感到自己“有罪”，而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于是，“忏悔”就变成了“排毒”“超度”的同义语，无法直面人生，蕴含着悲剧性的内涵，掉入了中国实用理性的老套子。从客观上看，这种极端的文化夸张行为，也为之后的文学走向埋下了偏执、疯狂的因子。
凡此种种，我们说留学生在中外文化的会通中，尽管他们一方面在主体性与域外性、激进与保守之间，积极地介入留学所在国的本土文化，并为激活自身文化发展机制方面做出了种种的努力，这也是契合时代的发展，但留学生自身的局限以及所处时代的局限，影响到在中外文化会通中的他们的承担力。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多重的裂变与聚合中，他们既发挥了先锋与激进的作用，但又无可避免地携带消极文化因子。
三
《喧嚣的骡子》以现代批判性思维，进入具体历史语境，对留学进行微观察，展示留学形态、构成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并指出留学知识分子参与文化构建的不同路径或方式，也成为我们认识留学乃至当前文化处境的有效途径。
一是留学知识分子存有内在裂变性与多向性的选择。作者以诙谐幽默的叙述笔法，展示了“骡子”跌宕的命运沉浮及文化冲突故事，绘就了一幅生动的留学文化生态地图。如对郭沫若与徐志摩关于“泪浪滔滔”之争的讲述，走笔自如，不失雅趣，把两者剑拔弩张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不但如此，还做了入情入理的剖析：“郭沫若的‘泪浪滔滔’并不像徐志摩说的那样没有‘相当的缘由’，倒是徐志摩自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眼泪不仅具有排毒、净化身心的功能，甚至上升到‘涅槃’的境界。”认为故国的沉沦，日本的压迫，耳疾的苦痛，前途的渺茫，爱的摧残等，使郭沫若陷入了极度的焦虑，而这种趋于极端的纵情，迎合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与社会心理的需要，将郭沫若推到了中国诗坛首席诗人的位置。作者由徐志摩直逼郭沫若纵情诗学的泛滥而引发的争论与波及，也触及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所在，认为这是“新月派”与“创造社”宗派之争的冰山一角，是两大文化系统碰撞的一个脚注。若干年后，“新月派”与“创造社”的冲突，正是以此开端的，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海归的“留日派”与“留欧派”的冲突，反映了留欧美的东方绅士与留日的革命派浪子之间不同的艺术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对立差异，而其背后又各有不同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并指出这样的事实：处于相同的艺术谱系，但也因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吸取方式及艺术理性，造就了文化走向上的不同样式，显示了“全盘西化”历史处境下不同留学背景的中国学子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最后确然地推断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直接导致了郭沫若最后走向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徐志摩则躲进了浪漫主义的象牙之塔。 一是留学关涉文化漂移与文化断层的存在。李兆忠将留学生称为“文化骡子”，认为传统的中国好比驴，近代西方好比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一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缺失了产生超级骡子的环境，“骡子文化”每况愈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称为“驴骡”，一派性近马，称为“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两者竞相争斗，成为一大文化景观，贯穿到当下。而留学文化、文学的因缘与内在宿命在于根的“漂移”，也导致了贯通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骡子文化”已然是跨越时间梯度的一个重要文化/文学奇象，而这一奇观里容纳的质素与叛逆，是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洞悉其中缘由不失为认识我们置身的文化处境的有效途径。显然，作者把学术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挖掘留学的多重价值，并使之扩大影响，以现代学术眼光审视留学文化历史存在的陷落与断层问题，同时指出由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学术、主义在这里冲击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4]显然，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缺失的文化主体姿态，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具体到当时海外的中国学子，他们在“种族歧视”与“现代性”压迫的双重刺激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弱国子民”心态的形成。而如何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足性，确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近代以降真实的文化现实存在是：在现代历史奔涌潮流的裹挟下，中国文化或是被动或是主动，跌跌撞撞进入世界文化体系中，在文化整合中开始了迁移、置换、补缺、杂糅等。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国文化从固守中走出，获得了新的文化理念与生机，另一方面中国自有的道统、理性、从容与自信，被强势的西方文化粗暴地撕裂，呈现出慌乱与无序，甚至是疯狂，再不能够回归到唐朝时期的以我为主的兼容并蓄的悠然状态中。回溯近代以降，经过70余年的文化博弈，中国文化已经深深被植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的编码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断层就是自留学始，并开始不断地被修正、调试。而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存在：由文化整合过程中带给我们文化的反省、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一直处于摇摆与不确定中，这也成为我们的时代集体的文化焦虑与隐痛。这究竟是历史的陷落，还是文化复兴的开始？或许只能够交给时间，在时间中被澄明，但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理性与行动，因为历史使命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艺术行将出现‘道述裂’的多维景观，消解与重建并存、传统与反传统并存、东方与西方并存。世界艺术新信息的传入与文化本位意识的觉醒是构成下一世纪中国艺术的纵横坐标线。”[5]这是对艺术新发展格局的构想，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亦是如此。作者也说：“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释，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做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4]历史尘埃里潜伏着文化的规约，同时也包含着种种文化的裂变，如何以一种坦然去检视过往历史，亦是需要审慎的智慧。李兆忠颠覆、扭转了固化在人们视界里的现代留学知识分子群体形象，撤去他们承担启蒙的光环，直指曾经的所有世俗景象与人物世态，以一种超然气魄审视了一段简单而繁复的文化历史。应该说，作者聚焦留学群体知识分子，以批判和反省的姿态介入，重申了作为思想主体的知识分子，须肩负起历史委以的重任，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根要与文化血脉，立足于当下文化处境乃至未来进行契合新时代的生态文化的构建。
李兆忠以一种散淡、平缓的笔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知识分子的撰写，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示原初人性与留学形态，真实呈现了一系列留学知识分子的“肉身”与“灵魂”。显然，李兆忠并不以纵横开阖的宏观视角，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而是以历史文化符号知识分子形象作为核心，展开人物与时代的互动，通过对个体或群体的情感、意志、偏好、理想、内心世界等的微观展示，或者说是将留学知识分子置放在具体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揭示出个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冲突与和谐的复杂关系，复原被历史遮蔽或忽略的史实，再加以合理的文化想象，还原出真实的细节与生活场景，与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行妥帖对接，进而呈现出景观式样的真实的留学知识分子生命形态与精神气节。而这种对非主流文学史边缘事件的另类的深度解读，是对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刻板的史料记载的一个鲜活补足。
当然，本书对中外文化的合理互动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与借鉴。“文化原不像文明那样，可以用历史进化的标准来考察和分辨，它是一套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对其自身的审美的、心理的、气质的、情感的、思维方式……之特征的认识与总结，这些东西固然可以因时代或环境而有微妙的装饰性的变化，但自根本上而言却是恒常的、共时态的和难以逆转的。……外来文化的渗透就一点也谈不上。后者的作用，无非是将本土文化中蛰伏的因子激活，两者相结合而产生新的编码。”[6]如果顺着这样的文化逻辑，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稳态性，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存在博弈，即两者之间的强弱决定了整合与消化的可能性及方向，而不同文化因歷史、制度、经验、历史处理问题方式不同，从而导致有时外来文化不被本土化。而《喧嚣的骡子》试图挖掘留学者所携带的外来文化激活了本土蛰伏的因子，从而带来了文化上的调整。“文化骡子”承担了激活母体文化的整合，但也存在对外来的文化偏离与误读。作为一部非典型性的史学写作，作者无意构建宏大的“文化体”，旨在展现留学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人生价值与历史定位等，更为新时代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承担新文化弘扬与导入文化新质，乃至彰显主体力量以及构建人类的经验与智慧的共同体，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与思维空间。
注释
[1]李兆忠.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后经修改于2019年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李兆忠.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再版序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3]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月刊，1928（9）.
[4]李兆忠.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5]胡河清.胡河清文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214.
[6]李洁非.文化偶思[J].小说评论，2011（6）.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 魏建宇）
一
作为分析留学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典型史学样本，李兆忠的《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以下简称《喧嚣的骡子》）[1]以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阐述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贡献与价值及存在的问题。这与之前李兆忠观察日本土著文化的《暧昧的日本人》《东瀛过客》《看不透的日本》等著作形成极大反差;《喧嚣的骡子》涉及留学生写作中的“弱国子民”心态及情感表现、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争、留学生形象的扫描，还有中国与欧美、日本在文化博弈界面上的冲撞与趋同，乃至交融，指出他们以先锋文化力量，促动了中国文化结构的移动与整合，但也存在对外来文化的误读、隔膜与夹生，进而展示了留学知识分子自身文化的先锋性、矛盾性与局限性。
其實，李兆忠无意建构宏大的留学与中国文化体系，而只对留学知识分子进行微观研究，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对13位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文坛上颇有建树的“文化骡子”，诸如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丰子恺、张闻天、徐志摩、老舍、傅雷、巴金，凸现其人生经验、样态，挖掘留学生的心灵世界与精神构成，梳理留学经历与其思想文化观念之关系等，构成了一部以“留学”为媒介的、内容丰富的现代中国文化论。
显然，作者对构设一本这样的著作的缘由是显见的，即对携带在留学群体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等“现代因子”进行探察，并进而找寻到构建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精神因子，也以审慎的态度与反思，重新发掘掣肘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事实上，对作为时代文化精英与使者的“文化骡子”的解读，作者有意识地脱去所谓的“时代精神”赋予的神性光环，采用还原历史的写法，回到历史本身，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资源及文化语境，以鲜为人知的“细节”与“史料”，诸如通过对当时的日记、书信、创作谈等第一手资料深入细嚼，深刻体悟留学知识分子的心灵，还原出作为个体的“人”所遭遇外部的反应，呈现被时代与历史遮蔽的文化史实。在这里，作者对承载源头留学文化、文学的最杰出“超级骡子”（留学人物），进行了群体的聚焦，并没有正面做出褒贬，也不做主观评判，尽可能地以史料陈述，勾勒出他们的留学经历、人生状态、留学背景等，诸如寻访脱去时代精神与光环的原鲁迅;揭示郁达夫的东瀛之怨;理性看待巴金简单的进化论;缕析被历史淡忘的缺少文化皈依感的“边缘人”陶晶孙;指出徐志摩的东方康桥的错位、逻辑概念框框;叙述丁文江的去意彷徨与适然;呈现丰子恺吸收日本文化之后的文化反哺;展示傅雷的法国之行游刃有余;等等。同时指出种族歧视、现代性与文化差异，造就了留学生“弱国子民”的复杂心态。从艺术的角度看待其文化选择与摄取的不同样式，并展示了两条超越之道：一条是苦难升华，另一条是乌托邦扩张。而由此演进中出现了暧昧的、复杂的、摇摆的“骡子文化”现象，是作者着力要挖掘的。
应该说，留学对中国文化构成、价值意义与存在问题乃是微观察的核心。在叙述、结构及话语方式上，作者脱离了主流文学史的章法，采取多方位的散点视角，深入肌理，聚焦了留学生文化/文学，完成了多层次的留学动态结构：既有对留学生主体与所在国文化风土、世相人情的冲突的展示，也对留学生的多重文化谱系、视界及思想资源予以探索，并揭示了留学生身上所携带的消极的中国式的沉疴文化以及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者也毫不隐讳地指出：“至少就中国而论，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确已为多数人接受，变成‘自身的东西’，然而‘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制度文化’，却远未被人们（尤其底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官员）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唯其如此，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硬实力’与‘软实力’失衡，呈现矛盾冲突的状态。”[2]正是对交织互动的多重文化进行有效的诊脉与把控，从而客观辩证地看待了复杂的留学生精神——文化生态、文化经验及内涵。梳理留学生文化思想主潮、内在逻辑发展，以及与现代文化的深层关系，并阐述了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留学生在多元文化架构中起到了积极的中介力量与先锋作用，也揭示了在文化整合内化过程中，存有正向与逆向的互动。他们被强势异质文化裹挟，以及自身文化选择上的偏颇与主观性，从而产生了消极的文化因子，甚至成为现代文化以来乃至今天文化生态发展不平衡的消极因子。而其实，留学生个体精神生产力的解放必然要体现在其本身精神自由、文化素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同时，所有留学的经验与智慧如何成为文化秩序构建的创造力，以能够促进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
事实上，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留学应该是一个不断被阐释与发现的过程，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留学生整体文化构成里的不同个体，挖掘其鲜活的个性，客观地阐释留学文化内涵本质，即杂交性及杂交后的不可复制性，进而揭示其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这又得益于两个辩证性的策略：一是客观地揭示留学生反帝、崇洋、抵制、爱国等复杂文化心理，揭示出时代精神与历史冲动;一是通过间接资料的参照，加之学理上的大胆推论，以辩证的立场来对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留学价值予以评估，既有对留学生文化/文学价值的肯定与认同，也有明晰的批判性。“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2]因此，留学成为中外文化博弈的一种存在：一方面，留学构成了前贤们的壮举，他们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了思想基石，并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另一方面，留学文化/文学的叛道典型地体现在，过度地崇洋媚外，这种对自家文化传统的轻视，对它的价值与好处熟视无睹，这本是“现代化”后出国的人们的通病。而李兆忠对“文化骡子”的文化异动，给出了细致的分析。 首先，把留学精英“文化骡子”嵌入历史的脉动中，缕析异域风情、风物、精神、文化秩序等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在，阐释了源头性的留学知识分子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基底构筑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在以鲁迅为个案的分析中，阐述了日本从根本上无法给鲁迅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但7年的留日生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影响至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一个平台，通过这个窗口和平台，鲁迅了解了世界，发现了自我，形成了“立人”与“摩罗文学救国”的思路。第二，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与非理性的悲情，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也有某种潜移默化之力;日本的留学对鲁迅形成“立人”与“摩罗诗力说”的思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摩罗诗力说”过分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与精神的作用。
其次，作者依据文本及史料，结合异域文化实际、历史背景及留学生接受异域文化的审美取向，大胆判析，见微知著，纠正一些偏颇或定论，提出了自己的創见。如指出以往的留日文学研究一般集中于政治层面的“反帝”，对日本的文化风土、人情世界与留日作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即便对于留日文学的颓废倾向的分析，也习惯于从“弱国子民”的苦闷这一角度做出解释;或者着眼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做批判性的阐发，衡量的尺度不外乎是直线型的“进步观”，再加之对日本文化“本土性”的隔膜，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缺乏观察，不免流于空洞粗疏，看不到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复杂的互动。如对成仿吾个案的分析，就有别于之前学界强调其对左翼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认为散文《东京》是违正常人性的“奇”文，文中对日本地震的幸灾乐祸，充满着对日本宽泛的恨意，不是从阶级、人道主义去看待，而是一种扭曲的留学文化心理作祟，为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革命的左翼斗士，做出了重要铺垫。在李兆忠看来，如果说长达11年的留日生涯造就了成仿吾激进气质的话，回国之后的颠沛流离、到处碰壁的人生际遇，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激进。这直接影响了成仿吾后来的文学批评事业，催生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坛“黑旋风”。而成仿吾的《东京》充斥着的非人道主义，对《呐喊》牛头不对马嘴的酷评，还有精神绑架味道极浓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一文，便是他在漫长的留日时期郁积的负能量，回国之后得不到疏导，将对日本的积怨、时代的苦闷与迷狂一起倾泻而下，达到了“井喷”。
再次，挖掘被历史忽视的被遮蔽的留学文化价值，强调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过程中，留学生群体所起到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如对创造社早期发起人元老、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先驱陶晶孙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从文化人格、思维方式和艺术趣味上来说，他是一个真正融入日本文化的中国人，成为沟通日本与中国的“浮桥”，在日本文化界，是仅次于鲁迅受到尊重和评价的作家，然而在国内处于寂寞状态。陶晶孙以和式汉语追摹日本的“新感觉派”，艺术上别开生面，却不被中国文坛接受。这是一种“历史的世故”，也是“进步”观念之下崇洋媚欧的文化心理在作祟。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角度看，陶晶孙的作品自有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最后，放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指出了留学知识分子存在对异质文化的误读。如对《神》有关异质文化误读现象的分析，指出巴金由于对日本民俗文化的常态化的宗教生活与风俗习惯等缺少足够的了解与审察，再加之激进的写作冲动，以及主观上的粗劣臆测与推断，认定武田从“无神论者”到“有神论者”转变，最终“跌入深渊”。其实，在“大厄之年”举行各种消灾降福之后，武田又恢复了常态。应该说，这种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人认为留学日本是屈就不得已的行为，内心深处存有文化上的抵抗性，这也决定了他们无法深入异域文化的核心肌理。这种将日本当作中国实现“现代化”“西化”的手段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当时留日思想的主流。在紧张险峻、势不两立的中日关系背景下，其结果之不妙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留学生存有主观上的接受偏好，而这种带有个人选择的“异质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张力。如对郭沫若《女神》的分析，认为其具有复杂的内涵，有托尔斯泰、卢梭等的忏悔取向，但这种速成的“忏悔”其实并不靠谱，带有主观意识上的强化，既不能够面对过去，也不能够面对现在，只能够逃避到未来，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感到自己“有罪”，而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于是，“忏悔”就变成了“排毒”“超度”的同义语，无法直面人生，蕴含着悲剧性的内涵，掉入了中国实用理性的老套子。从客观上看，这种极端的文化夸张行为，也为之后的文学走向埋下了偏执、疯狂的因子。
凡此种种，我们说留学生在中外文化的会通中，尽管他们一方面在主体性与域外性、激进与保守之间，积极地介入留学所在国的本土文化，并为激活自身文化发展机制方面做出了种种的努力，这也是契合时代的发展，但留学生自身的局限以及所处时代的局限，影响到在中外文化会通中的他们的承担力。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多重的裂变与聚合中，他们既发挥了先锋与激进的作用，但又无可避免地携带消极文化因子。
三
《喧嚣的骡子》以现代批判性思维，进入具体历史语境，对留学进行微观察，展示留学形态、构成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并指出留学知识分子参与文化构建的不同路径或方式，也成为我们认识留学乃至当前文化处境的有效途径。
一是留学知识分子存有内在裂变性与多向性的选择。作者以诙谐幽默的叙述笔法，展示了“骡子”跌宕的命运沉浮及文化冲突故事，绘就了一幅生动的留学文化生态地图。如对郭沫若与徐志摩关于“泪浪滔滔”之争的讲述，走笔自如，不失雅趣，把两者剑拔弩张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不但如此，还做了入情入理的剖析：“郭沫若的‘泪浪滔滔’并不像徐志摩说的那样没有‘相当的缘由’，倒是徐志摩自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眼泪不仅具有排毒、净化身心的功能，甚至上升到‘涅槃’的境界。”认为故国的沉沦，日本的压迫，耳疾的苦痛，前途的渺茫，爱的摧残等，使郭沫若陷入了极度的焦虑，而这种趋于极端的纵情，迎合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与社会心理的需要，将郭沫若推到了中国诗坛首席诗人的位置。作者由徐志摩直逼郭沫若纵情诗学的泛滥而引发的争论与波及，也触及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所在，认为这是“新月派”与“创造社”宗派之争的冰山一角，是两大文化系统碰撞的一个脚注。若干年后，“新月派”与“创造社”的冲突，正是以此开端的，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海归的“留日派”与“留欧派”的冲突，反映了留欧美的东方绅士与留日的革命派浪子之间不同的艺术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对立差异，而其背后又各有不同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并指出这样的事实：处于相同的艺术谱系，但也因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吸取方式及艺术理性，造就了文化走向上的不同样式，显示了“全盘西化”历史处境下不同留学背景的中国学子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最后确然地推断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直接导致了郭沫若最后走向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徐志摩则躲进了浪漫主义的象牙之塔。 一是留学关涉文化漂移与文化断层的存在。李兆忠将留学生称为“文化骡子”，认为传统的中国好比驴，近代西方好比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一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缺失了产生超级骡子的环境，“骡子文化”每况愈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称为“驴骡”，一派性近马，称为“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两者竞相争斗，成为一大文化景观，贯穿到当下。而留学文化、文学的因缘与内在宿命在于根的“漂移”，也导致了贯通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骡子文化”已然是跨越时间梯度的一个重要文化/文学奇象，而这一奇观里容纳的质素与叛逆，是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洞悉其中缘由不失为认识我们置身的文化处境的有效途径。显然，作者把学术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挖掘留学的多重价值，并使之扩大影响，以现代学术眼光审视留学文化历史存在的陷落与断层问题，同时指出由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学术、主义在这里冲击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4]显然，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缺失的文化主体姿态，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具体到当时海外的中国学子，他们在“种族歧视”与“现代性”压迫的双重刺激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弱国子民”心态的形成。而如何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足性，确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近代以降真实的文化现实存在是：在现代历史奔涌潮流的裹挟下，中国文化或是被动或是主动，跌跌撞撞进入世界文化体系中，在文化整合中开始了迁移、置换、补缺、杂糅等。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国文化从固守中走出，获得了新的文化理念与生机，另一方面中国自有的道统、理性、从容与自信，被强势的西方文化粗暴地撕裂，呈现出慌乱与无序，甚至是疯狂，再不能够回归到唐朝时期的以我为主的兼容并蓄的悠然状态中。回溯近代以降，经过70余年的文化博弈，中国文化已经深深被植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的编码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断层就是自留学始，并开始不断地被修正、调试。而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存在：由文化整合过程中带给我们文化的反省、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一直处于摇摆与不确定中，这也成为我们的时代集体的文化焦虑与隐痛。这究竟是历史的陷落，还是文化复兴的开始？或许只能够交给时间，在时间中被澄明，但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理性与行动，因为历史使命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艺术行将出现‘道述裂’的多维景观，消解与重建并存、传统与反传统并存、东方与西方并存。世界艺术新信息的传入与文化本位意识的觉醒是构成下一世纪中国艺术的纵横坐标线。”[5]这是对艺术新发展格局的构想，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亦是如此。作者也说：“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释，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做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4]历史尘埃里潜伏着文化的规约，同时也包含着种种文化的裂变，如何以一种坦然去检视过往历史，亦是需要审慎的智慧。李兆忠颠覆、扭转了固化在人们视界里的现代留学知识分子群体形象，撤去他们承担启蒙的光环，直指曾经的所有世俗景象与人物世态，以一种超然气魄审视了一段简单而繁复的文化历史。应该说，作者聚焦留学群体知识分子，以批判和反省的姿态介入，重申了作为思想主体的知识分子，须肩负起历史委以的重任，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根要与文化血脉，立足于当下文化处境乃至未来进行契合新时代的生态文化的构建。
李兆忠以一种散淡、平缓的笔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知识分子的撰写，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示原初人性与留学形态，真实呈现了一系列留学知识分子的“肉身”与“灵魂”。显然，李兆忠并不以纵横开阖的宏观视角，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而是以历史文化符号知识分子形象作为核心，展开人物与时代的互动，通过对个体或群体的情感、意志、偏好、理想、内心世界等的微观展示，或者说是将留学知识分子置放在具体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揭示出个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冲突与和谐的复杂关系，复原被历史遮蔽或忽略的史实，再加以合理的文化想象，还原出真实的细节与生活场景，与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行妥帖对接，进而呈现出景观式样的真实的留学知识分子生命形态与精神气节。而这种对非主流文学史边缘事件的另类的深度解读，是对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刻板的史料记载的一个鲜活补足。
当然，本书对中外文化的合理互动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与借鉴。“文化原不像文明那样，可以用历史进化的标准来考察和分辨，它是一套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对其自身的审美的、心理的、气质的、情感的、思维方式……之特征的认识与总结，这些东西固然可以因时代或环境而有微妙的装饰性的变化，但自根本上而言却是恒常的、共时态的和难以逆转的。……外来文化的渗透就一点也谈不上。后者的作用，无非是将本土文化中蛰伏的因子激活，两者相结合而产生新的编码。”[6]如果顺着这样的文化逻辑，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稳态性，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存在博弈，即两者之间的强弱决定了整合与消化的可能性及方向，而不同文化因歷史、制度、经验、历史处理问题方式不同，从而导致有时外来文化不被本土化。而《喧嚣的骡子》试图挖掘留学者所携带的外来文化激活了本土蛰伏的因子，从而带来了文化上的调整。“文化骡子”承担了激活母体文化的整合，但也存在对外来的文化偏离与误读。作为一部非典型性的史学写作，作者无意构建宏大的“文化体”，旨在展现留学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人生价值与历史定位等，更为新时代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承担新文化弘扬与导入文化新质，乃至彰显主体力量以及构建人类的经验与智慧的共同体，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与思维空间。
注释
[1]李兆忠.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后经修改于2019年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李兆忠.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再版序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3]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月刊，1928（9）.
[4]李兆忠.喧嚣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5]胡河清.胡河清文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214.
[6]李洁非.文化偶思[J].小说评论，2011（6）.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 魏建宇）